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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大革命的啟示

    發布者: 國學 | 發布時間: 2009-7-16 19:06| 查看數: 21012| 評論數: 44|帖子模式

    法國大革命制造了許許多多的迷思,而它呈現在一般大眾面前的諸多象徵,其實就正如瑪麗皇后那句無中生有地被傳揚開來的“名言” ——“倘若沒有面包,何不讓他們吃蛋糕?” 那樣的不真實。有許多學者為《人權宣言》里所提倡的博愛、自由、平等而歡呼;也有更多的學者為大革命時期“血流漂杵”而嘆息。但無論如何,發生在220年前的這場革命帶給我們太多太多的啟示。

    最新評論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08:11
    財政危機導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
    路易十六是1774年即位的,此時的法國,經過自稱“朕即法律、朕即國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專制、“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揮霍之后,就像一個用力過度的發條,已經松弛下來了。為了支付到期的債款和利息,王國政府不得不舉借新債,從而使國家財政狀況陷入惡性循環,并陷入了嚴重的信貸危機。
    路易十六認識到,要想改變這種極度困難的局面,必須對下層民眾積怨已久、而特權階層死守不放的賦稅征收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他先是任用重農學派著名學者杜爾哥為財政總監進行卓有成效的財政改革,然而,在改革的關鍵時刻,路易十六卻恢復了“穿袍貴族”(法官)的特權,反對改革的力量驟然增大,剛剛啟動的、明顯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財政改革化為泡影。此后,國王又接連任用瑞士銀行家內克、里爾省總督卡隆以及圖盧茲大主教布里埃納等主持財政改革,亦無不以失敗告終。萬不得已的國王于1788年7月5日同意召開三級會議。
    然而,歷史沒有給路易十六留下足夠的時間。1787~1789年的法國,農業連續歉收,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糧食短缺。與此同時,工業危機也由于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上漲和1786年英法通商條約的生效而加劇,導致大批法國企業倒閉,工人大量失業。巴黎本地的情況更加嚴重,1788年12月有8萬人失業,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從貧困的農村地區涌進巴黎,城鄉下層居民大都處于饑寒交迫之中。積累起來的經濟病和社會不滿情緒為當時即將召開的三級會議帶來不祥的兆頭,終將導致嚴重事態的發生。
    激變發生
    如果國王改善財政狀況以求政治穩定的意圖在三級會議上能夠實現,法國的歷史就完全是另一種樣子了。然而,經過數十年啟蒙思想熏陶的18世紀的法國畢竟已經不是一個多世紀以前那個君主專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古典主義”的法國了,事實證明,路易十六的設想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一廂情愿。
    會議開得果然很不順利。國王關心的只是財政問題,財政大臣內克的主題報告則是國王“指示”的乏味而冗長的注釋。第三等級的代表們對路易十六大失所望,他們認為,三級會議不能成為特權等級維護私利的場所,必須制定一部憲法以維護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權利,建立一套新的國家機器以取代弊端叢生的專制機構。在他們看來,如果繼續實行三個等級分廳議事并按等級投票,稅收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話。
    6月17日,第三等級將有名無實的三級會議改為“國民議會”,并且賦予自己批準稅收的權力。對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機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個愚蠢的行動——關閉第三等級的會議大廳,結果引發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誓”。
    路易十六在王后及部分宮廷貴族的鼓動下,向凡爾賽和巴黎四周調派軍隊企圖加強對局勢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財政改革毫無成就而生活艱難的普通民眾的強烈不滿,并迅速演化成一場社會動亂。人們到處尋找武器,貧民大肆搶劫。7月12日下午開始,成群結隊的起義者開始焚燒遭人痛恨的稅卡。這些稅卡的勒索被小店主、酒商和小消費者恨之入骨,早已成為經常引起騷亂和企圖走私的場所。在四天的騷亂中,54個稅卡有40個被摧毀,文件、登記簿和收據均化為灰燼,稅務官四處逃散。7月14日,爆發了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獄”的行動。
    迅速變化的形勢迫使制憲議會暫時放下正在起草的憲法,承擔起保護農民權利的責任。8月4日夜的制憲會議上,貴族和教士的代表們紛紛提議廢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權和賦稅,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通過了著名的“8月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憲會議又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從根本上鏟除了舊制度時期的特權原則,取而代之的是人權和法治原則。
    路易十六為了控制局勢,命令駐扎在杜埃的佛蘭德團向凡爾賽進軍,激起巴黎民眾更大的憤怒。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緒激奮的群眾沖進王宮,國王的幾個貼身侍衛被殺。關鍵時刻,路易十六選擇了不與民眾對抗,被暴動的民眾押回了巴黎,被軟禁在杜伊勒里宮中。
    1792年9月21日,領導暴力革命的國民公會宣布廢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蘭西為共和國。1793年1月16日,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民公會就路易十六的生死問題進行表決,激進派僅以1票的微弱多數決定了路易十六的命運。
    納稅人成為立法者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僅39歲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設在大革命廣場(今協和廣場)的斷頭臺。如果不是發生民眾暴動,法國完全可以像英國那樣逐步地建立起立憲君主制度,走上憲政之路。但遭受壓迫剝削太久的法國人此刻已經沒有耐心繼續等待,他們把積累了一個世紀的仇恨毫不留情地全部傾瀉到了可憐的路易十六頭上。
    專制強權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聵無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溫和善良、愿意改革卻又十分軟弱的路易十六,歷史留給他的時間竟只有15年!他要通過財政改革取消上層階級的財政特權,恢復被歷代國王廢止了160年的三級會議,把全國幾百名代表請到凡爾賽來“共商國是”,是他之前的專制統治者遠遠做不到的。他又一次次地妥協、讓步,并沒有真正實施武力鎮壓,都可以說明他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國王,人們還能期望一個舊時代的君王做些什么呢?
    為什么一場財政、稅制改革會引發大革命?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帶來的卻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結局?為什么進行減稅和平均稅負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我們在分析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改革后,不免對這些難以解答的問題更加感到困惑不解。這些“為什么”的背后,一定有著極其復雜的原因。
    早在中世紀的1302年,法國就召開了歷史上第一次“三級會議”。1357年,法國頒布《三月大敕令》,確認三級會議享有決定稅額、監督賦稅征收和使用的權力。然而,波旁王朝卻長期充當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角色。當路易十三還是個“兒童國王”的時候,就由他攝政的母親做主解散了三級會議。路易十四又進一步扼殺了高等法院對王權進行監督的職能,王權以外的意志表達被徹底窒息。雖然“太陽王”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是強盛和穩定的,但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強國”是虛幻的,他所加強的是一個上層對下層平民擁有無限權力的舊制度,這個制度已經腐朽了,不可能維持長久。
    路易十六面臨的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此時的第三等級,是僧侶和貴族之外的一切社會階層,力量空前強大,他們早就不再滿足于納稅多而權利少的政治地位,只要有合適的機會,他們就要將自己的意愿表達出來,重新改組社會結構和重新分配權力,此時召開三級會議反而為第三等級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們不失時機地將這次會議變成了制憲會議。于是,第三等級的代表就不只是作為納稅人,更是作為立法者來參加會議。所以,這次三級會議注定不會是一個僅僅事關財政事務的會議,而必然是一個重新劃分社會權利與權力的會議。對此,路易十六竟沒有絲毫察覺,更沒有提出任何社會改革的方案以應對第三等級可能提出的要求。這樣看,國王早在他批準召開三級會議的那個晚上,就給自己簽署了死刑判決書,或許,在他登上斷頭臺時仍在為當初召開三級會議的決定而悔恨不已。
    點燃“干柴堆”的改革之火
    路易十六推行的財政、賦稅政策與他的前任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是節制的,甚至可以說是溫和的。隨著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精神上發生的這些變化,這個時期法國的社會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榮起來了,如托克維爾說的:“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阿克頓寫道:“法國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2000萬,可路易十六仍然覺得不夠花,要求國民繼續掏錢。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時間里,財政收入飆升到超過1億。”顯然,這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法國國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時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級同意便可任意征派軍役稅”,從那一天起便種下了全部弊病與禍害的根苗。如托克維爾所說:任意征稅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并在王國身上切開一道傷口,鮮血將長期流淌。”
    就是在這座“干柴堆”上,路易十六點燃了他的財政改革之火。與一切專制統治者一樣,他總是把面臨的深刻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看作是一種“小危機”,他的注意力總是放在諸如增加財政收入這樣的具體問題上,唯獨不愿意聽取有關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見,而是企圖通過財政、賦稅體制的修補來克服那個“大危機”。實際上,嚴重的財政危機往往是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反映,需要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對此,路易十六毫無認識,實行的仍然是舊的財政管理體制,“財政管理是秘密的、無保障的,人們在這里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某些不良做法。”我們不難想象,在一個已經完全腐朽了的體制之上進行改革會有多么大的危險!“政府努力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這些每天都在增加開支,而收入卻并未按同一比例遞增,這就使國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嚴重的財政拮據中。”
    這種回避主要矛盾,舍根本問題取次要問題,并試圖通過解決這些次要問題來解決根本問題的“改革”對于解救危機無濟于事,反而進一步加重了財政危機,從而命中注定他所進行的財政改革實際上變成了舊制度滅亡前的一種毫無前途和希望的掙扎。而當他的改革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時,國家的各個部分已經“沒有一處保持平衡,最后一擊便使它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這個嚴重分裂的社會已經“再也組織不起什么力量來約束政府,也組織不起什么力量來援助政府,最后,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君主的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
    因而,以降低絕對剝奪的政策如減稅或提高納稅人權利為特征的財政體制改革并不必然帶來穩定的社會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會的不穩定,這是法國大革命前夕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教訓。政治不穩定不一定來自于絕對剝奪,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來自于相對剝奪,或者說,來自于經濟發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
    托克維爾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首先發現了這個道理,而以往人們對這個觀點是比較忽略的。托克維爾認為,一個國家經濟越是繁榮,舊制度消失得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區域,民眾對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積極。他認為,在大革命發生以前一段時間財政政策的調整改革可以帶來經濟的發展,民眾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過去有明顯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發在這個總體情況相當不錯的時期。他說:革命的發生并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單純追求經濟改革、經濟發展并不一定帶來社會安定、避免革命發生的結論。臨近巴黎的地區在革命前幾年就取消了個人徭役,軍役稅的征收比法國的其他財政區更正規、更輕、更平等,但這里卻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發源地。
    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忽視:革命前的20年里法國政府變得過分活躍,連連發起從未有過的各種事業,成為工業品的最大消費者和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會上與政府有金錢關系、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為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地混合在一起。財政管理不善在過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跡”之一,是從來就有的老問題,但現在卻正在成為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1789年,法國國家欠債達到6億鋰,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如當時的一位財政家所說的,他們與同受政府財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怨恨一齊向政府發泄。“請注意,隨著這種不滿的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因為投機的欲望、發財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對同樣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
    一方面是民眾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斷地刺激這種狂熱,可是又不斷地從中作梗,點燃了又想設法把它撲滅,最后,終于熊熊大火燒起來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專制政權就是這樣從兩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毀滅。
    驚心動魄財政史
    就這樣,權利意識已經覺醒的、對專制制度已經難以繼續忍受的、私有財產欲望日益膨脹的民眾到此時已經不會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政府、國王的“改革”上了,他們要親自動手了,也就是從這個時刻起,一場流血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路易十六由于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沒有把財政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未能進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財政看作是純技術問題,進行的只是一種低層次的改革。這種局限性極大的改革在一個民眾的權利意識、民主精神已經有所覺醒、社會矛盾已經急劇激化的社會里,只能帶來經濟狀況的暫時改善,卻無法拯救舊制度,甚至會引發革命,加速舊制度的滅亡。如果他能夠以更高的視點觀察判斷所面對的形勢,順水推舟,適時地把財政改革的觸角延伸到政治領域,在確定公民權利、三級會議的權限和王權的限度、放棄貴族諸多特權方面采取一些實質性的作為,更加主動地將此次會議變成一個真正的制度改革的會議,法國將會順利地建立君主立憲制度,避免流血革命,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劇性的結局。
    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財政、稅收實際上是一國政治的全部經濟內容,它與市場經濟制度的作用發揮、國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構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確定、現代法治的形成等幾乎所有的國家大事都密切相連。因為向誰收稅,收什么稅,收多少稅,怎么收稅,公共資源的配置方向和數量界定,稅收、預算權如何分配,如何決策,通過什么程序決策等等,根本就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關系到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問題。既然是大問題,它顯然不能僅僅依靠“稅種設置”、“稅率調整”、“費改稅”之類的具體措施來解決,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重新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財權、稅收自主權和預算決定權,構建財政民主制以體現憲政民主的經濟內核,真正實行納稅人對政府財政活動的直接監督等方面進行實質性的全方位的徹底革新,舍此沒有更好的出路。當年路易十六就是因為看不到財政問題之“大”,不具備解決大問題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敗,大革命才會發生。這條歷史的經驗極其重要,對于那些正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改革來說,足資借鑒。
    作為一個身處社會轉型大潮中的中國人,回首200多年以前的那場慘烈的大革命,不禁黯然神傷。1789年,正是“皇恩浩蕩”的乾隆54年,中國人在做什么?“盛世”下的奴隸與至高無上的皇帝能有什么制度上討價還價的可能?
    最后,筆者想用一個真實的細節來結束本文,這個細節恐怕是任何一種法國大革命史的教科書和著作都不會遺漏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獄的當夜,當路易十六聽到消息時詢問身邊的廷臣昂古爾公爵:“這是一場叛亂嗎?”
    昂古爾回答:“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09:42
    三級會議
    在法國舊制度中,三級會議指的是法國全國人民的代表應國王的召集而舉行的會議。參加者有教士、貴族以及其他民眾(稱為第三等級)這三個等級的代表。會議通常是在國家遇到困難時,國王為尋求援助而召開,因此是不定期的。
    1302年,腓力四世因向教會增稅而與教皇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沖突。為了與教廷對抗,腓力四世于1302年5月10日召開了第一次三級會議,除了教會和貴族的代表之外,還第一次召集每個城市的兩名市民代表參加會議[1]。后來各省也模仿全國的三級會議,召開自己的三級會議。在此后的487年中,三級會議還召開過21次,每次都是在國家遇到財政或政治上的困難時召開的特殊會議,目的是在重大問題上詢問民眾的看法,或通過某些重大決議。
    三級會議的代表自首次召開時就分為三個等級,分別是教士、貴族以及第三等級。百年戰爭時期,為了抵抗外敵,三級會議有權監督政府。16至17世紀初,專制王權加強,三級會議的權力被削弱。從1614年到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三級會議中斷了175年。1789年,路易十六召開了最后一次三級會議,這次會議導致了法國大革命。大革命后,三級會議隨著舊制度一道被廢除,不復存在。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1:06
    “到巴士底去”紀念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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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14日,法國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舉行閱兵式,紀念法國大革命。
    “到巴士底去!”
    “到巴士底去!”
    1789年7月14日清晨,憤怒的巴黎市民,成千上萬地向巴士底獄奔去。他們有的拿著火槍,有的握著長矛,有的手舉斧頭,人們吶喊著,像大海的怒濤一樣涌向巴士底監獄。巴士底獄是一座非常堅固的要塞。它建造于12世紀,當時是一座軍事城堡,目的是防御英國人的進攻,所以就建在城前。后來,巴黎市區不斷擴大,巴士底要塞成了市區東部的建筑,就失去了防御外敵的作用。18世紀末,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點,法國國王在那里駐扎了大量軍隊,專門關押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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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底獄
    巴士底獄高100英尺,圍墻很厚,有八個塔樓。上面架著大炮,里面有個軍火庫,裝有幾百桶火藥和無數炮彈。它居高臨下,俯視著整個巴黎,活像一頭伏在地上的怪獸,虎視眈眈地在那里隨時準備撲上來,吞掉每一個膽敢反對封建專制的人。巴士底獄成了法國專制王朝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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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
    多少年來,人們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樣痛恨這座萬惡的巴士底獄。許多人都夢想有一天把它推倒,他們在等待時機。18世紀后期,法國國王為了滿足窮奢極欲的生活,拼命向人民搜刮錢財。1789年5月,國王路易十六為籌款繼續吃喝玩樂,召開已經停止了175年的“三級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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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法國的國民三等級
    原來,封建的法國把國民分為三個等級。僧侶為第一等級,貴族是第二等級,其他各種人都歸為第三等級。第一、第二等級的人數只占全國總人口的1%。但是,他們有錢有勢,想盡各種方法壓榨平民。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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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年5月法王召開“三級會議”
    參加“三極會議”的第三等級代表主要有工商業者、銀行家、律師、作家等,他們迫切要求改變封建專制的法國政治,爭取獲得自由和平等,因而得到廣大巴黎市民的擁護。他們趁開會的機會提出,限制國王的權力,把三級會議變成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后來他們又宣布由他們自己組織國民議會,代表全體法國人民討論國家大事。
    第三等級代表的叛逆行動引起了國王的震怒和恐慌,他馬上出動軍警,封閉會場,禁止國民議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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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等級網球場會議
    國王的專制行為,不僅沒壓住第三等級代表的反抗,反而在他們胸中燃燒的怒火中撒了一把鹽。他們表示一定要制成一部代表全體法國人民利益的憲法,否則決不罷休。第三級代表被迫轉移地方,集體轉往附近的一個網球場舉行緊急會議。兩天后,半數的教士代表加入他們的行列,并決定法王若不承認他們的要求便不散會。1789年7月9日,國民議會改名為“制憲會議”,公開反抗國王,雙方的沖突更加激烈。
    國王路易十六暴跳如雷,偷偷向巴黎調集了大量軍隊,準備逮捕第三等級代表,用武力解散國民議會。消息傳出以后,巴黎人民群情激憤,7月12日,數萬巴黎市民上街游行。1萬多市民涌到羅亞爾官的花園里,一個年輕人,站在一個高高的亭子上,大聲喊道:“公民們,國王雇傭的德國兵正向巴黎開來,他們要帶來流血和屠殺,拿起武器吧,這是我們唯一的生路!”
    “拿起武器!”
    “拿起武器!”
    市民們齊聲高呼,人們奔回家中,拿來了斧頭、菜刀、鐵棍、獵槍,又聚集在一起,涌向王宮。
    這時,一隊騎兵沖過來,是國王的近衛軍,他們騎著高頭大馬,手舉馬刀,野蠻地向群眾砍去,轉眼之間,街道上躺滿了市民的尸體,血流遍地,群眾只好四散奔逃。
    7月13日清早,巴黎全城的警鐘一起敲響,血腥搏斗的一天又開始了。市民們首先沖向軍火庫,奪得了幾萬支火槍,手執各種武器的市民們攻占了一個又一個陣地,巴黎市區內到處都有起義者的街壘。到了14日的早晨,人民就奪取了整個巴黎。最后只剩下巴士底獄還在國王軍隊手中。
    “到巴士底去!”起義隊伍中響起了呼喊聲,起義者從四面八方涌向巴黎的最后一座封建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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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獄
    守衛巴士底獄的士兵首先用塔樓上的大炮轟擊,然后從房頂上,窗戶里向人群開火。猛烈的炮火阻止了前進的起義者,他們無法接近巴士底獄,只好從四周的街壘中向里面射擊,但因為距離太遠,根本對里面的士兵構不成威脅。
    “大炮,我們需要大炮!”人群中有人喊道。
    許多人離開戰場去尋找大炮。不久,大炮推來了,但都是一些舊炮,有的還長滿鐵銹,象幾百年前的古董。一時也沒有炮手,有人自告奮勇地出來開炮,一個賣酒的肖恩居然當了炮手。這些舊炮好像也受了起義者高昂情緒感染似的,一個接著一個發出了轟雞。一排排炮彈打在監獄的墻上,打得磚屑亂飛,煙霧彌漫。人們發出一陣歡呼。
    但是,巴士底獄的墻實在太厚了,舊炮打出去的炮彈沒有威力,根本無法打穿它。敵人的大炮倒是兇猛無比,起義者的傷亡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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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多小時過去了,巴士底獄前聚集了數萬起義者,可就是拿巴士底獄厚厚的圍墻毫無辦法。有人主張沖到墻邊,把墻挖個洞裝上火藥,真的有幾個勇敢者拿著工具,提著火藥桶沖向墻邊。塔樓里,士兵的子彈雨點般射了過來,眼看就要接近圍墻的勇士一個接一個倒了下去。人們十分焦急。“我們現在需要真正的大炮和真正的炮手!”街壘里傳出一個洪亮的聲音。
    戰場上一時沉寂下來,人們在等待著。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4:34
    又是兩個多小時過去了,一門威力巨大的火炮終于被拉來了,有經驗的炮手也跟隨而來。大炮發出了怒吼,一顆顆炮彈猛烈射向巴士底獄,圍墻被轟塌了。守衛的士兵眼看大勢已去,終于舉起白旗投降了。
    接著,起義者把巴士底獄完全拆毀,象征著封建罪惡的巴士底獄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為了紀念巴黎人民英勇攻占巴士底獄的偉大功績,法國把7月14日,作為自己的國慶節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5:27
    嚴重經濟危機導致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
    1931年,德國已經有了500多萬失業者,相當于全國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的生活幾乎全無著落,雇人的單位少得可憐。無論是保守黨、社民黨,還是共,都只知道在議會和刊物上互相批評,“主義”提了一大堆,但什么解決現實問題的具體方案都拿不出來。
    納粹黨則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上不和別人爭辯理論的它,此時幾乎被建成了一個大公司,黨員們無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德意志人民生產自救的活動中去:有搞市場情報的,有搞推銷的,有搞組織的,有搞運輸的,有搞培訓的,有搞財會的,對窮人們有求必應,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顧、體貼他們,簡直和宗~教組織或紅十字會一樣。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加入他們的行列,便能保證天天吃飽肚皮,從此不再失業。工人們不領工資-反正此時馬克的價值同廢紙一樣-而是領大鍋飯和一些實物補貼,比如衣服、工具之類,還負責介紹福利住宅。
    對勞苦大眾來說,這是多么大的一個刺激啊!負責發放大鍋飯的納粹黨員一邊往窮人們的碗里倒土豆、面包和副食,一邊淳淳善誘地對他們說:“您瞅,咱們這國家披山帶河,沃野千里,要物資有物資,要科技有科技,年年得諾貝爾獎,物理、化學、醫學,照單全收過。可說起這經濟,咱就能搞成現在這樣子呢?還不是因為當權的都被帝國主義收買了,什么正經事都不干,整天就知道貪污腐敗,禍國殃民?您再瞅,街上的那些警察,就知道在咱老百姓面前神氣活現的,其實個個不都是賣國賊的走狗爪牙嗎?這些混帳王八蛋全都是德國人民的公敵!啥時候咱們希特勒主席上臺了,啥時候咱們這苦日子才能有盼頭哇!”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在成千上萬工農群眾對他們的再生父母-納粹黨感激不盡的淚水中,1932年德國總理大選的勝負就已經很清楚了。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此時,德國政~府的赤字仍然高得嚇人,失業人數超過600萬,萊茵河西岸地區雖然已被盟軍在1930年6月歸還,但卻百廢待興;而且法國還占領著薩爾州,并企圖用培植當地分裂勢力和親法分子的做法,通過全民公決,把這個州正式吞并掉。只要德國的經濟形勢不好轉,法國人的這個陰謀就隨時可能得逞。而且,納粹黨的執政還有些先天不足,因為它并不擁有議會中的絕對多數席位,這些都困擾著魏瑪共和國的新任總理希特勒。
    在執政的第一年里,希特勒政~府在內政和外交方面做得相當成功。反對黨被不違反民~主的程序和手段取締了,萊茵河西岸重工業區的工廠相繼恢復了正常運轉,德國擺脫了戰敗國的地位,收回了大量主權。除了被取締的那些政黨的忠實追隨者外,大部分德國人民對反對黨和工會的消失都并不反對,甚至很贊成。魏瑪共和國的14年統治對于他們來說完全是一場喪權辱國的災難,人民生活水準比一戰前的帝國時期大大下降,所以他們對這個民~主政體及其政黨并無好感;舊工會連起碼的就業率和工人最低生活保障都爭取不到,更遑論其它。1933年,希特勒除了把少數反對黨成員打入監獄以外,讓更多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他的親手設計和主持下,人類歷史上不僅空前,而且很有可能絕后的偉大經濟奇跡開始了。
    自1928年起,各種高速公路的修建計劃就已經紛紛出臺了,但總是因為政~府財政困難而作罷。希特勒對這個計劃非常感興趣,但也有很多反對意見,因為德國人當時窮得叮當響,連能否保住飯碗都有問題,根本沒錢買汽車。但希特勒還是決定拉緊褲腰帶來加以支持,因為按照他的邏輯,必須先有路,然后才能有汽車,不然汽車就是造出來也沒地方開。何況高速公路可以創造大批就業機會,而高失業率又使得當時德國人的工資低廉,降低了建筑成本。所以他力排眾議,跑遍全國各地,喊了許多口號,四處為工程剪彩、奠基。有的時候,口號比錢還管用,德國人民真的不計報酬,不講待遇地跟著他們的領~袖,以軍事化的紀律,熱火朝天地干了起來。
    Fuehrer(領~袖):這個詞一直被錯誤地翻譯成“元首”。這是1934年8月2日興登堡去世后,集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為一身的希特勒給自己取的新稱呼,目的就是貼近群眾,不要像“主席”或“總統”那樣,顯得太貴族化。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他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內政建設方面。誰也不能否認,他的政~府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實在出色:1933、1934、1935,僅僅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國-這個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業率最高的、實際上已經破產的國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經濟強國,而且這完全不是靠外國投資和援助取得的。
    在這三年內,德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無疑遠遠超過了100%-當然這也得益于大量舊工廠重新開工,世界經濟復蘇等客觀因素,而德國國民的失業率從30%以上降到零-除了蹲監獄的那些猶太人和反對派以外。更加驚人的是,希特勒實際上兌現了他競選時的諾言,為德國人民實現了共同富裕-決不是讓少數人率先富起來,而是讓廣大工薪階層和管理階層一起富起來。工資上漲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管理階層不久就找不到什么東西,是他們買得起,而工人們買不起的了。
    想象一下,你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德國工人,三年前還在下崗,為了每小時工資只夠買一塊面包的臨時工崗位,你和你的左鄰右舍爭得頭破血流。而三年之后,你卻坐著豪華游艇去非洲或美洲享受陽光假日去了。工薪階級有權并有錢出國度假,這之前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英國沒有,美國沒有,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工人直到現在還沒有(甚至想都不敢想),而在1935年的納粹德國就有。
    隨著長達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它至今還叫做“希特勒路”-建成,各種造車廠、修車店、加油站如雨后春筍般相繼破土而出,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1938年建立的“大眾汽車”公司。不僅如此,希特勒還在比較飛機和飛艇之間的優劣,以決定他下一個支持建立的交通公司到底是應該叫做“大眾飛機”,還是“大眾飛艇”呢。當然,希特勒熱衷經濟建設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即將到來的大戰積累實力。他曾經說過:“人民需要度假,因為這樣可以使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保持堅定的精神狀態。”
    國力的迅猛增強,大大提升了德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歸屬理念。1935年1月13日,薩爾州舉行了未來歸屬問題的全民公決,結果以90。8%的高票率,決定回歸德國。同年,柏林獲得了1936年奧運會的舉辦權。帶著秦始皇“帝萬世”的豪情壯志,希特勒信心十足地宣稱:“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國將不會再爆發什么革命了!”
    正如尼采所說,上帝死了,因為他希特勒已經誕生。
    和大部分獨~裁者一樣,希特勒對藝術特別地關心。他是一位天才的藝術家和建筑工程師,誰要想否定這一點,倒還不如去致力于否定毛主席的詩詞和書法才能,后者顯然會容易些。似乎直到當了總理以后,他才突然發現了自己在建筑方面的才能。“如果哪天下臺了,我就去當工程師!”除了交通方面的建筑以外,他還親身參加設計了許多的社會、體育、文藝場館和水利設施-決不限于題個詞,剪個彩,聽聽報告,拍個桌子之類的,而是真正的研究圖紙,分析數據,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直至二戰結束為止,大部分他參預設計的建筑都未能完工,其中包括:直布羅陀大壩,目的是排干整個地中海,化碧波千里為萬頃良田(另外,這樣英美的潛水艇也就進不來了);不列顛大橋,現在這個計劃已經由海底隧道多所取代;以全盛時期的巴比倫和雅典為范本,重建整個柏林城,把它造成日耳曼尼亞(他按拉丁語給德意志起的新名字)的新首都,它將比羅馬、巴黎、莫斯科和倫敦更輝煌,更壯觀……即便是當時已經完工的建筑,在二戰后也大都被盟軍用炸藥徹底鏟除,只有幾個文藝場館,因為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而得以幸存。
    希特勒的藝術口味是相當保守的,或者說,是相當古典的。當時,抽象派藝術已經風靡整個歐洲,而希特勒對此極其反感,他為此還專門發明了一個詞:“黑鬼化”的藝術,矛頭直指西班牙畫家畢加索,后者的藝術和政~治思想都與納粹背道而馳。希特勒看到當時的藝術有嚴重的抽象化、暴力化、色情化的傾向,所以呼吁藝術界以希臘、羅馬為準則,進行第二次古典文藝復興。對于那些還頑固不化,堅持“黑鬼化”下去的藝術家,希特勒說:“他們的作品是Mist(德語,即英語中的????,中文我想就不用翻譯了吧),應該被扔到Mist應該去的地方去。”歷史證明,政~治家對藝術過分關心,往往既是藝術的不幸,也是政~治家的不幸。但以我個人的看法,希特勒當年對現代藝術的批評意見并沒有錯。二戰后,世界藝術與東西方的古典藝術完全背道而馳,即便不說是“黑鬼化”,至少也也嚴重“非洲化”了(當然,你要是覺得黑人快板、南美裸舞,以及畫展里滿眼豐滿的乳房和臀部比起達芬奇、莫扎特來是進步的話,那我也無話可說),這樣的發展軌跡也就證明了他在這方面的遠見卓識。
    在希特勒執政期間,德國電影界迎來了它不僅空前,而且很可能也絕后的輝煌時期。德國歷史上最出色的幾位導演都在這個時代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們發明的許多拍攝技法好萊塢至今仍在沿用,尤其是為納粹黨拍攝的幾部記錄片堪稱經典,開創了大場面電影的先河。希特勒本人最重要的藝術成就,也當數他為納粹黨設計的旗幟和制服。象征社會主義的紅色,象征民族主義的白色,還有那醒目的鉤形圖案,在黨旗上如此和諧地凝聚在一起,讓人一見便終身不忘。灰黑色的頭盔、大衣、長筒靴和粗皮帶組合起來,給人一種驚心動魄的威壓感,讓敵人一見便膽戰心驚。沒有藝術造詣的人,就像中國的汽車外形設計師,是絕對不會產生這樣獨特的創意的。
    1936年夏天的柏林奧運會,成為希特勒和納粹黨宣傳的盛大舞臺。那是一屆高科技的奧運會,場面前所未有的壯觀。這次演出的高潮其實在揭幕式上就出現了:成百上千的外國運動員-其中包括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蘇聯人、波蘭人……這些德國未來死敵的運動員們,集體向觀眾席上的希特勒和納粹官員們行舉臂禮。它也同樣是希特勒的獨創,在當時的歐洲被看作極其時髦的禮儀。納粹德國在本屆奧運會上制作的紀錄片,也成為奧運會歷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杰作之一。
    盡管德國運動員在田徑場上輸給杰西·歐文斯讓希特勒很不愉快,他拒絕和這個美國黑人握手的事件甚至引發了官方抗議,但這在當時只不過是一個小插曲而已。第11屆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已經令德國人民對本民族和希特勒政~府的信心空前高漲,同一個聲音在全德國各地響起:“Heil,Hitler!”(贊美你,希特勒!)如果他在此時突然意外去世的話,必將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流芳千古。
    可惜歷史不能假設。1937年,希特勒在視察熱火朝天的建筑工地時,突然對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們說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們看著吧,德國經濟很快就能達到足以支撐戰爭的規模了!”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5:54
    經濟崩潰導致蘇聯解體
    蘇聯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經濟的計劃編制和生產方式的全民所有制--一個已經被廢除,另一個已貼上了廢除的標記。然而,并沒有新的經濟制度來取代它們的位置。于是,經濟混亂是不可避免的。
    1990年至1991年,蘇聯的經濟從形勢嚴峻發展到經濟危機,因為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經濟緊縮。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2.4%,在1991年則下降了13%左右(見表5-1)。固定資產凈投資在1990年急劇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計下降了25%。人民的貨幣收入持續上升,預算赤字也持續上升,使本來已經災難深重的消費市場雪上加霜。
    在從持續的經濟增長到經濟破壞最后演變為經濟緊縮的過程中,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要對之承擔主要責任。然而,引發1990年至1991年經濟危機的,還有兩個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東歐劇變,蘇聯各共和國、各地區之間經濟聯系的崩潰。
    蘇聯的主要貿易伙伴一直是東歐經互會的成員國。其中六個國家--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1988年占蘇聯進口的54.2%,出口的48.9%。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蘇聯以外,整個東歐地區占統治地位的共都丟掉了政權。這對蘇聯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原因有二:第一,因為東歐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破壞,導致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動大量下降,從而減少了它們同蘇聯進行貿易往來的能力;第二,新的親西方的東歐領導集團把其貿易重心轉向西方。
    結果到1990年至1991年,蘇聯突然發現自己正在失去主要的貿易伙伴。這種打擊在1991年尤其嚴重,這年蘇聯進口產值,以盧布的官方匯率計算,下跌了56.2%,這主要是由于從東歐進口的下降。工業進口和消費品的主要源泉的突然消失,和蘇聯商品主要的外國市場的突然消失一樣,沉重地打擊了蘇聯經濟。此外,這種打擊的嚴重性是不應該低估的。雖然由于蘇聯經濟多樣,尤其是其廣闊的領土上有豐富的重要的自然資源,因此它并不是一個貿易依賴性很嚴重的國家,但這種打擊還是很嚴重的。在80年代后期,蘇聯的總進口只相當于其GNP的7%~8%。這樣,當1991年對外貿易下跌近50%時,蘇聯經濟大受損傷。不過,這并不就意味著蘇聯整個的經濟活動就癱瘓了。
    對蘇聯經濟損傷更大的是1990年至1991年間的蘇聯各共和國的自治。在第8章,我們將考察1988年至1989年一些蘇聯加盟共和國民族主義的運動。到1990年夏天,幾乎所有的共和國,包括俄羅斯共和國,都已經宣布自己是有著領土的自然資源的主權國家。自從蘇聯國家社會主義建成以來,經濟已經高度一體化了。許多產品,包括重要的工業物資,都僅僅是由一個或者兩個企業為蘇聯整個市場而生產。深水抽水機的唯一制造廠在巴庫,所有空調的生產由一個集團負責。估計有80%的蘇聯機器工業產品都是由單一的廠家供應。現在,這種高度一體化經濟的許多聯系都開始崩潰了,這就像位于不同共和國的傳統的企業間的供應關系被新的過分自信的共和國追求自治所中斷了一樣。在一些地方,企業的貨物交換不得不穿過國界才得以進行。這種狀況是1990年至1991年經濟緊縮的主要原因之一。
    (《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 》作者:[美]大衛·科茲,弗雷德·威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7:25
    明帝國的經濟危機引發李自成等農民軍大起義
    在萬歷年間,明帝國在冊田地到底有多少畝呢?一共有7億多畝田地[注1]。
    當時的明帝國政府從這7億畝田地中,平均一畝地收取二十斤米,這一共會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當然非常簡單,它一共是140億斤米。
    當時一石米折合現在188.8市斤[注2];那140億斤米相當于當時多少石米呢?答案同樣非常簡單,它相當于當時7415萬石米。
    當時一石米值0.7-1兩銀子[注3]。我們按一石米七錢銀子計算,這7415萬石米相當于當時多少白銀呢?答案同樣非常簡單,它就相當于當時5190萬兩銀子!
    通過這些簡單之極的計算,我們就可以知道,當時明帝國政府只需要向每畝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賦稅,一年就可以獲得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
    如果明帝國政府向每畝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賦稅,相信誰也不能說帝國政府橫征暴斂吧;但就是如此,明帝國政府一年可以籌得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
    當然了,這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里面,還僅僅是來自于農業方面。明帝國當時人口保守估記已超過一億,更有學者估記當時已達到兩億;在這樣大的一個人口基數上,來自其它方面(工、商、礦、鹽、鐵等)的收入同樣是個絕不可低估的數字。但這里,我們權且忽略不計,[注5]即使如此,帝國一年收取五千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物資)也絕不是什么難事。
    但?明帝國政府顯然從未收取過如此高額的賦稅;即使在最后最窮兇極惡之時也是如此的。明帝國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這樣多的物資,一年就收取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物資),那崇禎之時也就用著天天喊缺錢了。
    當然了,即使明帝國政府真的收取如此高額的賦稅;那農民肯定沒事就偷偷樂了;因為這負擔實在太輕了。一年一畝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余的都歸農民自己,這種負擔實在太輕了。
    問題是:明末農民,怎么可能就這么點負擔呢?
    如果明末農民真的就這么點負擔,那立足于小農思想而言,“共產主義”又該是什么樣子呢?淚痕敢說,在他們心目中所追求的“共產主義”也不會比這么更美好!
    我們現在許多人分析明末歷史時常常眼界太窄了;因為我們常常把區區幾百萬兩白銀當成天大的數字;好象這也能成為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以明帝國那樣龐大的經濟基數,當時就是從一畝地平均收取三斤米,將會是多大一筆銀子呢?
    7億畝田地,一畝平均收取三斤米;那就是21億斤米,折合成當明普遍的計量單位,那就是1112萬石米;按當時一石米七錢銀子計算,這就是是778萬兩銀子。崇禎十年以前,明帝國政府所加的稅,還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數字。
    如果帝國政府一年向每畝地多收二三斤米,就足以導到帝國的經濟危機;那我們也把明帝國滅亡的經濟原因看得太簡單了。舉一個淺顯的例子,當時哪個地主收取的地租會是這樣小的一個數字呢?如果帝國政府向農民多收取二三斤米,都足以導至帝國的經濟危機;那普遍地主一畝地向農民收取二三十斤米,五六十斤米、七八十斤、一百多斤米的地租又算什么呢?[注4]
    我們假設,如果當時的明帝國是一個能把自己意志強加于整個社會之上的政府;那它把田地產量的50%據為己有;一年將會獲得多少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呢?這最保守估計也會達到二億多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物資。當然了,明帝國如果真的征收如此高的稅額,那可真是稱得上橫征暴斂了;問題是:如果勞動人民所受的盤剝只是來自于賦稅,那賦稅額就是真的達到50%,它也不會把帝國經濟搞得破產了!
    但我們必須得知道,地租是地主階級的的利益根源所在,帝國政府無論表現的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帝國的皇帝無論表現的有多少了不起,他也無力征收田產量50%以上的高額稅收。因為如果帝國政府占據了田地產量的50%以上,那普遍地主能收取的地租還會有多少呢?這豈不是要侵犯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
    地租、賦稅合起來征收的極限,就是得保證農民得留有生存的口糧。(這個極限,怎么也得停留在當時田產量的20%以上;農民留有這樣份額,再輔助以全家人從事力所能及的各種副業、零工,才能保證生存)。地租、賦稅通常不會超越這種極限的,如果硬要超越這種極限,那就意味著要損壞了帝國、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了。
    當然了,當地租、賦稅加起來接近這種極限之后;那賦稅再想增加,就自然而然的會受到整個社會的反對。地主階級想維持自己的已得到的地租份額、農民階級想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力。從階級利斗爭的角度去看,帝國反對加稅的聲音之所響徹天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也威脅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在他們的支持下,這種聲音才會響徹天空。
    為什么淚痕要如此說呢?因為,反對帝國政府加稅的聲音響徹天空;但比這更危及農民生存的高額地租,但顯然比賦稅數量大十幾倍、幾十倍的高額地租,卻顯然很少有人把它歸結為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這種觀點永遠也成不了當時社會中的主流思想,因為這種思想,他是威脅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思想,在地主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里,他永遠不會在當時成為主流。
    從政府的角度去看,反對加稅的聲音之所以會響徹天空;那是因為帝國政府已徹底官僚化了;官員們遇事都是大說漂亮話,就是不干一點實事。我們首先必須得清楚,帝國政府為什么要加稅;那是因為帝國政府財政發生了巨大的危機,最顯而易見的表現就是帝國政府的軍隊已開始成天欠餉了,在外敵日益強大、并開始蠶食帝國的背景下,這種問題是必須得解決的。
    解決這種問題的最簡單辦法,自然是恢復從前供養軍隊的經濟基礎;其次是清除軍事系統內部的貪污、腐敗。但誰有能力做到這一切呢?誰敢自告奮勇的去做這一切呢?顯然是沒有一個人的,所謂的邪黨、閹黨、閹黨余孽自然沒有這種人才,就是所謂的東林黨中,也不會有這種人才。
    既然如此,那帝國軍隊成天欠餉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
    皇帝聽到反對加餉的話,通常反應是非常討厭;因為這種漂亮話誰都會說;問題是,帝國現在存在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做為官員如何不顧這個最基本前提,就成天大說漂亮話有意思嗎?
    所謂皇帝拿出私房錢,就能解決帝國軍事系統存在的問題;那純粹是把政治當童話去講的;且不說明帝國滅亡后,崇禎皇帝絕不可能有三千多萬兩的私房錢,就算他真有這樣一大筆私房錢,拿出來就真的能挽救帝國的命運嗎?我們現在分析一下這筆銀子是多么大一筆數字;3000萬兩銀子,按一石米0.7兩銀子,能買多少米呢?大約能買不到4286萬石米;這些米推在7億畝田地中,一畝地平均多少斤米呢?總共不到12斤米罷了!如果把這些銀子平均在17年中,一年無非是每畝少征收0.7斤米罷了。(我們只想知道,隨便拉出一個地主所收的地租,會是這個數字的多少倍?)就這樣一個數字,就真足以挽救帝國的滅亡。
    帝國經濟的大窟窿,絕不是這樣一個小的數字可以補上的!
    不要說皇帝沒有這樣巨大的一筆銀子了,就是真他真的有,面對帝國經濟存在的巨大窟窿也只是杯水車薪。人們之所以肆意夸大這筆銀子的數量,及其作用;無非是英雄史觀的一種表現罷了;在英雄史觀中,歷史的變遷好象就是幾個人可以決定的;但實際上歷史哪有這樣簡單!一個人的力量再大,當他出現在歷史大潮流之中時,他也是渺小之極的;歷史的變遷是受各種利益群體搏奕的合力推動的!
    我們許多人在分析明末歷史時,常常眼界也窄得太厲害;好象某筆區區幾百萬兩、或一千多萬兩銀子(三餉)的何去何從,就是導致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但事實上,以明帝國那樣龐大的經濟基數,某筆區區幾百萬兩銀子的何去何從,實在意義太小了!真正造成帝國滅亡的原因,顯然是一個遠遠大于這個數字的經濟物資流出了帝國政府的控制范圍。
    隨著土地兼并的日益無可抑制,明末的地租份額,與明初相比;那實在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帝國的經濟資源的50%、60%以上都通過這種渠道流向地主階級手中; 這筆經濟資源是帝國政府無力支配的;這筆經濟資源也是普遍百姓無福享用的。僅此就已夠可怕了,更主要的是這筆龐大的經濟資源,他已走向了帝國政府、社會的反面;地主階級利用這樣龐大的經濟實力,更肆無忌憚的繼續侵蝕帝國社會、政府所剩的、越來越少的經濟資源。于是帝國經濟危機遂越來越無法挽回。
    這才是帝國經濟出現危機的根本原因。
    但?在經濟上占有統治地位的階級,在思想上也必然占有統治地位。所以在明末之時,所謂憂國憂民的學者、官員伙矣,但誰敢把帝國政府經濟危機的根源歸于這種原因呢?所以在分析明帝國滅亡之時,哪個學者敢把帝國滅亡的根源歸于這種原因呢?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所謂皇帝的私房錢遂被傳得越來越神;也正是這種背景下,所謂的“三餉”被說得越來越神;好象帝國的滅亡,真這點銀子造成的,也是這么點銀子就可以挽回的!
    在萬歷四十六年到崇禎三年那13年間;帝國政府所加的遼餉,最多時只是五百二十萬兩,平均一畝地加9厘銀子罷了;這九厘銀子按當時物價等于多少斤米呢?(一石米0.7-1兩銀子),能買現在不到2.5市斤米。
    從崇禎3年到崇禎10年,遼餉一共加到650萬兩;[注1]一畝地平均加銀一分二厘罷了;這一分二厘銀子按當時的物價能買多少斤米呢?大約是3.2斤吧!
    當時還沒有出現所謂的剿餉、練餉。
    如果政府向每畝地加這么點銀子;就足以讓帝國陷入經濟危機之中;那普遍地主收取這十幾倍、幾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剿餉,征收于崇禎10年,一年二百八十萬兩。在崇禎十二年時結束。
    練餉征收于崇禎12年,合計七百三十余萬兩。
    所謂三餉,就是在帝國征收最窮兇極惡之時(那時帝國已亂得一蹋糊涂了);也無非是每畝地平均多收了五六斤米罷了(大約折合當時一千五百多萬兩白銀)。而且這仍然是以米價7錢銀子計算的,事實上當時米價哪有這么低的?當然了,這也是以帝國政府能夠足額征收而言的,事實上帝國政府當時哪還有這種本事呢?
    做為一帝國,真的有可能亡于帝國政府一年一畝地多收了二三斤米(六七百多萬兩白銀)、五六斤米之上(一千三四百萬兩白銀)?如果我們真相信這一切,那也實在是把政治當童話講了。如果政府向每畝地多收這幾斤米,就足以成為帝國滅亡的原因,那普遍地主征收遠高于這種數額十幾倍、幾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導致帝國經濟陷入于危機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隨著土地兼并日益嚴重而出現的越來越高的、越來越普遍的地租。帝國的經濟資源,50%以上都通過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數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團手中(皇室、貴族、官僚、上層太監、庶民地主、縉紳、大商人);這已足夠可怕了,更可怕的還在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依靠手中越來越強大的經濟資源,卻是仍肆無忌憚的擴張著自己的利益;他們向上肆意蠶食著政府手中“橫征暴斂”來的資源、向下肆意侵蝕著普遍百姓手僅剩的經濟資源。
    壟斷性的、高額的地租所占帝國經濟資源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才是帝國經濟危機的根源所在。這實際上是非常顯而易見的。這筆從勞動人民手中掠奪走的經濟資源,實際上是所謂“三餉”的二三十倍。
    但對此,據說最憂國憂民的東林黨人,恐怕最多也只是含糊其詞,誰也不敢對此去深究。如是他們敢那樣,實在等于站在了統治階級的對立面;如果他們敢這樣做,他們實在是不想在社會上混了。
    一個人得罪皇帝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個開口閉口說皇帝“貪財”鬧得國將不國,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敢得罪統治階級、敢這樣非議統治階級,那后果可實在太嚴重了。一個敢大呼這種言論,那肯定是想自絕于人民!
    但在明末,有一個不信邪的人叫李琎。崇禎9年,他向皇帝上書說現在社會的財富都到了少數有錢人家里(在小農帝國中,當然普遍是源于地租),如果制定種種法令讓他們拿出錢來,那帝國的財政危機馬上就可以解決了。這種論調,一下子把地主階級給打暈了;這種論調竟然會出現在帝國的主流社會之中;這不要造反嗎?
    于是他們對于這個妖言惑眾的李琎恨不得一棒子打死;東林一系的錢士升更是激動的大呼小叫,好象這種論調敢出現,真是國將不國了;好象如果不把李琎這種妖言惑眾的家伙抓進牢里、或是砍了頭,那帝國就會要大亂了。[注3]
    雖然是皇帝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但對于李琎那種可以解決帝國財政危機言論也是深以為然的。但皇帝終究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他實在不敢采用李琎這種要得罪整個地主階級利益的觀點。
    李琎還算幸運,他這種妖言惑眾;按清流士大夫的意見,恐怕最次也得抓進大牢里面,會不會被殺頭,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因為清流士大夫給他上綱上線定的罪是:“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搖人心,豈直借端幸進已哉”?(《明史、錢士升傳》)
    但李琎有幸遇見了殘暴的崇禎皇帝、著名的奸臣溫體仁;事實上只有殘暴的皇帝、禍國殃民的大奸臣,才會想法保護這種死有余辜的狂徒。當然了,皇帝與溫體仁也絕不敢公然說李琎這種妖言惑眾無罪(如果這種公然挑戰統治階級利益的言論都無罪,那發表什么言論才算有罪呢?),皇帝與溫體仁只是說如果懲罰進言者,那以后誰還敢進言呢?
    就是皇帝、宰相都認可這種言論,他們也只有把這種認可壓在心底;誰也不敢公然支持一下這種言論。至于普通的官員、百姓誰敢發表這種言論、公然支持這種言論,那肯定是不想在社會里混了。
    一個人想非議皇帝,說皇帝應該拿出私房錢,說皇帝貪財好色弄得國將不國;這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因為皇帝實在不敢把你怎么樣了,就算皇帝敢把你怎么樣了,這以后也是你在政壇繼續混的資本。但你敢這樣非議統治階級的利益,后果一定很嚴重。
    對皇帝的利益擴張(收取礦稅),你如果大發反對之聲、大肆阻撓,,就算皇帝敢降你的級、免你的官、甚至讓你進監獄。但?整個社會(當然包括整個上流社會)都會支持你;這種東西通常總會轉化成無形的政治財富。
    但對地主階級的利益擴張(日益普遍的、越來越高的地租),你如是敢大發反對之聲、大肆阻撓,就是皇帝非常認可你、欣賞你,你也注定是要進監獄的,因為你這種言論是注定要得罪整個上流社會的。區區一個皇帝,哪敢為你去得罪整個統治階級呢?
    你別看所謂的清流士大夫一副清高之極的樣子,但他們、他們的親朋好友,有幾個是“躬耕于南陽”的?有幾個不是靠地租相關的東西維持體面生活的?至于所謂的貪官污吏、皇親國戚、地主惡霸就更別說了。你說日益普遍的、越來越嚴重的地租,是導致帝國滅亡的根本原因,他們誰會支持你呢?
    淚痕也非常相信錢士升的觀點;因為皇帝如果真敢采用李琎這種妖言惑眾的觀點,那帝國恐怕真國將不國了。這個帝國不過是地主階級統治的工具,皇帝不過是地主階級利益的總代表罷了;如果帝國、還有皇帝敢站在這個統治階級的對立面,那崇禎皇帝他真是不想繼續往下混了!
    在經濟上有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在思想上也占有統治地位。所以威脅地主階級利益的觀點(比如李琎那種異端邪說),在當時主流社會中永遠也沒有敢響應;甚至有人敢表達這種思想,所謂的清流也恨不得拿刀殺了他。東林一系的錢士升對李琎反應更是激烈異常,他認為應該馬上把李琎關時監獄去。
    而對地主階級利益構成幫助的思想(比如反對帝國政府加稅、讓皇帝拿出私房錢)永遠會在社會中上響徹天地;因為這種思想,對地主階級利益沒有任何害外,相反在地租與賦稅的競爭中,對地租繼續保持、擴張有著顯而易見的幫助;那當然了,更主要的是他們在打著為帝國百姓利益的旗號。
    但我們也必須得知道;帝國的賦稅如果不增加;是不是地主的地租就會原地踏步不增長,甚至會適當減少呢?如果我們不是把社會當童話看,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從這層意義上,帝國政府賦稅的增加,只是侵犯了地租擴張的空間;即使政府的賦稅不增加,農民的收入還會因為地租的擴張繼續縮小。
    既然帝國普遍的人都認為帝國加稅,已把農民逼到絕路上了;所以他們一個勁的反對加稅。但手中握有的眾多田地人們,可不可以少向佃戶收點地租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這年頭,在政府橫征暴斂下,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啊!
    就是那些最自命為百姓利益呼喊東林黨;他們、他們家族、他們密切來往的圈子,不是靠地租維持體面生活的人恐怕也沒有幾個。比如后期最為著名的東林黨人錢謙益,淚痕雖然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多少田地,但從他奢華的生活來看,他家田地應該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注1]。他們是不是會收取比當時低很多的地租呢?顯然是不會的,如果真是這樣;那他們沒有理由不大肆宣揚自己的這種善舉。
    在利益面前,是沒有溫情可言的!
    那些成天喊著老百姓窮、老百姓可憐的大善人們,那些成天喊著如果這樣下去,帝國就會國將不國的大明白人們,他們家如果有大片的田地(通常他們家里面總會有大片田地的),他們真會向農民少收點地租、甚至不收地租嗎?如果我們不是把政治當童話看,那顯然是不可能的。當然了,他們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因為這年頭地主家也沒有余糧的,為了生存他們也沒有辦法啊!
    從理論上,帝國政府加稅,并不足以對帝國經濟構成實質性的威脅;因為我們前面已分析過;帝國政府加一千萬兩白銀,也無非是向每畝地平均多收取四五斤米罷了。如果增加這么點稅收,就足以對帝國經濟構成實質性的威脅,那也實在太不符合我們的常識了。而且如果多收這么點賦稅,就足以對帝國經濟構成實質的威脅,那普遍土地所有者收取比這高十幾倍,幾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再從理論上講,帝國政府加稅,只有向田地加稅罷了;而田地普遍都在地主階級手中;這種稅只地使地主階級利益受到點損失罷了,這種加稅法,還會使地主階級擴張的腳步放慢呢!楊嗣昌在大談加稅時,大約就是抱著這種觀點。[注4]但利益面前,理論永遠是蒼白的。有句老話早就說盡了,羊毛他永遠出在羊身上,指望他出在狗身上,那怎么可能呢?
    經濟上處于強勢的階級,在剝削下層階級時;通常都是貪婪的沒有節制的。只要下層階級除生存之外還有剩余,他們就不會停止剝削的腳步。在資本主義初期,社會生產力不知比從前提高了幾十倍,但社會普遍無產者依然每天需要工作十四五個小時、甚至十七八個小時(一天不過是二十四個小時罷了);卻只能取得維持溫飽的工資。[注5]
    但無產階級是大工業時代的產物,他在維護自己利益、監督政府方面,絕不是封閉、孤立、分散的小農階級可以比擬的!所以勞資之間的利益可以通過相對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解決,而無產階級利益被壓榨到近于極限也只是存在于資本主義初期。
    但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利益關系,卻顯然實在太難和平的、理性的得到緩和。雖然在農民利益高額地租下逼得已走到了生存邊緣;但他們之間卻無法達成任何可能緩解的方式;甚至而言,整個社會都沒有人敢把地主階級高額的地租歸為帝國經濟崩潰的主要原因。他們只是把一切矛頭指向了帝國政府,把帝國皇帝的私房錢、帝國政府加的稅歸為帝國經濟崩潰的主要原因。
    但帝國的稅不加可以嗎?顯然是不行的;因為帝國財政的大窟窿,是明擺著存在的;而不加稅卻顯然無法補上這個大窟窿;至少所謂的“閹黨”、東林除此之外都沒有辦法補上這個大窟窿。
    而且帝國不加稅,是不是地租數額就會停在原地不前進、甚至減少呢?顯然是不會的。只要土地兼并的步伐不停止,地租的數額就不會原地踏步,更別說指望他減少了。既然如此,一個勁的反對帝國加稅;有什么意義呢?他真能挽救帝國的滅亡嗎?
    至于皇帝的私房錢,我們在第一節中也論證過;這筆錢即使真有人們所說的那樣大(3700萬兩白銀),但它對于整個帝國的經濟而言,也是杯水車薪的。
    在地主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人們自然不敢把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歸為高額的、壟斷性的地租越來越充滿整個帝國。他們只有從此之外尋找帝國滅亡的原因。當然了,把這矛頭他們敢指向皇帝、指向政府,就是不敢公然指向地主階級(因為這個階級是帝國所有強勢群體的聯合體)。
    我們習慣性認為,帝國吏治的敗壞是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但帝國的吏治為什么地敗壞呢?當然了,最簡單的、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把一切歸于官員們的道德;但這種分析歷史的方法,永遠不可能觸及到歷史的本質。因為唯物物史觀不是有句名言嗎,是環境決定意識,而非意識決定環境。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8:03
    托克維爾認為革命的發生并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19:04
    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王: 路易十四
    說起凡爾賽宮,人人都會想到它的主人路易十四。盡管在他之后還有幾位皇帝住過這里,時間也過去了兩百多年,但路易十四永遠是凡爾賽宮永恒的主人。他騎著高頭大馬,站在高處迎來送往,他的雕像和畫像不時在房間的墻或天頂上的油畫中出現,還有他太陽神的標志無時不刻向人們宣告他的威嚴。這位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王,是法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也是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君主之一。
    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他的長子 --- 5歲的小路易登上王位,由他的母親安娜和紅衣主教馬薩林攝政。當時的法國十分動蕩,巴黎時常發生動亂。路易十四先后兩次因為投石黨的叛亂而逃離巴黎,顛沛流離,吃了不少苦。1661年,馬薩林去世,23歲的路易十四真正開始親政,他的才能漸漸得以發揮。他大搞經濟改革,大興土木建設,在戰場上英勇善戰,頗得人心,創造了法國歷史上的一個鼎盛時期。
    路易十四剛剛開始親政時,他住在巴黎的皇宮、盧浮宮或者杜樂麗宮,也曾試著在樊尚宮和圣日珥曼新宮長住,旅居楓丹白露宮。國王對這些宮殿權衡利弊,每個宮殿都有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也督促進行了一些裝修工程,但始終沒有一個讓他覺得特別舒適的宮殿。
    另外,由于兒時不愉快的記憶,使路易十四產生將政治中心搬離巴黎的想法。他夢想建立一座獨一無二的宮殿,將他周圍的內閣大臣全部重新組合,達到其政權集中的目的。而這一切在盧浮宮和杜樂麗宮是 不可能達到的。1651年,當路易十四第一次來到凡爾賽,就對這里一見鐘情,也只有這里這里才能滿足他的政治和經濟要求,于是就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凡爾賽宮。
    1661年,凡爾賽宮的擴建工程在馬薩林死后正式開始了。他的這一決定在群臣中引發了一些相當激烈的批評。西蒙爵士認為這將是個徒勞無益的工程,說這里風景凄涼,缺樹少水,除了泥沙就是沼澤,空氣也相當污濁。然而路易十四對這一切置若罔聞,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向這個工程中投入了一百多萬磅。
    子爵府的建筑師路易斯·勒沃承擔了這項工程;夏爾-艾爾拉德和諾埃爾-克易貝爾負責套間的裝飾;勒諾特則整理花園和動物園。在整個建造過程中,路易十四對藝術家們十分重視,給予他們豐厚的薪水,讓他們的藝術才干得到了充分發揮。
    在當時,園內綠樹成蔭的凡爾賽宮只是一個娛樂性的住所,盧浮宮才是正式的皇宮。但國王大部分時間都耗在凡爾賽。在一封保留下來的信中,科爾伯抱怨路易十四拋棄了盧浮宮:""陛下在凡爾賽宮投入大筆的資金,完全遺忘了盧甚至是日常行為也套上神圣的光環,例如,大小起床儀式、大小就寢儀式,就連皇后的生育過程也是公開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柵欄后面觀看這一切,得以參加的貴族也就將此看作一種榮耀。路易十四一周三次在套間內集會,從19點到22點,受邀大臣們可以來套間享受各種娛樂。即使國王過來,也不必停下向他致敬。得到來自國王的邀請函是無比的光榮,盡管貴族們必須為購置服裝負擔昂貴的費用。據說路易十四一進入大廳就可以看出誰在場,誰缺席,所以如果貴浮宮這座公認的世界上最壯麗的宮殿。……可嘆啊,偉大的國王拘束在凡爾賽的方寸之地上"
    在凡爾賽宮,路易十四終于達到了他專制統治的目的。路易十四的執政是典型的歐洲君主專政制度。他將整個法國的官僚機構緊緊地穩在他周圍,尤其是那些好戰的貴族和潛在的反抗分子,讓他們忠于國家,忠于國王。路易十四在孩提時候就感受到貴族投石黨暴動的危險,他希望能維護皇室政權及其成員。他將貴族變成他宮廷中的一員,大大地消弱他們作為地方官的實質性權力,壓下了他們的驕傲自負。這些手段包括:
    用各種榮譽、頭銜和年金將貴族們召集到宮中來;
    向他們提供城堡最好的房間;
    設立一系列復雜嚴格的西班牙式宮廷禮儀將貴族們分為各個等級。
    要求他們隨伺君王左右。
    國王將他的各種行為,族們想博得國王的歡心,就必須天天在場,還要忙于在國王面前爭風吃醋,哪里還有時間去管理地方,也就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于是,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路易十四手中,他為政勤勉,事無巨細都親自過問。雖然他善于選擇親信大臣負責財政軍事,但他們最終不過是執行王命的傳聲筒罷了。在他的統治下,沒有首相,也不開三級會議,甚至還取消了高級法院對國王大赦的指摘權。他的至理名言就是"朕即國家"
    路易十四在舞蹈上頗有天分,不但在巴黎創立的了世界上第一所皇家舞蹈學校,他自己還出任芭蕾舞劇的主角。從十三歲開始登臺演出,一直到30歲才因為體重關系退出舞臺。在這個時期,三位著名的藝術大師呂厲利、莫里哀和博尚負責芭蕾藝術的創作和演出,芭蕾也就是此時形成了其獨特的舞蹈動作體系。國王也對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給予了資助,法國科學院、法國建筑學院和法國戲劇院先后成立,藝術家、文學家層出不窮,除了上面提到的莫里哀,還有戲劇家拉辛、集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哲學家與一身的笛卡爾、寓言家拉封丹等等。
    路易十四信奉重商主義,所以在法國積累了許多貴重金屬。這也是法國干預經濟生活的開端。國家興辦大規模的手工共產,并撥給巨額津貼,配備先進的設備。路易十四還修建公路,改善河道,獎勵工農業生產,市場得到了極大發展。
    仗著法國強大的軍隊和幾位叱咤風云的將軍,路易十四在其統治期間發動了四次較大的戰爭:1667年至1668年,同西班牙的遺產繼承戰;1672年至1678年同荷蘭的戰爭;1688年至1697與奧地利皇帝為首的奧格斯堡同盟的九年戰爭以及1702年至1713年的西班牙繼承權戰爭,另外法國也參與了西歐國家掠奪海外殖民地的競爭,在印度、路易斯安娜、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島擴大殖民地侵略。 1685年,路易十四還頒布了"黑法",允許在法國所有的殖民地販賣奴隸。
    路易十四堅信一個國家的宗教應該絕對統一。法國國王亨利四世與1598年頒布的寬容的南特赦令被路易十四完全推翻。他對新教教徒施加壓力,摧毀胡格諾派的教堂,關閉新教的學校,許多胡格諾派教徒不得不逃到國外。
    路易十四在其統治期間擴大了法國的疆土,使法國成為當時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在17、18世紀,法語是歐洲外交和上流社會的通用語。就連18世紀的俄羅斯上層貴族說法語也多于說俄語。而與此同時,由于常年征戰,法國負債累累,路易十四又大肆修建凡爾賽,每年幾乎一半的稅收用于凡爾賽的日常開銷,平民百姓在苛捐雜稅壓迫下生活非常貧困。在臨終前,路易十四也告誡后來的路易十五,要盡可能地避免戰爭。有歷史學家認為后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在路易十四執政時期就已經埋下了種子。
    1715年9月1日早上八點,照耀了歐洲半個多世紀的太陽隕落了。路易十四77年的生命當中,有72年統治著法國,最后留下的是一個幾乎虧空殆盡的國庫。他的死也標志了一個時代的完結,伏爾泰稱之為是偉大的路易十四時代。
    路易十四同他第一位皇后,西班牙公主瑪麗-黛萊絲,育有三男三女。皇后去世后,又與孟脫儂女伯爵弗朗索瓦絲·徳·奧比尼結婚,又有了四男二女。此外,他還有三個私生子和一個私生女。但由于路易十四的壽命比他的兒子和孫子都要長,最后繼承他皇位的是他的曾孫子,也就是后來的路易十五。
    至于路易十四的真實形像,我們有他各個年齡時的畫像。有人說他高大俊美,也有人說他其實非常矮小,不得不穿上高跟鞋。究竟如何,我們是不可能知道的了,只能憑借他的畫像和相關電影發揮想象了。
    國學 發表于 2009-7-16 19:20:08
    18世紀歐洲七年戰爭
    七年戰爭(Seven Years'War)1756~1763年間,由歐洲主要國家組成的兩大交戰集團(英國與法國,以及普魯士的侵略政策與奧地利和俄國的國際政治利益發生沖突)在歐洲、北美洲、印度等廣大地域和海域進行的爭奪殖民地和領土的戰爭。
    戰前形勢
    七年戰爭前夕,歐洲各大國之間的關系正醞釀著新的大變動,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其中對全局起決定作用的首先是英法矛盾。英國從16世紀末葉到17世紀70年代先后打敗西班牙和荷蘭,它同剩下的唯一強大對手法國的矛盾迅速上升,兩強決戰在所難免。其次是普奧矛盾。自從神圣羅馬帝國分裂為一系列獨立的諸侯國,普魯士和奧地利最為強大,它們都想成為德意志諸侯國中的霸主,同時由于奧地利哈布斯堡皇室領地西里西亞在兩次“西里西亞戰爭”中被普魯士占領,兩國的斗爭日益尖銳化。再次是俄普矛盾。沙皇俄國在18世紀初葉打敗瑞典而成為歐洲強國之后,繼續推行西進和南下擴張政策,并把目標首先指向東普魯士。普魯士的日益強大和對外擴張,構成了俄國西進的阻力,兩國關系急劇惡化。
    在上述背景下,各國都積極爭取盟國,孤立對手,縱橫捭闔,朝秦暮楚,展開尖銳而復雜的外交斗爭。
    其中,英國的目的是奪取法國的殖民地,壟斷整個制海權;普魯土企圖吞并薩克森,變波蘭為自己的附屬國,奧地利企圖削弱爭奪中歐霸權的對手普魯士,收復1740年被侵占的西里西亞,法國則力圖吞并英國國王在歐洲的世襲領地漢諾威,保護法國在美洲和東印度的殖民地,遏制普魯士的勢力,瑞典試圖奪取普魯士的波美拉尼亞,俄國力圖阻止普魯士東侵,并擴大自己在西方的領地。各種矛盾和利害關系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導致了兩個對立同盟的建立:—方是漢諾威、黑森—卡塞爾、不倫瑞克和其它一些德意志諸侯國參加的英普同盟,另一方是由瑞典,薩克森和加入“神圣羅馬帝國”的大多數德意志諸侯國組成的法奧俄同盟。
    戰爭簡單經過
    1756年奧地利為奪回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被普魯士奪占的西里西亞,準備發動對普戰爭,便與法國結盟。俄國、薩克森、瑞典和西班牙先后參加,結成交戰國的一方。英國為與法國爭奪殖民地,需要普魯士在歐洲牽制法國,遂率英王領地漢諾威選帝侯國,同普魯士結盟,結成交戰國的另一方。在歐洲,普魯士在英國的援助下,派遣7萬大軍,于1756年8月進攻薩克森,旋敗奧軍,迫使薩克森投降。次年5月,俄軍攻入東普魯士,普軍敗績。1757年11月普軍在羅斯巴赫打敗法奧聯軍,繼之在洛伊滕再敗奧軍,奧軍損失2.2萬人。1759年,俄奧聯軍在庫納斯多夫重創普軍,普軍損失慘重,投入的4.8萬人,最后只剩下3000人。同年英軍突襲法國基伯龍灣,消滅大批法軍。1760年10月俄奧聯軍占領柏林。1762年初俄國彼得三世(1762.1~1762.7在位)即位,同年5月與普媾和,退出反普聯盟,戰局改觀。最后,普軍擊退法奧聯軍,取得勝利。1763年2月15日普魯士、奧地利和薩克森簽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