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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學通史(連載)

    發布者: lixunhuang | 發布時間: 2009-6-22 14:56| 查看數: 41656| 評論數: 126|帖子模式

    本帖最后由 lixunhuang 于 2009-7-9 09:29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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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學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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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不了解中醫的歷史,就無法真正知道中醫的偉大和內涵,與大家分享下這部中國醫學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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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 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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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A( q$ J1 B8 d  中國是醫藥文化發祥最早的國家之一,從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亞細亞大地之時,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點到面聯接起來,形成燎原之勢,逐漸的融化在文明時代的光華之中。從此,中國醫藥學的文明史開始了。
    . t1 v3 v1 y. X; ^, O8 P3 r) b  中國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醫學史,由于東方文化發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國獨特理論框架,及近現代西方科學的撞擊及西醫的傳入,出現兩個分明的層次,在東西方醫學交匯中呈現復雜多態的狀態。 + E  }9 d8 M0 Q  ^3 f0 m
      夏商西周時期醫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記載了大量的醫藥衛生的內容,形成了醫學的雛形。
    ' l5 L9 h# G4 S  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整個學術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時期,醫巫分離,醫學具有更顯明的科學性、實用性和理性,占據了醫療衛生事業的主導地位。臨床醫學的分科已現端倪,趨于專業化。 + P  j3 H+ t% x, i. Q
      秦漢時,以傷寒、雜病和外科為最突出的臨床醫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是中國醫學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 K0 E+ x; w% J6 h" n. E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長期處于動亂割據的狀態,醫藥學在脈學、針灸學、藥物方劑、傷科、養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績,為醫學的全面發展積累了經驗。
    4 ^- v2 |1 M7 ]. P3 a$ \2 e  隋唐時期,國家重歸統一,國力強盛,文化繁榮,形成了一種空前輝宏氣勢。中國醫學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全面的發展。醫學家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獲得了更為豐富的成果。這是中國醫學發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4 K. f" ^2 a2 e# G" U  兩宋是中醫藥學發展的重要時期。政府的重視在醫藥發展上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組織人員編纂方書和本草、設立校正醫書局、鑄造針灸銅人、改革醫學教育、設立惠民局、和劑局、安劑坊、養濟院、福田院等等,有力的促進了醫藥衛主之進步。- h5 q0 g  W* }- q3 d* Q1 T7 B
       遼、夏、金、元與兩宋王朝并立以至元滅宋統一全國。這是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文化大融合時期,是中國醫學史上學派爭鳴、民族醫學奮起的一個輝煌的時期,為多源一體化的中國傳統醫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現了蓬勃的生機。
    + N& ?# F5 B9 C  明代,醫藥學發展出現革新趨勢。在探傳染病病因、創造人痘接種預防天花、中藥學研究等進入新的層次。中外醫藥的交流范圍已達亞、歐、非許多國家與地區,中學的輸出、西學的東漸,使中外醫學文化在交流接觸中,互惠受益。) {# M6 E+ J8 Y1 z0 g
      清代前、中期,醫學趨于普及與升華發展的時期,王清任躬身于人體解剖,著有《醫林改錯》,反映了“中國醫界大膽之革命論者”的開拓進取精神。& D, f( P! M6 p/ u
      上述的這一切,是中國古代醫學波瀾壯闊的歷史梗概。這樣一脈相承、綿延數千年一直未曾中斷的醫藥文化及文明,是世界醫學史上所罕見的。中國古典醫籍數量之大,名醫輩出,人數之多,在同時期的世界范圍內也不多見。中國傳統醫藥學有著強有力的生命力,它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發展。經過了與近代醫藥文化的撞擊、對抗到結合,也注意從國外先進文化中吸取有用的東西,遂出現了中西匯通合纂的探索。傳統醫學在走向現代化。
    5 q) ~% E5 a1 F9 u2 l8 T  近百年來,中國的現代醫學,傳統醫學和中西醫結合的格局將會對這百余年的中國近現代醫學史作出客觀的再現和評述。
      s7 ?' u# ~. k% g  中國醫學史無論對于中國古代的醫學研究,還是對近現代醫學的研究,或是與各種不同體系醫學的比較研究,對醫、教、研和衛生管理等工作及學科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涵蓋面廣,所涉及的時間、空間久遠博大,不是其他學科所能代替的。, D9 S' y& B4 t$ Y9 f+ r
           作為醫學的組成部分的中國醫學,同樣是研究人體生命活動、疾病防治、增進健康、延長壽命和提高勞動力的知識體系和實踐活動。中國醫學與西方近現代醫學是有許多差異的,它的發展與地理、氣候環境,以及社會的經濟結構、科學技術、哲學思想和文化傳統等都有著密切的聯系。但這并不妨礙中國醫學成為人類共同文明的組成部分。
    6 x2 B' ^( k# n* N1 L' s  在醫學的發展過程中,有著更強烈的繼承性,凡是新的進步和新的創造發明,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攀登的結果。因此,研究醫學的過去,溫故知新借以為鑒,成為解決當前存在問題的寶貴財富。醫學科學的另一個特點是發展中的系統性,這無論在傳統醫學科學或現代醫學科學中,都有著明顯的表現。每一課題或學科問題的順利解決,都需要其他學科或專題的密切配合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分工和各司其職。醫學發展在當代面臨著分科越來越細,越來越專業化,往往難以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醫學史是一門高度綜合的科學,在彌補上述可能的缺陷中,或能發揮其更為重要的積極功能和作用。
    1 `) h; j# a& C/ @  中國醫學史是中華文化歷史長河的一條支流,在人類文化的氛圍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學科之林,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和繼續存在的價值。歷代學者研究總結歷史經驗者頗不乏人,他們的醫史性著作雖有歷史局限性,但均在不同程度上給予我們許多啟示,例如司馬遷《史記》中的《扁鵲倉公列傳》,中國歷代修史,為醫學家立傳,記述疾病流行,詳列醫學文獻等,幾乎成為必須遵循的傳統。特別是傳記體醫史研究,有唐代甘伯宗《名醫傳》、宋代周守忠《歷代名醫蒙求》,明代李濂《醫史》,清代醫史類著作逐漸增多,如:王宏翰的《古今醫史》,徐靈胎的《醫學源流論》等,基本上都是以醫學人物為主體的名醫傳記性著作。涉及醫藥衛生各個領域,并以系統論述中國醫學編年史為特點的醫學通史著作的出現,當首推陳邦賢《中國醫學史》(1919)先生在論述自己為何研究中國醫史學時指出:“世界醫學昌明之國,莫不有醫學史、疾病史、醫學經驗史、實用史、批判史等,以紀其歷朝醫事之沿革,及其進化之理由,且以醫史學為醫學中獨立之科學。吾國昔時亦有李濂醫史,甘伯宗名醫傳,發皇往哲之奧賾,然咸秉傳體,不過較方技傳為略詳耳,吾國數千年之醫學,豈區區傳記遽足以存掌故資考證乎哉,此邦賢之所以發憤編輯中國醫學史也。”1932年第二次修訂,被收入《中國文化史叢書》中,后經日人山本成之助日譯在東京出版,1957年第三次修訂出版,內容更加豐富,各版次或有多次印刷,影響國內外中國醫學史研究甚巨。繼而則有王吉民、伍連德合著的《中國醫史》(英文版,1932年),李濤《醫學史綱》(1940),中國醫史研究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間曾比較活躍,創辦了中華醫史學會和中華醫史雜志,曾有較多的高水平醫史論文發表,推進了中國醫史學研究向著深層次發展,其間雖多次停刊,但七十年代末復會、復刊后學術交流空前繁榮,北京、上海、廣州、內蒙、黑龍江、遼寧、吉林、福建、浙江、陜西、安徽、廣西、四川、河南等省市自治區也相繼恢復或創建了醫史分會,各地區,有些少數民族還舉辦過各種類型的醫史學術會議,1992年8月于北京舉辦首屆國際醫史學術會議暨第十屆中華醫史學術會議。中國藥史學會、馬王堆醫書研究會、文獻學會等也積極開展各項學術活動。 8 R3 l1 y6 Q. G& d, n7 G$ g" A
      1951年,中央衛生研究院中國醫藥研究所建立的醫史研究室是中國最早的醫史研究專門機構。1955年該研究所劃歸中醫研究院,1956年,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受衛生部委托,開辦了全國第一屆醫史師資訓練班,為中國醫學史的教學、科研培養了一批骨干。1982年經衛生部批準,在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室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李徑緯繼陳邦賢先生之后任該室主任、所長,1983年,衛生部委托該所為全國醫史與中醫文獻科研、教學骨干培訓基地。1984年10月,該所舉辦了為期將近一年的全國第二屆中國醫史教研骨干進修班。此外,陜西、遼寧、山東、湖南、上海、四川、湖北、天津等省市的中醫藥研究院也都設有醫史文獻所(室),少數民族醫學研究機構中也很重視醫史文獻研究和相應科室的設置。醫史研究的機構、組織和專業隊伍的布局漸趨合理、陣容不斷壯大。
    ; F5 t3 r& v1 O  教學機構不斷增加,人員不斷擴充,素質相繼提高,特別是1978年始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首次招收了醫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7年又率先招收醫史學博士研究生,十多年來全國培養醫史碩士近百人,他們的學位論文使中國醫史學研究水平和學術價值均大大提高。在這十多年中,有計劃強調和加強了醫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少數民族醫學史調查研究,近現代醫史研究,醫學考古研究等等。在這十年中,中國醫學通史類、專科史類等專門著作的出版也很活躍。
    # W# v- F, ?( @& g/ i      《中國醫學通史簡編》經過醫史學家們長期的學術醞釀、研討,籌劃,最終在衛生部和老一輩醫藥衛生工作者的關懷下,動員組織了全國醫史界(包括臺灣和香港在內)的專家學者,于1987年正式開始編寫工作,《中國醫學通史簡編》各分卷歷時八個春秋,經多次審閱、修改而初具規模,下面謹就有關編寫與研究中的一些學術和技術問題,作以下必要的說明。# `0 e+ {: t8 k  S
      (一)體例與分期問題:在編撰《中國醫學通史簡編》這部巨大著作的醞釀過程中,考慮討論了該書的分期問題,最后確定為四巨冊,即古代醫學分卷(遠古~1840)、近代醫學分卷(1840~1949)、現代醫學分卷(1949~1995)與醫史文物圖譜卷。為首先給人以清晰的時間概念,并能體現醫學發展的規律,古代卷分中國原始人類的醫藥衛生活動等10章,在編述上以時系事,聯系醫家、醫著、學術、體現了中國醫學通史縱不斷線,從古通今的連貫性特點。在每章中,又吸取了志書體例,先概述、醫事制度、律令、醫學教育;次醫,藥衛生保健等學術;再醫藥文化交流,醫家傳記、醫籍評介;其它較獨特的專節一般放在最后。 1 T) y  l; k0 c4 d
      醫學史分期,是否切合歷史實際,是測量一部醫學史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之一。因為,切合中國醫學發展歷史實際的分期法,不但在宏觀上給人一目了然、綱舉目張的效果,而且透過分期的微觀上還能得出醫學發展在各個時期的實質內函,《中國醫學通史簡編》總結多年的理論研究和多部專著分期的實踐,使我們認識到在科學的分期上應注意以下三個不同層次的要求,這就是首先必須充分反映出醫學在各個不同時期的不同實質和特點;其次,要考慮到中國科學技術史和文化史特點的相對一致性;再次,是在前二者的基礎上,注意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相關性等。這個層次是不能倒置的。由于中國醫學史是一個網絡狀的結構,這種縱橫交織、綱舉目張的史書體例,能比較全面系統地容納中國醫學史的基本內容,雖在形式上比較固定少有變動,但每章節的內容則各不相同,然而卻能從中看出上下的銜接與發展變化。 ' H6 U) ~. T' U! H. b
      (二)關于醫學起源問題。中外醫史界、科技史界歷來對此意見分歧、見仁見智,往往使人莫衷一是,無論是巫源說、動物本能說、圣賢創醫說等等。均不無道理,但又各有偏頗,通過綜合分析,本書在編寫中主張以實踐為主體的多源綜合說,其間有一個內在的邏輯發展過程,人類醫療活動的歷史比巫出現要早,所以單純強調醫源于巫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動物越高級,其本能越減退,所以以動物本能為醫的唯一源泉是難以成立的。圣賢創醫說則是復古思潮的產物。所以說醫學起源問題絕非某一單純觀點所能圓滿解釋清楚的。3 x6 V8 O1 @0 f5 B& Y( d- o
      (三)中國古代醫藥學的形態結構。中國古代醫學是傳統醫學的發展范式,是把人放在天地與社會心理中去考察,具有宏觀整體性,是個多源一體化的結構。在中華民族醫藥文化形成的過程中,集中了各民族各地區的醫療學術經驗在內。( u+ k  l- A+ a8 a. |' N
      而居住在中原一帶的醫家在總結各地各族醫藥經驗時“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皆愈者,得病之情,知病之大體也。”因而,當中國古代醫學體系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包括民族醫藥在內,在以后的歷程中,以漢醫為主體的傳統醫學不斷地吸收各少數民族醫藥的新鮮經驗,另一方面各少數民族又逐漸結合本地區本民族的醫藥經驗,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醫學,這是中國古代醫史上漢醫與少數民族醫,其共性與個性、整體和部分辨證的統一。
    4 }2 G' i! O4 I( F4 i  (四)中國古代醫藥與人文地理和文化傳統。環境是對中心而言,背景是對主題而言, 近幾十年來,醫史教研工作者在此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入而有成效地探索。中國傳統醫藥學產生于中國,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與疾病作斗爭、診療保健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一方面,從遠古以來中華民族祖祖輩輩就在自己的國土上生活、生產,進行各種社會文化活動與創造發明,本民族的文明一直未曾中斷。另一方面,又是處在一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中,在整個古代,受外來文化的沖擊較少,而有兼收并蓄外域文化的博大氣勢,往往為我所用。中國醫學之外傳,影響著朝、日、越等國的醫學發展,成為這些國家傳統醫學的主要組成部分。鳥瞰中國的地理環境,背依歐亞大陸,西北方橫亙著戈壁大漠,西南方聳立著青藏高原天然屏障,東面是浩淼的大海,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人還把自己的國度當作天下的中心,自視為“天朝上國”。以農業為主的物質生存方式,還有采集、捕魚,狩獵,畜牧和手工業等,醫藥文化莫不受這種客觀存在的影響。民族心理的務實精神,是中國農業社會導致的一種心理趨向,鑄造了中國人“重實際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世俗的、入世的思想一直壓倒出世的、超世的宗教神學思想。當西方在漫漫的中世紀黑暗時代——只有神學而無科學的地位,科學只是神學婢女的歲月,中國的醫藥文化一直以其科學與文明的風姿在世界醫林中占居領先的地位。中國傳統醫學并不僅僅是歷史上的醫學,它有著更光明遠大的前景,它是中華民族創造發明的,它又是屬于全人類的,是中華民族對人類醫療保健事業的一大貢獻。從中國人文地理看,中國傳統醫藥學文化中心,開始在黃河中下游一帶經濟發達的平原地區,從秦漢到隋唐仍在陜西、河南、山東及長江以北地區,北宋到南宋金元,中國醫藥文化中心呈東遷南遷之勢,明清之際,中國醫藥文化的中心轉移到江浙一帶。如果說中國古代醫學最早的起根發苗和發展在黃河中下游流域,那么它的相對成熟和開花結果則在江南人文薈萃的地方。
    2 r* c2 }/ A! i# }' E  (五)對醫藥學家評價。醫史是醫藥學家活動的舞臺,醫家的傳記、著述、學術思想、醫事活動等,牽扯到醫史的每個綱目與網絡。本編對醫史人物的評價,著重強調:9 n# k' W8 o- u/ f
      ①研究醫學家的學說和學術思想,要求研究者所作的結論必須確切,必須符合實際,能反映其特點。( Q- S+ z. a1 M9 ]+ I
      ②研究醫學家學說和學術思想,必須嚴肅認真,要從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入手,作深入細致的分析,千萬不要單憑序跋、小傳或二三手資料作結論;9 ?, d) H9 `( N
      ③醫學家學說和學術思想的研究,不要回避矛盾。在研究過程中,只要結論符合實際,能代表其學術思想核心,雖然它不符合潮流,或與多數學者的觀點相反,也要敢于提出自己可供借鑒的意見或結論;4 r2 l+ D6 p/ ^  N# J4 J3 n
      ④研究醫家學說和學術思想,要不為前人的結論所惑,避免人云亦云;
    - c2 B7 x, D% u% {4 g  ⑤研究歷代醫學家要予以歷史評價,有褒有貶,一分為二,防止絕對肯定或全盤否定的結論,對醫學發展有促進作用的就褒,有阻礙作用的就貶。只有做到這一點,既知其進步性之所在,又注意到消極性之可能危害,才會對現代有更多借鑒;+ i* f& s% g- E( _5 S* k
      ⑥研究醫學家學說和學術思想要抓注主流。醫學家的學術見解、經驗和論述,多是各式各樣的,兼雜并列的,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少有本人對自己的學說予以明確的、系統的論述,這就要求我們通過深入鉆研,分析綜合,從錯綜復雜的大量資料中,理出一個切合實際的頭緒;
    " j$ }" N1 V' a) s  ⑦研究醫學家學說和學術思想,要探討醫學發展的歷史經驗和規律性問題。; O1 n, D/ D8 P8 ~% Q# K
      (六)醫藥學史料問題。研究醫藥衛生發展,史料是基礎,大量掌握和研究、鑒別史料是醫史研究的基本功。沒有史料尤如無米之炊。由于醫學發展與社會的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文化、軍事、體育、交通、宗教等等人文現象和天地間各種自然環境有著直接和間接的多種聯系,所以醫史研究中不僅僅局限于醫、藥、衛生,保健學術本身,還廣泛深入地涉及到醫藥文化的各個方位與層面,醫史史料的來源是多途徑的。古代醫學史料以文獻和文物史料為主,同時還包括一些醫藥衛生民俗史料。6 V6 ?8 A9 @# |3 I
      文獻史料除歷代醫籍和醫史專著外,廣泛地涉及到正史、野史、筆記、地方志、少數民族有關的醫藥文獻。這是本書史料的主要來源,其間有大量、細致的文獻學研究,鑒別真偽、考證史源等工作。 . W, s+ W: T% U4 g' ]! d; o
      文物史料多借助已往的金石、甲骨、簡帛,以及現代的考古發掘資料,實際上一些文物史料已經變成文獻資料。我們將比較全面系統征集歷代醫藥衛生文物圖片,將收入醫史文物圖譜卷,作為比較直觀的素材,將對文獻發揮有說服力的科學的互證。
    9 G) W% {. i/ d, I7 P- r  關于民俗,自古以來,民俗和醫藥衛生就結下了不解之緣,逐漸地形成了豐富多姿的醫藥衛生民俗,發揮過或正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作為醫史的一個載體,民俗史料不可忽視,往往可補充文獻史料和實物史料不足而造成的醫論蒼白和史實的匱乏,特別是原始社會醫史,秦漢以至先秦醫史,少數民族醫史,沒有自己民族文字、文獻的民族醫史,以及社會醫學和醫學社會學等領域的許多學術問題,醫藥衛生民俗史料的價值顯得尤為珍貴。! Y& j0 B5 i4 t6 O0 V
          中國醫學史的理論研究是中國醫學史研究中是極為重要的。在中國醫學史研究中,注意總結中國醫學發展的歷史經驗,探索其內在發展規律是醫史研究的根本任務。( N1 t0 x. L2 c0 ?$ g& `7 K( A
      選擇研究課題是研究工作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面,一般可在上述研究范圍內,參考研究任務和目的性,經過對客觀需要的調查、研究現狀的摸索、取得成功可能性的了解,可以初步確定研究課題。初步課題意向是單一的,也可能同時獲得多個課題;初步課題既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一個內容廣泛的大課題;初步課題可能是很專門的,也可能是一個包羅很多的復雜課題等等。此刻,如果研究者可以給予分析、鑒別,確定其最佳選擇,那么就可根據需要和可能等,將研究題目定下來。不然,研究者在這些初步形成的課題面前感到有些無所適從,或下不了決心,那就可向有關專家、前輩、同事或朋友等請求指導,共同分析這些初步設想的利弊,可能性之大小,資料之多少,調查之難易,研究者的興趣和知識基礎,特別是社會效益、學術價值等,在比較中逐步確定其最佳的選題。9 T8 c3 }. @* b: m; L+ ?
      研究課題選定后,研究工作能否取得預期效果,大量收集和掌握有關史料就成為關鍵所在。一個極好的選題,沒有足夠史料收集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有說服力的結論,甚至造成研究工作的失敗。醫學史料之收集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即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直接史料,或可稱為第一手史料、原始資料。如就醫學人物之研究,其檔案材料、自傳、書信、著作手稿、論著、筆記、遺物、墓志銘等;直接史料還有一個重要來源,這就是考古發掘之所得。一般而論,由地下發掘或由石室、古建中所獲者,均有較高的直接史料價值。間接史料,或稱為第二手史料,非直接史料一般均屬此類。如就醫史人物研究而言,非本人撰寫的有關傳記、回憶錄,或經重編的著作、文藝作品、美術雕刻、評述、論文等,或屬第三次轉引、編錄者,故其學術價值和參考意義便有所降低。不過,也有不盡然者。0 Q0 U: w0 `$ r7 q( k/ O8 Z
      史料猶如炊米、原料,醫史學研究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是無米之炊,沒有原料的工廠,這個道理很清楚,無需多費筆墨。如何收集好史料,的確存在著方法和技巧問題。如果對所選課題的基本情況已有初步了解。便從直接史料之收集入手,再及于間接史料;相反,亦可由近及遠,即由間接之二手、三手資料入手、理出線索,再循序收集更有價值的直接史料。其方法大約有:查閱文獻、實地調查、考古發掘、文物征集等。 ) F, H! f: }3 X7 h: N
      要善于鑒別醫學史料的真偽。如上認真的收集和證購,有可能獲得大量有關史料,這就為課題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和雄厚的基礎,然而為了確定其真正價值,還要進行科學的鑒別。
    ) V% Y9 N# }7 x- i& M; j& r  民族醫藥中的精湛技藝和特效方藥倍受重視。
    ; q' K% B# p+ T9 j; n  醫學考古學。這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醫史研究與考古學和人類學等交叉研究將要誕生一個新學科,屬于科技考古學的范圍。在中國,考古學主要是對元代以前的有關人本身的遺骸,和使用的工具進行研究。這許多考古資料,可以補證史書的缺漏和不足,是醫學史研究中不可少的。醫學考古學與醫學史雖有研究的對象和方法不同,但卻有著殊途同歸、異曲同功之效。與醫學考古學直接相連的是中國醫史博物館及其學科。遠古以來,在中國的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的醫藥遺址、器物等。有的作為名勝古跡被保留下來,有的則被損毀,有的文物保存在古董商和博物學家手中,有的則被方志、野史筆記、金石學、文獻學所收錄。近代博物館中常有關于醫藥衛生的文物陳列內容和學術研究成果。
    ( b8 w1 \1 s% @; m* c2 ?$ q  隨著醫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醫史實物資料的發現、搜集、整理,考古學的發展和博物館學學科內容的系統分類,在專門博物館內分劃出了醫史博物館。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博物館工作者就已經提出:“倘今后幾百科學,各設專館,搜集實物,以資稽考,則學子之所誦習者,可以目驗,一國富強,民情風俗,以及現代科學之沿革及其應用,俱能一目了然,供其參觀。”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醫史博物館,創辦于1938年,1959年歸上海中醫學院,在館藏、陳列、機構建設、人員設置等均不斷取得發展,出于教學的需要,陜西中醫學院等單位積極籌辦醫史博物館,該館現已升格為陜西省醫史博物館,收藏及陳列均較豐富多彩,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廣州、吉林、成都、山東、甘肅、湖南、南京、北京、江西等中醫學院也相繼辦起了醫史陳列室、館。中國醫史博物館,其前身是1950年全國衛生展覽會的醫史部分,后劃歸中國中醫研究院。此后,曾在該院多次復展并得充實發展。經過多年征集醫藥衛生文物等,于1982年建立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時,正式建立了中國醫史博物館,現有文物近4000件。此外,河南南陽有張仲景醫圣詞、陜西耀縣藥王山,孫家塬有孫思邈紀念館、湖北蘄春有李時珍紀念館,以及陳實功、萬全、皇甫謐、扁鵲、吳尚先等古代醫家和近代醫史遺址,醫家的紀念館遍及各地,還有少數民族的醫藥勝地,如西藏的藥王山、青海塔爾寺的門巴扎侖(醫學校)、內蒙古的三鎮醫學舊址等,都具有醫史博物館的性質。這些醫史文物與勝跡,生動而直觀地證明了中國醫學的悠久歷史,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4 o6 y4 t/ A# ^% m3 {$ I2 ?  中國醫史博物館學是中國醫學史與博物館學交叉的一門新學科,是中國醫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和良好社會效益,也是中國醫學史的一大特色。. j: X/ m! |, H8 A  P- w
      醫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務是闡明過去,闡明過去則是為了認識醫史經驗教訓、評價已往的醫史人物,以前人為鑒,為的是今人和后人。因此,醫史工作者所從事的勞動,是有益于當代,惠及子孫的事業。 $ A7 g9 g; @/ u5 F
      醫學史研究所涉及的對象,范圍非常廣泛,因此,這對醫史工作者的素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醫史工作者運用德、識、才、學四條標準,既是對治史能力的衡量,也是對醫史工作者基本素養的要求。
    5 V/ |. B5 L: M3 a# k  史德,即治史的道德和思想品德。秉筆直書,不隱不昧,實事求是,客觀的反映實際,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應該繼承和發揚。
    9 m, \  `  Q0 Y! w0 b  史識,就是觀察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總結表述等能力,“這樣能力,既包括史學工作者的思維素質與能力,又包括史學工作者的開拓創新精神與能力。史學工作者能夠做到,見微知著,洞察底蘊。透過現象,發現本質,言人之所未言,知人之所未知,啟示當今,預測未來,這就是‘史識’”。  K+ ~5 ?! i3 s  G2 L% H+ t
      史學,是指醫史知識、醫史學的理論。《隋書·經籍志》說:“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盡管這樣要求標準不甚完備,但其中“博”與“通”這兩條有可取之處。博是指知識結構橫向聯系,通則是指知識結構的縱向聯系方面。所以治醫史,除了解醫學各方面知識之外,在對專業專精的基礎上,根據需要和可能還要具備多種學科的相應知識,才能提高醫史學術水平,有可裨益。 ! ]% ~3 d/ [& u/ L6 Y7 W" x4 m
      史才,中治史的才能,如研究能力,史實真偽曲直的鑒別、分析能力、組織、綜合能力、語言的表達及寫作能力等等。《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總序》說:“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欲其詳。”對于寫出的醫史文章和書籍應當論從史出,言必有據,將科學性、藝術性和可讀性有機地結合起來,就須要有史才。
    ' N6 \8 c* a; ~' k$ t# C% J6 E  中國醫史隊伍是由醫、文、史,哲各科人員組成,整個的知識結構比較合理。還有相當一批醫史愛好者,有的人也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績。 / ]3 L; S4 Z$ Y  _  U8 A
      在中國醫史研究的長河中,醫史工作也曾幾度風雨,幾度春秋,有它轟轟烈烈的年華,也有慘淡失落的歲月。中國醫史工作者經受了這種沉浮的考驗,近十余年間,我們已培養醫史學碩士近百名,醫史學博士10余名,更接受國外有志中國醫史學博士研究生,以及短、長期考察訪問學者等等,表現出了對醫史工作強烈的責任感和事業心,難能可貴“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雖然在面前還有種種困難,但中國醫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這是大趨勢。中國醫學通史的完成,是中國醫學發展在本世紀九十年代中空前的比較系統全面的一次總結,但絕非最科學完美的終本,盡管現在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和困難,其他學科文明史需要醫史,人民需要醫學史,醫學發展需要醫史,我們相信未來將更加光明。讓每一個醫史工作者、醫史愛好者、熱心并支持中國醫史研究的志士仁人,為繁榮中國醫史研究事業而齊心協力,共同奮斗,使我國醫史研究、教學的后來者能在一個更好的基礎上大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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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評論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5:00:56
    本帖最后由 lixunhuang 于 2009-6-22 15:03 編輯
    ) E- A9 z3 t# }( M
    # ^6 S- q0 U8 q7 L, n第二章 夏商西周時期醫學# _  Y( f0 q  D2 R,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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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E; S- [. ^# E7 s  大約從公元前21世紀開始,至公元前770年,在中國歷史上相繼出現了夏、商、西周三個王朝,這是中國奴隸制社會由興起到繁榮,最后逐漸衰落的時期。
    ! g( c! H# H* }! I  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國家形式是以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政體,國家統治機器如軍隊、刑法等也一代比一代強化,且對宗教職能給予特別重視。在屬于夏紀年范圍的考古發掘中已有卜骨存在,那時就已有巫教流行。商朝崇尚神鬼祖先,認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勝負,農業豐歉,疾病壽夭等都要卜問吉兇,有大批巫卜神職人員為商王供職,形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力量,殷墟甲骨文中有關疾病壽夭的卜辭很多,醫藥衛生活動也在巫卜統治之下。雖然幾乎完全在巫卜的統計下,但醫藥衛生特別在對人體的認識,疾病診療水平提高,以及專業醫的出現等等方面,都發生了重要的啟蒙與變革,醫學科學開始蒙芽。西周時巫人從政作用雖然逐漸削弱,但仍有強大影響。 6 I3 ^- m/ Y  i

    / S; p# A9 C5 e5 r* o第一節 衛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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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商周醫事制度$ I% Y! U5 ]/ T( w, {' v1 T+ m3 p

    $ w% n' t7 p; g2 t第三節 對人體和疾病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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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疾病的診斷和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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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1 Z; t' C" W第五節 藥物知識的不斷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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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J- p# n6 z* q. ~$ A/ F2 |9 }/ L' l2 e第六節 巫與醫藥的關系, b3 ?; @! P( d8 z2 q

    , N- x: j6 T3 P7 |, ]& g. j1 V第一節 衛生保健
    5 @% S! e; g8 D  P$ l$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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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b' }4 P) z$ W  J; ?# `& p
    % G6 i( w! O' n- G) ?. n  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生活實踐的豐富,人們對命的價值更加關注。《尚書·洪范》說:“五福:一曰壽, 二曰富, 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兇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殷人思想中“五福”之“壽”、“康寧”、“考終命”(“考”即老,考終命指盡其天年)與居“六極”的“兇短折”、“疾”、“弱”均與健康長壽有關。
    $ ]* k  _& N8 o# U/ {  到了西周,健康氏壽的概念更為突出,金文中累見“萬年眉壽”,“眉壽永年”、“眉壽無疆”等語,《詩經》中反映健康長壽的更多。如“餒我眉壽,黃耇無疆”。“東之君子,萬壽無期”。人們如此重視生命,希望健康長壽,反映著衛生保健方面有了較大的發展和提高。
    " u7 V7 R2 g! ?  一、個人衛生
    ; q# U$ l$ a& [: d  u8 u  從對殷代卜辭的研究和出土的殷周盥洗用具,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人們已經養成掃地、洗手、洗面、洗頭、洗腳等衛生習慣。如:盥、沫、浴、洗等字之甲骨文象已給人以生動的印象。
    : r# R. [, f9 L- c) Z* W3 n  甲文有帚、掃、寶雞出土之青銅器中見有如子帚灑形的文字,(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第1825頁,中華書局影印,1985年第一版)。近年出土的殷周陶器和青銅器中,據考古學家研究,其中有洗臉、洗足的盆和噴灑地面的壺,陶器中有擦手去垢的陶搓,制作都相當考究。(楊建芳:《安陽殷墟》,中華書局出版,1965年)。 * I( N( Y- F2 b* C2 r
      殷代的貴族不僅用“湯”(熱水)沐浴,而且還用潘,即煮熱的浙米泔汁來沐發,《周禮》之“共(供)王之沐”。《疏》云“宮人,掌潔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湯。”三千多年前如此講究的淋浴。無疑是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反映。 " X8 |. o7 I8 U7 O- P  }% R
      飲食衛生,《周易》:“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意思是說婦女把家務以及飲食衛生搞好,是吉利的征兆。可見飲食在這一時期已作為一件大事受到人們的注意。西周時期統治階級的飲食,有專門機構與人員管理,以確保飲食營養與衛生保管等。如:“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 Q) G9 f; z- }# i4 K' }
      周人也養成了許多良好的飲食衛生習慣。如《周易》:“觀頤,自求口實。”(《周易·上經·頤》)。意即要把好病從口入這一關,又強調進食時要細嚼慢咽,不貪食過飽。 ! D* y; v( m0 [; g+ T. M+ D) x) Y4 f
      這一時期,還開始冷藏食品。《夏小正》記載:“三月參則伏……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夏小正》被認為是夏朝歷書。可見我國遠在三、四千年前就開始有藏冰的活動了。如《詩經》:“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早)獻羔祭韭”(《詩經·風·七月》)。該詩是周人采冰的切實史料。《周禮》且有凌人之設。“凌陰”即藏冰的房子,“凌人”是掌管藏冰、用冰的專職官員。入春后,氣溫漸高,即將食物保存在置有冰的鑒中(即大口之罌),這時期的冰室建筑,已很講究,它可以把冰保存到夏天。王者把冰頒賜群臣,可見當時用冰范圍已很廣泛。
    7 N2 [( G. {2 j& G  其次,從古代一些記載和傳說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人們已注意用鍛煉身體的方法來防治疾病。 ( n) ^1 x$ @4 N: `4 p
      舞蹈的歷史悠久,在甲骨卜辭里就有記載。到西周時更發展為驅疫逐鬼的“儺舞”,剝去神秘的外衣,也有健身防疫的意義。田獵、角抵等體育活動在西周前后都有開展。可見我國人民在和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很早就把醫療與體育結合了起來,為后世導引、氣功、按摩等保健體操運動的形成和發展,起了先導作用。 : K2 _( W- D# p
      夏商周時期,性與生育的衛生也開始受到重視。限制“注混亂”在我國歷史悠久,據傳說,伏義氏“始制嫁娶”,“以重人倫之本”“民始不瀆”。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進步,而且也是講求性衛生的大前提。
    ) f, j! z5 N4 y0 \3 ~  二、環境衛生
    ! f2 f+ p0 X" H$ F) s) ~# t; C  夏商周時代,環境衛生已受到重視。首先是房屋建筑,注意了對環境的選擇。如《詩經》記有“篤公劉,既溥且長,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覯于京(高丘)。”(《詩經·大雅·公劉》)。“篤公劉,既溥且長。既景(日影)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詩歌頌揚公劉定居時選擇高燥、向陽、寒暖適宜,接近流泉的地方。《詩經》所歌頌的公劉擇地建居室的時代約在夏代。瓦的使用是西周人的創造,由于瓦能排水、防曬、保護房屋,無疑對人的衛生保健是大有裨益,在岐山鳳雛遺址(今陜西岐山)和扶風召陳遺址(陜西扶風縣)出土有板瓦、筒瓦等瓦上還有瓦釘或瓦環。其居室建筑之衛生條件更為進步。
    4 w* H7 m9 \6 j  o  通過甲骨卜辭研究,還可看出殷商時代已注意室內外灑水,清掃和除蟲。如丁亥日要在室內外掃除和滅蟲等。甲骨中還有“灑”字等,說明居室灑掃在當時已被重視。西周這方面的記載就更詳細,且其統治階級已設有專門管理清潔衛生的官職。負責宮廷內外的除草、除蟲、以及清潔水源的工作。《周禮》還記道:“赤發氏掌除墻屋. 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詩經》還記有滅鼠的活動,強調灑掃庭院堵鼠洞,堵好鼠洞熏殺老鼠。對預防傳染病流行,保護環境避免污染有積極意義。
    0 P7 B# o3 Q- R1 O" X5 o  清潔水源、注意飲水衛生。水源與環境衛生關系最大,故鑿井而飲。遠在原始社會就開始了。夏商時,井鑿的更深。河北省藁城臺西遺址,發現我國商代兩眼水井,其結構堅固,至今仍很完整,還在井內發現了提水的陶罐。西周時已認識到鑿井不僅是為了取水方便,而是為了更有利于清潔衛生,強調要經常淘井泥,使井水保持清潔。《周易》:記述一新來的邑主看到當地飲水情況說:井水太濁了,喝不得,要淘干凈,才可汲用。《周易》強調:井壁壘好后,井水變得清涼爽口;要求人們打完井水后要加井蓋,防止因炊污水而染病,才會大吉。 - O$ F) g5 @  E; X2 _
      與此同時,夏商周期時,人們對生活污水的處理也十分重視。代表夏商文化的淮陰平糧臺古城遺址之宮殿地下已有陶排水管之設置。周原遺址之西周早期宮室所設之下水道之直經已達20-30厘米,長度為1米陶水管還與排水陰溝、明槽相連通,汲水排到院外的“大池”中,這是一套比較合理的排水設施,對于改善居住環境衛生,有著重要的意義。周原陶水管的發現,不但在我國古代建筑史上有著很重要的價值,而且也為研究我國古代環境衛生設施及其在防病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線索。; |0 r$ ^8 e; [3 `. `7 \* j
        第二節 商周醫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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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D- f/ L+ ?) O4 {+ y  一、宮庭醫生分工
    ' v. o  O1 A" i. k8 b$ X% q9 Q( x% [  商代有管理疾病的小臣:中國甲骨文專家胡厚宣先生釋“小疾臣”認為:這種職官既醫治疾病,也從事醫療管理工作。(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文商史論叢》初集,第三冊,1943年)。它是我國文字迄今所見最早的醫宮。周代醫官是繼承了商代醫官發展而來的。
    + k& O8 Z0 H, c/ I  《周禮·天宮》將宮廷醫生分為以下幾科:“食醫,中士三人”,主要職責是“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饈、百醬、八珍之齊”。食醫,是管理飲食的專職醫生,是宮廷內的營養醫生,主管帝王膳食,是為王室貴族的健康長壽而專設的。“疾醫·中士八人”,主要職責是“掌養萬人之疾病”。疾醫相當于內科醫主。疾醫已經不僅為王室服務,而且施治萬民疾病。這說明“民”的社地地位已有所提高,并在宮廷醫生治療疾病時反映了重民思想。“瘍醫·下士八人”,主要職責是“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刮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瘍醫相當于外科醫生,專管治療各種膿瘍、潰瘍、金創、骨折等。瘍醫在宮廷醫生中地位低于食醫、疾醫,屬下士。獸醫,下士四人,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獸醫主要治療家畜之疾病或瘡瘍。(《周禮》成書的年代較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西周職官情況的真實記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相當曲折地反映了西周職官的情況,古文學家在全面清理西周銘文中職官材料之后,以西周當時的第一手材料為依據,重新對《周禮》作了研究。認為《周禮》在主要內容上,與西周銘文反映的西周官制,頗多一致或相近。因此,正確認識和充分利用《周禮》是西周職官問題研究中不容忽視的問題。)周代宮廷,把醫生分為食醫、疾醫、瘍醫和獸醫,這是醫學進步的一個標志,它有利于醫生各專一科,深入研究。《周禮》宮廷醫學的分科,是我國最早的醫學分科記載,開后世醫學進一步分科之先河。 7 W; ^: Z( A8 ^- Y
      二、醫政機構設置:周代建立有較為完整的醫政組織和相當嚴格的考核制度,為提高醫生的技術水平,促進醫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 e6 {- y7 L3 Q! s8 {) X- S
      (一)專職醫療人員,屬天官冢宰統轄。; K& `/ e* F1 P" w2 V( }1 r- T/ x& E
      1.設醫師之職官,總管醫藥行政。《周禮·天官,載:“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在醫師之下設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協助醫師進行衛生行政管理。上士和下士主要協同醫師管理醫政;府二人管理宮廷藥物庫藏保管和供應;史二人管理宮廷文書和病案。徒二十人,看護病人或接受差役雜務。 1 R4 ]+ R8 U( D% S* F
      2.醫師考核與俸祿 / V  A9 g  B  c3 e) U# r) f
      《周禮·天官》記載:“醫師掌……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醫師負責年終考核醫生,以其診治病人的療效優劣分為上……下五個級次,每個級別享受其相應的俸祿。這樣的考核規定和報酬制度,出現在西周,實在是難能可貴。
    " Y# V. @) V9 Z# [4 s  3.病歷記錄和死亡報告 7 p' L/ Q4 K* I& R
      《周禮》載:“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這種制度的建立,對于積累原始病案資料,總結治療經驗和教訓,無疑有其積極的促進作用,標志著周代醫學已發展到一個新水平。 ( d" \7 F6 h- C) a+ m; a1 i; z8 B
      (二)衛生防疫管理
    5 ?2 u1 Y3 y) J- O! u% L  天官屬下設凌人“掌冰”,主管即凌陰(冰室)。“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夏頒冰,……秋刷。”其人員達90余人,一年四季,有著嚴格的工作秩序。“官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其井匽,除其不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井,指漏井,匽路廁;為其井匽,是設有一種漏井,使污穢之水流入,以保潔除臭。宮人是負責宮廷中污水排除的職官。結合地下陶水管之發掘,可為文獻記述的實證。飲食衛生方面,設有“內饔”職宮,其職責之一是“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具有衛生檢查監督之職。地官司徒之下有司救,設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人,其職責之一是:“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即發生天災疫病時進行巡回救護。 : T: C# C% _2 r6 V. V- z
      秋官司寇之下有庶氏、翦氏、赤發氏、蟈氏、壺涿氏、蠟氏、野盧氏等,他們有的編制達百余人,執掌之事是各種各樣的除害滅蟲工作,方法是用牡菊、嘉草、莽草、等驅之、燒之、攻之、熏之、酒毒之、殺滅之,以及“令掃道路”。
      X! o; W- b: h3 X9 ~: D( a  (三)卜、祝、巫等設置 ( `  h% n" C- D7 q
      周代巫術仍較盛行,其設計也較多。如:大卜、掌占卜,其職司之一就是卜問疫病能否痊愈。大卜為眾卜之長,由下大夫二人執掌其事:其下有卜師,卜人數十人組成。
    * f; ]! o7 g1 K& {4 H; g' ~  大祝,為祝官之長,有下大夫二人執掌其事,“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年,求永貞。”除癘疫。
    ' y( G: Y/ Q4 M' G0 R0 ~, @+ V% i# o  司巫,為群巫之長,掌群巫之政令。群巫中男巫、女巫均無數,男巫負責逐疫除疫病。女巫負責以草藥熏浴,祛疫防病。
    - u" D( ^! P: a4 _2 l- m5 u0 c$ m4 @  從《周禮》所載可以看出在西周后期醫巫開始分離,專業醫生出現,卜、祝、巫等神職人員失去對醫藥的控制,其地位下降。醫學開始獨立發展。此期,醫學理論萌芽,食醫結合,環境衛生思想的產生和實施等,都為醫學的進步奠定了基礎。
    7 |+ ]* @/ C. A* ^! F    第三節 對人體和疾病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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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A9 z+ ?+ ~  J+ Q  一、對人體的認識 ' H5 z: t" w6 ]. R2 F1 V
      甲骨文是目前為止發現的最早的古代文獻,其中包含有可供研究殷商時期對人體、疾病認識的寶貴史料。
    ; h5 [4 p: J0 K( B; k  h+ K! ~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會意文字,從文字的形體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對人體已有一定的認識。首,象人的側面頭形;耳,象耳的輪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從口中伸出狀;齒,象牙齒從口中露出;項,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號標明;手,象手的側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號。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號。足字則象腳的形狀。膝,在人的膝關節加指示符號。趾字就象腳趾形。眉則象眼睛上面長著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兩腋下加指示符號,等等。 2 |( }: R5 t2 N) [' B8 ^0 `
      甲骨文中還有的器官、骨連接或一些生理現象的名稱。心,象人的心臟形狀,這是甲骨文中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的內臟器官名稱。 : i) a0 c' D( y1 N/ ~2 r9 e
      《尚書·盤庚》是商王朝的文告,其中有“不憂朕心之攸困”及“今予其敷心腹腎腸”等語,可知當時也已知道腎、腸等其他內臟器官,只是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發現。 5 k3 g- |+ }& r3 M* {
      此外還有骨架的象形、脊柱骨的象形。血字象在祭祀時將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點,象人遺尿之形。屎,人后下數點,象人遺屎形。淚,象目下垂淚,郭沫若謂當系涕之古字。
    + s+ D3 C5 X) q" \  甲骨文中還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孕,表示懷孕后,腹內有胎兒。還有左為床形,右為孕婦,全字表示孕婦躺在床上待產。 冥,是用手接生。以及人的正面象形、產戶、手的象形等。乳,象婦女在給待哺的嬰兒喂奶,嬰兒在口中含著乳頭。 ( j& \1 G* m1 l3 B9 ~& s8 N  _
      殷墟甲文涉及問孕育的卜辭很多,主要卜問:是否懷孕、什么時候分娩、是否順利,以及預測分娩時間等卜辭。 ; j1 x$ {3 v- T% Z( {' Q5 N8 }
      商、周時期人們對人體的認識,是處在一個以直觀的外部形態為主,并已經由表入里,認識到內臟器官的某些結構,由局部認識開始而涉及到人身整體及其生理活動的一些現象,反映了商周時醫學對解剖與生理的認識日益深化。 9 u8 \$ F' f. Y# h+ T# u
      二、對疾病的認識
    * H# J# R$ U, ^* `+ }  甲骨文中, 常見下列一類字形:
    1 x( v; x4 v7 J& Y  如床的象形,人體的象形,“汗”或其它液體的象形,整個意思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即疒字的多種寫法。 - k2 W4 M; h5 Q0 P2 c0 b, q+ I
      甲骨卜辭中發現的疾病名稱及種類頗多。中如“疒目”,“疒首”、“疒耳”、“疒自”、“疒口”、“疒齒”、“疒舌”、“疒手”、“疒肘”、“疒脛”、“疒止”、“疒足”、“疒身”、“疒腹”、“疒項”、“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等40多種病名,仍處于十分籠統的水平。例如:6 G) p" E$ i* U; {8 L+ h$ e/ B
      疒首:“甲辰卜,出貞:王疒首,亡。”意思是:商王武丁患頭病,是否延纏。 % H3 k) n% z8 x' O/ K
      疒目:“貞:王其疒目。”(《合》一六五)意思是:商王武丁未眼病了嗎? $ @/ S3 D, J; y# n) C- K
      疒耳:“貞:疾耳,佳有?”意思是: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 " w. T" |& z3 C3 D, ]2 Y7 b" B
      疒齒:“貞有疒齒不佳父乙”(《乙》四六二六)意為患齒疾,是否為父乙降禍。 ; B3 J) W3 _; W9 N
      疒舌:“甲辰卜、古貞:疒舌,佳(有)”意思是:得舌病,是否為禍害。《說文》:蚩蟲也。“蚩”, 在此當是一種禍害人身體的蟲子。
    ; r: H/ j' U/ A  值得注意的是商朝人還能根據病人癥狀體征的若干特點加以相應命名,如:“疒軟”“疒旋”,前者似為周身軟弱無力之疾,旋,似為人頭腦眩暈之義。 % ]0 B, ^3 g" c
      甲骨卜辭不僅載有“疒齒”,且有齲齒,鼻息肉等記載。“齲”字甲骨文象牙齒生蟲的象形。 7 ?, J9 Q  E2 _
      鼻息肉:甲文中有卜辭:“貞,婦好佳出,疒?”大意是婦好鼻子長出肉,是疾病嗎?這是目前世界上首次見載的鼻息肉病例。
    ! ?$ }' \! I: Q0 T  特別應予重視的是殷墟甲文中的“疒疫”,反映我國傳染病流行的最早記載。
    ) ?1 `5 U5 h+ E% h4 j, R4 E3 ?  卜辭中“疒年”當是疾病流行之年。也反映了當時傳染病、流行病的認識水平。 ; u0 J" p7 t6 Y9 {
      西周是繼商之后,對疾病的認識較之商朝有更多進步。參照《周禮》記載更連系季節,春、夏、秋、冬分別有痟首、癢疥、瘧寒、嗽上氣等疾。外科病也有腫、潰、金、折諸瘍,分類更具體了。
    8 o! D1 I. U( z. |    第四節 疾病的診斷和治療 ; Z! ]2 i# k5 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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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疾病的診斷
    + y7 a" m7 Y- _; h0 X  S. v& ?' C1 m$ x  殷商時代,人們己開始注意對疾病的診斷,從對甲骨卜辭的研究,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人們主要是應用迷信手段,祈求神靈來判斷所患之疾病,但卜辭終究為人所造。如:“丁己卜,貞:亡(無)降病”。降病,即患肛腫病也;“貞:今夕其雨病”。雨病,即六淫陰陽風雨晦明中之雨淫癥也。到西周時人們積累了更豐富的經驗,逐漸擺脫巫的束縛。如《周禮》記載:“以五氣、五聲、五色胝(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功。”這說明西周前后,在診斷疾病方面,已開始涉及到望診、聞診、問診、切診的內容。0 Y. L( ^# P: z/ S4 \
      “五氣”,鄭玄注為“五臟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司馬遷的解釋生動而具體:“故音禾者,所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圣,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五色”,鄭玄注:“面貌青、赤、黃、白、黑也。”“九竅”多家注為“耳、目、鼻、口及前陰、后陰。”“九藏,”多家注為“心、肝、脾、肺、腎及胃、膀胱、大腸、小腸。”對“九竅”、“九藏”的認識,殷商甲骨卜辭及《尚書·盤庚》篇,已有諸多臟器之名。西周時的“九竅”、“九藏”之說,是在殷商時期對人體解剖認識基礎上的總結,并反映了西周的臟腑不分,統稱“藏”(即臟)的特點。
    # O% H, W4 q6 M2 l; {5 e8 S' W0 N9 R  《周禮》所載有關“四診”內容非常實際,是完全以病人的內外癥狀進行綜合分析的,沒有絲毫的神秘味道,為以后中醫診斷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 m4 P& _; Q; R& }
      在重視診斷疾病的基礎上,已開始強調病歷的書寫。《周禮》“凡邦之有疾病者,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這些病歷資料雖未保存下來,但說明病歷記載在我國的歷史是極其悠久的。 ! _* r! [3 D* q4 ?: ~* s2 _/ p: O
      二、疾病的治療
      ?$ U+ e: P& |% ~  (一)藥物療法和食療
    7 l# L: e5 A: N/ H) X7 |  應用動、植物、礦物治療疾病,雖在原始人類就開始了,但進入殷商后治療疾病的主要手段,是巫與醫相混的時代。《周禮》“聚毒藥以共醫事”《尚書》“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說明商朝的醫生已學會應用毒性較大或重劑藥物治療疾病了。殷商時期,還有兩個重要的創造,一為酒應用于醫藥,二為湯液,即湯劑的發明。這在治療學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1 h# b5 N5 P8 N8 O
      殷周時期,食療已具有了一定的雛形,伊尹精于烹調。傳說伊尹和商湯談話時,就講了許多烹調問題。其中就有“陽樸之姜,招搖之佳”的話。姜桂既是肴饌中的調味品,也是發汗解表的常用藥物。所以有人認為“桂枝湯”是從烹調里分出來的最古處方之一。《周禮》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咳上氣疾,以五味、五谷、五藥養其病。”(《周禮·天官冢宰下》)。五藥即為草、木、蟲、石、谷。食治、食養思想在西同時期的發展反映了對古代人民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提高。
    : c) |* c6 n6 s) X1 ~6 d  (二)外治法
    7 H% r- c: F2 C, K2 E6 v1 K1 \3 [  據卜辭統計涉及針灸治病的有2條,按摩治病的有6條,拔牙止痛的有4條,接骨復位的有一條。足見外用法,在殷商時代已普遍應用。   G' ^! Q/ a8 r! ?# q" t
      按摩遠在原始社會就有了,人們自我保護的使用摩擦或撫摩手法,以緩解或解除疼痛的經驗積累。通過對殷商甲骨文字的研究,使我們更肯定了這一療法歷史的悠久。
    # W2 S6 v+ t; [; @" K$ M" A  針砭治病在殷商甲骨卜辭中就像一個人手持尖銳器具,治療病人腹病疾病。殷商至西周針刺治療,或者用的是砭石,隋代醫家全元起認為:“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為針,故命之針石。”近年出土的殷周隨葬品中,有一種柄部雕作動物形態的玉制彎錐器,器形精美,據有關專家認為當是奴隸主專用的砭石針。如殷墟出土的原名“玉虎”,全長6厘米,虎作匍伏狀,嘴下有穿孔,尾為錐體,錐角約40°。殷墟西區出土的一件原名“玉魚”,近魚口處穿孔,魚身有鰭紋,魚尾之外附加一鳥嘴形彎錐,錐角約45°等等。這些隨葬品形小巧,針身細長而鋒利,不可能是兵器、飾物或生產工具,當是為奴隸主制作的精美醫療工具——針石。
    ( M0 {0 w  M/ x0 T" }4 y  考古工作者1985年10月在廣西武鳴縣馬義鄉一處西周墓葬群中發掘出土青銅針兩枚。據鑒定,確認為西周時期的針灸針。“灸焫”療法,在殷商時已普遍應用,甲骨文的“焫”字,手所持的草束火炷雖不能肯定其為艾草,但無疑是用以治病的草炷。實際上,古人發明“灸焫”治病,起初只取其溫熱以驅寒,并不限于什么特定的草。《說文》:“焫,燒也”;《一切經義》:“焫,古文熱”;《通俗文》:“燃火曰焫,焫亦燒也”。至西周,灸焫可能已選用艾草,因為《詩經》已記有“采彼艾兮”,(《詩經·土風·采葛》)。毛注:“艾所以療疾”。 1 ~  s1 Y7 h5 G& Z6 L
      瘍醫,即外科醫生,他們治療的疾病范圍廣泛,既有瘡瘍、癰腫,還有故傷與跌打損傷。“金瘍”即指刀刃的創傷,它除包括戰爭、其它斗毆所致之創傷外,也包括刑罰所受之傷。
    . V9 Q. d! B  a$ y6 @  從《周禮》記載還可以看出西周前后對瘡瘍痛腫、跌仆、刀傷在治療方面已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既有“內治”也有“外治”,既有藥治,也有食養。唐·賈公彥疏:“凡有瘍者,受其藥焉”。又說:“凡國中有瘍,不須身來者,并于瘍醫取藥焉”。“祝”,是“以藥敷其傷處也”。“刮”是刮去膿血,相當現代的清瘡;“殺”是以藥物消除傷口壞死組織,所謂“以五毒攻之”,我國外科用汞砷之化學制劑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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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巫與醫藥的關系 & t6 a4 Y9 p- g! m/ a5 L*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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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無論作為一種宗教、一種從事巫教職業的人,還是在廣義上作為一種文化,其復合體是伴隨著歷史的前進從野蠻而跨進文明社會門坎的。在夏、商、西周時期,巫與醫藥有著比較密切的關系。
    9 \: M( i, l# r+ U0 E5 \  一、巫醫及其職業 % A7 u3 g! V/ ?& k& o7 x
      舊石器時代中后期,原始的巫教意識開始形成,那時的巫尚未職業化。商以前的城子崖他(們),可能擁有一些文化知識,是當時的文化人。 ; d3 U1 |  l/ @9 {& U8 `
      商周時期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巫師,他(們)能代鬼神發言、歌舞等,還能醫治疾病,有的參與朝政,指導國家政事、策劃國王的行動。巫師群體內進一步分化,便出現了比較專職的巫醫。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兒病的女巫醫。《周禮·大聚》:“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反映了巫醫在朝野普遍存在。巫教觀念的嚴重存在與積淀,是巫醫得以生存的重要條件。因而祭祀鬼神、禳除疾病的巫風盛行,大量反映在甲骨卜辭中。
    " q5 E: G* K1 p* z( ?; a  巫醫是一個具有兩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醫藥,是比一般巫師更專門于醫藥的人物。殷周時期的巫醫治病,從殷墟甲骨文所見,在形式上看是用巫術,造成一種巫術氣氛,對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療身體上的病,還是借用藥物,或采取技術性治療。巫醫的雙重性(對醫藥的應用與阻礙)決定了其對醫藥學發展的參半功過。 ; e5 n' f8 X2 V
      二、卜筮所涉及的診療知識 # i! |( Z1 H  ~2 Z: r5 N
      占卜在人類歷史上曾廣泛存在過,占卜除用巫術禳治之外,尚用藥療、灸療、針療、推拿按摩、助產和用手術撥牙、接骨復位等,然而這一切都被籠罩在巫術的氛圍中。 ; L: F4 T' d: g) {& W1 l2 U9 L2 ?( A
      卜辭中記載了大量的醫藥史料,是反映商周時期巫與醫藥的一面鏡子,也產生了古代醫案的萌芽。其中就有從得風病到死亡的全過程的記錄,其先后經過一百七十六天,雖治療語不詳,但已有了醫案記載的雛形。
    # q9 Y$ i) r% k# S" r) x0 w( [8 J  《周易》中涉及疾病與醫療保健的若干理論思維與認識。
    + i) g0 k9 o9 ~; K1 D6 X7 n  n1 A  “(艮上艮下)[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是說只注意到背部而不保護全身,即只知局部而不顧整體,就象一座宅院無人居住一樣沒有用。 % t9 r9 W$ ~9 b  y  v
      “初六,艮其趾。無咎,利永貞。”是說腳趾最易受傷,但人們卻往往認為這是小毛病,不太注意它,這樣身體是不可能健康的。
    * X/ Q. J8 X0 F! I% w) o  “初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是說人的下肢肌肉豐滿,但現在卻不長肉了,這種局部反應可能是病態,使人心里不愉快。
    6 {% Q7 K) A/ A9 _6 Z. d  “九三,艮不限,列其夤,厲、薰心。”這是說健康人的背厚腰圓,現在卻腰脅部干瘦,這可能是一種病,使人心焦急。' B* `: s1 C0 S0 S
      “xx,艮其身,無咎。”是說要注意保護胸腹部,因為這是人體重要臟器之所在,保護得好才不會有病。 ( L, ~% [  r% L
      三、白巫術中的醫藥活動
    0 m) D1 [" t4 D/ V. `8 o  白巫術從主觀上是想在神秘的環境中預占到未來的情況,或采取有效的方式治愈病魔,給人以健康。卜筮巫術是商周時最常用于診療活動的巫術。除此之外,還有: 8 a$ g3 ]) I8 q$ z, F7 @9 P
      1、禁咒。在施行一些巫術前,要配合以語言,如咒棗治瘧之術,其方式與敬重鬼神恰恰相反,而是以語言配以模仿巫術活動進行,禁咒術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對鼓舞病人的勇氣,增長信心可能有一定作用。
    8 |; X3 \" O9 _# t% h  2、祝祭。是期望得到天帝、祖先和神靈的保護,有一定的精神作用,《史記》載:“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爪),沉之河,以祝于神……成王病乃瘳。”
    & h" R& e0 [% z: U; T  3、祝由。它是以語言為主要手段并輔以一些儀式的祛除病邪的巫術,《素問·移精變氣論》說:“余聞古之治病者,唯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也。”可知祝由治病的巫術古已有之,行術者與患者都想通過祝說病由而使病邪解除,具有心理治療的某種成分。$ T( w" s! p2 g
      4、禹步。相傳大禹本人常主持祭祀、占卜活動。《禁經》受禁腫法中說:“五日旦即作法禹步法,閉氣握固,若治病時,作想此手作熱鐵,義想前人病如雪,手著病(處)即散。又治病時常在病人生氣上,若病人頭上有浮腫,不得頓治使盡即傷人,當留少許明日更治。”關于禹步的使用,尚有三、七、九步之區別,并記載與呼吸相配合的方法。禹步之法是逐漸形成的,但與夏、商、同時期的傳承是分不開的。& R. P+ T8 V: E9 M
      5、祓除、儺舞及桃茢。這些均屬于行為巫術,《周禮·女巫》“掌歲時拔除釁浴。”這種洗浴、清潔身體,在巫術觀念中,認為可除災滅病,特別是利用春天的桃花水洗滌婦女身上的不潔,名曰潔身洗垢,其目的為驅鬼求育。
    ) ~$ j) G* H$ n0 ]% E& i  儺舞之風,在周代頗盛,大儺是在臘月前驅逐疫鬼的一種巫術活動,用以驅除疫鬼,故名打儺,或驅儺。
    * j  W7 d, L; o* i  桃茢是用苕(蘆葦花)作的桃木柄掃帚,古人認為它有驅趕魔鬼邪惡及疫病的作用。
    4 [, [* e" K" c5 c& I& B$ P8 j3 _  6、卜筮測疾病。卜辭中診斷最靈的莫過于對妊娠和產期的推斷。《易經》中關于“無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無咎。”都是對醫療實踐經驗的總結。
    ( H; P5 l% q$ g. G; K  四、醫巫的流變與趨向  b, Q3 z+ _* K1 Y# Z$ }  k
      巫是人類史前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產生的,巫產生以后,曾把人類醫藥的經驗予以吸取、傳承變異,給比較質樸的醫藥經驗和樸素的知識披上一層靈光,在醫學史上形成了一個醫巫合流的混雜階段。夏、商正處在這個階段的鼎盛時期。# \) @0 ]+ x- G; O3 N; r! y- u  Q
      隨著中國古代農耕文明的崛起,人們在造成一個人化的環境的同時,逐漸地打破神化的世界,顯示了人的價值,不斷沖淡了對神的信仰。到了周代,特別是周末,巫、醫消長的趨勢已有了反差,醫藥知識與經驗開始逐漸從醫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來,按自身的規律發展,而且愈向前發展,醫巫的流向分歧愈明顯。文化價值的取向成為醫巫的分水嶺,醫藥的取向是科學文明與精英文化,而巫則基本上轉向下層位文化和神秘主義。
    8 ]6 }' l8 m# b2 E  回顧巫醫在中國醫學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應當指出:在不同歷史時期之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巫作為歷史發展新生事物誕生及其發展之初期,巫醫作為有知識之人在總結利用醫藥知識積累方面,其作用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然而,醫學發展到運用唯物史觀探求疾病病因、治療的階段時,巫醫則在維護其唯心病因、治療上與醫學科學的發展出現了對抗,從而不再是促進的力量,而是轉化為消極的阻礙勢力,這種進步的取代約于西周之未。激烈爭論和最終決裂于春秋戰國時期。

    點評

    夏、商、周三代的醫史的確稀見于史書*記載,贊。  發表于 2016-6-30 06:46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5:05:30
    第三章 春秋戰國時期的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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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M- N( Z. |* |+ v5 a$ v+ s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建立東周王朝。自東周建立至秦滅六國,歷史上又分為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和戰國(公元475年至公元前221年)兩個時期。春秋戰國是一個戰爭此起彼伏的時代,是中國社會由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的大變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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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職業醫生的出現和醫學基礎理論體系的萌芽2 a7 V5 w) S/ T' |3 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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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衛生保健和疾病預防8 \4 Y7 {0 P. A8 a' O$ w,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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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藥物學的成就與方劑學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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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d3 y; B, U第四節 臨床各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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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初具體系的醫學理論  U4 I# e( U4 Z3 d2 v1 {3 W

    9 f# B, M6 X9 C5 ?7 }7 m7 b第六節 軍事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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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節 醫學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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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w- e8 o+ i9 ^, `, L第八節 醫家傳記5 `' a* G. w9 Q2 u0 i. T6 G
    第一節 職業醫生的出現和醫學基礎理論體系的萌芽 1 J- R8 k2 b0 L: O# j. w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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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 l$ K4 @& p/ M  春秋后期,產生了我國思想史上兩位最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他們分別開創了道家和儒家兩大流派。戰國時期,造成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局面。儒、墨、道、法、陰陽、名、農、縱橫、雜、兵等“九流十家”便是當時思想戰線上的代表性學派。與此同時,天文、算學、冶金、紡織、制陶、水利工程、建筑、機構等技術也有很大發展。 ! x: x& f1 O8 Y+ e) H# V4 k
      春秋戰國不僅是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和科學技術史上極為重要的時期,也是中國古代醫學史上極為重要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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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F, ^) ]" k+ Z  }  一、職業醫生和醫學專著的出現. c, C4 A$ U4 R# |! c  L; D6 i( r( p
      在春秋時期,中國已經出現了專職的醫生隊伍。醫緩、醫和、扁鵲及其弟子子陽、子豹等都是當時著名的職業醫生,公元前6~5世紀的秦國還有了專門的宮廷醫療機構,并設有“太醫令”這一官職。同時,專門醫學著作也陸續問世,如長桑君授與扁鵲的《禁方書》,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也多成于春秋戰國之際。戰國時,醫書的數量已十分可觀,傳世的《黃帝內經》,所引用的《上經》、《下經》、《金匱》、《揆度》等十多種古醫書無疑都要早于《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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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Z  f; h+ c  [/ j: A  二、哲學向醫學的滲透 $ T' w, ?" E( n  B" P7 p
      春秋戰國時期哲學的發展不僅有力地促進了醫巫的分化,而且在滲透到醫學之中,促進了醫學理論的形成。所有名家的哲學思想幾乎無不涉及生理、病理、養生、治療等,形成各自的哲理性醫學理論觀點;醫學著作也吸收和應用哲學概念和思想從而逐步建立醫學理論基礎,如元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天人相應論等思想,因而使中醫理論一開始就具有濃郁的哲學思想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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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3 }! P" L2 p& x, @5 L  三、醫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奠定 5 W% H- t, E& i; H  a9 j4 G3 [. Z6 R
      隨著巫、醫的分流和醫學研究的開展,春秋戰國時期醫學理論逐漸形成。如春秋時醫和的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致病說,扁鵲言論涉及的“五臟”、“腸胃”、“血脈”、“血氣”、陰陽等生理概念,《內經》確立了以臟腑經絡氣血為核心的醫學理論體系,為后世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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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T, G; R4 N8 C  四、臨床經驗的積累和分科趨勢
    " P, `0 E) D  U! z+ J% [  z  經驗療法可以上溯到巫醫混雜的時代乃至人類形成之初。到春秋戰國時期,醫療經驗已積累到相當程度,從《五十二病方》所載藥物療法可以看出當時已普遍使用復方,其醫療技術與方法已有藥敷、藥浴、煙熏、蒸氣熏、熨法、砭法、灸法、按摩、角法、外科手術等;書中所載用狗膀胱套竹管插入肛門吹脹以引出痔核加以割除的內痔割除法十分巧妙。《漢書·藝文志》方技類所載“經方”,屬內科的著作有《五臟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等共七種207卷;外傷科有《金瘡瘛疭方》30 卷;婦兒科有《婦人嬰兒方》19卷。這些專著文獻的出現表明臨證醫學內科、外科和婦(產)兒科之分工。 , g- f3 w, N* ^* y
        第二節 衛生保健和疾病預防 8 x1 K. N. z&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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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p0 N; c8 e
      春秋戰國時期,個人飲食、飲水、環境衛生以及養生保健等方面均達到新的水平。 / D0 r- a: R/ q( x* g: g
    & p& P) q5 g" g& {; |5 t7 G# j
      一、衛生保健
    * p  `6 u8 c& G6 t  個人衛生,主要表現在盥漱、沐浴等方面。《禮記·內則》:“雞初鳴,咸盥漱”。《禮記·曲禮上》:“主人未辯,客不虛口”,“虛口”,指飲宴后用漿與酒漱口,顯然對保持口腔衛生是十分有益的。同書還強調飲食之前“先盥其手”,《禮記·內則》規定人們定期沐浴,清潔身體。同時還要求中上下分開使用,“浴用二巾,分別用于頭身和腳的洗浴。當時王宮、旅舍等地也有這種供洗浴的設施,當時沐浴并配合熏香或涂身,被視為一種待人十分恭敬的禮節。”沐浴不僅是一種清潔皮膚、促進血液循環的衛生方法,而且還是一種簡便的治病方法,“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據《西京雜記》卷六載漢代廣川王發掘戰國魏襄王墓,發現“床上有玉唾壺一枚”,可見當時已使用唾壺,不隨地吐痰。
    # e8 i3 x% Z, T* W8 D' J6 {  飲食衛生,人們已經注意到飲食定時、定量、清潔,認為飲食必須按四時變化加以安排。《墨子·非攻》說:“食飲之下時,譏飽之下節,百姓蹈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論語·鄉黨》中記載孔子有“十不食”,如“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不多食”、“食不語”等,當時人們講究飲食衛生,由此可見一斑。
    ( P7 ]0 k/ p7 Q6 E8 K; [5 Q  用冰或原始冷庫冷藏食物。《吳越春秋》記載:“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宿于冰廚”。1965年韓都新鄭發掘出地下建筑和冷藏井,地下室內有南北成行排列的5眼井,深約2米,用預制的口徑近1米的陶井圈套疊而成。同時還在地下室和井中發掘出大量的羊,豬、牛、雞等骨骼和大批陶器。有的陶器上刻有左廚等文。陜西鳳翔春秋時期秦都遺址發現“凌陰”(冰室),可藏冰190立方米。戰國時期冷藏井是宮廷中重要設施之一。這些“冰廚”、冷藏井等用來貯存食品,可防止食物發霉變質。
    2 y: H  p; S" m0 f% J4 i8 J$ v1 k/ f  飲水衛生,為了確保飲水衛生,飲用井水和保持井水清潔得到嚴格的重視和管理。如水井,每年春天定期清除井內污泥濁物,有的水井還設井臺、井欄、井亭、甚至還有公用取水桶。1977年在河南登封戰國陽城遺址內發掘出貯水池、輸水管道關用的“閥門坑”,其結構很象現代城市中的“自來水”設施。
    & b6 Y' |3 \2 Z% i- N. D7 O  環境衛生,灑掃庭院,已形成良好的社會習俗。如果不灑掃庭院,就會遭到卑視。如晉人曾諷刺晉昭侯(公元前745~前740在位)說:“子有廷內,弗灑弗掃”。有的都市里埋設了排除污水用的地下水管,如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就出土虎頭形下水道陶管,說明當時人們對環境衛生的重視。《孫子兵法》:“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強調了環境衛生時行軍的重要意義。同時人們還對不同水質與健康的關系作出了富有科學道理的論述。由于社會的發展,人們開始重視養生。《莊子·養生主》總結出“吹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的養生理論與方法,諸子都曾論述過養生尤其老莊的養生思想對后世醫學、養生學產生很大的影響。 " H! m( \& Z5 u6 j4 O- @. [% z; s2 ?
      《行氣玉佩銘》,為戰國初期(約公元前380年)遺物,所刻內容為,“行氣,深則蓄,畜則伸,伸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萌,萌則長,長則退,退則天。天其春在上,地其春在下。順則生,逆則死”。該文敘述了早期氣功鍛練的方法與要令。《十問》說:“深息以為壽”。呼吸鍛煉在當時稱為“吐納”、“行氣”、“咽氣”、“食氣”等,《呂氏春秋·盡數》指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郁。郁處頭則為腫為風……。”當時稱肢體鍛煉為“導引”,馬王堆帛畫《導引圖》載有44種導引,其中模仿動物動作的導引,成為后世仿生導引術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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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M) n3 B* V7 a  二、疾病預防
    ( H3 N. d  W% F+ _4 G( L+ ~  “預防”一詞最早見于《周易·下經》,“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時期,知識界已普遍形成防范于未然的思想,如《管子》說:“惟有道者,能避患于未形,故禍不萌”。這種避禍防患的觀念影響到醫學界,被引申、發展成為預防疾病的思想,《內經·四氣調神大論》:“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即源于此。. s- e& Z5 c" Z# X6 j% S, n5 ^
      “大儺”采用的形式是迷信的,但卻蘊藏著早期預防傳染病的思想。《山海經》所載,防蠱8種,防疫4種,還有預防其他疾病的20多種藥物等均能說明此期這疾病預防已為人們所重視。3 P/ K  c, T, G+ ]. x. @
         第三節 藥物學的成就與方劑學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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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R* W1 T  g
    , c% D# M  f$ c' U9 V# p% n! I" e  秋戰國時期,用藥品種日益增多,藥物學知識不斷豐富。除了用單味藥治病之外,還探索多味藥組成復方療疾,因而出現了方劑學的萌芽。
    & i+ m+ M: L: p: d
      e& ^: s+ [4 Z' {4 Z  {; e  一、本草知識的豐富 8 w1 O2 a1 `! N! j+ X3 L# K: _, e
      1.出土醫書中的藥物 4 g( v9 p1 ]: W
      (1)阜陽漢簡《萬物》所載藥物:
    5 y9 n" p% f$ {" k+ w  此書簡殘損太甚,根據可辨認者統計,共收載藥物七十多種。其中玉石類、木部類、獸部類、蟲魚部類、果部類、米谷部類、菜部類等等。 2 d6 s. i8 i3 j1 ~
      《萬物》的記載非常古樸,如“魚與黃土之已痔也”,“姜葉使人忍寒也”,這些都是比較原始的用法。 ! @$ O+ ~/ W8 r4 `- {
      (2)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所載藥物《五十二病方》因殘損較多,很難確知原來所載方藥總數。據帛書整理小組統計,共列藥物247種。其中礦物藥21種,草類藥51種,菜類藥10種,木類藥29種,果類藥5種,人部藥9種,獸類藥23種,魚類藥3種,蟲類藥16種,器物、物品類30種,泛稱類藥10種,待考藥名14種。
    0 f& H' u9 }" J  t( ?: ]2 R1 \- t  此外,在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隨葬物品中,還發現不少盛放在香爐或熏爐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賁、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蘭等。
    # t( M, c$ a% b7 U" b! _, J5 }0 d4 y3 v  從《萬物》和《五十二病方》來看,說明在戰國時期,已經發現了眾多的藥物,而且對藥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認識。《萬物》是我國迄今發現的以記載藥物知識為主的專書,但所載幾乎都是單功能藥物,其內容簡略而古樸。《五十二病方》雖是記載臨床治療的方書,而所載藥物之多卻是空前的,僅次于后來的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該書所記述之每一種藥物已具有多種治病功效,比《萬物》前進了一大步。1 L: F) l, @1 \/ T: ?0 d; V3 e
      2.《山海經》、《呂氏春秋》等書對藥物的論述
    ( X- F( H/ d6 o* D" y. f0 J  (1)《山海經》:是一部約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地理著作,在敘述山川地域及其物產時,也記載了各地出產的藥物,共一百多種。其中約有:
    , b5 Z4 `# N9 n4 P& l( A2 Y& A  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補養藥;食之宜子孫的生育藥;服之不字食之無子的避孕藥;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藥:食之無疫疾;食之無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藥;食之可以殺人的劇毒藥;可以御百毒,可以為(治)毒的解毒藥;可以殺蟲的殺蟲藥;食之不眠,食之無臥的興奮劑等。
    % V3 ^7 R$ S3 R) t3 h1 N  此外,約在這一時期在成書的非醫藥專著如:《管子》、《離騷》、《昌氏春秩》、《禮記》、《爾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論及了不少的藥用植物、動物、礦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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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i" `" I4 F4 @  二、方劑學的萌芽 ! @: b$ w/ _# `4 X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用藥知識的積累,逐漸由使用單方過渡到使用復方,并且不斷探索組方的原則和理論,方劑學萌芽。
    : ]/ M$ ?5 Q% @- u0 i7 x: ~* z  阜陽漢簡《萬物》記載有一些復方。如“倍力者以羊與龜”,認為龜羊合用,其強身健體之功更著,是復方的萌芽。
    / `) }. W+ U9 Y& K, S  《五十二病方》,收載醫方283個,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從上舉諸例可以看出,帛書《五十二病方》,復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劑型多種多樣,既有內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諸劑齊備。   F7 e: O9 S8 R1 `' G% e8 d+ K
      《內經》奠定方劑理論:《素問·至真要大論》說:“主病之謂君,左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又說:“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內經》并非方書,但對方劑理論和組方配伍原則作出了出色的歸納與總結,對后世有很大的影響。& g+ S9 F. L. C! B) }' R
        第四節 臨床各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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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g* }+ ~; a0 c& |5 y5 \2 q; B- k8 F0 d' j1 j1 [
       春秋戰國時期承周制,醫學已有疾醫(內科醫生)、瘍醫(外傷科醫生)、食醫(營養醫生)和獸醫之分是肯定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扁鵲曾為帶下醫、小兒醫、耳目痹醫(五官科),說明從周過渡到春秋戰國時期,醫學漸趨專科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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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y2 e8 u4 d) U9 G7 h8 P) s* x* `; R- E
      一、內科疾病 6 @/ Q' a  C" g8 v

    & ?: H# A) r. G, _9 t( [  二、外科疾病   X- y& L8 {9 J7 j+ E

    6 N* m; X& u. b; z' ?) j
    & u6 S! Z. j" c5 I, k4 c  三、皮膚科疾病 8 X- [( X- W8 `2 o' M5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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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骨傷科疾病
    3 \: c! p' t; q/ Q4 D# b, A% d9 B1 f, [  z" q/ C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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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婦產科疾病7 O# n* [/ L  D

    ' Q1 N% o1 W" ~3 c9 w( p, M  O% A7 h5 [' x  h" \
      六、小兒科疾病
    ! [: P; c8 e. l+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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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官科疾病& B1 k) O1 ~1 s

    1 s7 U- R' T1 D  八、針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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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R% |/ Y1 x  九、法醫學( v: S8 h. N9 ^& `6 ~
        一、內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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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  i" ]: P/ n6 G6 Z( _3 B( v8 _( {0 F. a! C. ^. g1 z1 x( \% K
      在一些非醫學文獻中也記述了內科雜病的病證表現與病因,例如 《山海經》已有瘕、癭、風、狂、瘧和疫疾等十余種;有些還論述了癥狀與證候。 5 C5 L$ X% L: D% a+ E$ A- T
      《周禮》中,已記載季節變換與疾病的關系,例如所敘春季多發頭痛,夏季易發瘡瘍,秋季常流行瘧疾,冬季以咳嗽喘息為多見。這是通過對四時季節變換和氣候失常等不同致病因素的觀察中,反映了當時對部分內科雜病病因的認識。/ \% m( M+ Q) W+ ]& @  W
      《呂氏春秋·盡數》中不僅論證了癭,而且觀察到本病的發生與所在地的水質有密切關系。至於醫學文獻對內科雜病的認識與論述已更為深入。例如:7 n& z9 q; A; D+ `
      《五十二病方》,并非內科專著,但也反映了當時對內科雜病的認識水平。其論述多以觀察各種疾病的特點入手,例如“癇證”,就是以疾病發作時與馬、羊等動物某些形態相似,而命名“馬癇”、“羊癇”等,這種命名法在后世醫家的著作中多有啟示,《黃帝內經》對內科雜病的認識,已聯系病因,臟腑經絡氣血以及病狀特點來進行分類,已突出了類的概念。注意抓某類疾病的共同特點,對臨床治療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以風為共同病因而引起的疾病甚多,有肝風、心風、脾風、肺風、腎風、首風、大風、病風、偏風、風痹等。其中五臟風多屬外感熱性病范疇;偏風是指腦血管疾患,癘風、大風多指麻風病等。 & e* Y% ]: H) D% ?) x
      《內經》對急癥的認識也很突出。它把突然發作、病情危重的疾病稱為“卒病”、“暴病”、“暴疾”,范圍所及達數十種,其中以內科病居多。有的突出癥狀特點,如痙證、嘔血;有的以病因命名,如傷寒;有的以疾病性質別類,如熱病;有的按病機區分,如厥逆;有的根據病位冠名,如心痛。內容多散見于各篇,但也有以“舉痛論”、“厥論”、“厥病”、“熱論”、“熱病”、“刺熱論”、“評熱病論”等設專篇以論專病者。 $ |# K, e  }' |' j9 g% M/ f7 h$ W
      《內經》還為中醫治療學提出許多正確的治則治法,因而對提高內科臨床治療效果具有重要意義。
    ! o) b9 _+ |2 A0 o) k      二、外科疾病 4 E$ m* y1 P" F/ D/ N1 S9 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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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6 Z. k  K+ M7 X) o  在中國醫學史上,人們同化膿性感染,外傷等的斗爭,從而積累的外科治療經驗。例如:砭石,是已知的最早的醫療工具,當是新石器時代的產物,或更早些。漢·許慎在解釋“砭”字時指出:“以石刺病”謂之砭,《靈樞·玉版》更明確認為:“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鈹鋒之所取也。”原始人的鉆顱術、拔牙成形等,無論其有否外科治療目的,但均對外科之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2 m8 M8 X! M7 ]; A, e7 N  外科醫療技術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社會上已有了外科專門人才和專門外科機構的設立,據《周禮·天官冢宰》所載,周代已設有瘍醫。“醫師”明確分為食醫、疾醫、瘍醫和獸醫等四科。當時的瘍醫即外科,是四科之一。 春秋戰國時期,對比膿性感染的病因疾病鑒別、癥狀診斷以及某些治療原則和技術、手術方法等。已能作出比較正確的闡釋,其理論在后世也有不斷發展與進步。 ; |6 F5 d* [- s# F$ E7 R
      《靈樞,癰疽篇》更設專篇依次由頭面、項頸、胸腹四肢等論述了不同部位的癰疽,對其大小、顏色軟硬、疼痛性質、診斷治療原則以及預后等,作了相當系統的敘述。如咽喉部位的“猛疽”,發于頸部的夭疽,發于頸腋之“馬刀挾癭”等20條種。治療方法此期大約已有內、外用藥物治療、切開引流和手術截趾、指等三類。再如截趾以治療血栓閉塞性脈管炎的外科手術療法,指出:“發于足指,名曰脫疽,其狀赤黑者,死不治。不赤黑者,不死。治之不衰,急斬去之,不去則死矣”。尤其可貴的是《內經》已發明和運用放腹水的醫療技術。《內經》時代,不但能用筒針于腹部臍下三寸處作為腹腔穿刺點以放腹水,更已有了“束身令實,夏飲補藥”的護理原則。《五十二病方》以次論述了諸傷、傷痙、嬰兒索痙、嬰兒病癇、嬰兒瘛、狂犬病、體臭、皮膚病、毒箭傷、蝎傷、蛭傷、毒蛇傷、疣、癲癇、白癜風、肋間神經炎、毒蟲傷、麻風、人病馬癇、人病羊癇、人病蛇癇、泌尿系結石、腹股溝斜疝、內、外痔與瘺管以及癰疽、下肢燒傷等等共計52種疾病,從現代概念理解幾乎完全可以視為外科疾病。故《五十二病方》很可能就是《漢書·藝文志》存目的《金瘡瘛疭方》。再從該書所達到的科學水平作些敘述,更有助于我們理解當時外科診治水平所達到的高度。例如:
    $ t* _8 v" {  J  諸傷:論述了人體被金刃等傷所造成的疼痛、出血、瘢痕等病癥以及各種用酒止痛等治療方法;
    1 r2 v- x9 Z# H. t0 B: J  傷痙:由于金刃等外傷而引致之痙癥。按其所敘:“風入傷,身伸而不能屈”之病因、癥狀描述,可斷定即破傷風。在其治療的六個處方中,包括有炒鹽令黃,布囊淬酒以“熨頭”,取藥汁“強啟其口,為灌之”,…同時,從治療方法和用藥劑型的多樣,也能反映出此時對破傷風的認識和治療均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 e- Q) c3 F( U4 G* T3 w# ]6 T
      冥病:即麻風病。“其所發毋恒處,或在鼻,或在口旁,或齒齦,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斷”。盡管由于文字有缺損,但仍然可以看出先秦醫學家對麻風病病困、發病部位、癥狀與預后已有比較正確的認識;
      ?3 K" n6 T# U! w  穨:即穨,屬陰囊病范圍,其中用以治療腹股溝斜疝的疝氣罩,或為疝氣帶,已有發明。如“穿小瓠壺,令其孔盡容穨者腎與(月最),即令穨者煩(握)瓠,東向坐于東陳垣下,即納腎(月最)于壺孔中,…再摩之”。這種還納疝內容入腹,再將縮小的陰囊納入壺盧內,壺盧底部壓迫疝環處而陰莖從壺盧孔穿出不影響排除小便的醫療技術,其設計已十分精巧。這種技術同后世所應用的疝氣罩、疝氣帶等器具,在科學原理和使用價值上有相似之處。此外,該書在治療腹股溝斜疝上還創造了外科手術療法,其手術雖然比較原始,但有效和成功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如所強調:“……,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旁,口口汁及膏口,撓以醇口,又灸其,勿令風及,易瘳。……”其文雖有缺損,但仍可清楚看出其手術方法與步驟是:先將陰囊之疝內容還納入腹.然后將皮表向下引牽,再用砭石穿刺其疝旁部位,使破出血汁等。并于其傷口撓以醇酒,再用火灸其瘡面,并且強調不要接觸風的護理要求,如此造成疝環部位創傷,加之酒與灸刺激燒熨,局部必然形成較深廣的瘢痕,很可能因此而閉鎖其疝環,從而達到疝修補術手治療目的。
    , c9 Y5 ~2 @, l" |, L5 `  痔:《五十二病方》已有脈痔、牡痔、牝痔、血痔、巢(肛門瘺管)以及肛門部搔癢、脫肛(人州出)等病名診斷、鑒別診斷、醫療技術的論述。僅就醫療與外科手術水平而言,對于“如鼠乳狀,末大本小,有孔其中”之牡痔,已有進行燒灼結扎痔根的手術,對位于肛門旁大如棗的牡痔,以角法使痔由肛門吸出進行手術結扎切除療法。對“牡痔之有數竅,蟯蟲從道出者”,進行“先導以滑夏鋌,令血出”的搔爬手術,并配合藥熏療法,更可貴者是對混合痔合并脫肛之“巢塞(月直)者”,創造出“殺狗,取其脬(膀胱),以穿竹管,入肛門中,吹之,引出,徐以刀剝去其巢”。這一手術是非常先進的。

    點評

    春秋戰國是文化的巔峰,醫學同樣璀燦  發表于 2016-6-30 06:48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5:08:03
    本帖最后由 lixunhuang 于 2009-6-22 15:39 編輯
    1 S- k* K9 ^" R! g/ e) a, Q, C9 _% ?0 @9 B+ M
    三、皮膚科疾病& P3 n, U7 \( |$ t5 I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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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皮膚病已描寫或初步認識,出現了許多皮膚病古病名,診斷和治療方法正有顯著進步。
    # M* g* X- `0 M  《山海經》中載有癘、疣、疽、痤、白癬、疥、騷、墊、癰、底(胝)、皮張、臘、曝(皮皴)、腫等十多種病名,相應的防治藥物有30多種,還提到悅容和滅瘢。《戰國策》豫讓“漆身為厲,滅須去眉,以變其容”的故事,說明當時對麻風病已較熟悉,而漆身為厲則是人為的大漆皮炎的最早記載。《莊子·逍遙游》述有:防治手足皸裂的有效方法,這也是世界上防治職業性皮膚病的最早記錄。4 N3 X: \+ l3 N/ T# ]2 H
      《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發現的第一部載有多種皮膚病癥和治法內容的方書。突出的表明了診斷與治療方法的進步。其中,與現代相應之皮膚病有:
    5 l9 E5 l$ {( @  i0 {, G; h  夕下:為腋下濕癢類皮膚病,如多汗癥、腋下濕疹等;疣、馬疣:尋常疣等;白處:白癜風;冥病:按本書成書年代,麻風病已為人熟知(稱為“癘”),且本方所述者未涉及“不仁”等神經麻木癥狀,故考慮麻風病外,還類似于尋常性狼瘡等皮膚結核病;9 s7 t' T6 @, I& f# j
      乾騷(瘙):皮膚瘙癢癥及疥癬類。
    # n% _- n: j4 m9 H  上述病名雖較簡單,但其中有的病名因正確地反映了診斷特點而沿用至今(如疣、漆瘡等)或成為今日命名之濫觴;并根據不同診斷,采取不同有效治法。除祝由法外,各類治法約70條,有內服、外涂、灸療、洗浴、熏蒸、按摩等;所用藥物有動物藥、植物藥和礦物藥30余種,并常采取多種療法綜合治療,特別是瘡瘍疥癬使用了堆黃、石(砷劑)和水銀(汞劑),這是領先于世界的記載。

    " b  w! C' z) z1 W8 T; Y, M* U: o    四、骨傷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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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 [/ y6 j# K0 v  《靈樞》指出可以通過解剖了解人的形態構造,在《素問》和《靈樞》中,分別描述了人體的骨骼系統構造,指出骨骼的功能是人體的支架和杠桿作用,“骨為干”、“骨屬屈伸”,同時,還論述了骨骼中有骨髓,脊椎有脊髓,脊髓上通于腦,受腦統屬。對全身的骨骼,主要關節均有記載和命名。
    : }7 i$ s4 X+ ~6 p  關于骨折的診斷分類:《陰陽脈死候》有:“凡三陽,……其病唯折骨列(裂)膚一死”的記載。“折骨絕筋”是指閉合性骨折。“折骨列膚”是指開放性骨折。2 A( O; F  r" Y  ^5 L4 s
      關于開放性創傷并發癥《五十二病方》首先記載了開放創傷并發破傷風。認為傷口被“風”邪感染會引起“癰痛”。并觀察到開放創傷感染有紅、腫、痛、化膿、潰破,甚至創口生蟲,經治后出現肉芽增殖,瘢痕形成而愈合的癥狀病理變化過程。 : y: i8 z, M/ P7 \  V
      關于骨癰、疽、腫瘤:對此類疾病《五十二病方》已記載有癰、疽、骨疽、腫瘤痛的一些癥狀。《靈樞·癰疽》又從病因病理、病變部位和癥狀表現上指出癰、疽的鑒別診斷。這些記載,都在一定程度上描寫了發于四肢部位類似骨髓炎、骨結核的癥狀體征。發于膝部位的類似癰是“如堅石”,后世又稱為“石癰”,與骨腫瘤關系密切。
    % t/ t  k9 _1 I7 A  治療觀點的形成:戰國時代“形不動則精不流”的觀點,形成了重視運動、運用導引等以強身防病的“治未病”觀點。
    ; u9 F* ^4 m; v! l" x+ b# f  《五十二病方》治傷、癰、疽的方法和用藥,反映了一方多用、局部病變全身調治和內外兼冶的思想,既有內服,又有外敷、外洗、外熨等。
    ' ~" p' O0 W0 F9 o; F- [2 m  《內經》科學地總結了前人的治療經驗。在具體的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療法則。洗浴、外敷包扎、追蝕、切開排膿和發汗等。 4 o& l  Z/ u+ F
      洗滌法《內經》稱為“浴之”。據《五十二病方》等書所載,“浴之”應用于創口早期的消毒法,感染病灶的洗滌法(包括癰、疽治療),以及筋骨痹等溫洗療法。
    : o+ {% D1 a! d8 h  《五十二病方》是世界上較早記載應用水銀膏治療外科感染的文獻。
    ! i% g! Z+ a8 M6 J, O7 t  導引和按摩療法是這一時期對骨科傷病的重要療法。 7 {" h4 j9 i# M8 J7 B
      《內經》用椒、姜、桂和酒煮熏浴冶痹痛;用連翹煮湯熏浴治癰疽,并指出:“病在骨,粹針藥熨”。“今風寒客于人,……或痹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認為藥熨、熏浴能疏通氣血,活血化瘀。祛風寒濕邪,這一療法,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國骨傷科寶貴的治療經驗之一。

    + V; M& `' W3 i$ [# I% z     五、婦產科疾病3 ~1 C6 c  }  Z  d5 c/ _; a
    1 v' {+ n3 g4 i0 }
      《山海經》已記載了佩帶某種藥物可以有助于生育,食某種藥可以使人“無子”、“不育”。
    : A3 n7 v1 M: h" B1 ]  《周禮》明確規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內則》更強調:“妻不娶同姓”。 5 q/ @$ ]: ], z" K; K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醫生扁鵲,具有多方面的醫學知識和醫療技術。他曾行醫來到趙國的都城邯鄲(今河北邯鄲),由于當地人民重視婦女,便按當地群眾的需要,當了一名“帶下醫”(婦科醫生)。這說明我國早在公元前4~3世紀,就已有了以治療婦科疾病為主,而行醫于民間的醫生。
    ; b) f( j' T$ E$ s+ o  《五十二病方》記有婦女常見病:女子(癃),馬王堆帛書《胎產書》,則是我國現今已知的,最古的以胎產命名的產科著述。其中有醫論一篇,即“禹問幼頻”,比較詳細地論述了胎兒在母體中的發育變化和產婦的調攝;另外,還繪有兩種埋胞方位的圖形,顯然是與迷信有關。0 w9 u/ y% z' F7 ]1 p4 ]
      《五十二病方》中已記有“女子月事”。《內經》則更全面地論述了月經的產生及其與生育機能的密切關系。《素問·上古天真論》說:“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發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主而長極,……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提出了月經是婦女的一種生理現象;明確了月經的周期性:女子14歲初潮,進入生育年齡;到了49歲,為絕經期,主育機能衰退,認為月經的產生主要是腎氣,天癸,沖任脈的作用。《靈樞·五音五味篇》又說:“婦人之生,有余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深刻揭示了女子以血為本的生理病理特點。 2 X1 ~2 y2 V7 z+ U* I
      關于妊娠的生理和妊娠診斷:
    " f- ^& v6 T* Z, _, |8 `  《胎產書》比較詳細地論述了胎兒在母體中的發育變化。論中把最初形成一個月以內的胚胎描述為“流刑”;指出胚胎發育至二、三月時,呈一團“膏”、“脂”狀物;四、五月時,胚胎產生血與氣;依賴氣血的供養,胚胎先后子七、八、九月生成筋、骨、皮膚、毛發等各種器官組織。經10個月的變化過程、胚胎發育成熟,最后娩出母體,這在中國人體胚胎發育史上確實是最早的論述,北齊醫學家徐之才的“十月養胎法”即源于此,從而奠定了中醫婦產科學“胎教”和孕婦保健的理論基礎。
    + x% m. S' Y4 }/ K  關于婦科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關于婦科疾病,《素問》已記載有女子不月,月事不來,月事衰少,血枯(經閉);崩中,經水過多;女子帶下瘕聚;還記有產科病,如子(妊娠音痖)等。《靈樞·水脹篇》更記有腸罩和石瘕,對其癥侯特點和病變部位也有比較確切的描述和分析。現代多數學者認為,腸罩與卵巢囊腫、輸卵管積水相類似;石瘕與子宮肌瘤相類似。《內經》還提出了一些有關婦科疾病的治則和方藥。加因感受寒邪、血凝氣滯,導致的經少、經閉。《素問·調經論》則用消法,“消而去之”;若發生湯罩、石瘕、《靈樞·水脹篇》則用導法,認為“可導而下”。《素問·腹中論》為治療月事衰少不來、血枯經閉,制定了婦科學史上最早的一首通經方劑:四烏賊骨一蘆茹丸。方中有烏賊骨、雀卵、鮑魚汁,為血肉有情之品,可益精血補肝腎;并用茜草可祛瘀生新。為婦科處方用藥樹立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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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小兒科疾病/ e3 j! b/ d8 R1 Y# S$ s

    7 z- `5 O: K# Y7 l# `  《五十二病方》是現存最早記有兒科內容的醫書。書中記載的“嬰兒索痙”可能為新生兒破傷風,“嬰兒病癇”可能為小兒熱性驚厥,說明先秦醫學對不同性質的小兒痙攣性疾病已能作出較為準確的鑒別診斷。
    ' l: O: ^3 Z" ?' V) |8 U  《素問·上古天真論》對兒童生長發育的特點進行了描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發長……男子八歲,腎氣實,發長齒更……”。把小兒的生長發育與腎氣的盛衰聯系起來,給后世兒科醫家從腎論治以極大的啟發。書中還對小兒常見危重病癥的癥狀、體征、診斷、預后有所認識,如《靈樞·論疾診尺》載:“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間青脈起音。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脈小、手足溫、泄易已。”所述頭發逆上、掣痛、大便赤瓣飧泄等癥狀,多為營養失調、消化不良、缺乏鈣、磷所致。《素問·奇病論》對先天性癲疾作了精辟的闡述,認為“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為癲疾也。”這與今之新生兒癲癇類似。

    4 X; O4 I- o: d; [6 q      七、五官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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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h; n! u& H$ b+ v3 K" R  春秋戰國時期,以《黃帝內經》為主的醫籍對口腔的生理解剖、病理以及病癥有所論述,并對某些疾病采用針灸療法。
    ) f) D! M' T9 v' {0 S- M  《素問·上古天真論》已明確記載女子七歲“齒更”、21歲“真牙(智齒)生”;男子8歲換牙,24歲主智齒。這和現代的情況基本吻合。《靈樞·腸胃》載:“唇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后至會厭,深二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毫無疑問,這些記錄是建立在人體解剖基礎之上的,當時已注意到口腔疾病與營養、內臟的關系。對齲齒,《靈樞·論疾診尺》根據壓痛部位來診斷,云:“診齲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下下熱”,并提出針刺療法,如“齒齲,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脈入齒中。”(《素問·繆刺論》)
    ! a  ?, J& F% K9 L% x  扁鵲及其弟子行醫到周都洛陽,知周人尊老,即以“耳目痹醫”名于時。扁鵲專治耳疾,目病,實則為五官科之最早記錄。 3 G) E0 W1 t! w! X
      《黃帝內經》對五官疾病的記載還有齲齒、口瘡、咽喉病、齒痛、舌本痛、舌本爛、重舌、舌縱、唇胗、眼疾、耳聾、耳鳴、鼻病等。 - N2 x$ c% J+ q# @4 c/ ^* F
      在五官病治療上,《靈樞·九針論》指出:“病生于咽喉,治之以甘藥。”它還強調食治。《靈樞·痛疽》記載:“癰發干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為膿,膿不瀉,塞咽。半日死:其化為膿者,瀉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發,”對針刺治療五官病論述也很充分,《靈樞·厥病》指出:“耳聾無聞,取耳中,耳鳴,取耳前動脈。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膿,……,耳無聞也,耳聾,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等等”。這些方法至今還有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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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針灸科7 J2 M8 t% ?' g
      我國針灸歷史非常久遠,由于冶煉事業的發展,開始有了金屬針,是在砥石、砭針基礎上形成的。 + s; v& W2 X% E$ K
      春秋戰國時期,醫緩曾對針灸治療的宜忌作了一定的論述。秦越人以砭石彈刺奏武王面部癰腫,并和弟子子陽、子豹一起“厲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治療虢太子的“尸厥”,獲得成功。說明當時是針石并用的,在醫學專著中,《靈樞·玉版》說:“其已致膿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東方之域,其病皆為癰瘍,其治疽砭石”。亦皆說明,自遠古以來,以砭石為針灸醫療用具的歷史事實。 & ]* u) r6 {+ z- E
      馬王堆古醫書有《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有甲、乙兩種抄本)、《脈法》、《陰陽脈死侯》等四種,江陵張家山漢簡《脈書》為馬王堆古醫書后三種之合,皆與經絡、經脈等針灸基礎理論有著密切關系。馬王堆古醫書還有《五十二病方》,這些古醫書皆只有灸法,而無針法。《史記·倉公列傳》記載有《黃帝脈書》、《扁鵲脈書》、《石神》、《經脈上》、《經脈下》等醫學專著,由公乘陽慶、公孫光等傳授于淳于意等流傳于世。《黃帝內經》雖詳于針而略于灸,標志著針與灸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并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僅從以下四方面闡述此期針灸學的主要成就。 6 a1 r' b1 s8 T' Z* x; l
      經絡學的成就:經絡學是針灸學的理論核心,是人們在長期醫療實踐逐步發現和認識的,從馬王堆古醫書、江陵張家山漢簡《脈書》、《倉公傳》中的《黃帝脈書》等到《黃帝內經》,可以清楚看到,經絡學從零散的記載發展到十一條經脈和十二條經脈的全過程;腧穴學的成就:馬王堆古醫書的兩種灸經和江陵張家山漢簡《脈書》,皆只有脈而無具體腧穴。《史記·扁鵲列傳》始有“五藏之輸”和“三陽五會”的記載,標志著腧穴出現。《黃帝內經》雖屢講365穴,但實有雙穴名135個,單穴名25個,共有295穴,仍缺70穴,而不足365穴之數,腧穴已形成腧穴分類、腧穴定位和特定腧穴等三個理論方面,說明其發展已初具規模。 0 R+ v( `5 e* S
      治療學的成就:在掌握針灸治療的基本理論和操作技術的基礎上,在針灸治療選穴、配穴和治療三個方面有較突出的成就,例如:
    : K3 g* m* _0 I# z- x1 V5 O( ]5 X  選穴,已總結出循經選穴,即病在何經則選其所屬經脈穴位進行針灸,以及“按藏府選穴”的兩種選穴理論與方法;關于配穴原則:主要有局部取穴、遠隔取穴、局部與遠隔相結合三種配穴原則;
    * A: C) i) t0 V4 j5 I0 V+ \8 z8 S  各種病證治療:以針灸治療的病證主要有熱病、寒熱證、瘧疾、腰痛、膝痛、心痛、腹痛、痿證、喘證、水腫鼓脹、癲狂、癇疚、頭痛、項強項痛、耳聾耳鳴、喑啞失音、齒痛齲齒、衄血、重舌、目赤痛、口苦、犬傷、癘風等三十多種病證,為針灸治療學奠定了基礎。& x8 T0 T! ]4 i; }( l" e- B
      上述成就,標志著針灸學已由經驗進入理性階段,開始形成一門重要學科。

    # N8 p( E( O+ m! V" v+ J      九、法醫學 " v3 ~5 r2 t- i* p; s9 r
      法醫學的萌芽時期:中國的成文刑法最早見于公元前536年,鄭國子產首先鑄刑書;公元前513年晉國又鑄刑鼎,可惜均已失傳,公元前407年,魏文侯頌布李悝《法經》,這是一部集諸候法律之大成的杰作,是以后歷代封建法典的藍本,商鞅變法(公元前359~前350年),其中的刑法(秦律)就是依據李悝《法經》制定的。0 z: `, K. {% p  z- m# t
      中國古代萌芽狀態的法醫學,大約就是從實行《法經》與《秦律》以后開始出現的《禮記·月令》與《呂氏春秋·孟秋紀》都記載:“是月也,有司修法治,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博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蔡邕注:“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即當時已有命令理官檢驗不同程度損傷的規定,近年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發現的《秦律》,其中確有不少與法醫學有關的內容;特別是同時出土的《封診式》明確記載了許多有關法醫學檢驗和刑事偵查的案例,一切都充分說明戰國時期是我國法醫學與刑事技術的萌芽時期。. k' u7 O+ h" R$ J
      秦律與法醫學:1975年末,我國考古學界在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發掘了12座秦墓,其中十一號墓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簡,定名為《睡虎地秦墓竹簡》。墓主喜(公元前262~前217年)曾歷任安陸御史、安陸令史和鄢令史等與司法有關的職務。
    . \5 E6 W0 C  W% R7 h4 ^2 w  秦簡中與法醫學關系密切的是《法律答問》和《封診式》兩部分,《法律答問》計簡210支,多采用問答形式,對秦律的某些條文做出明確的解釋。由其內容可以看出,秦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運用了法醫學知識。例如:秦律明確規定,不同程度的損傷處以不同程度的刑罰,如毀損耳、鼻、唇、指等處以耐刑(是剃去雙鬢及胡須的一種古刑法);拔去須眉,斬下發髻處以完城旦(不加肉刑,保持身體完整去服筑城的勞役)之刑;以針、錐等銳器傷人處以黥為城旦(即受墨刑兼服筑城的勞役)之刑等,論刑時除了考慮到損傷本身的輕重外,也考慮到兇器的性質,如咬傷與用錐、針傷人的刑罰顯著不同,對于使用銳器傷人被認為是情節嚴重的,秦律有剃鬢及胡須的耐刑之設,又有割人須發得受處重刑的規定,反映戰國時期非常重視須眉鬢發,說明毀容問題已列為刑律的一項重要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在《封診式》中提到“診其痍狀”,而在《法律答問》中又專對“大痍”作了解說:“何如為大痍?大痍者肢或未斷,及將長令二人扶出之,為大痍”。這一解說正是大痍的診斷標準,這是戰國時期進行法醫學活體檢驗的又一證據。 . ?7 @  t4 G4 ?
      《封診式》及其法醫學成就:《封診式》中的“封”指查封;“診”指診察、勘驗、檢驗;“式”格式或程式。《封診式》就是有關查封與勘驗程式的一部書籍。全書共有竹簡98支,分25節,包括書題共3010字,內容有審訊、犯人歷史調查、查封、抓捕、自首、懲辦和勘驗。勘驗是本書的中心內容,包括活體檢驗、首級檢驗、尸體檢驗、現場檢驗和法獸醫學檢驗(驗牛齒)等,書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以案例的形式介紹的,具有典型案例性質;同時這些內容也是以文書格式的形式出現的。現將其縊死之檢驗報告譯文介紹如下:
    6 E. A- u. a$ s( Z" R  縊死爰書:某里的里典甲說:“本里人士伍丙在家中縊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前來報案。”當即令史某前往檢驗,令史某爰書:本人和牢隸臣某隨甲同丙的妻和女兒對丙進行檢驗,丙的尸體懸掛在其家東側臥室北墻的房椽上,面向東,用拇指粗的麻繩做成繩套,束在頸上,繩套的系束處在項部,繩索向上系在房椽上。繞椽兩周后打結留下的繩頭長2尺,尸體頭上離椽2尺,腳離地2寸。頭和背貼著墻,舌出齊唇吻,二便失禁并污兩腳,解索,其尸口鼻有氣出,如嘆息狀。頸部索跡呈淑郁色,不同項處長2寸,其他部位未見兵刃、木棒、繩索等損傷痕跡。房椽粗一圍,長3尺,西距地上土臺2尺,在上臺上面可以系掛繩索,地面堅硬,不能查知人的痕跡。繩索長1丈,死者身穿薄綢單上衣、裙各一件,赤足。當即令甲及死者之女將丙尸運到庭院。 % v8 [% Y0 I1 k6 K& ^
      檢驗時必須首先仔細觀察痕跡,應當親到停尸現場,檢查繩索懸掛處,該處有繩索通過的痕跡,檢查舌出不出,頭、足離懸索處及地各多少,有無大小便失禁,然后解繩索,看口鼻是否作喟然嘆息狀,索跡是否呈椒郁色。通過系繩處試脫頭,能脫,再解其衣,詳細檢查全身、頭發內和會陰部。若“舌不出、口鼻不喟然、索跡不郁、索終急不能脫”,難走縊死。若死后經過較久,口鼻可無喟然嘆息狀。自殺者必有原故,應訊其同居人,弄清原因。
    / S  @! ?9 O! v! u* U5 N  這是一個典型的縊死的現場尸體檢驗案例,特別珍貴的是對索溝性狀的描述,以“不周項”作為索溝的特征,以椒郁色作為生前縊溝的特證,法醫檢驗已達到很高水平。 ( Z2 R# u5 H1 b
      《封診式》記載了外傷流產和麻風病的診斷方法,以及流產胎兒的檢驗鑒定方法。 5 {/ l2 p) ]6 }$ A" @. @
      在現場勘驗方面,一些案例詳細記載了現場的方位、四至、停尸處與周圍環境的關系。現場的血跡、足跡、手跡、膝跡及工具痕跡,現場上遺留的物品及其他物證等。 8 Q% s/ o3 M! i5 Z  |# o: y
      由上述資料可以認為,《封診式》就是一部以文書格式形式出現的秦代刑事技術書籍。說明我國古代法醫學的萌芽階段。《封診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豐富的法醫學內容的刑事技術書籍。
    + N$ e8 H* }# k0 v3 i; \4 K  戰國時期的檢驗制度: ( k# |8 H% ~% O
      檢驗程序:從《封診式》的內容可以看出,戰國時期已有一定的檢驗組織制度,每個案件“爰書”的開頭,都有一段作為檢驗前提的報案,是由基層人員的里典、求盜到縣報告的,也有是被害人控告的,然后由縣令或縣丞命令令史率領隸臣等前去勘驗。檢驗時允許家屬和有關的同里人參加共同觀看,檢驗后由令史寫出檢驗報告書,報案加上檢驗報告書就成為縣令或縣丞處理該案的依據。9 t" c& p5 y% X+ G; `9 ?, ^
      檢驗人員戰國時期已有明確分工,如令史:是一縣之中的下屬官吏,負責進行活體檢驗、尸體和現場檢驗,還負責拘捕人犯;醫生:參加與疾病有關的活體檢驗,不參加尸體檢驗;隸妾:即女奴隸,活體檢查婦女下部,由經產的隸妾進行;隸臣:即男奴隸。檢驗時幫助搬運尸體,脫穿衣服,協助測量尺度等。/ N5 S: o6 B8 u
      其中令史是負責刑事偵查的主要人員,是刑事警察、偵查員、法醫、痕跡檢驗員的前身。 ) V: a' e: C( `$ ^2 ]6 K
      檢驗報告書:相當法醫鑒定書,其內容包括:
    , s  Z9 c  \' s6 M. S) }  報案因由:簡述由何人(注明姓名、性別、職務或等級、住址等),因何故前來報案;檢驗記錄:首先注明指派的檢驗人員姓名、身分,然后詳細記錄檢驗的經過,檢驗的所見;結論:根據檢驗結果作出結論,要求簡明扼要。& {: T) a3 c& n1 x1 H
      《封診式》就是提供檢驗報告書標準格式的書籍,供檢驗人員書寫檢驗報告之參考。

    點評

    專科的繁榮是史學發達的必然結果  發表于 2016-6-30 06:49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5:38:40
    本帖最后由 lixunhuang 于 2009-6-22 15:40 編輯 3 b/ G( s$ b6 B( p.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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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初具體系的醫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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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經歷了由萌芽到成熟,由簡單到復雜、由紛亂到統一的歷史過程。中醫學在春秋時期已產生了一些概念和簡單的理論認識,而到《內經》時代則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中醫理論的形成,不僅是以春秋戰國時醫家們的實踐經驗為基礎的,當時的自然哲學也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o4 t. _/ D8 V+ ^6 c) ~( Y( z

    3 u, c3 F; @! |* l+ c6 O3 }  一、臟象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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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w2 v/ @: M3 [# `+ p+ l  二、氣血精津液學說$ ~; N. w8 O( s$ r2 q

    ; v! y9 x  g  O8 H: u5 }  三、經絡學說 , e) c' T% z' B8 V) L) O

    3 e! p5 x6 ?) i  ]$ A9 d5 h  四、病因病機學說 : N& |: g# M/ b7 N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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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陰陽五行學說在醫學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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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臟象學說
    ) ^, ?" R/ t( L8 X5 ~# s  臟象學說是關于人體臟腑形態功能及其與人體其它組織器官相互關系的中醫生理學說。 . B3 R8 e1 Y8 u. {! w) I
      臟腑的形態與名稱:《內經》之前和各種現存的和出土的醫學和非醫學文獻,尚無系統論述人體臟腑的形態結構者,不過到春秋時期,對臟腑的認識有了顯著的進步。《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所載扁鵲和虢中庶子的對話中已明確提到了“臟”、“五臟”的概念。并有“胃腸”、“三焦”、“膀胱”等名稱,表明公元前6~5世紀人們對臟腑的認識已有所進步,同時“五臟”概念的提出也表明當時醫家已經注意到了五臟在形態結構上的特征。《靈樞·經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臟之堅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皆有大數。”《靈樞·腸胃》對人體消化道的各個部分,包括唇、口、舌、咽、胃、回腸(即小腸)、廣腸(即大腸)的位置、長度、廣度、重量、形狀、遞接關系等一一具體描述,這無疑是當時實際解剖觀測結果的記錄;若以所述大小腸長度與食管長度的比例為35∶1,而現代解剖測為37∶1為例,說明當時的解剖觀測是有一定依據的,已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內經》對其它臟器形態結構位置的有關描述,無疑都是解剖觀測的結果。尸體解剖的實施為臟象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4 }, d# q& ^0 s$ w+ S/ _1 `
      《素問·五臟別論》:根據人體內臟的形態結構及其功能特點將它們區分為三類:五臟——肝、心、脾、肺、腎;六腑一膽、胃、小腸、胃、大腸、膀胱、三焦;奇恒之腑——腦、髓、骨、脈、膽、女子胞。由于其概念明晰,很快為醫界接受,并為后世所遵從。4 W' f) c  C' L# a
      關于五臟與軀體組織器官的關系:如《管子·水地》云:“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脾發于鼻,肝發于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文子·十守》則云:“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說明戰國時期對五臟與驅體組織器官關系的認識尚處于多說并存階段。由于《內經》本身的理論比較系統,故逐漸統一起來。 ( w% Y+ ~! b: i2 q6 r- p+ a  ~
      《內經》還提出了臟腑相關的理論。它認為五臟六腑雖各有功能,但總體上卻是相互關聯著的,其一是認為五臟與六腑之間的表里陰陽相合,如:“肺合大腸”,“心合小腸”,“肝合膽”,“脾合胃”,“腎合三焦膀胱”,其二是認為五臟之間有相生相克的關系。& P5 x5 D3 h6 B: `1 D
        二、氣血精津液學說' G/ i1 Y* U# E( S- s

    ) f4 W5 ]/ H/ ]! I, O* L  氣血精津液學說是關于人體生命物質的產主、分布、形態、運行及其機能等的中醫生理學說。這一學說發端于春秋,形成于戰國。集中地體現在《內經》一書中。 8 Z" J) O) ]/ y+ H5 c
      《內經》把人體內的一切精微物質統稱為“氣”。進而又把“氣”區分為性質各異的六種。分別稱之為“精”(狹義)、“津”、“液”"、“血”、“脈”。據《內經》有關內容可知:狹義的“精”是指主殖之精,即腎精:《內經》認為腎精是由五臟六腑之精氣匯集而成,當人發育到一定的階段,腎精滿溢,兩性交合,便可妊育新生命,故精是生成新的生命體的基始物質,所謂“人始生,先成精。”(《靈樞經·經脈》卷三)。狹義的“氣”是指由上焦宣發出來,呈霧露狀的、對人體有充養作用的水谷精微物質。《內經》認為,“氣”在人體中是無休止的運行著。《靈樞·脈度》所云:“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其流溢之氣,內溉臟腑,外濡腠理。”(《靈樞經》卷四)。氣的流行不已,才能對身體各組織器官發揮滋潤濡養作用。
    0 c9 K# w! D* R6 K  《內經》確立了氣血精津液學說的基本理論,一直為后世醫家所遵循。
    : F# a( m9 F/ v5 L: T( C: W三、經絡學說
    7 H! _0 `% @( z5 ^2 c4 n  經絡學說是關于人體經絡的循行分布規律及其功能的中醫生理學說。經絡學說的基本理論在《內經》中有較系統而全面的論述,這表明經絡學說是在從春秋到戰國的較長時期內逐步完善起來的。   2 H+ ?. G# t7 e1 M  e
      1、經絡學說的逐步完善
      l' t  y/ w* _; D$ s/ x  經和絡分別指經脈和絡脈,“脈”、“經”、“絡”的名稱在春秋時已經出現。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所載,扁鵲已經提到“脈”、“血脈”、“陰脈”、“陽脈”、“經”、“絡”等名稱,這表明當時“脈”已為醫家們所注意,而且他們對脈的性狀已有一定的研究,并認識到血與脈的聯系。
    , c& x' M2 @, H  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上的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可以看出,最遲春秋戰國之際,我國醫家已經大致認識了人體經絡系統中的十一對正經在體表的主要循行路線,并據其主要循行部位結合三陰三陽為其一一命名,它對經脈的描述雖然還十分簡單,但它們卻在認識人體經絡系統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確立了經絡學說的雛型。 % }0 n' r  O) l
      經脈是經絡系統中的主干,正經又是其中的主體,因而對正經的認識也就成為經絡學說的重點。從《足臂十一脈灸經》(以下簡稱《足臂》)到《陰陽十一脈灸經》(以下簡稱《陰陽》)再到《靈樞·經脈》篇(以下簡稱《經脈》),展示了春秋戰國時期醫家對人體正經的認識及其發展過程。
    2 _/ m) b& Y$ m3 x8 o# F  總之,在《內經》中,形成了經絡學說的基本理論。后世除在對奇經八脈的認識方面較之《內經》有所發展外,基本上都是遵循《內經》的定論,可以說中國古代經絡學說在《內經》時代已基本完善。
    1 |2 u* t! U3 i: j: }( a: Z  2、關于經脈系統發現過程的討論 / i$ r9 F8 u) r( q. _) s* l7 J
      經脈系統當初是如何被發現的?這是中國醫史研究至今爭論未決的難題。有人認為,經脈是由于古人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及醫療活動中逐步發現人體有許多通過一定的刺激,如壓、按、刺、灸等可以治療病癥的點(即穴位),進而發現許多有相同或相近治療作用的點基本分布在一條線上,這一條條有相同治療作用的點的分布線就是經脈。有人則認為,經脈是通過“感傳”現象而發現的,即古人在偶然發現肢體某些部位受刺激后會產生脹、麻或似“氣行”等感覺沿著一定路線傳導的現象時,這一條條相對固定的感傳路線就被認為是經脈。還有人認為,經脈當初就是指血管,經脈的循行和分布是古人在可見(包括解剖)的血管循行分布路線的基礎上推想出來的。另外還有人認為,經脈是通過練氣功而發現的,當氣功練到一定的程度時便會體會到身體中有氣沿著一定的路線移行,這種氣行路線便是經脈。
    ' ]. T: D3 x  d) ]& E7 {  我們認為,第一和第四種觀點不能成立。按照第一種觀點,應該是首先發現了很多穴位及其治療作用,才會有對“經脈”的認識,然而,歷史實事相反,已知最早的論述經脈的醫書《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中只有經脈循行部位的敘述,而沒有穴位記載,其灸法治病也只提“灸某某脈”而不說“灸某某穴”,足見“經源于穴”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第四種觀點是在近幾年的“氣功熱”中產生的,它沒有充分的證據能證明先秦時期已有能使人體驗到自身氣行的氣功,先秦文獻從未提到練氣功與經絡的關系;同時,氣功師所感受到的“氣行”是循環連貫的(所謂“小周天”與“大周天”),而兩部《十一脈灸經》所記述的經脈循行卻未構成循環連貫的路線;《內經》所描述的十二正經及其分支和經別、奇經八脈、十五大絡等循行路線也絕非練氣功所能自我體驗到的。 6 A" F4 y$ Z8 t. p# b& b1 j
      經脈系統的發現當與“循經感傳”和血管有關。從《內經》對“脈”的論述可知,“脈”本來即指血管。 5 }% t4 Z; e) A! t
      既然“脈”(經絡)原指血管,那么“經絡”的發現自然也就與血管的發現有關;體表觀察、觸摸和解剖觀測就是發現“經絡”的基本途徑。
    $ }: @( w, d6 S! N: F/ \  但是經脈系統的循行分布與現代解剖學所發現的人體血管系統大部分并不相符,因而經脈系統不可能是完全通過觀測血管而發現,經絡系統也不等同于血管系統,“經絡”還包括了血管以外的人體組織或物質。經絡有“感傳”的特性,根據報道,循經感傳現象的出現率在20%左右,而且與古代經絡的循行路線基本相同。因此大部分經脈行路線可能是通過循經感傳現象而發現的。 3 q. ^  G) l) i$ w0 S
      至于經脈與臟腑之聯系的確定,一方面是在針(砭)灸臨床實踐中發現針灸某經脈能治療某臟腑的疾病,由此推論經脈與此臟腑有聯系;另一方面則是運用陰陽五行學說等自然哲學理論對臟腑經脈關系所作的理論上的推演。

    點評

    此章有內經的總結,有收獲  發表于 2016-6-30 06:51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5:43:38
    四、病因病機學說
    4 a& m) W9 _% `, H! Y. Y  病因病機學說是關于人體疾病產生的原因和疾病發生、變化機理的學說。中醫學的病因病機學說在春秋時已露端倪,而到戰國時則形成較為系統的理論。
    0 K/ y" J4 J7 Q' u( A: T/ f  1、病因學說
    1 h) A+ A/ N0 I  據《左傳·昭公元年》記載,春秋時秦國著名醫生醫和為晉侯治病提出:陰、陽、風、雨、晦、明等六種天氣現象的太過會導致人體發生疾病。醫和的“六氣”病因論開創了中醫外感病因學說的先河,是后世“六淫”病因論之濫觴。 $ c2 v! k. ]) x1 A' C+ O9 D/ e
      《五十二病方》中有一些關于病因的記載。例如,該書認為外傷所引起的“痙”證是由于“風入傷”(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五十二病方》,36、40頁,文物出版社,1979年)引起的;“嬰兒索痙”是因“產時居濕地久”(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五十二病方》,36、40頁,文物出版社,1979年)即感染濕邪所致。此外,《五十二病方》所提到的病因尚有犬或狂犬咬傷、毒蛇和其它毒蟲咬傷、植物中毒、寄生蟲等等。8 M" f) r% m6 |+ H# X$ u
      到戰國時期,人們對病因認識更為拓寬和加深,已從天氣現象、個人生活環境、飲食勞作、生活習慣、精神情志、社會環境等多角度探索病因,由此形成了更為科學的病因學說。這種病因學說在戰國諸子著作中也多有涉及。例如《韓非子·楊權》云:“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 。(《韓非子》卷二,1123頁,《二十二子》本)。 $ N4 e# i# B7 W
      《內經》對病因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論述。《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云:“夫百病之所生者,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靈樞經》卷七,71頁,商務印書館。)。概括了《內經》病因的主要內容,也就是說,《內經》所論述的病因內容主要有天氣因素(風、寒、暑、濕、燥、火)、情志因素(怒、喜、憂、思、悲、恐、驚)和飲食起居(飲食、勞逸、房事、起居等)三大方面,對于各種病因的致病特點,《內經》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論述。7 t. ^! g  ^9 S. w3 B! c; p
      2、病機理論 7 k& H, k5 j7 d/ q) X: u
      病機理論的出現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所載虢中庶子及扁鵲關于虢太子之病病機的論述,涉及到正邪斗爭及臟腑經絡氣血陰陽的失調。表明對病機的認識已上升到理論高度,病機學說已具雛型。《史記》同一篇還記載有扁鵲論齊恒侯之病每隔五日依次“在腠理”、“在血脈”、“在腸胃”、“在骨髓”。這是最早的疾病傳變論述。
    0 W2 W! g9 o8 B( H3 H; C/ {. i  到戰國時期,形成了比較豐富而系統的關于疾病發生、病理變化及其傳變過程的病機學說。這一學說在《內經》中有集中的論述。關于疾病的發生,《內經》認識到是體虛與外邪共同作用的結果,邪氣單方面并不一定致病,所謂“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靈樞經·百病始生》卷十);“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黃帝內經素問·評熱病論》卷九。《內經》還認識到,疾病的發生與人的體質有關,不同體質類型的人,其所易患疾病是不一樣的,例如,《靈樞·陰陽二十五人》還將人的體質按五行分為五大類二十五小類,并指出了各種類型的人所易患之病及其發病時間。
    ' ^0 Y0 j; J9 t/ Y' y2 g& R, ~  生活環境與人的體質及其疾病之間的聯系在戰國時也已被注意到。《素問·異法方宜論》對東、南、西、北、中五方的地理環境及其人們的飲食生活習性與各方人們的體質及其易生之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和論述。 " c- j! d8 t" T0 |  |( c9 _/ U
      《內經》還注意到了社會因素與發病的關系。
    ( k  D. O; u5 c) H# \  重視疾病的發生與四時更替、月相盈虧等天時的關系,認為人與天地相應,不僅人之生理機能隨天時而變化,而且疾病的發生和變化也受其影響。
    / {# j& h& b3 q* {  關于人體在病邪作用下發病后的病機,《內經》也作了大量的論述,構成這一時期病機認識的主體內容。《內經》對病機的認識不僅涉及人體疾病的一般病理,而且還深入到許多疾病或病證的具體發病機制。關于人體疾病的一般病理,《內經》詳明地論述了人體臟腑、經絡、氣血的各種病變形式及外在癥候表現,如五臟六腑的虛實寒熱、氣機失調、經絡氣血凝滯、厥逆、十二經是動病和所生病,氣血不足、氣血逆亂、氣滯血菀等等。關于各種疾病或病證的具體病機,《內經》深入地分析和描述了痹、厥、瘧、風、傷寒、溫病、兩感、腎風、風水、酒風、消癉、鼓脹、腸蕈、石瘕、血枯、腸蕈、伏梁、息積、癰疽、瘰疬、陰陽交等數十種內外科疾病和病證,這標志著中醫對疾病的認識逐漸理論化和系統化。

    8 V2 l) m( p: R9 @      
    ( z1 X7 _7 X4 l+ P7 Y& G
    五、陰陽五行學說在醫學中的應用
      春秋戰國時的“陰陽”概念有兩種意義,其一是指兩種基本的物質之氣,春秋時期人們已認識到陰陽之氣的正常與否關系到天象、氣候、物侯等自然現象的正常與異常。戰國時期的陰陽學說還著重闡述了陰陽二氣的盈虛消長、升降出入的運動變化規律及其對季節、氣候和物侯的支配性作用。
    $ c' q/ z) R" q) r% K/ d# F  “陰陽”概念的另一種意義是指相互對立的兩種基本屬性,或屬性相反的兩類事物,或一個事物中屬性相反的兩個方面。如雌雄、上下、左右、南北、進退、動靜、生殺、強弱、明暗、寒熱等等,《易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高亨《周禮注疏》卷五·544頁,齊魯書社,1979),即是對陰陽屬性的表述。由于陰陽屬性是相對的,故而在陰陽之中可以再分陰陽。《文子·微明》云:“陽中有陰,陰中又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文子纘義》卷七,《二十二子》851,852頁),即表述了這一思想。《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云:“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一)。這兩段話中的五味、五色、五聲、五節即是按五行將味、色、聲、節各分為五種以入五行之類,五行學說中的一條基本原理——五行相勝理論在春秋時也已產生。如《左傳·哀公九年》云:“水勝火”(《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八)。《左傳·昭公三十二年》云:“火勝金”(《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三)可以為證。   f1 l/ J7 J: u1 C' x' Q
      戰國時期五行學說有進一步的發展,首先是提出了五行之所的概念。《呂氏春秋·應同》所載鄒衍“五德終始”論中提到了“土氣”、“木氣”、“金氣”、“火氣”、“水氣”,這便是五行之氣的概念。從鄒子的“五德終始”論中可以看出,五行之氣與五行歸類有著密切的關系:五行之氣分別支配著相應的五類事物;五行之氣也有五行相勝關系;五行之氣按相勝之序遞勝(旺盛),由此引起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變化。戰國時期五行學說的另一個進展是明確了五行主時和五行方位的理論。
    * W- x, a4 b2 ?" T( O* t1 }2 A! g9 q  陰陽的概念在醫學中應用較早。醫和的六氣病因論即有陰氣和陽氣。《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所載扁鵲及虢中庶子之言中提到了“陽緩而陰急”(《史記》卷一百五,中華書局,1959)。“破陰絕陽”等語,既有表示屬性的“陰陽”,也有表示物質之氣的“陰陽”,表明在春秋時期陰陽的概念已用于分析人的生理和病因病理。《周禮·天官冢宰》醫師章有以五味、五谷、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養其死生(《周禮注疏》卷五,見《十三經注疏》,666頁)之語,這顯然是運用五行概念來歸類,以診斷疾病的指導療養,所以五行概念應用于醫學當在《周禮》成書之前。 8 ?) n( I2 ~' Y3 D* q: y  T# i( A( G- C
      《內經》中系統地總結了當時自然哲學的陰陽五行學說。例如《素問·陰陽離合論》云:“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黃帝內經素問》卷二)。發揮了陰陽屬性的相對性及其無限可分性的思想。又如,先秦諸子著作對五行主時只論及五行所司季節和日期,而《內經》則進一步把五行主時落實到時辰,為建立和發展醫學理論服務。
    2 h' \, |! B1 ]  《內經》中的陰陽概念也包括物質之氣,即陰氣和陽氣。基于天人相應的觀念,《內經》認為人身陰陽二氣與天地陰陽二氣呈同步一致的消長變化,認為人身脈象的變化與四時陰陽消長相應。脈象是人體氣血陰陽狀況的表現。脈象應四時陰陽即意味著人身陰陽與天地四時陰陽相應。《素問·脈解篇》還根據一年中天地陰陽的消長升降規律及其變異來解釋各月份人體易產主的病癥,認為人身陰陽與天地陰陽的消長升降完全時應相符。陰陽二氣失調,會導致疾病的產生。
    $ {: b& S  ]# A8 p  M. O- A0 O" W  《內經》中的五行概念也包括五行歸類和五行之氣兩種意義,《素問》將人體臟腑組織器官和情志、病癥等正常和異常的生命表現以及與人體有關的各種事物按五行進行了歸類,其主要內容可歸納如下表(表3-2):, B& S: k: H$ ]/ d0 U  x
    五行/ w% H- o' n& Y& L0 P
    五時
    1 ?3 f( Q, `" G: m- w+ f
    五方7 \6 i  f7 o- f% T
    五色
    + g6 @- R9 b2 q
    五音
    & U1 y3 Q% A+ g: U
    五味5 }2 R: `. }# x
    五臟6 c; g# J4 ~- h( u9 t
    五腑6 I9 ]: B* {. Z( h/ V! p
    五官
    ! O3 D, a$ s  R5 s8 G/ X
    五體- y7 }: `5 I" `  ?  j0 H! L
    五邪
    # t: D7 b/ c, g6 q; F. S
    五畜
    * P1 ^* p: i. K! o; L/ K
    五谷, W* y( k2 \; }3 x9 m7 z$ a
    五志
    % @, d/ S& H$ B5 T% b" b$ b
    五聲
    1 L% J+ r8 L+ ?- ^
    ( i5 _; I. ~1 Y+ P  ?/ P! ]9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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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腸+ j. n9 Z2 Y+ @2 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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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夏3 D  Q# e( D, ~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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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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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
    6 p7 w; K. H0 {$ f  E. y! u
    耳陰( h" ~/ x/ b1 A$ v: m" c3 J

    ; s( e% P2 @, }# z- w$ ^0 F
    5 I! O' C- H; f, a8 A/ O9 x( R
    3 ~. k0 X, q% d
    . J/ [# ?0 E5 I' e4 O
    2 H7 O, S- X' Y! R' J
    " V$ u+ {: R" O+ i+ k, y% j

    0 d4 ~' I5 k9 H; p; X& Q& z& E  《內經》上述五行歸類的理論意義在于運用五行學說來推求人體臟腑之間、臟腑與生命現象之間以及臟腑與體外事物之間的同類相區,五行相克和相生的關系,由此形成相應的生理、病因病理診斷和養生治療理論。   
    7 \  S4 D: O  [( D1 I  《內經》的這一理論雖然失于機械,但它注意到了人體機能活動有時間節律性,這種節律與天地總體變比節律有統一性并影響到人體疾病的發生和變化,因此其思想是具有合理內容的。

    點評

    陰陽五行學及古醫關系是個老話題,此節學有所得  發表于 2016-6-30 06:52
    飛翔 發表于 2009-6-22 16:14:50
    是連載嗎。。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7:00:23
    第六節 軍事醫學% A: `/ G: U1 n8 ~8 X5 e
    7 E% R3 f* C* V# c: K* e0 K$ X

    * ~7 U- P) D( O' |+ |1 T0 }+ M4 [" J* O1 e$ |
      軍事醫學始于古代。自從出現了戰爭,就產生了救護和醫治戰爭中傷病員的需要,軍事醫學不是一個獨立的醫學領域,它是建立在一般醫學及醫學專科的基礎上,并利用它們的知識和技術,從預防、診斷和治療角度,保障軍人的健康。
    3 m$ T  S9 |7 [! {( Q, q" ^  各時代軍事醫學的發展和現狀,都取決于社會的、軍事的、醫學的諸因素,更主要的是取決于當時社會的經濟形態、生產力狀況和該時代的戰爭特點,如兵器的使用、戰爭的性質、兵制的建立、軍事思想、以及軍事技術的發展等等。  J, }0 z$ J/ g
      軍醫組織起源于獨立的常備軍出現的時候,由于鐵制器具的開始使用和畜力耕作的逐步推廣,為各國建軍擴軍提供了物質條件,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常備軍,在春秋時代戰爭是由數量較少的軍隊來進行的,軍事行動的范圍較狹,戰爭的勝負主要靠車兵,在較短時間內就可決定勝負。到了戰國時代,由于地主政權建立,武器的進步,和軍隊以農民為主要成份,軍隊人數大增,軍事范圍較前擴大。戰爭方式由車陣作戰,改變為步、騎乓的野戰和包圍戰,戰爭比較帶有持久的、長期的性質,疾病和傷亡人數也較多,因此,對部隊將士的醫療和保健問題也更加重視。
    3 z+ a7 r- t3 o' S/ f  一、軍隊中巫醫和方士的設置
    : Z4 s$ A( p/ H5 M8 b* X5 ?2 m8 H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將帥,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已經注意到應關懷士卒的健康。《吳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踐在伐吳前,誓師時說:“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7 I  \* b6 c  N' [) N
      齊景公之將軍司馬(姓田)穰苴,對士卒“次舍并灶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疾,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贏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史記·司馬穰苴傳》)。他所著《司馬法·仁本篇》中曾說:“敵若傷之,醫藥歸之”,可見當時部隊中已設有掌管醫藥的人員。# v7 Q4 _8 e) p6 C) |( V2 o; f
      魏國大將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自負糧,與士卒分勞瘁,有士卒患疽,吳起親為吮膿血(《史記·吳起列傳》)。, j* b1 \) d! g) r9 p! ~' @% {- L
      托名姜尚,成書于戰國未期的《六韜》,在卷三《龍韜·王翼》篇中,記載了一個由72人組成的統帥部系統,其中提到軍中應有“方士二人,立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似乎周代曾以方士主持軍中的醫藥。5 E' c  P" [, K  b: W" N: o* X
      《墨子·迎敵祠篇》:“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養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孫詒讓在《墨子間詁》中,對“長具藥”的解釋是“醫之長掌具藥備用”。從以上記載,可見最早的軍醫是由巫醫和方士擔任的。
    ( D8 |. N+ L8 f  二、選拔士兵的體質及技藝標準! [! p7 z$ X* ?- ]1 d8 t
      春秋時選拔士兵,即已注重體質的強弱,其標準是能否穿著甲胄進行軍事活動。能者稱為“勝衣”,不能者叫“不勝衣”,如不勝衣就沒有當兵的資格。到了戰國時代,由于戰爭對士兵的體質及戰斗技術的要求大為提高,當時選拔士兵時,對步兵、車兵和騎兵的體質、耐力和技藝各有不同的標準。
    2 r! ?, C% \, M! d4 m  (一)步兵練卒 以魂國武卒為例,選拔的標準是: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身背50支箭和一柄戈,頭戴鐵盔,腰佩短劍,帶三天糧食,半天能行一百里。經考試合格,可免除一家徭役,田宅也都免稅(《荀子·議乓篇》)。8 W6 J5 V* m0 E3 \6 K) ~1 q

      z; f7 h! P1 V& T8 m  (二)騎兵戰士 選拔的標準是身高七尺五寸以上(合今1.73米):身強力壯,行動敏捷,能在乘馬急馳中,挽弓射箭,前后左右回旋,跳越河塹,攀登山坡,沖過險阻,橫渡大河,追逐強敵,敢以少擊眾的人,才能選為武騎士(《六韜·武騎士》)。
    / v, Z( ]. b( ], Z9 I  (三)車兵戰士 選拔的標準是年齡四十以下,身長七尺五寸以上,跑步能追及快馬,在奔馳中跳上戰車,前后左右回旋,力能在車上掌握大旗,拉滿八石弓,向前后左右射箭。達到這些標準,才可以選拔為“武車士”(《六韜·武車士》)。
    + V5 [* Z4 X* {9 n8 ^) ]; K4 l  三、對傷病員的安置——臨時傷兵醫院" Q: i! o' v9 q9 l8 \( Q
      春秋戰國時期,當與敵人作戰時,常征用當地富室房屋,將重傷士兵安置到臨時組成的傷兵醫院療養。《墨子·號令篇》中有所記載:“傷甚者令歸治病,家(據范行準注:指士大夫之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詐為殘傷以辟(同避)事者,“族之”。一般認為這是我國在作戰時設立臨時傷兵醫院之始。
    , h& J# g, K' s: a  四、對傷病員巡視及醫護不力者的處罰
    ; N1 k3 K1 z4 |; v1 v  《通典》中記載:“諸將三日巡本部吏士營幕,閱其飲食精粗、均勞逸,……,視醫藥”(卷149兵二雜教令)。7 h1 k2 p4 T& h, i/ I1 p5 J
      這一規定,不但使傷病員精神上能得到安慰和鼓勵,同時時醫護人員也有督促和考核的作用。《六韜·復軍誡法》中規定:“軍人被創,即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即視,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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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醫學推動了戰爭的系統性和國家的進步  發表于 2016-6-30 06:56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7:01:04
    第七節 醫學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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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簡書《萬物》
    5 t# k6 o& ^: [, O1 a, U0 I# G% {8 z  《萬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漢簡之一(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小組:阜陽漢簡《萬物》,文物,(4):36,1988)。夏侯灶卒于漢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萬物》的竹簡抄本年代,在西漢初年,據竹簡“出現的‘越’、‘符離’等春秋時期才有的地名”,考證《萬物》的撰寫時代,可能是戰國初期或春秋時代(胡平生、韓自強:《萬物》說略,文物,(4):48,1988)。竹簡殘損嚴重,初以“雜方”名之。后胡平生、等據W001號竹簡:“……,不可聞也;萬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陰陽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簡文而定名為《萬物》。《萬物》殘簡共計133支,共約1100字,最長者約21.6厘米,載30余字,其余長短不一,字數多寡不等。敘事記物,一句一讀,兩句之間,以墨色圓點隔開,一支簡有寫二、三句者。
    3 z1 G) s5 {0 \1 d" w% Y  《萬物》的本草學成就:《萬物》的藥物種類,初步統計為71種,其中:玉石部5種,草部23種,木部5種,獸部11種,禽部4種,魚部11種,果部4種,米谷部4種,菜部4種。此外,還有“莫盜”、“鼠享”、“大發”、”石卦”等待考。分析《萬物》所記載藥物,絕大多數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觸到的東西,這是藥物早期發展階段的一個特征。從“蜀椒”來說,可以推測,這在戰國初期或春秋時代,各地之間的藥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 L0 P- M! Y, Q' x6 N1 ]- q  《萬物》記載藥物治療的疾病,初步統計有病名31種,其中有的“澮”等個別病名尚待考證。這些疾病,包括內、外、五官、神經等各科疾病。《萬物》所記載的病證,如寒熱、煩心、心痛、氣臾、鼓脹、瘺、痤、折、痿、癰、耳、惑、睡、夢噩、失眠、健忘等,皆流傳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 y! B) X) o7 |( b; }3 J  《萬物》記載的藥物功用,有很多不僅與后世本草學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臨證醫療中被應用。《萬物》關于藥物的采集,幾乎沒有記載。但加工炮制,則已記載有“煮”、“焙”、等幾種原始方法。對藥物服法與禁忌的記載亦極為簡略,只有一條與服法或禁忌有關,如:“服烏喙百日令人善趨也”。烏喙,即烏頭,有毒。由于應用適當炮制方法,可以降低烏頭的毒性。因此雖不確切但可初步推測為服食烏頭。7 x( q) v, Z6 R- G" g, T% {/ X
      分析各方面的資料,《萬物》的撰述年代應早于五十二病方,《萬物》的出土,填補了中國本草史和醫學史上戰國初期至春秋時代之間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貴的文獻資料。
    ; t9 B3 h: O$ L  二、馬王堆出土醫書, N+ I; t+ t9 D( J, Y: V
      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繼對長沙市東郊的一、二、三號漢墓進行了發掘。經考證,其中一號漢墓的墓主是西漢長沙國國相侯利蒼的妻子,名叫辛追;二號墓的墓主即利蒼本人;三號墓的墓主則是利蒼的兒子。在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獻資料,包括許多已經失傳了的醫藥文獻。: c# W" c+ T/ w- C
      在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古醫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侯》、《五十二病方》、《卻谷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導引圖》、《養生方》、《雜療方》和《胎產書》等。以上十一種,由于《陰陽十一脈灸經》有甲、乙兩種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種,所以實際上是十種。馬王堆三號漢墓還出土竹木簡200支。全部是醫書,分為《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等四種,以上帛書和訂木簡醫書共計為十四種。這些都是后世已經失傳的古醫書。
    ( U; }- z$ \) j& P  1、兩部古脈灸經
    ; @' r. h# n! _0 F+ k3 y2 a" p9 A  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以下簡稱《足臂》)和《陰陽十一脈灸經》甲、乙本(以下簡稱《陰陽》),全面論述了人體十一條經脈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論述經脈學說的文獻。從成書的年代來看,在兩部脈經中,《足臂》最為古樸,《陰陽》則稍晚,而《靈樞·經脈》比兩部脈灸經都晚,我們可以說,兩部脈灸經是《靈樞·經脈》的祖本。其主要依據是:
    , v  }0 B4 c2 V2 D4 S9 p  第一,兩部脈灸經只記載了人體的十一條經脈,和《靈樞·經脈》相比,少了一條手厥陰經。《內經》的十二經脈,是在帛書十一條經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 H! T$ C, [8 S  第二,在經脈的循行走向上,《內經》所述十二經脈互相銜接,循行走向很有規律;而帛書所載十一條經脈互不銜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J1 d' e# p$ G! V2 |# j! N
      第三,在兩部脈灸經中,看不出各條經脈與臟腑有什么必然聯系,即使偶有聯系,也無規律可循。. f# n2 T. a% C+ e- |
      第四,兩部脈灸經對經脈的命名尚不統一,有些命名比較原始。; I% T: P) R, s7 [2 i0 w+ C3 f% U
      2、帛書《五十二病方》
    , l6 I  X; R0 W9 U% V  帛書《五十二病方》,現存一萬余字,全書分52題,每題都是治療一類疾病的方法,少則一方、二方,多則二十余方。現存醫方總數283個,用藥達247種,書中提到的病名有103個,所治包括內、外、婦、兒、五官各科疾病。內科病的治療在全書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治療內科病的水平。如該書對“癃”即淋病的治療,處方合理,且大多為現今臨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證治療,可以說是對淋病進行辨證論治的雛型。全書以外科病所占比重為最大,也最為突出。該書在論述疽病的治療時,已初步運用了辨證論治的原則,其處方講究加減化裁,注意對證用藥。例如:“睢(疽)病,冶白薟(蘞)、黃蓍(耆)、芍樂(藥)、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簽(蘞),(肉〕睢(疽)(倍)黃蓍(耆),腎睢(疽)倍芍藥,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懷酒中,日五六飲之,……。”
    ! ]2 [9 ~7 {% g4 b/ J  這就是說,一般疽病用白蘞、黃耆、芍藥、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藥物通治,但必須注意辨證,癥狀不同,則用藥的分量亦各有區別。) ?$ }9 p- G( s* T7 C
      《五十二病方》在論述痔瘡的治療時,除了運用各種藥物療法外,還記載了精彩的手術療法。$ d1 [: z0 D$ s. e
      其它所載治法多種多樣,除了以內服湯藥為主之外、還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貼法、煙熏或蒸氣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療法、角法(火罐療法)等。治療手段的多樣化,也是當時醫療水平提高的標志之一。/ ?# b2 t. v! I" s* \" V
      3、《卻谷食氣》與《導引圖》
    # Y# H% g5 U3 v0 y  帛書《卻谷食氣》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氣功導引專著。帛書《卻谷食氣》篇幅較長,原文有將近500字,惜因殘損太甚,現今可辨認者僅270余字。從現存《卻谷食氣》的殘文來看,它主要記載的是導引行氣的方法和四時食氣的宜忌。該篇認為,要根據月朔望晦和時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齡特征來行氣,講究呼吸吐納,盡量吐故納新,做好深呼吸。# d! }2 Y, x( ~7 t' r7 z
      帛畫《導引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療體操圖。經復原后,此圖長約100厘米,高約50厘米。在這幅色彩絢麗的導引圖上,描繪了44個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在做各種導引動作。他們分別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這些人物形態逼真,姿勢各殊,服裝各異,一個個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練。這44人的動作姿態大致可分為三類:一為呼吸運動,一為活動四肢及軀干的運動,一為持械運動。如“引聾”,即以導引防治耳聾,“引脾病”,即以導引防治痹證或腹痛。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 R  F/ j3 v& T- I  在帛畫《導引圖》中,還有許多模仿動物動作的導引術式。在以仿生動作作為導引術式這一點上,對后世的影響是很大的。2 H* M1 ?5 A$ T
      4、帛書《養主方》、《雜療方》和《胎產書》5 l1 O2 j% w3 U0 ~+ W4 }1 c
      帛書《養生方》殘損相當嚴重,估計原書有6000字左右,現僅存3000余字。該書正文在前,目錄在后,原有標題卅二個,經整理后尚可辨認者有27個,如“老不起”、“為醴”、“益甘”、“病最種(腫)”、“莖(輕)身益力”、“除中益氣”等。
    8 K( o+ O. a6 ^/ B0 m  從全書內容來看,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類是健身補益方,主要用于強身健體,增強筋力,黑發益氣美色等。一類是補益性機能的。. Y) O5 v/ S' n7 l1 K+ B
      該書在敘述胎兒逐月發育的狀態時,曾經明確地寫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當是之時,未有定義(儀),見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觀木(沐)侯(猴)等等。這是最早對胎教的論述,認為孕婦的飲食起居,所見所聞,思想情志等,都將對胎兒發育的優劣,乃至胎兒性別的形成等,產生直接的影響。
    9 C4 ]4 B3 ~0 O. |  三、江陵張家山醫簡
    ) F1 Z' g# Q5 i4 r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在挖掘江陵縣張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漢初州古墓時,相繼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簡最多、達1000多枚,大部分貯藏在竹簡(箱)內,保存較完整,字跡清晰。除了法律、軍事、數學和遣冊等類文獻外,還有兩種醫書,題名為《脈書》和《引書》。據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對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隨葬竹簡的歷譜推算,其墓葬年代為西漢呂后至文帝初年(約公元前2世紀中期),與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墓葬年代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_, H  N  d% ?5 [  C7 i
      1、《脈書》述要
    : g  ]& }' b; ]' ]4 K; ]  《脈書》共2028字,約在西漢初期被抄寫在65枚竹簡上,其內容可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論述病候,自頭至足依次敘述了67種疾病的名稱及簡要癥狀,涉及內、外、五官、婦、兒科病癥,其中內科病約占2/5,不同于馬王堆醫書《五十二病方》側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內容與馬王堆醫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乙兩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較甲本多332字、較乙本多122字,使《陰陽十一脈灸經》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復原成為可能。第三部分內容與馬王堆醫書《陰陽脈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說:“夫留(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動。動則實四支(肢)而虛五臧(臟),五臟虛則玉體利矣。”是目前書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與“戶樞”的比喻論述人體運動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韻體論述人體骨、筋、血、脈、肉、氣等6種組織或生理機能及其發病為“痛”的癥候特征;第五部分內容與馬王堆帛書《脈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彌補帛書缺文。
    8 K! p8 J3 S7 y. j/ D4 I  2、《引書》述要
    . _% o% {6 `8 z/ ]$ J  《引書》共3235字,約西漢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寫在113枚竹簡上,其內容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論述四季養生之道,篇首指出:“春產(生)、夏長、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著依四季之序介紹各季的養生方法,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與《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所載養生·養長·養收·養藏之道相同,即養生必須順應自然界的運行規律。& M3 s: s9 L% m' q) P% S
      第二部分論述導引術式及其作用。
    + y( X8 B% r( ^" V  總之,《引書》共載導引術110種,除去重復者還有101種。其中述術式者85種,用于治病有50種,僅述功用者有16種。可見,漢初以前運用導引治療疾病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引書》是漢初之前醫療導引術的一次總結。+ L  S) Q" |9 Y( G; W, R/ o$ W
      《引書》所載導引術與馬王堆帛畫《導引圖》相比較,兩者風格相近,命名原則相同。而《引書》所載導引種數更多。內容更豐富,除了折陰、熊經、引膝痛、引聾和引頹等5種導引名稱相同(其中3種名同術異)外,帛畫所載導引數只有《引書》的2/5左右,而且單個動作的靜態畫面,很難反映導引的動態過程,更難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領,《引書》則可以彌補這些不足。總之,《引書》的發現,為研究漢以前導引術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 w7 l. {- I$ [: j! U  《引書》第三部分討論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養生理論等問題。. f3 t) h; y# N* n6 B2 F* c
      總之,江陵張家山醫簡的發現,對于中國醫學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譬如,它改寫了一些中國醫學史上的最早記錄,如《引書》記載下頜關節脫位整復術和叩齒術,較晉代葛洪的記錄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隨著研究的深入,將越來越顯示它的重要價值。
    0 v- Z/ H' k( E, \7 `# |0 y  四、《黃帝內經》- c4 N; W9 v5 e' R
      《黃帝內經》簡稱《內經》,是托名黃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區、伯高等論醫之書。《黃帝內經》包括《靈樞》和《素問》兩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萬言。$ s  Q/ ~9 s, m/ _6 O: `& Y
      《黃帝內經》的著作時代,至今尚無定論。從其內容看,非一人一時之作,但一般認為其主要內容是反映戰國時期醫學理論水平的,基本定稿時期應不晚于戰國時期。當然,其中有些內容可能出于秦漢及六朝人之手。
    - q. A/ I+ ^& X! i% y  《黃帝內經》所引古代醫籍。有《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經脈》《五色》、《脈經》等。說明在《內經》之前已有許多種醫書流傳於世。6 [6 G, \3 s4 g9 Y, s+ [; S
      經絡與針灸,在《黃帝內經》中,居于主體地位,繼承和發展了馬王堆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脈法》、《陰陽脈死侯》和張家山漢簡《脈書》,乃至扁鵲等的經絡學說和針刺治療經驗,在針刺治療上,不僅突破了上述帛簡醫書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時也遠比《史記·扁鵲傳》記載的治療經驗更加具體和系統。在《黃帝內經》中,《靈樞》:經脈篇、經別、經筋,更加完整和系統地論述了經絡學;《靈樞》:九針十二原、九針論等篇,論述了針刺器材的制備;《素問》:氣穴、氣府、骨空、水熱穴等各篇,論述了腧穴分布;《靈樞》:九針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論述了持針法則;《素問》:八正神明、離合真邪等各篇,論述了針刺的補瀉方法;《靈樞》:診要經終、禁例等各篇,論述了針刺禁忌等,以及各種疾病的針刺療法。- K5 X$ ~4 G. F0 D$ u2 `
      陰陽五行學說被引入醫學,最早是秦國醫和,馬王堆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中的“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驚”,也反映了五行學說的內容,這段文字后來載入《靈樞·經脈篇》,《素問·脈解篇》說:“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說明陰陽五行學說,已被引入醫學理論中。
    ( e% B/ J. _' [8 H# P1 R" `  @  《黃帝內經》撰成之初,在戰國時代可能為《黃帝脈書》、《扁鵲脈書》等20余種單行本。西漢后期,劉向、劉歆父子校書,始由李柱國等校定為《黃帝內經》十八卷。到東漢初班固撰《漢書》時,這些醫籍的傳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載于《漢書·藝文志》。東漢末張仲景撰《傷寒雜病論》、魏末皇甫謐撰《針灸甲乙經》時,《漢書·藝文志》的十八卷本《黃帝內經》傳本即已不復存在,不僅被分割為《素問》、《九卷》或《針經》兩書,而且“亦有所亡失”。% y% g1 x+ E7 m9 U$ c
      1、《靈樞》,亦稱《九卷》、《針經》、《九靈》、《九墟》等。漢魏以后,由于長期抄傳出現多種不同名稱的傳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針經》傳本佚文與古本《靈樞》傳本佚文基本相同,說明為一共同的祖本,但與南宋史崧發現的《靈樞》傳本(即現存《靈樞》傳本)則不盡相同。史載北宋有高麗獻《針經》鏤版刊行,今無書可證。至南宋初期,《靈樞》和《針經》各種傳本均失傳。紹興二十五年(1155),史崧將其家藏《靈樞》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擴展為二十四卷,附加音釋,鏤版刊行。至此,《靈樞》傳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種傳本,而一再印行,流傳至今。& p/ k+ g9 s" ^8 z# e
      2、《素問》,在漢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傳本。為張仲景、王叔和、孫思邈、王燾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齊梁間(公元6世紀)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當時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實際只有八卷。這個傳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億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傳。(2)唐、王冰注本,唐·寶應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為底本注《素問》,將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論”補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年間,設校正醫書局,林億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礎上進行校勘,定名為《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雕版刊行,而定型。
    ! D. ]4 M( S' _) d: V) V9 v- U  《黃帝內經》的著成,標志著中國醫學由經驗醫學上升為理論醫學的新階段。《黃帝內經》總結了戰國以前的醫學成就,并為戰國以后的中國醫學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在整體觀、矛盾觀、經絡學、臟象學、病因病機學、養生和預防醫學以及診斷治療原則等各方面,都為中醫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具有深遠影響。歷代著名醫家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創新和建樹,大多與《黃帝內經》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
    ! Y. b" F+ H! q& i9 d/ B1 P5 |4 {9 M  《黃帝內經》的著成,不僅在中國受到歷代醫家的廣泛推崇,即使在國外的影響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鮮等國都曾把《黃帝內經》列為醫生必讀課本,而部分內容還先后被譯成英、法、德等國文字,在世界上流傳。近年來一些歐美國家的針灸組織也把《黃帝內經》列為針灸師的必讀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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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出土的醫書是明史的佐證及修補  發表于 2016-6-30 06:57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7:01:40
    第八節 醫家傳記1 [  Y: z1 Y' @
    醫緩  G  a4 I) v, o- v: [; X7 I
    醫和
    9 p1 ~: o0 @8 T! @1 G6 y! N醫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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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7 n- R9 K+ m& V7 \9 B. `" X秦越人(附:長桑君、子陽、子豹等)% X- [7 z+ t0 o
    7 B! U! y% p  T% C; G9 x0 v

      ?6 }2 Q. i0 ]4 }/ y  一、醫緩; r4 G) w5 j9 m% m) t, c2 ^7 F8 I% ]
      醫緩,春秋時期秦國人。據《左傳》記載,魯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晉國國君景公姬據(公元前599~公元前581年)生病,先叫桑困巫治療。桑田通過占卜,認定景公的病,是遭晉景公殺害的晉國大夫趙同和趙括的鬼魂作祟所致。晉景公聽說秦國有良醫,就派遣使臣求醫于秦國。秦恒公(公元前603~公元前577年)派遣醫緩往診,醫緩即到晉國,診景公病直言不諱說:“疾不可為也!”因為病程已發展到“在盲之上,膏之下”的晚期,而“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就是說,以砭石、針灸攻治已不可及,服食藥餌醫治,亦不能至,而醫療無能為力。從引“病入膏育”就成為一句典故與成語。
    ; H3 i8 E" ^9 w$ t8 g
    ) Z; n' @: ~2 ?: m) t( c4 }/ z  二、醫和
    ' q0 Y' i  v% j( e  醫和,春秋時期秦國人。據《左傳》、《國語·晉語》記載,魯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晉平公姬彪(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疾,求醫于秦國:秦景公嬴后(公元前576~公元前537年)派遣醫和往診,醫和診病后說:“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就是說,平公的病已不能治好,因為近女室。惑以生蠱!平公問道:“女不可近乎”?得禁絕情欲嗎?醫和答道“節之”,要有節制和限度,還對疾病的機理做了闡釋說,“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并針對平公的疾病和提問,進一步解釋說:“女陰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5 w! \& m1 ]2 }! `# o
      醫和還把這話告訴了趙孟,趙孟不解地問道:“何謂蠱?”醫和解釋說:“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谷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落風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聽了這話,亦稱贊說:“良醫也!”。9 c7 F" e9 q. n4 d! r4 w; O( g) S9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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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醫呴( n+ E# ~, W9 r! j$ z; F: M& z
      醫呴, 戰國時期秦國人,事跡出于《尸子》,據說“為宣王割痤。為呴王療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呴治之,遂愈。”從其所治療的疾病來看,皆為外科疾思,醫呴應是一位醫療技術高明的外科醫生。0 \# G0 o+ E, K4 c) p

    : c9 w3 F' x7 i' y* B  四、文摯4 w6 B- M+ V& @8 c
      文摯,戰國時期宋國人,洞明醫術。事跡出于《呂氏春秋·至忠篇》,據說齊王田地(公元前323~公元前284年)有病,使人請文摯。文摯診王病,根據病情決定采用心理療法治療,遂對太子說:“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殺摯也。”太子問:“何故”?文摯說,“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于是,太子再三懇求說:“苛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于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于是,文摯應允、愿冒死為齊王治病,便與太子約期前往,而文摯故意不守信譽,三次失約,不按約期為王治病,使齊王很生氣,當文摯見齊王時,又不脫鞋就上他的床,還故意踐踏他的衣服,用很不禮貌的語言詢問他的病情,使齊王氣得不肯答言。文摯卻反口出陋辭,以激怒齊王。于是齊王大怒,與文摯爭吵起來,使其病遂愈,而文摯終為齊王所烹死。 9 F" F% {% ]: W0 U7 K

    " G: b4 k8 n+ @+ `0 |5 o  五、秦越人(附:長桑君、子陽、子豹等)
    7 T( [9 Q/ }0 [: c) N% Q  秦越人約生于公元前5~4世紀,是戰國時期的著名醫學家,世稱扁鵲。河北任邱人。一說為山東長清人。還有人據《陳璋圓壺》、《陳璋方壺》銘,及古陶文等,認為是臨淄附近的鄭陽人,秦越人生平事跡出于《史記》、《韓詩外傳》、《戰國策》、《說苑》等古代典籍。
    + I5 a! m& h! ~0 J/ n( {  i  秦越人約自公元前386年前后即“為人舍長”,隨長桑君“出入十余年”,承長桑君授以《禁方書》,在診斷上,他以“切脈、望色、聽聲、寫形”針藥并用、綜合治療虢太子的“尸厥”證成功。虢君感動他說:“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捐棄溝壑,長終而不得反!”遂“名聞天下”。他以砭石彈刺,治療秦武王面部癰腫成功。秦國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也”,而使人刺殺秦越人于秦國。; c0 v$ T0 m* b; u7 K0 c
      秦越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痹醫;來人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游歷了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陜西等省的廣大地域。從事過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小兒科等多學科的醫療工作。精通湯液、針灸、砭石、熨帖、按摩、手術等各種技術。體現了為廣大民眾解除病痛的優秀品格。# q: Q: [2 }( t" c
      在診齊恒侯病案后,司馬遷對秦越人評價說:“使圣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醫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微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冶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 I& H9 @& f* A  三個病例說明,在危重病患面前,秦越人敢于承擔風險,當“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的評論出現時,秦越人則實事求是他說:“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這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 L- O& Q; n: v  ?, ]  秦越人在醫學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8 W, a- S4 e9 v) v  1、經絡臟象方面:秦越人提出病邪沿經絡循行與臟腑的深淺,由表入里傳變。他說:“若太子病,所謂‘尸厥’者也,夫以陽入陰中,……,中經維絡,別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臟厥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秦越人所說的是足陽明胃經“下膈、屬胃、絡脾”的循行與臟腑的關系;”別下于三焦膀胱”,即手少陽三焦經“下膈,屬三焦”的循行與臟腑的關系:或足太陽膀胱經“絡腎,屬膀胱”的循行與臟俯關系“乃使弟子子陽,厲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即是沿足陽明胃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太陽膀胱經的循行,循經取穴,進行針刺治療,搶救了垂危病人。
    5 D7 t0 F2 p' {/ r6 ]& m- w4 N  2、四診合參方面:秦越人“特以診脈”為其專長,而有“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之美譽。齊恒侯田午一例,則是全憑望色觀察分析病情的發展過程,正確判斷齊桓侯的發病機制,即從腠理侵入血脈,繼入腸胃,再入骨髓,說明了秦越人在望診上的造詣。由于秦越人充分掌握了診斷方法,在診斷學上能言病之聽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于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 ~3 y6 @+ b( Q3 P: ~, J* Z
      3、辨證論治與綜合治療方面:虢太子的“尸厥”證,秦越人“乃使弟子子陽,厲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把病人從昏迷中搶救過來。然后“乃使弟子子豹為五分之熨,更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為病人進行保溫治療,促使病人很快恢復到能夠自己“起坐”。再“服湯二旬”,以“更適陰陽”,使病人恢復健康。秦越人和弟子子陽、子豹等,綜合應用多種療法,成為中國醫學史上進行辯證論治和施行全身綜合治療的奠基人。
    ) B1 o, f6 _3 A( n  司馬遷對秦越人在中國醫學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作過高度評價,他說:“扁鵲言醫,守數精明,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表明秦越人對中國醫學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3 U; Z& m) v, U9 W$ [; H
      秦越人以卓越的醫療技術和高尚的醫德醫風,在廣大民眾中樹立了崇高威信,使廣大民眾產生了無限的敬仰,在全國各地為秦越人建立的紀念性墓祠之多、歷史之悠久、規模之宏大,是歷史罕見的。

    點評

    春秋早期的醫家傳的確珍貴,無論醫史還是傳家本身。  發表于 2016-6-30 06:59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7:02:27
    秦漢時期醫學# Y2 b5 B2 J- z  b" t8 p
    第四章 秦漢時期醫學: v. r4 q  u: ?% y7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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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D8 f: `1 \$ \( y8 [% Q9 q  戰國末期,秦國逐漸強盛,至公元前221年,相繼翦滅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秦朝,進一步統一文字、貨幣、車軌、度量衡。但因其橫征暴斂,焚書坑儒,對人民實行殘酷的勞役,很快在農民起義沖擊下土崩瓦解了。西漢王朝(公元前206~公元8年),沿襲秦制,但崇尚黃老之學,實行所謂“無為之治”,使人民“休養生息”,出現了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財富積累,人口大增的局面。自從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影響到東漢乃至整個封建社會。其后,新莽王朝(公元8~25年)以“復古”為名挽救統治階級的危機,結果招致改制失敗,農民起義遍及全國。公元25年,劉秀稱帝,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公元25~220年)。7 h2 Z# K* \4 x) S- C! A0 Q
      秦漢時期的經濟,北方發展比較快。齊水渭水間的黃河流域,是當時全國經濟的中心。由于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業貿易的發展,西漢長安和東漢洛陽,先后成為當時經濟文化交流和政治中心。國內交通的進一步開鑿,絲綢之路與東南海運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繁榮與內外交流。全國人口從秦代兩千萬到兩漢達到五千多萬。0 M& y& H$ K/ n
      漢代官方重視典籍的整理、注釋,形成“經學”。在經學內部今文經與古文經兩派之間的斗爭激烈。經學的治學方法及思想觀點對醫藥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0 S+ P! R0 Y% y& U
      秦漢之際,神仙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睞。從戰國至秦漢,齊燕一帶方士很多。秦始皇、漢武帝、都迷信神仙。秦始皇派韓終去尋求不死之藥,派徐市入東海求神仙,派侯生和盧生訪求仙藥。漢武帝求仙50多年,重用李少君等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方士,但長生仙藥終未得到。這些失敗并未導致神仙思想幽靈的消滅,而是以變態形式逐漸演化,方士的活動與醫藥和保健有著密切的關系。
    . R! H" U) |) e  約在西漢時,佛教已流行于西部各地,隨著西部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佛教遂傳入內地。另一方面,東漢時期在中國產生的道教,沿襲了方仙道、黃老道和一些修行的方法,奉黃帝和老子為教主。尊《道德經》為經典。道教的修練方術有守一、行氣、服食、房中等,與醫藥發展有著密切聯系。
    , g: [% d) E) W, h) g  秦漢時期的科學技術有很大發展。《史記·天官書》詳細記錄了周天的星座,以及一些星體的運行情況。《漢書·五行志》中記載了“日斑”(太陽黑子)。漢武帝時,太史令司馬遷和天文學家洛下閎等人制作“太初歷”,代替了秦代沿用下來的顓頊歷。后來,劉歆作三統歷。東漢時天文學家已認識到日蝕的原因,劉洪撰“乾象歷”編繪了一幅月亮運行速度表。后世的歷法部是基于上述歷法而發展起來的。氣象知識的積累,有監測儀器的研制使用,對自然現象的科學解釋,對運氣學說、病因學說的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3 \, K+ H) z3 J" I/ I  農學中反映的作物栽培、蠶桑,溫泉溫室的利用,對醫藥學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數學、物理學、煉丹化學,也在不同程度上為醫藥學不斷提供理論知識和素材。
    + {4 l2 w7 T2 z0 ^& H4 i  秦漢是中國醫學史上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發展時期。其表現有以下主要特點:
    + I1 f4 N( M7 h8 N- p- ^) ~; @  1、辯證論治思想的確立。辯證論治的思想出現于先秦。秦漢時期,經過無數醫家的努力,特別是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以六經論傷寒、以臟腑辨雜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藥相結合的體系,建立了辨證論治的基本規范。確立了四診、八綱、臟腑、經絡、三因、八法等辨證論治的基本理論。6 W+ P' r: p3 J2 K4 R7 A7 H" _9 v
      2、出現了醫案。西漢淳于意在繼承前入學術經驗的基礎上,記錄所診治病人必詳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別、病名、病因、脈證、診斷、治療(方藥、針灸、含漱藥、竄藥等),預防等,反映了早期醫案淳樸可鑒的學術風格,為后世醫家書寫醫案樹立了榜樣。
    * Z- F5 K8 \4 |: G, @  3、在臨床醫學進展突出。華佗創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術,雖然其方藥、操作技術失傳,但它卻在學術思想上啟迪了外科醫家。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在外感熱病和內科雜病等辨證論治方面的理論與實踐,被歷代醫家奉為圭臬。
    * p* k1 n$ L) k; ~! v  4、初步奠定藥物方劑學體系。以《神農本草經》為代表,集東漢以前藥物學術經驗之大成,對歷代本草學和方劑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傷寒雜病論》所載方劑及方劑學理論,被尊為眾方之祖。( T) ]6 S$ j1 x' 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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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醫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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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衛生保健疾病預防與尸體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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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4 I" P/ u2 ^, A/ ]/ e0 k8 L第三節 藥物與方劑成就9 r) k: V: i' t

    , X/ w0 V# r0 w( G7 V第四節 臨床各科成就9 }3 o! Q5 Q/ C! W& H+ \

    , e& O3 W% u. L1 I/ Z3 M! Y; a. I第五節 醫史研究和文獻整理
    8 S/ F  F3 q, X* L4 |0 _
    2 z. g$ J! s2 z3 I/ Y- p第六節 風俗習尚與醫藥文化
    / ]& ?; A/ Y! _1 r3 v
    0 X" J* ?+ q2 S, Z5 \7 {: v% w第七節 早期的醫藥交流! y# `/ O0 N9 t7 O4 O# ^7 g! W. a
    * ^+ G: ~/ J5 S7 P2 t
    第八節 軍事醫學1 @  F6 u* Z/ H! ]0 l$ Q

    " ^; g. p( Z+ ~5 _第九節 醫學著述5 q$ {7 I, A; o2 d; e9 r

    * k. A" ?6 h; ?3 P, [  U3 ]) ^# ]第十節 醫學家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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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醫事制度 ' D3 n# t# L& r. y6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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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朝在其政權建設中,比較注意從其他諸侯國和前代醫療史事中吸取經驗教訓,形成一套醫事制度。雖然秦王朝歷史不長,但影響深遠。$ Z0 d- U( {9 g
      一、秦代的醫事制度
    * ^6 z! D* i& p1 P3 s  在秦朝的國家機構中,少府為九卿之一,在少府下設六丞,《通典·職官七》:“秦有太醫令丞,亦主醫藥,屬少府。秦始皇上朝,常有“侍醫”捧藥囊隨行,奉侍于帝側,以備急需。太醫不但負責中央官員的疾病診治,而且掌管地方郡縣的醫療事宜。當時各地都設有醫長,對太常、太醫丞負責。藥府中的藥長主持藥物之事,設有藥藏府儲存藥物。
    3 {9 ^1 H# C! y) ?6 v  二、兩漢醫事制度$ [' e5 P/ ~+ N: v
      漢代的醫官中職位最高者為太醫令丞,隸屬關系上分為兩個系統:
    / ^( x4 I8 U- f  太常系統。“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令丞。”(《漢書·百宮公卿表》第七上)。當時的太醫令丞,相當于后世太醫院使,其內部有分工,負責與管理方藥者各司其職,管理方藥者又有典須方藥和本草侍詔之分。典領方藥側重于方劑的研制,以供宮廷方藥之需。而本草待詔則主要為皇家采集各種藥材,這些人不象典領方藥官職穩定,用著時被征詔上來,又隨時可能破裁減。
    & L$ [% j9 P3 e0 ~. N. ?3 k$ F" J  二是少府系統。“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等令(《漢書·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少府太醫主要為宮廷醫療服務。在少府太醫令丞下,屬官和醫藥人員有:太醫監,多由有權勢的醫生充任,漢昭帝時權臣上官桀,其“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漢書·孝昭上官皇后》)。漢代的侍醫,沿襲秦制,主要為帝王皇室和諸侯王診治疾病,相當于后世的侍御醫。《漢書·王嘉傳》中的侍醫伍宏,在”董賢傳”中稱“醫待詔”,為同一職稱。女侍醫、女醫、乳醫,在宮中主要為皇后、公主等服務,診治婦產科疾病。
    4 z7 `! n& [! J: D5 e  諸侯王府的醫政仿照中央,如西漢同姓諸侯王府,濟北王有太醫高期、王禹;齊王有侍醫。另外,王府中其他人也有喜好醫方者。王府一方面培養自己的醫生,派人去名醫那里請教、或拜名醫為師求學深造。地方官吏家中,也多有醫藥的設施。例如西漢高永侯的管家杜信,曾向淳于意學習《脈經》、《五色診》等達兩年。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14種醫藥簡帛書,為西漢時之一例。1 [5 u' V) f( d, u- z% P& C
      地方的郡、縣、鄉、亭四級機構中,有關醫事制度的可鑒史料較少。在縣級政權中可能沿用了以前法醫檢驗組織。亭一級設專門掌營“開閉掃除”(《史記·高祖本紀》集解,見馬非百《秦集史》第494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事務的亭父,由此可想知在郡、縣,鄉級的行政機構中,也會有掌管或兼管醫藥衛生之官吏。下層人民“戌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漢書·主父偃傳》)。“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漢書·晁錯傳》),缺醫少藥是顯然可見的。- ~# D" O3 P" D& g+ ?4 i: k
      新莽時期設有太醫尚方。史載“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漢書·王莽傳》)4 x( [$ q2 f8 O6 N: ^# S
      東漢時期撤消了太常系統,只在少府中設立太醫令丞一人,六百石,掌諸醫。下屬醫生293人,員吏19人負責診療及有關事項。此外,還有藥丞、方丞各一人,分別掌握藥物和醫方。1 Y8 ^8 i, J3 P- z0 T& V% Y$ V
      宮廷中從事醫務的人員還有:太醫、侍醫主要從事醫療工作;尚藥監、中宮藥長和嘗藥太官,主要從事藥物的修和調試。“宮中藥長一人,四百石。”(《后漢書·百官志》)。從東漢章帝、和帝以后,宮中官制設置擴大,增設的嘗藥太官之職,主要負責嘗藥。東漢時期侍疾嘗藥由專人負責,所嘗藥量要超過該劑藥量的十分之二以上,且嘗藥不僅限于嘗藥監一職。《后漢書》載“(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后漢書·禮儀下》)& g$ w# ?- F! W3 L
      宮廷中所需藥物,一般從全國各地入貢。漢代各郡國每年要問宮廷貢獻地方的名貴藥材。對某些欠缺藥材,太醫令丞要及時派員采購。順帝時皇太子因病缺藥,朝廷即派人“下郡國縣出珍藥”。(《后漢書·延篤列傳》)。東漢朝臣也配有醫官(相當于保健醫生),除大鴻臚五人官醫外,廷尉、衛尉、太仆、宗正、大司農、少府也各有一名官醫(《后漢書·百官志》)。# U( }4 L5 d8 L1 T# M
      東漢的醫官制度較西漢完善,增設了一些醫藥官職,地方醫事不再由中央直接管理,而由地方負責。在諸候王國中設“醫工長”,以”主醫藥”。(《后漢書·百官志》)在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中曾出土帶有“醫工”字樣的銅盆。
    1 U, F6 F1 a. ]9 w6 T! K; i  漢代的醫生,可分為官醫與民間醫生。官醫的服務對象重點是官僚統治階層,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支有組織的醫療系統。民間以師帶徒傳授醫學的教育形式有一定發展,但官辦的醫學教育尚未形成,官醫主要從民間醫藥人士中選用,(《漢書·龔勝傳》),有的可能為臨時延聘。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一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漢書·平帝紀》)但有時則裁減官醫,如西漢時令“侯紳方士、使者、副使、本草待詔七十余人皆歸家。”(《漢書·郊祀志》),官醫除了主要為統治者服務外,有些還被指派去為軍中士卒、一般平民、甚至為刑徒、囚犯診病。東漢京兆尹陳龜派官醫為平民治病。東漢時會稽發生大疫,督郵鐘離意派官醫“經給醫藥,所部多全濟。”(《后漢書·鐘離意列傳》),孔融在《肉刑論》中說“置南甄宮使者,主養病徒。”桓帝建和三年詔稱:“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后漢書·恒帝紀》),又據洛陽南郊出土的東漢范雍磚志所記:“右部無任勉刑,穎川穎陰鬼薪范雍,不能去,留官致醫。”即是讓滿刑的病徒繼續在刑徒區接受治療。
    9 _" f. r( s& Z% u) a  漢代的醫療機構已逐漸形成。西漢時的“乳舍”,相當于產院。據《風俗通義》記載:“汝南周霸,字翁仲,為太尉椽。婦于乳舍生女,自毒無男。時屠婦比臥生男,因相與私貨易,裨錢數萬。”,“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數月皆懷妊,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婦主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太平御覽》卷361),汝南、穎川均為漢代州郡,而更大一些的州郡及都市也可能設有乳舍,并且住院的產婦中有屠夫之妻,說明產院并不專為統治階層而設。《后漢書·百官志》記載,掖庭令屬下有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此相當于婦科診療室。6 V* P0 b8 H3 F; L3 ^. X0 O# P1 [5 E. G
      漢代為了控制流民,在疫病大流行期間曾設立過臨時醫院。”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國大旱蝗。……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漢書·平帝紀》),元嘉元年(151)京師疫病流行,朝廷派光祿大夫與太醫巡視疫情。在社會動蕩、政權不穩的情況下,這些臨時防治疫病的組織也難以設置。
    ' X, k, d& ^2 Q9 n$ q. E7 [  三、秦漢醫事律令9 |% P* X6 g1 I: Q
      云夢秦簡入土于公元前217年。其中記載修城的民工患病,只由主管的官吏酌情給以口糧,而無醫療待遇,倘若小隸臣病死,疑為由主人處理(出于《睡虎地秦墓竹簡》,見《文物》1976年第6~9期。下面關于小兒的律令同出該報道),如果不是因病而死,應將檢驗文書呈報官府論處。凡官府要買的奴隸,必須經過令史對其進行體檢后,無病者方可論價買之。看守官府的殘疾人逃亡而被捕獲,與因公致殘的人逃亡而被捕者同樣,由官府予以處罰。
    # Z% g: z. S6 H/ m8 b! C# @+ |+ _  秦始皇時,曾“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史記·秦始皇本紀》),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書,使中國文化遭到巨大損失。但明文法定“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史記·秦始皇本紀》),不在焚燒之列,使得醫藥書籍得以在社會上保存和流行。漢代廣開獻書之路,于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曾令侍醫李柱國校訂方書。
    2 W9 I: z6 @2 K: O  漢代,醫生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朝廷常召見民間醫生,咨詢有關醫藥及療效等情況。對于為帝王治愈疾病的醫生,往往賜以重金。“(漢)武帝時,醫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漢書·外賊傳》)。又如“上(劉邦)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漢書·高帝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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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醫學與國力相輔相成  發表于 2016-6-30 07:00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7:03:01
    第二節 衛生保健、疾病預防與尸體保護 7 A/ j% P6 T( k0 a% f

    5 J2 f8 \- c" @8 }: B  一、衛生保健
    / X8 I6 [) _! P  個人衛生:漢代至少在官吏中已經形成每五日洗沐一次的制度。據徐堅《初學記》載:“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漢書》亦有多處記載。張衡《論衡·譏日篇》說:“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并引錄專門論述沐浴的著作《沐書》,可見當時對講究個人衛生的沐浴已相當重視。
    & a+ ]1 ?/ h3 ]  飲食衛生:如《金匱要略》強調:“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論衡·累害篇》說:“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淮南子·要略》說:“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勿嘗”。《論衡)清楚指出:“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食物中毒諸癥。- R5 R0 e/ W/ S' M1 M
      環境衛生:在飲水和清除污水、垃圾、二便、痰涎等方面部有明顯的進步。到漢代,不僅定居者鑿井而飲,而且軍隊野外駐扎也是“穿井得水乃敢飲”(《漢書·蒯伍江息夫傳》)。當時政府規定每年在一定時期里浚水改火,并強調其防病的意義。如“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鉆燧改火,可去溫病。”(《太平御覽》記述漢代。
      |" N" t" L$ Z2 l0 U- f( v  在講究飲水衛生的同時,秦漢時期繼前代之后在建造、鋪設下水道、排除污水方面又有了較大的改進。秦都咸陽及漢都長安(今西安)均發現大量圓筒形及五角形下水道,《三輔黃圖》載:“未央宮有渠閣,蕭何所造,其下礱石以道、若今御溝,因為閣名……”,反映了漢初的下水道建設。
    ! J; P! b& I4 ?# m' s$ V  古時道路,常常塵土飛揚,污染環境,導致疾病傳播。東漢靈帝中平三年(186),掖庭令畢嵐除鑄作“天祿蛤蟆”(人造噴泉)外,還創造“翻車”和“渴鳥”,用以噴灑路面。”據李賢注,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鳥“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后來,三國的馬鈞也造“翻車”,“其巧百倍于常”。1 b. b' S) T' g' h) t8 G. X0 z
      許多文獻中常有“廁”、“都廁”的記載,如“上踞廁而視之”(《史記·汲黯傳》)“過入都廁”,使糞便有了集中管理。秦漢前宮廷設有專人和器物,處理統治者的糞便等排泄物。又如收集痰涎的器皿“唾壺”,自漢代以降既有文字記載,也有文物出土。如孔安國為侍中,為武帝“掌御唾壺”(《太平御覽》卷219職官部侍中),曹操在給獻帝的《雜疏》中,載有“純金唾壺一枚,漆圓油唾壺四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太平御覽》卷703唾壺),可見,唾壺在當時上層社會已較為普遍地使用。此外,公元147年祥武梁祠石刻中有“驅蟲圖”,生動記錄了人們滅蟲除害的情景。
    & |1 s2 F2 k$ t2 j2 q% F  吐納、導引、按摩、服食仍是這一時期常見的養生方法。《淮南子》中有熊經、鳥伸、鳧游、鴟視、虎顧六種導引術式,或謂“六禽戲”,華佗在前人基礎上,編創了一套“五禽戲”,即虎、鹿、熊、猿、鳥戲。并提出導引健身理論:“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湖北江陵張家山西漢初期古墓出土的醫籍《脈書》和《引書》中,均有導引理論和具體方法的論述。如《脈書》指出:夫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動,動則實四支(肢),而虛五藏(臟),五臟虛則玉體利矣,是既知古籍醫書中最早用“流水不腐”與“戶樞不蠹”的比喻論述人體必須運動的原理。《引書》是古代導引術式的說明,有些部分與馬王堆漢墓出土帛畫《導引圖》動作相符,可知這些健身強體的方術從戰國一直至漢代是很盛行的。”
    , o  z# [) g0 m  二、疾病預防
    $ M+ J0 X! O4 B  I5 r1 z3 H  秦漢時期,預防疾病措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即使用香藥和隔離病院。佩帶或焚燒香藥以預防傳染病古已有之。《山海經》載有熏草等7種藥物,“佩之,可以已厲(癘)”。秦漢時期,帝王身旁常置有香藥,此《史記·禮書》亦有記載。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一批香囊、香枕,其內容多由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杜衡、辛夷、藁本、佩蘭、干姜等香藥制成,含有揮發油的香藥氣味芳香。除佩帶外,還在室內焚燒香藥。現代實驗研究證明,上述芳香藥物在氣態條件下或薰燃,多能達到空氣消毒的作用,對致病菌或病毒有著抑制甚至殺滅的作用。1 T% \2 H8 i# D* M& U- l6 z
      《后漢書·徐登傳》載:“時遭兵亂,疫癘大起”,兵亂之后,常常出現疫病流行。此時,政府也有用行政的辦法,派官員巡察疫情,及時遣醫送藥,控制傳染病的蔓延。如《后漢書》多次提到漢靈帝時,“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之類的事。《后漢書·曹褒傳》亦載:“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多蒙濟活”。% V9 M5 g8 H* Y6 O$ _$ Y
      三、尸體處理與防腐技術的發展
    2 X+ _/ j4 M2 A" [  U  關于人死后尸體處理及防止尸體腐敗技術的發展,我國已有三千多年可供探索的悠久歷史和高度發展的文明。其技術約有:6 V9 u, Y& f4 t! R. F: \
      1、用酒沐浴尸體:人死后的沐浴,我國歷來的喪葬制度是很講究的,如周王室的制度更為嚴格,專設有主祭祀的官員——小宗伯,而且在小宗伯下設有專門管理用郁金香等釀酒的人,和專門管理用芬香的酒沐浴尸體。“掌歲時,祓除釁浴”(《周禮·春官·女巫》卷26《十三經注疏》上冊,中華書局影印本1979)。鄭玄注:“斗,所以沃尸也,……,使之香美者”,“以香涂身曰釁”。可見我國兩千多年前對尸體的沐浴是十分重視的,不但自覺達到清潔衛生,而且由于用特制的酒沐浴,也不自覺地達到了尸體的消毒,沐浴和酒對防腐有著重要的意義,對防自溶有一定的價值。( C1 ^1 |! ~, B+ H
      2、停尸床下設冰盤的處理與防腐:尸體沐浴后,為了防止腐敗以應瞻仰,周代已廣泛應用了冰凍處理的辦法:“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據推算處理一個帝王尸體約要用六立方米的冰,自然會產生較好的防腐敗、防自溶的效果。
    5 H( O( Z4 ?7 d- o  3、新衣、被的纏裹尸體:《禮記·外傳》:絞、衾、帽死而后制。《喪大記》:“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襲衣十有九稱就是給死人穿上十九套衣服,這個記載也為馬王堆一號漢墓的女尸“由貼身內衣“信期繡”到最外的“乘云繡”綿被共20層所證明(湖南省博物館等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這對保持肌膚的潔凈和防止外部因素造成肌膚的腐敗也有著肯定的作用,因為,這些衣被均經薰香“消毒”,且緊密包扎。; e0 H6 U( S4 f# B2 ?9 ^
      4、薰香處理與尸體防腐:我國人民利用熏香以祛邪有著悠久的歷史,《楚辭補注》記有“佩煒”,佩煒就是佩帶香囊。《禮記》也有“雞初鳴,咸盥漱,……皆佩容臭”。容臭,香物也。……后世香囊即其遺制。古墓發掘中各式各樣殉葬品的熏爐也是這一遺制的發展。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長安中大疫,宮人得疫”,燒了辟疫氣的月支香以后,“宮中病者差”有充分理由認為,古人殉喪以香料藥物絕不只是圖其氣味香竄,而是積累了用以防蟲,去蠹、祛邪的豐富經驗,并且日益成為自覺不自覺用以防止尸體腐敗、霉變所采取的措施。* g6 Q. m9 c/ v
      5、汞、砷與酒精處理與尸體防腐:中國古代應用水銀、汞以防尸體腐敗的記載,甚至多于香藥防腐,而僅次于玉、金。“(吳王)闔廬死,葬于國西北,名虎丘。穿土為川,積壤為丘。……冢池四周,水深丈余。槨三重,傾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秦始皇墓中“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等等。1 T6 D. j7 d0 k$ O
      馬王堆一號漢墓女尸地下經歷兩千多個寒暑,肌膚、內臟、形體、顏色仍十分完好。江陵鳳凰山漢墓男尸雖略差一些,也是經過兩千多年而軀體內臟基本完好。達到如此防腐固定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二:一為汞處理,二為浸泡。馬王堆一號漢墓棺液沉淀物含有大量硫化汞、乙醇和乙酸等,江陵168號漢墓的大量棺液中,也含有大量的硫化汞,即丹砂等,兩者均有較大量的棺液浸泡。棺液中硫化汞等在兩尸體的防腐固定上的作用是明顯的,這一女尸和男尸組織甚至毛發均含有較高的汞、鉛等,其來源不能忽視二人生前服石的可能。細胞內外汞、砷的沉積也會對活細胞起到固定的作用。該尸體所以能保存兩千多年,與此不無密切的關系。  C! j' n' ]: c
      6、棺槨處理與尸體防腐:人死后裝殮以棺槨的禮制,從考古發掘看,早在父系氏族社會時期就已開始。《禮記》記載帝王的棺要四重,而且要用水牛、雌犀牛的皮革作棺被,一層一層用漆咬合,各厚三寸,合為六寸,此為一重,因此才有如下效果,“棺柩黑光照人,刀所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余重,力不能開”。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女尸之棺木用梓屬,槨用質致密的杉木:棺板均為整塊,四層棺木均相緊密套合,棺槨之間除邊箱空隙放香藥等殉葬品外,也都套合緊密,棺槨壁的總厚度達到一米左右,共用木料達50立方米,其中一塊最大的槨木達1,500斤,油漆精良,從而防止了水濕和蟲蛀。這在諸種防腐作用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7 V1 A9 a( I5 l3 o
      7、墓穴與尸體防腐
    , i  h. B* F. g* p# {+ I  墓穴,古稱窀穸,對防止尸體腐敗也是重要的環節之一。我國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的喪葬制度很重視深埋,并要求做到不泄漏氣息。如“墨子葬法……掘地之深下,無漏氣發泄于上”。“貝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幽公冢”、吳芮冢都是古代發掘中足以說明強調墓穴深而有利于棺槨、隨葬品、尸體保護的例證。馬王堆一號漢墓為土坑豎穴,從現存封土頂到墓室底部達20米。而三號墓其深為17.7米,雖然地處條件等基本相同,而防腐作用卻有很懸殊的差別,三號漢墓墓主不存,而一號漢墓墓主保存完好,其原因三號比一號漢墓淺三米恐怕不無關系。深埋還可以基本上甚至完全避免大氣空間不利的物理、化學、生物等因素對棺槨、殉葬品、尸體的影響。
    4 A) e, I! w: f4 j( V  槨圍填充:槨圍填充與保護棺槨、隨葬品、尸體直接有關。約在公元前600年前,槨圍填充似未有特殊要求。《左傳·成公十二年傳》記載:“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孔潁達《正義》引劉炫說:“用蜃復用炭”。蜃炭,系蚌蛤所燒的灰炭。或作蚌殼灰與木炭兩解。《呂氏春秋》也記載了這一事實。“家彌富,葬彌厚,……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文獻記載如此,古今發掘啟示亦如此,而且可以看出這些槨外填充物對保存棺槨及維持棺內恒溫、恒濕等的明顯作用。
    : o1 U1 v4 D6 H: N% C  填土夯打:填土夯打緊密與否,也與棺槨等能否保存完好有一定的關系,而填土之能否夯打緊密,又與填土的質地息息相關。粗砂土很難夯打緊密,也難以阻止夯打層內、外的通漏性。而白(青)膏泥越細膩,每夯打層越薄。則夯打也越緊密,阻斷通透性的目的也越能達到。
    # {* w1 ~' m# v" b3 Z7 u  8、火坑墓與尸體防腐+ M7 Y6 i, P$ d' x/ {' O
      火坑墓并非喪葬時所預期的,只是在埋葬若干時間后打開墓穴(槨外填充層)時,由內冒出某種氣體,遇火即燃燒。因為這樣的墓穴能冒出火焰,人們稱之為火炕墓,或叫做火洞子。王莽時“改葬元帝傅后,……發棺時臭憧于夭,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王充在論述這一現象時指出:”臭聞于天”,系“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造成洛陽丞之死,“未為怪也”。”火出藏中者”、“非丁后之神也”。“見火,聞臭則謂丁、傅之神誤矣”。可見在漢代,王充對火坑墓之形成,已經給予了科學的解釋。據分析,這種燃燒很可能是由槨室冒出的沼氣(由厭氧菌產生)引起的,沼氣之類的混合氣體大量產生,從而可能阻止微生物的生長,特別是需氧菌的繁殖生長很快被阻止。馬王堆一號漢墓隨葬食品中的果品、牛排等。由于未經消毒處理,在有氧的情況下先行腐敗化為烏有,而女尸則由于有傳統的香酒洗浴和諸香熏蒸消毒。在有氧情況下的時間里,其肌膚組織等尚能對抗避免由微生物繁殖而引致腐敗。但當果品、食物等發酵耗氧越來越多使槨室基本缺氧或造成無氧環境時,女尸的腐壞自溶過程停止,進而完全終止,這就成為女尸歷經兩千多春秋而不腐的秘密所在。2 |5 O1 ^3 C; j. v: _, Y, x$ j2 W
      尸體防腐在我國古代達到很高的水平,不論古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掘都得到充分的論證。例如:
    6 a! E7 g( H: G9 k  元嘉中(438年)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冢,青州人開齊囊公冢(按:齊襄公死于公元前686年),并得金鉤,而尸骸露在巖中儼然。2 Y( {- l; O+ C, h! M# c5 E- R
      “愍帝建興中(315年),曹嶷發景公及管仲(按: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冢,尸并不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
    6 j3 ]* e, I( X  E  “幽公(按:幽公死于公元前423年)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惡。拔除深丈余,乃得云母。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余悉女子。或臥,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 o0 @5 B- a4 z( d; D  “魂黃初末(226年),吳人發長沙王吳芮(按:吳芮死于公元前202年)冢,廣逾六十八丈。以其材于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一作容 貌如生,衣服不朽)。發冢人于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發四百余年,至見綱又四十余年矣。綱,芮之十六世孫也”。2 i$ c: y0 A) p: Z( d
      “劉表(按:劉表死于公元208年)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搗四方珍香藥物數十石,著棺中,蘇合消救(一作疫)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310年),郡人衡熙發其墓,表貌如生,香聞數十里,熙懼不敢犯”。“城(襄陽)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為人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中,經月不歇。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
    , a( X+ ^& w1 ^1 z9 a8 f  “吳景帝時(258~262年),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后發一大冢,內有重閣,石扉皆樞,樞轉開合,四周繳道通事具高可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破其棺,棺中有人,鬢已斑白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壁三十校藉尸。兵人帶出死人,以依冢壁,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出,墮地,兩耳中及鼻中有黃金如棗,此則骨骸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 O3 j2 M, h- x; a! V  “晉義熙九年(413年),盜發故驃騎將軍卞壺(按:公元327年,卞壺被殺)墓,剖棺掠之,壺面尸如生,兩手悉拳,爪生達背”。
    0 q# U. Z1 s, M3 L1 E1 Y; u  1972年發掘的馬王堆一號漢墓的尸體:“女性,身長1.45米,體重34.3公斤,外形保存完整,皮膚淺褐黃色,潤澤,有彈性。”# n. ]* _5 N$ l
      “這具尸體不僅保存了完整的外形,而且內臟器官完整,主要病變尚可確認。硬腦膜完好,腦組織散碎呈渣滓狀。肢體內血管結構清楚,腹壁和筋膜層次分明,脂肪雖有分解,但脂肪酸部分保存良好,作為器官支架的纖維結締組織保存甚好,且有肌組織存在。在光學顯微鏡下,纖維性結締組織中占主要地位的膠原纖維外形完整,染色正常,而且保存了膠原蛋白的化學成份。……電子顯微鏡的觀察結果與以上基本相符,骨組織和軟骨組織保存也較好,骨組織的結構形式近似新鮮骨組織。……這些精細的顯微結構,一般在尸體腐敗過程中由于蛋白質的分解很容易破壞和消失,并且這種變化在皮肉明顯腐溶之前就早已發生,而這具尸體還能保存一部分這種精細的顯微結構,足可說明尸體保存的質量有很高的水平。從年代的悠久和組織結構保存的程度來說,這是世界上尸體保存記錄中十分罕見的”。
    0 Q  y% X" Y5 g7 s! c+ ]! A6 D  1973年發掘的鳳凰山168號漢墓的男尸體:“身長1.657米,體重52.5公斤,浸泡在棺液中,下為絳紅色堆積物。尸體外形保存基本完整。……全身無一根毛發,皮膚基本完整。……肌肉有彈性,顱骨很結實,硬腦膜很完整,且有光澤,腦膜血管清晰可見,十二對惱神經幾乎都能辨認。腦髓尚在,重達970克,占整個顱腔的五分之四。內臟保存也很好。……體腔液無細菌,并且可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5 {# ]" M& ?6 R+ T& ^
      由上可見,我國春秋戰國到秦漢間的尸體處理與尸體防腐技術已達到世所罕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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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醫學的話題,學有益  發表于 2016-6-30 07:00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7:03:30
    第三節 藥物與方劑成就 & C4 v- I0 t/ D8 f

    : Q3 k$ `- N* C- d  秦漢是中國藥物與方劑及其學術體系奠基的時期。在大量臨床實踐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藥物與方劑所涉及的領域大大開拓。以《神農本草經》和《傷寒雜病論》中的方藥及其理論最有代表性。它們分別被后世譽為“本草學經典”和“醫方之祖”,對秦漢以前的方藥及其學術理論是一個階段性總結,對以后的藥物方劑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e% Q( n4 U# ]5 o% f/ W  一、《神衣本草經》等反映的藥物成就0 W1 Z) E0 c( n5 m1 u
      《神農本草經》為先秦至秦漢藥物學的集大成之作,它反映了東漢以前藥物學術經驗及其成就。
    6 ^. {: R" s# V2 o8 P4 u& m  (一)創設藥物分類法4 @# p0 e) D. e' K
      《本經》問世以前,藥物知識和用藥經驗已有相當積累,隨著藥物種類的日益增多,迫切地需要對藥物進行分類。
    + H1 h" Z, n3 f( b2 d: ~& |  《本經》首創上、中、下三品分類法。4 X0 F. D! d2 \5 r! d. p* M
      三品分類法是基于當時人們對藥物性能、功效和臨床應用而得出的,對促進藥物學的發展產生過積極的影響,陶弘景在《神農本草經集注》中指出:“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為倉卒之效……。中品藥性,療疾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患當速。而延齡為緩……。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 F& a/ L' C. f8 j" o
      在三品分類的體系中,每品中都包含著以藥物自然屬性分類的思想,每類中又可劃分為若干小類。對漢代及其以前按“草木蟲石谷”“五藥”分類法有所發展,對陶弘景依自然屬性進行藥物分類的系統提出,有著啟發作用,并且為陶弘景諸病通用藥分類法的形成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5 V( w1 w$ Y- _6 X  M' G* z  (二)系統地提出了關于藥物的基本理論- a/ Z1 N2 K8 z: ?1 z+ u
      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發展了君臣佐使藥物配伍的學說。《本經》云:“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也。”君藥即主藥,在方中起主導作用,臣、佐、使逐級以配合主藥的作用。<2>提出反映藥物各種相互關系的七情合和的學說。《本經》云:“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葉華(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七情合和當視之,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不爾,勿合。”<3>發展了關于藥物四氣五味的理論。指出了關于藥物性味、采集時間,干藥收藏,地道藥材,主熟炮炙,真偽鑒別,宜新宜陳等。提出了有關藥物的采集炮炙、加工等理論。<4>發展了藥物制劑的學說。這些論述對藥物的制劑起著重要的啟迪作用。
    ' r' X4 Y. W& D6 X  (三)闡述了臨床用藥的基本指導思想
    * ]- \) Q- ~$ R7 `+ H  《本經》指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五藏未虛,六府未竭,血脈未亂,精神未散,食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把藥物與臨床治療緊密聯系起來,進行考察,以免妄藥。并指出藥物并非萬能,貴在于可治之時盡早防治。“若毒藥治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為度。”在使用有毒性的藥物時,其用量應根據病情,宜從小劑量開始,若不愈再慎審地逐漸加量,以愈為度。
    - e% P  Y% o4 ?( X! J  (四)正確分析和科學記載了大量藥物的功效8 ^5 E3 T2 k/ m3 e1 \# U
      如《本經》所載:人參“主補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菊華(花)“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皮膚死肌,惡風濕痹,久服利血氣。”黃芩“主諸熱黃疸,……,逐水下血閉,惡瘡、疽蝕火瘍。”黃連“主熱氣、目痛……,明目,腸,腹痛下利,婦人腹中腫痛。”當歸“……,溫瘧寒熱洗洗在皮膚中,婦人漏下絕子,諸惡瘡瘍。”海藻“主癭瘤氣,頸下核,破散結氣,……。”等等。這些理論與用藥經驗,在長期臨床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被歷代醫藥學家所遵循,其中許多藥物之藥理作用已為現代科學研究所證實,如人參補益、麻黃定喘、黃連止痢、海藻治癭等,至今仍是常用的有效藥物。《本經》還對煉丹術、丹藥,以至少數民族地區的用藥知識與經驗,也給予記述。
    0 e) k% Y) v3 k  但是,在《本經》中還雜有一些“神仙方術”、“長生不死”等迷信思想,應在整理研究的基礎上予以批判的接受。1 G7 k3 {5 w7 R* P: O( F1 Y
      二、丹藥、石藥
    ) d' R9 p" W/ e! Y2 `  中國煉丹術起源于先秦,至秦漢時期更加興盛,特別是東漢時期煉丹士與道教聯盟,為魏晉時期煉丹活動打下了基礎。
    & W  @" _# W+ o: Q/ @' I  煉丹者的主觀期望是使賤金屬礦物變為貴金屬,實際上卻對于藥物化學的發展多有貢獻。
    ) P! W: Q& M+ L- Z+ g  《神農本草經》中所記載的煉丹原料還有曾青、空青、石膽、樸硝、消石、石流黃、鉛丹、石鐘乳等及其提煉物。《周易參同契》記載了鼎爐等煉丹器具和煉丹所用的汞、鉛、硫黃、胡粉、銅、金、云母、丹砂等。煉丹所得結果,可作外瘡用藥。武威漢簡《治百病方》中載有用丹藥治麻風病的方劑,關于尸體防腐使用汞、丹砂者在秦漢前后也不乏文獻記載和考古證明。
    ' M( ?- X2 _* ~/ L) |) ^3 R  三、《傷寒雜病論》對方劑學的貢獻
    9 X2 }+ P- p# N/ u& m0 ~  方劑學的成就是《傷寒雜病論》的主要貢獻之一。漢代是方劑學大發展的時期,《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記有經方11家,274卷,但魏晉以后已亡佚。東漢末年成書的《傷寒雜病論》,必然對秦漢以來醫家遺方及同時各家的方劑進行了廣泛擇取。它以六經辨證和臟腑辯證為準則,靈活地運用于外感傷寒與內傷雜病的治療中。
    , T7 E6 u) ~# M8 A1 T$ U6 a  據統計,《傷寒論》收載方劑113首(其中禹余糧丸有名無方,故實為112首),《金匱要略》收載方劑262首,除去二書重復者,實得269首。《傷寒論》中的方劑可分為十二類,如桂枝湯類19方,麻黃湯類6方,葛根湯類3方,柴胡湯類6方,梔子湯類7方,承氣湯類12方,瀉心湯類11方,白虎湯類3方,五苓散類4方,四逆湯類11方,理中湯類9方,雜類22方。《金匱要略》中方劑較《傷寒論》更為豐富,如其分痰飲為四種:痰飲、懸飲、溢飲、支飲,分析其病機,辨別其寒熱:選用方劑達16種,涉及藥物30種。( \9 ]% H2 `/ G/ J- X4 ?
      從對《傷寒雜病論》中方劑的分析來看,該書對方劑的配伍關系和加減變化,已相當嚴格,達到很高的水平,用于治療傷寒病太陽經表實證的麻黃湯,藥只四味,但配伍法度嚴謹,選藥精審恰當,再者,注意依據不同情況而加減變化,如用于治療中風表虛證的桂枝湯,由它加減變化而成的方劑達19種。方劑的加減變化也極有法度,體現了有常有變的遣方用藥原則。
    ; k, h1 z! f# K; Y  在方證結合方面,《傷寒雜病論》充分體現了因證立法、以法系方、據方用藥的準則。如“以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苓桂術甘湯主之。”痰飲為飲邪留于心下,阻礙虛陽所致,方中用茯苓健脾淡滲,桂枝溫陽化氣,白術運脾燥濕,甘草調和脾胃,共奏健脾滲濕、溫化痰飲之效,而所依之法,則在于“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理法方藥,契合得當。8 D9 a" C1 d: Z& [1 T0 y/ \; {
      在劑型方面,《傷寒雜病論》在記述的劑型遠遠超過了前代各類醫書的記載,有湯劑、丸劑、散劑、酒劑、洗劑、浴劑、熏劑、滴耳劑、灌鼻劑、軟膏劑、肛門栓劑、陰道栓劑等。針對不同病情采用適當的劑型,有助于療效的提高。
    & Y+ N# C6 e6 A8 K% h  《傷寒雜病論》中的方劑大多切合臨證,療效可靠,如白虎湯治暑溫、茵陳蒿湯治黃疸、白頭翁湯治痢疾等等,一直為后世醫家所襲用,并尊為“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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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劑是古醫的瑰寶  發表于 2016-6-30 07:02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7:04:07
    第四節 臨床各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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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_5 m2 I' b( y0 z2 x  V  一、傷寒的研究、總結與發展* T6 |' S# W4 a
      秦漢及以前的“傷寒”概念幾乎是溫熱病的同義語。它在醫學中所占的地位逐漸上升的,所包含的實際內容逐漸擴大,其理論系統也逐步趨向成熟。東漢時期,傷寒的辨證施治體系達到了中醫臨床醫學的高峰。, @4 Z% D# a) E/ U
      《傷寒雜病論》中的傷寒學說較之《內經》《難徑》有了長足進展。由于傷寒熱病的猖厥流行,這使當時的醫家必須重視時該病的研究。淳于意、華佗等均有關于熱病治療的論述。甘肅武威出土的漢代醫簡也記載有傷寒的病名及癥狀。當時大都從外感風寒立論,治療多行溫法。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診籍”就明確提出“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可見此時中醫臨床確已使用湯藥來治療傷寒熱病了,當時醫家的探索與經驗積累為張仲景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 G. f- r$ ?/ l9 r  當然,張仲景的成就不止是對當時經驗的簡單總結,而是加以系統化與提高,他的工作使當時比較散亂、比較粗糙的傷寒理論及治療經驗,形成比較規范、比較完整,包括理、法、方、藥相統一的辨證施治體系的傷寒學說。從傷寒的病因病機、發展轉化規律、證候診斷、治法方藥各方面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由于《傷寒雜病論》由晉·王叔和編次,宋·林億等校訂之后,形成《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本書。其傷寒部分集中在我們今天所見的《傷寒論》中。9 f. t; ^: R0 b! j
      (一)《傷寒論》的傷寒概念與理論淵源
    ; P" l: G5 w/ c7 l  《傷寒論》中傷寒也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傷寒是對當時外感熱生病的總稱,包括有狹義傷寒、中風、中寒、風溫、溫病、奔豚、陰陽易、霍亂、癰膿等。在六經辨證的原則下。對每一病部提出了具體的理法方藥。  E* P, F/ W; S. x
      《傷寒論》的學術淵源正如仲景本人所言:“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辯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現確有據可尋的有《內經》與《難經》。仲景是在深入鉆研《內經》、《難經》的基礎上,將其貫穿于認識與治療傷寒全過程中,并且結合后世的經驗與本人的實踐,創造性地發展了傷寒學說。5 d, X$ y+ e: c- z
      《傷寒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繼承了《內經》以正氣為本的思想。他強調:“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育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發病后,正氣的強弱可決定傷寒的發展轉歸,影響治療的效果。因此,在治療中他極其重視顧護正氣。
      }* c0 Q& C  Y- F; G8 h  對于傷寒的病因,仲景仍從《內經》、《難經》,以外感風寒立論。但對感邪之后的變化卻分析得十分細致,自成體系。此外,散在于《內經》、《難經》中的陰陽表里寒熱虛實八綱辨證及各種治法;在《傷寒論》中也得到了比較集中、全面、系統的體現。, E- \# L' e  }
      (二)三陰三陽六經辨證系統6 F! j& M% V; [% g* w7 E
      《傷寒論》中的六經辨證與經絡、臟腑、八綱緊密聯系在一起,用以代表傷寒的六種疾病類型。三陰三陽的每一類型,都有其典型的證候表現,轉變過程及相應的治法。三陽病多為表、實、熱證,反映的是機體內部邪正相爭較為亢奮的病理變化,治以祛邪為主;三陰病多為里、虛、寒證,反映的是機體正氣已受損傷的病理變化,治以扶正為主。這樣,三陰三陽在傷寒診治中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 D! Y7 u5 \4 y4 _! I6 i  S) o* U
      必須指出,《傷寒論》中的三陰三陽概念與中醫經絡學說中的三陰三陽概念是有區別的。若將二者機械地加以對應,必將導致對《傷寒論》的錯誤理解。仲景的六經辨證系統也不象后世溫病學派之衛氣營血與三焦辨證系統那樣有著明確的“層次”與“階段”的含義,三陰三陽病之間并不一定依次逐一傳遞。, S# d7 j2 R9 C- n/ ?) D+ d
      (三)因證立方、見證用方的論治原則! H3 e+ v3 U% K5 R7 }" ?
      《傷寒論》中的六經辯證相當靈活。三陰三陽每一病都可有多種不同的證候表現,而同一證候表現又往往可以出現在不同的病中。然而,《傷寒論》中一方一證的對應關系卻是相當肯定的。書中每一方都因一定的證候表現而立,都有嚴格而確定的指征,因而見是證,即可用是方,并不受何種病的限制。例如,不論是太陽病,少陽病,陽明病,還是厥陰病,只要有寒熱往來,胸脅滿或痛、嘔等證,便可用柴胡湯。由于《傷寒論》中方與證有著這種對應關系,從仲景本人開始,就有將某方的適應證稱作某方證的情況,如桂枝證、柴胡證等,后世就更為普遍。
    4 _; s; Y2 O( G) _/ W  應當說明的是,辨病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太陽病之柴胡證“身惡風,頸項強,脅下滿,手足溫而渴”與陽明病之柴胡證“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脅滿不去”顯然是不同的。可以說,辨病的作用在于認識疾病的過程與體內邪正雙方的斗爭,以決定治療方法,探測疾病發展的趨向。辨證的作用是決定具體處何方,用何藥。由于辨證論治對于臨床實踐具有更直接的指導意義,便于醫生臨癥掌握好原則規范,因而在后世更受到重視,形成為中醫臨床的一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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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醫學可謂古樹長青,蔭及古今人類。  發表于 2016-6-30 07:06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2 17:06:20
    二、內科2 T' R9 _- w, 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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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時期為臨證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西漢淳于意對內科雜病的認識與診療水平較之前代都有顯著提高,尤其辨證論治思想的確立與運用,使內科雜病的學術水平達到新的高度。在具體病證的認識上,對虛勞、肺癰、痰飲等辨證論治均有了比較系統闡述的病例。淳于意“診籍”、《治百病方》、張仲景《金匱要略》等是這一時期與內科雜病有關的重要醫學文獻,尤其后者對內科雜病的理論認識與診治技術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成為中國傳統醫學中在內科雜病方面垂范后世的經典之作。7 K1 J- |( W' Z! i
      (一)淳于意“診籍”中的內科雜病病案7 u7 b- t% _; o9 d- ]6 l
      西漢初淳于意所著的《診籍》中,所記以內科雜病居多,有風蹶、熱蹶、風癉、瘧、風癉客脬、迥風、沓風、熱病、中熱、痹、腎痹、氣鬲、氣疝、涌疝、牡疝、肺消癉、肺傷、傷脾氣、遺積瘕、蟯瘕等,其中以消化系統疾病為最多。如“痹(肝腫大)”一案,淳于意為齊王診病,記錄了“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等癥狀,先后用火齊粥和丸藥治愈。還有“涌疝(二便閉結)”,“風癉客脬(二便難)”,“迥風(急性腹瀉)”等案,在認識上均有所提高,“肺消癉”一例,是消渴病最旱的醫案。案中不僅記載了病因、證狀及治療經過,并以“形弊”、“尸奪”形象地描述了消渴重癥患者形體消瘦的典型癥狀。3 J7 S: z7 d" r; x2 x
      (二)辨證論治原則的確立與內科雜病& w, }; @  s. ^* |' Y, J2 t
      春秋以前,臨證醫學基本上還處在樸素經驗的階段,治病以單味藥物為主。爾后《內經》的出現,標志著醫學理論體系已經形成。春秋戰國以后,醫學有了較大的發展。《五十二病方》和《治百病方》兩書中所載醫方,幾乎全是復方,其中已孕育著辨證施治的雛形。從單味藥到復方,從樸素的經驗到復方配伍理論的形成以及復方的廣泛應用,是臨證醫學發展中的一個進步。$ b- R+ F: w: g8 Z7 L" R7 `4 {  E* `
      《金匱要略》是醫學史上第一部以內科雜病為主的專著,它集中地展現了當時在內科方面的臨證水平。書中按每類疾病的共性進行分證,重點闡述了痙病、中風、歷節、虛勞、肺癰、咳嗽上氣、胸痹、積聚、痰飲、水氣等近30種病,為后世治療學發展奠定了基礎。該書還最早確立三因致病的病因學說,豐富了內科雜病的病因學說。《金匱要略》通過大量的實踐經驗運用了脈證合參,發展了診法,從而在內科雜病方面確立了脈證并重的診斷原則,提高了內科的診斷水平。該書保存了大量的有效方劑,一直為后世醫家所沿用。同時,該書對內科急癥也總結了豐富的經驗,如對痙證、中風、歷節、暴喘、胸痹、腹痛、急性出血都有比較實際的認識,而且提出了比較有效的治療方法。張氏所記載的急救方法,如救治自縊的搶救技術——人工呼吸法及注意事項與現代方法從基本理論和生理、解剖要求沒有兩樣,這是十分突出和難能可貴的。又如救卒死用薤搗汁灌鼻和救溺死方,在東漢時期應當說都是很先進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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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科、骨傷科與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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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外科的發展
    4 b3 j9 x! |0 H2 ~  在秦漢時期除《漢書·藝文志》僅存目之《金瘡瘛疭方》30卷外,尚無外科之專著,在醫事制度上也無瘍醫之設立,只是在民間卻成長了一代外科巨匠——華佗。+ W; ?- R. m2 \, X: [7 q
      在淳于意《診籍》的25個病案中,有一例論及腸胃間生疽之診斷依據和所作預后判斷。張仲景以傷寒證治而聞名,但他在外科學的發展上也有自己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對雜病的論述中。例如:張氏對肺癰(肺膿瘍)、腸痛(闌尾炎)以及良縊、溺死等急救技術等。《金匱要略》之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治第十八,是外科專篇,該篇首先論述了化膿性感染的脈證特點以及診斷要點后,即比較正確的敘述了腸癰的證治。指出:“腸癰之為病……此為腸內有癰膿”,“腸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張仲景所論述的腸癰,應當說主要是指闌尾炎而言的,他對急性闌尾炎之發病,是否化膿的鑒別診斷方法和不同的治療原則等,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影響至今不衰。還應指出:張氏所說“陰吹,……甚或簌簌有聲,如后陰(肛門)之矢氣狀。”可能是對陰道直腸瘺的最早描述。張氏還敘述了刀斧傷等金瘡的治療原則和方法,論述了皮膚病(疥,黃水瘡)的治療方藥等。  r" j( @8 |* C6 q2 l( }, g3 T. E
      關于急救技術,張仲景在雜療方篇對若干卒死的急救方法進行了敘述,尤以救自縊、溺死技術敘述較為具體。例如:急救自縊強調“徐徐抱解,不得斷繩,上下安被臥之,一人以腳踏其兩肩,手少挽其發常弦弦勿縱之,一人以手按據胸上,數動之。一人摩捋臂脛、屈伸之。若已僵,但漸漸強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頃,氣從口出,呼吸眼開,而猶引按莫置,亦勿苦勞之。須臾,可少桂湯及粥清含與之,令濡喉,漸漸能咽,及稍止。若向令兩人以管吹其兩耳,……。此法最善,無不活也。”張仲景所記述的人工呼吸法搶救自縊的醫療技術,在理論和實踐上均甚符合人體之解剖生理原則,該術在歷代醫學的發展上有著廣泛的影響。溺死,張氏用“取灶中灰兩石余,以埋人,從頭至足,水出七孔,即活。”還有救中暑、墮馬筋骨折損以及禽獸毒蟲傷人的方法等,反映了此期內科醫生也都掌握了比較科學的急癥救治技術。$ ]; }) c9 M6 H
      1972年,甘肅武威地區發掘了一座漢墓,墓主人是一位具有一定社會地位,受人尊敬的高齡醫師,在其隨葬品中,主要是一部醫學筆記性著作,整理者命名為《武威漢代醫簡》,其次還有鳩杖、五銖錢……等。該書涉及外科之內容較豐富,例如:泌尿系結石等,其內容與《五十二病方》相似,其論“治諸癃,石癃出石,血癃出血,膏癃出膏,泔癃出泔,此五癃皆同藥治之,……病即愈,石即出。”此外,對麻風、久創、燙火傷、凍傷、狗咬傷、卒癰等均有所論述,豐富了外科的治療經驗。
    * _5 X( m% J9 a+ l( t5 Q  華佗以其在發展外科上的杰出貢獻,被歷代醫家尊之為外科鼻祖,其影響涉及國內、外。華佗在外科上的貢獻主要表現有兩個方面,即麻醉術與外科手術。
    % a; t7 j* l' f" X- C  關于麻醉術:秦漢時及其以前醫家已相當普遍的運用酒服某些藥物用于金瘡等外傷的止痛。在《列子·湯問》中記載了一個富有幻想的故事,《列子》被認為是一部偽書,其作者為晉人,但據研究其《湯問》篇內容是依據已佚古文獻寫的。所述:“扁鵲遂飲二人(魯公扈、趙齊嬰)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這一醫療故事在秦漢前雖然并非事實,但其所用“毒酒”,顯然是一種有著較大麻醉作用的藥酒,可以使二人達到“迷死三日”的深度。心須指出,即是小說家言也必有其用毒酒、或酒制劑使人醉倒的實踐經驗積累為依據。這里姑且不談換心手術有否可能,但這一故事卻生動說明,那個時期進行外科手術曾運用毒酒作為麻醉劑的歷史事實是存在的。
    3 F, j! f6 l  c; {! ~  《三國志·方技傳》首先記述了華佗。在論述其外科成就時指出:“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腹腔腫物)。《后漢書》在其相似的記述中。則作“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背,抽割積聚”。一為“如醉死,無所知”,一為“既醉無所覺”。顯然陳壽與范嘩所據為同一史實,參看《列子》及醫學文獻所記,大體可以肯定我國最晚在秦漢時期已成功的將酒以及其他藥物用于外科手術之麻醉,在麻醉作用上也達到比較好的效果。美國拉瓦爾提到華佗在發明麻醉術時說:一些阿拉伯權威提及吸入性麻醉術,這可能是從中國人那里演變來的。因為華佗曾運用這一技術,把一種含有烏頭、曼陀羅及其他草藥的混合物應用于此目的。華佗的麻沸散,可惜其組成藥物已不可確知,然據近現代學者考證,包含有曼陀羅、烏頭等,其麻醉效果也已為現代實驗研究與臨床應用所證明。酒本身就是一種比較好的麻醉劑,它已有古代和現代大量臨床應用的經驗和理論為依據。從這點來看,華佗的外科手術在當時確已有了比較理想的麻醉術。
    ; }+ T4 k: @5 |& w, l  華佗的外科手術。《三國志·華佗傳》載:“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又說“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后漢書》在論述這兩個外科手術下例時,謂“因刳破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博以神膏。”兩相比較,文字詞句雖不盡同,但語意則完全一致,前者是在麻醉下進行腹腔腫物摘除術;后者則是在麻醉下進行腸部分切除吻合術。關于術后護理,有膏摩,有敷以神膏;關于預后,兩書均強調了四、五日瘥,一月之間即平復矣。從史書記載仍然可以辨出術名和簡單的手術方法和步驟。從此時的人體解剖知識水平,有效麻醉術的應用,以及兩書提供華佗曾進行這些手術的史實資料,再參考當時其他醫學家曾進行過的手術,綜合分析其可能性應該說是肯定的。雖然國內、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懷疑,他們不作歷史分析,只是主觀認為此時作這樣大的手術是不可能的,或無法否定這些手術的可能,便更為離奇的說:華佗不是中國人。在此類問題上,必須清理本世紀30年代前后那些重西非中思潮的影響。6 {2 k' c* e5 y3 L
      除上述外科手術事例外,華佗還有一例剖腹手術記錄。《三國志·魏書》載:華佗診治某“君病深,當破腹取。”“遂下手,所患尋差。”雖然記錄過簡,不能知其何病及用何外科剖腹手術。但由“當破腹取”可知為剖腹摘除術之類,這些例證也可以給上述的腹腔腫物摘除術一個有說服力的注腳。陳壽距華佗死時約半個世紀,他在記述了華佗種種外科手術事例后,頗有感觸他說:“佗之絕技,凡此類山,”也足以證明影響之大。
    0 ]2 E3 S3 c, V, ^  華佗運用保守療法成功治愈腸癰也值得注意。如“軍吏李成苦咳嗽,晝夜不寐,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癰,咳之所吐,非從肺出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余膿血訖,……一年便健。”華佗還告訴病人愈后可能復發,要求患者注意自養,并帶有藥散以備發作時治療。五年后一直強健的李成,腸癰發作,但因藥散被里人急用,使李成“無藥而死”。這一病歷說明華佗治療外科的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 R% n4 u4 i7 a# c" Z! y  (二)骨傷科的發展
    ; F( j; \( _; J3 r. n( ?& Z  秦漢時期骨傷科也有了比較明顯的進步,表現在骨傷科疾病外科手術、方藥治療、按摩導引及針灸治療等技術,都有所發展與進步。此期骨傷科外科手術雖然尚不很多,但擴創術、病灶清除術已達一定的水平,醫為關羽進行的“刮骨療毒”,即骨傷科擴創手術的首例記載。《三國志·魏書》記載了華佗用麻醉藥使病人麻醉后,為一例膝部患瘡七八年(似慢性骨髓炎或膝關節結核)的病人,進行了死骨剔除術,這是病灶清除手術在臨床運用的例子。" P& |1 v2 A7 |/ ~: o
      《神農本草經》已記述有主治創傷折跌強筋以及金創死肌的藥物40種,治癰疽藥50多種,治各種痹痛、腰痛的藥達60多種。此期從對癥用藥發展到審因組方,治療效果也得到提高。
    " Z7 @8 ~' Z7 i, |' u  導引和按摩療法:從考古發現西漢時的《導引圖》,可知當時導引的具體方法。從這些圖所示治痹、厥者可以看到當時人們已運用鍛煉腰背肌及關節的功能以治療腰痛和關節痹痛。華佗認為導引練功能使“血脈流通”,“并利蹄足”,強調“引挽腰體,動諸關節”的意義,這種認識和方法,明確了導引練功對運動系統的作用,對骨關節疾病的治療和保健康復有價值。, p, h3 }. E5 D4 ?& x
      針灸和藥熨療法:華佗善灸治腰痛,“有人病兩足,不能行,輦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不復需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斜)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后灸處夾背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華佗在運用“下病上取”的原則,采用《內經》夾脊穴,療“腳擘不能行。”在治療腰背、腰腿痛方面獲得顯著療效,后世稱之為“華佗夾脊灸”。《治百病方》用當歸、川芎、丹皮、桂、漏蘆椒等藥和酒煮。“背痛者臥藥當出血久瘀”(瘀方),也反映了漢代的醫療水平。' s% Q1 [4 @) K: k8 E: b5 J1 E
      (三)皮膚病認識與治療技術的提高
    9 j; m0 K* ]! X  秦漢時期,皮膚病治療學有所進步,武威漢代醫簡《治百病方》中,有12枚木簡和86號木牘涉及皮膚病,有治療癰、痤、潰瘍、瘙癢、大風(麻風)等,從“治百病膏藥方”、“治千金膏藥方”等簡及86號木牘“大風方”中可以看出,不僅載有病名,還記述若干病狀體征,所用藥物的劑量、制備和使用方法;甚至還提到經治后的轉歸。其治法較《五十二病方》有所進步,如以藥膏外敷治療瘡癰就相當高明:多層涂藥,中央留孔,既促進炎癥局限以至消散,又利于膿液引流,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驟與現代常用之魚石脂餅換藥法類似。對于麻風病,戰國晚期秦之基層醫生已可作出正確臨床診斷,并對患者實行隔離(癘遷所),到漢代則可以有效復方治療。木牘治大風方之療效按其所記能使毛發皆落達到“隨皆復生”,“隨折復起”,麻木之“不仁皆仁”。上述治療思想及其具體方法不僅反映了該時期無名醫家所能達到的技術水平,也開辟了爾后皮膚病治療學繼續發展的先河。+ J4 G# v4 Q  n+ t& U2 I% ?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所論述的辯證論治理論和原則,同樣奠定了皮膚病臨床治療的基礎。如《金匱要略》首載:“浸淫瘡(相當于急性濕疹),黃連粉主之。”為后世醫學家論述和提高奠定了基礎。該病是皮膚科常見多發病,張仲景所述及黃連粉主治已為現代科學實驗所證明。又如以蛇床子粉、苦參湯治療陰部及粘膜部位疾患等,至今沿用不衰。! }4 _( i* C" }/ E; R) f; J
      狐惑(類似于口-眼-生殖器皮膚綜合癥):張仲景首先載述于《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之中:“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于喉為惑,蝕于陰為狐……”并設有甘草瀉心湯、苦參湯、雄黃熏藥及赤小豆當歸散依口腔、前后陰、面目等局部和全身脈證狀況,分別內服、外用辯證施治。現代醫學的口-眼-生殖器皮膚綜合癥系土耳其皮膚病學家白塞氏(Beheet)于1937年提出,并被公認為一獨立疾病,故又名白塞氏綜合癥。我國1932年也有此種綜合癥的報告,并認為白塞氏病類似于我國漢代張仲景所述之狐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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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婦產科0 O$ V( V  M6 U#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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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時期,婦產科有很大進步。有關婦女經、帶、胎、產、雜病的基本醫療知識已初步形成,建立了中醫婦產科學辯證論治將證醫療方法的基礎。$ L# {* ^* y. }9 q! a
      《漢書·藝文志》記有《婦人嬰兒方》19卷,是最早的婦產科文獻。惜已佚,但由此可知當時婦產科已有專門著作。1 ]9 m. v8 m! i  W
      西漢初期,宮廷中出現了專職婦產科醫生,稱女醫或乳醫,專為皇太后和皇后少數權貴人物服務。據《漢書·外戚傳》記載,漢宣帝時(公元前73~前49年),“女醫淳于衍,……嘗入宮,侍皇后疾。”淳于氏曾與霍光夫人共謀,乘她給許皇后接生之機,投毒藥殺害了許皇后。《漢書·霍光傳》稱:“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顏師古說:“乳醫,視產乳之疾者。”淳于衍是我國最早的專職婦產科醫生。
    " t- G1 i4 }' H! Q  V  淳于意“診籍”有婦產科病案2例。一例為閉經: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腰背痛,寒熱,脈象腎脈嗇,其來堅難,肝脈弦,診斷為“內寒月事不下。”分析其病因,“得之于欲男子而不可得也。”經用藥治療,很快痊愈。另一例為難產:“懷子而不乳(產難),”以酒服莨菪一撮,胎下。復診時,脈躁,服硝石一劑,瘀血下如豆大五、六枚,病愈。這是我國記載最早的婦產科醫案,已體現了婦產科辯證論治的基本精神。
    % u! Z& r( X/ S6 V4 }9 i" I* M( p/ ]  到了東漢末年,張仲景著《金匱要略》專列婦人病證治三篇,分為妊娠病、產后病、雜病三類進行論述。妊娠病篇中首先論述了妊娠的早期診斷,論證中說:“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于法六十日,桂枝湯主之,當有此證。”指出了妊娠60日可出現的脈證。關于妊娠病,著重討論了妊娠嘔吐、妊娠腹痛、妊娠下血、妊娠水腫、妊娠小便難及半產(小產)等妊娠期間的常發病,而且首創了許多治療妊娠病的有效方劑,如治療妊娠嘔吐的干姜人參半夏丸;治療妊娠腹痛的當歸芍藥散;治療妊娠水腫的葵子茯苓散。至于孕婦安胎服用的方藥,則首應辨明證之寒熱,方可選用。濕熱最易損傷胎氣,可常服當歸散。由寒濕所致的胎不安則用白術散。
    / w8 b- [1 J5 h; v7 r& ~) q  關于產后病,首先提出了新產婦常見的三大病證,即產后發痙、產后郁冒(虛脫)、產后大便難,并指出此三大病證的發生原因基本相同,都是由于產后失血、傷津所致。這一觀點對產后疾病的辨證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如治療產后下利,用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方中白頭翁湯止痢,加阿膠、甘草養陰補虛。治療產后腹痛,如辨證虛寒的,用當歸生姜羊肉湯;氣結的,用枳實芍藥散;血瘀的,用下瘀血湯。辨證有虛有實,虛實夾雜,治則有攻有補,攻補兼施。
    0 r$ H5 x1 x$ H5 k& V1 S. e  在婦女雜病中,首次提出了婦科病的成因,主要有三種,即虛、積冷、結氣。這對后來婦科關于溫補、行氣、攻積治療原則的形成,產生了很大影響。雜病中,除了分別討論痛經、經閉、陷經漏下等月經病和帶下病外,并記有臟躁(婦女精神病)以及陰瘡、陰吹等病。而且結合辨證論治的原則、首創了多種婦產科常用的著名方劑。
    1 U: J( c4 ~5 Q- ~( a3 S  華佗,在婦產科學診療技術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三國志·華佗傳》和《后漢書·華佗傳》都記載了他診治死胎的病案。例如:
    ! v- H+ U! B! g2 O- r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力差,百余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是有胎,前當主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后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備,色黑,長可尺許。”
    1 Q% F& o! ~& l) J& D  據上述病案可知華佗已能應用切脈和腹部觸診的方法診斷死胎。采用湯藥,或針刺的方法進行治療,或針藥并用,使死胎產下;甚至使用探查方法,完整的取出死胎。反映了公元2世紀我國對死胎診斷治療的高超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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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詳解的專科理例  發表于 2016-6-30 07:07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49:28
    五、小兒科 . }" f# K# L( J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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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時期,人們對小兒生理發育變化的認識和瘛疭、癇病,食積、下利等病癥診治均有一定進步,并出現小兒科專著。
    # h  D, h. @* i8 |$ J  西漢淳于意曾治療齊王中子詣嬰兒的“氣鬲病”,病癥表現為“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配用“下氣湯”,病兒服后,“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這是一例小兒消化不良的病案。所以,當時人們就認識到小兒病常與飲食不當有關,如“小兒常病傷于飽也”(《后漢書·王符傳》)。
    2 B: e5 C! I& I6 ~: W$ \: a! J# n  這一時期,兒科專著已經問世。《漢書·藝文志》錄有《婦人嬰兒方》,張仲景撰著《傷寒雜病論》時曾參閱過《胎顱藥錄》一書,流傳至今的《金匱要略》中有治“小兒疳蟲蝕齒方”,用雄黃粉、葶藶末、豬脂制成“點藥”,蘸烙病灶局部,是一種較好的外治法。此外,張仲景弟子衛訊(一作衛沈),知書博學,獨擅婦嬰之病,據傳曾撰有《小兒顱囟經》三卷,上述幾種著作惜均已失傳。
    7 m. g, v( E( t2 o. a; G1 J  秦漢時期,望色、切脈、問診等常用中醫診斷方法已在兒科得到普遍應用,有關小兒病的治療方法,也趨于多樣化,如湯劑、丸藥、蘸烙、針、砭等,其中外治法占有重要地位。4 b# M; t) M4 x6 N; c8 o% }5 L
      在病因方面,除了強調飲食因素之外,還重視先天稟賦,如王充在《論衡·氣壽篇》中指出:“稟氣渥則其體強,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認識到先天因素與后天體質強弱、壽夭有一定關系。
    9 m! h6 H$ t* E, l# b6 h' Z" Y  與上述認識和治療技術提高的同時,對先天性畸形也有確切的記述。如《漢書·五行志》載:“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向),四臂,共胸,俱前鄉(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所。”這是我國兒科史上最早有關嬰兒先天畸形的描述。
      e. ?2 M! e8 w( g; H2 C  u  漢代的一些統治者出于充實兵員與增加勞力之需要十分重視婦幼保育,并給予獎勵。元和二年(公元85年)規定:產子者可免稅三年,懷孕者,發給胎養谷三斛,其夫免稅一年。對無父母親屬的嬰兒,及有子而無力撫養者,還發給一定的撫養費。上述措施,對于維護嬰幼兒的健康成長,起到較為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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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五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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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 ~3 f# H9 g6 v: N! ~- d; T  早在《荀子·非相》中,就有“堯舜參眸子”之說,《史記·項羽本紀》又有“項羽亦重瞳子”的記載,這是世界上有關瞳孔異常的最早記錄。《淮南子》“目中有疵,不害于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于息,不可鑿也。”說明漢代對五官科疾病,已進行手術治療,并對其適應癥有明確的規定。
    1 B3 L1 b3 ^/ R6 p5 q" C! c  《傷寒論》和《金匱要略》雖未專論眼病,但在敘述全身病癥時也涉及到一些眼部癥狀,如眼部腫脹、目色異常,目外形的改變和目眩目瞑等多種自覺癥狀。其中《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將“目赤如鳩眼”、“目四毗黑”等眼部病變與咽喉、二陰的潰瘍和全身癥狀聯系起來,命名為狐惑病,與現代醫學所稱之“眼、口、生殖器綜合證”(又名白塞氏綜合證)很相類似,書中提出的清熱、解毒、除濕的法則,至今在治療該病時仍有效。
    2 `  q& k6 r* f  j6 K) u# k: G5 N# Z  《傷寒論》少陰篇中論及多種咽痛,按陰虛、客熱、痰火郁結、風寒兼痰濕阻絡等不同情況辨證,列有多種方藥,其中桔梗湯是治療咽喉痛的祖方,其辨證方法,對后世啟迪頗大。《金匱要略》最先記載“婦人咽中如有灸腐”一癥,即后世所稱梅核氣,其所用半夏厚樸湯一直沿用至今。該書用皂莢末吹入鼻內及用薤汁滴鼻以搶救危重病人的方法,是吹鼻法、滴鼻法治療疾病的最早記載。

    # i# M/ j% X+ b) z2 e" N( X   七、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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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4 D' S$ k9 ]$ t- e7 w  口齒科疾病在秦漢時期,雖然尚不知有否專科著述,但從有關文獻敘述和出土文物等,仍可看出其醫療保健的技術水平有了明顯的進步和提高。
    5 b5 O- e' v& o' `: W2 U  關于口腔、牙齒之清潔、健美、疾病、保健已有了比較高的要求。例如:《詩經·衛風·碩人》中形容美女牙齒“齒如瓠犀”,即指牙齒要如同葫蘆子一樣整齊潔白。反之,對牙齒參差不齊者則稱之為齟齬,咬合不齊者病之為齪,排列不正者稱為齜,不平整者為齲,均視之為病態。為了保持口腔衛生和預防牙齒疾病,除強調飯后漱口等外,此時尺有剔除齒縫間食物殘渣的習慣。1976年,江西省南昌市發掘了漢末三國東吳時代的高榮墓葬。其中有一個金制的,兩端分別為耳挖勺和小楊枝的龍形器物。小楊枝是龍的尾部,圓形,末端尖。研究者考證認為此系墓主人生前用來剔除齒間食物殘渣的口腔清掃用具,此小楊枝也就是今之牙簽的雛形(周大成:江西省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發現的金制小楊枝,日本齒科醫史學會會志8(2):23-24,1981)。$ d* s! P% P' F% @6 g) |
      關于口齒疾病的認識和治療西漢名醫淳于意在其診籍中記錄有用灸法和苦參湯含漱治療齲齒的方法,且指出其病因為“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漱。”可見當時對口腔不潔與致齲的關系已有所認識。0 W' N9 Q2 e$ T
      關于砷劑失活牙髓技術,東漢張仲景已首載使用含砷制失活牙髓的方法。《金匱要略》有“小兒疳蟲蝕齒方”,其處方為“雄黃、葶藶,右二味,末之,取臘日豬脂溶,以槐枝綿裹頭,四五枚,點藥烙之。”其中雄黃的化學成分為二硫化砷。明代《本草綱目》也記有用醋調砒霜,待干取粟粒大,以綿裹安齒縫內,第二天取出的醫療技術。砒霜為自然砷。該法所載用藥量及失活時間,并要求來日取出都是較科學的。美國的斯普納(Spooner)于1836年始用砷劑失活牙髓,該技術到今天仍是臨床所常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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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針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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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X) N# B1 M3 L0 J, @  漢代針灸學術,在繼承前人經驗基礎上,繼續取得發展。
    " p; m5 m9 q# v  淳于意是西漢初期的著名醫學家,他從公乘陽慶、公孫光等戰國時期老一輩醫家那里繼承了針灸學術,并將其傳授給高期、王禹等人。針灸學在《難經》中占著重要的地位。《難經》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上,對針灸學理論有一定的充實和提高。在西漢時期,劉勝墓出土的九枚醫用金針和銀針,亦標志著針灸用具的顯著進步。《后漢書·郭玉傳》的記載,有涪翁、程高、郭玉等一派互為師承的針灸家撰著《針經》、《診脈法》等,互相傳授,雖然均已失傳,但涪翁“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的高超針術仍得以流傳。程高學于涪翁,并將所學針灸技術傳與郭玉。郭玉在東漢和帝(89~105年)為太醫丞,在針灸上不僅具有“一針即差”的本領,而且還深刻地認識到“針有分寸,時有破漏。”他認為“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說明在針刺治療上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并已獲得顯著的療效。* I, u: R, j2 K1 k! Y, y
      西漢末至東漢延平(8~106)年間,在針灸史上出現一部名著《黃帝明堂經》;即《明堂孔穴針灸治要》,是中國第一部針灸學的腧穴學專著。隋唐之間,曾先后兩次由政府下令,加以修訂,規定為針灸醫生的必修課本,并流傳到日本等國,對后世中外針灸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 ]2 V: D# ^! ]7 `& E$ k  《武威漢代醫簡》有九枚醫簡涉及針灸,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留針時間較長,可達“炊米一升頃”之久,簡文共載有三里、肺俞二穴。其泉水,從上下文看亦當為穴名,但不見于后世針灸著述。肺俞穴,似為脾俞穴的誤記。三里穴,原簡作“時下五寸”亦與今穴不同。簡文還談到刺灸與年齡的關系,這也是其他針灸著述所未見的。《黃帝蝦蟆經》是一部論述四時刺灸禁忌的專著,全書有十分之七的內容為插圖,其中有一幅全身謹避針灸的人體圖,是按六十甲子交替排列的,共有六十個禁刺部位。
    , k$ |4 r0 E; P  華佗亦長于針灸。史載:”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或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拔針,病已行差。”形象他說明了針刺是否得氣和療效的關系。曹操“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8 t: _; X5 p: M1 x  張仲景對針灸亦有獨到見解,以傷寒為例,發熱惡寒,……,寸脈浮緊,大渴欲飲,自汗便利的宜刺期門;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熱除脈遲,身涼下滿,……,亦宜刺期門。在69條有關條文中,以刺期門主治為最多,張仲景在針灸操作方法上也有所發展,如針刺與溫針、燒針、艾灸等,并各有比較明確的適應癥。如所論之“可刺”、“不可刺”、“可灸”、“不可灸”、“可火”、“不可火”等,專篇論述針灸的忌宜,成為張仲景針灸學說的又一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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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法醫3 H9 N: a# R+ i2 H  t! b% _0 u

    0 x. D3 Z7 S1 J0 U: m. s& `; E# `  秦漢時期迄今未見流傳下來系統的法醫學資料,但文獻中有幾個在法醫學史上值得稱道的事例:: f( ^/ E& s. _( I! d
      1、窒息死動物試驗 王充(公元27~約97年)最早提到窒息死的動物試驗:“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涂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泄,有頃死也。”(王充《論衡·道虛篇》,卷7,第11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2 L) v: J" q; E% r4 Y4 p- b
      2、雷擊紋的發現 王充在其《論衡·雷虛篇》中首先指出了雷擊紋是雷擊死的指征,并對其成因作了樸素的解釋:“夫雷,火也。火氣剡人,人不得無跡,如炙處,狀似文字。”同時還指出了雷擊所致的其他燒傷征候:”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須發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焚,臨其尸上聞火氣。”
    2 s2 E( C) r2 w" i: G  3、詐病的診斷與治療 張仲景最早提出一種詐病的診斷與治療方法:“設令向壁臥,聞師到不驚起而眄視,若三言三止,脈之咽唾者,此詐病也。設令脈自和,處言:‘汝病大重,當須服吐下藥,鋮灸數十百處’,乃愈。”(《注解傷寒論·平脈法》,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年)
    4 Q* V+ L$ |6 s  4、鐵釘釘進頭部致死例 這是一種比較特殊的頭部刺創。他殺多見于酒后或病弱者,自殺多見于精神病患者,現今各地仍時有所聞。最早的案例見于東漢,嚴遵為楊州刺史,“曾巡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令吏守其尸,乃有蠅集于首。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人共殺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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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及醫理深受教  發表于 2016-6-30 07:08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50:06
    第五節 醫史研究和文獻整理 1 k) J$ E7 L1 x' H0 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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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史記》中的醫家傳記
    5 |$ R, F1 h, _) Z$ t) g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記傳體通史,作者西漢·司馬遷(公元前145—前87年)。書中對漢武帝以前有關名醫的傳記、醫藥史事、醫籍文獻等都有所反映。《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是司馬遷為先秦名醫扁鵲和西漢醫家淳于意所立的傳記,開創了在正史中為名醫立傳之先例。
    ) \  Q* L/ w! @4 ~1 z  關于扁鵲的事跡,從戰國末期至西漢時期,社會上流傳很廣,司馬遷選用了扁鵲的3則醫案。這三則醫案即辨趙簡子昏迷、虢太子尸厥、扁鵲望齊桓候之色等,雖然簡短,但寓意深刻。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中寫道:“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2 o3 R% m& L* d# F" E# M
      《史記·倉公傳》的主體部分,是取材于淳于意答詔的實錄,選用了淳于意往日診病的簿記——“診籍”中的25則醫案。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記載有失誤、死亡的案例。所治的病人有王公貴族,也有貧民奴婢,從涉及范圍看包括了臨床各科,在診療方法上反映了淳于意在臨床上脈證合參、針藥并用等特色,在醫理方面,淳于意有一套獨到的見解,在淳于意的傳中所反映的學術內容、史料的真實性方面,超過了扁鵲傳。, k( W5 \+ g+ V/ s
      《扁鵲倉公列傳》的首尾部分,主要介紹醫家的生平事跡和師承關系。這無論在兩位醫家傳記的寫作上,還是在他們經歷中,有許多共同的方面。他們雖出身地位低微,但他們學有師授、四處行醫,隨俗為變,把原來十分神秘的醫學單傳方式變為公開帶徒多人的教授方式,避免了醫術的失傳,反映了早期醫學私學傳授的情況。+ j/ }; y" {( k% q" m5 o. e1 D
      司馬遷在《扁鵲倉公列傳》中表述了這兩位名醫高尚的醫德,如淳于意在被詔問診病決死生能否完全無失誤時,他回答說:“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主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這種謙虛求實的精神,難能可貴。+ e* K3 c; n4 i. @$ B2 y0 [$ v0 b
      《扁鵲倉公列傳》,是現存最早的醫學家傳記,司馬遷對醫學家的姓名、籍里,生平事跡、治療疾病的醫案,成功失敗的經驗與教訓,師承關系等等,進行了系統的敘述。出色的總結了他們的學術思想、社會關系、人際關系以及其對醫學發展的影響,更進而論述了當代醫學發展的水平,以及科學的指出“六不治”思想,對醫學的發展有著指導的意義。所有這些都為歷代醫學人物之研究樹立了典范。; G) g# j  q( ^6 z. J+ X/ L
      二、醫藥文獻的整理
    5 A, p0 Q1 n  z; M- l* j$ }  秦漢時期對醫藥文獻的整理,以國家組織人力整理為主,同時也有個人零散的研究整理工作。
    4 i( Z) \) E/ Y6 V; R( B4 {0 Z4 }  在秦始皇時期,曾“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史記·秦始皇本記》)。說明當初秦朝對圖書是比較重視的,并有可能對繳上來的和國家藏書試圖進行鑒別整理,其中當包括醫藥書籍。秦始皇下焚書令時,明確規定醫藥書籍不在焚燒之列,因而使秦代及其以前的醫藥書籍得以保存。
    ( y# @8 ?; V- {& I, b  劉邦進入關中時,蕭何等人首先將秦朝丞相府的圖書、檔案保存起來,后來楚霸王入咸陽大肆焚燒,使秦代重要的圖籍包括醫書在內,遭到一次嚴重的毀滅,西漢統一,“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侍醫李往國校方伎。”劉向將所校的書摘錄其要旨,撰《別錄》20卷,這部提要性的目錄學《別錄》并未完成,劉向病逝后,漢哀帝令劉向之子侍中奉東都尉劉歆繼父業,劉歆于是總群書而名《七略》,以奏朝廷。這是西漢時期一次由官方組織人力進行的校書。) ~7 {( F  s- m$ R
      《七略)已失傳,其中《方伎略》在《漢書·藝文志》中有較全面的收錄。將方伎類書目分為4種:
    1 a/ a! R! r7 d& {' X! P  (一)醫經。“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落]骨髓陰陽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書目有:《黃帝內經》18卷、《外經》37卷,《扁鵲內經》9卷、《外經》12卷、《白氏內經》38卷、《外經》36卷、《旁篇》25卷,共7部,175卷(原書謂216卷)。
    $ n8 r% C" G- n/ i. q  (二)經方。“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固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及夫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是所獨知也,書目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30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40卷,《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40卷,《風寒熱十六病方)26卷,《秦始黃帝扁鵲俞拊方》23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31卷,《客疾五藏狂顛病方》17卷,《金瘡瘛疭方》30卷,《婦人嬰兒方》19卷,《湯液經法》32卷,《神農黃帝食禁》7卷,共計11部,288卷(原書統謂274卷)。8 V& ~: S: I! ?* H3 r
      (三)房中。此類基本是性醫學內容,也涉及男科、婦科等。房中書目有:《客成陰道》26卷,《務成子陰道》36卷,《堯舜陰道》23卷,《湯盤庚陰道》20卷、《天老雜子陰道》25卷,《天一陰道》24卷,《黃帝三王養陽方》20卷,《三家內房有子方》17卷。房中共計8部,191卷。(原書謂186卷)。
    + W3 t7 b* J( d1 \5 |+ B# J9 }7 S, K; P5 P  (四)神仙。“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其中包括有導引、氣功、按摩、煉丹、服食芝菌等養生保健的內容,神仙類的書目有:《黃帝歧伯按摩》10卷,《黃帝雜子芝菌》18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21卷,《泰壹雜子十五家方》22卷,《神農雜子技道》23卷,《泰始雜子黃冶》31卷等。共計10部,181卷,20篇(原書謂205卷)。: ~( f% B1 ?9 h8 q* D% y
      秦漢時醫藥衛生書籍,托以上古傳說中的圣賢、醫人和神話人物者較多,如《淮南子·修務訓》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后能入說。”此為這一時期醫書名稱的一個特點,秦漢時期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大批書籍(包括醫書在內),后經“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余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隋書·經籍志》)
    - n6 Y3 ]9 r7 G( n2 U" V$ J  漢代小學的發展也促進著醫藥文獻的整理研究。《爾雅》是中國最旱解釋詞義的專著,是漢初學者綴輯周秦以來諸書舊文,遞相增益而成,其中的“釋詁”中對疾病名稱多有注釋,“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中對一些藥古名作了解釋。西漢·史游的《急就篇》作為一本啟蒙書,敘有百余種可入藥的動植物,60多個人體部位器官名,70多種疾病以及衛生知識,以七言歌訣的格式來記載。
    5 u' X; m- m4 v  `4 A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對疾病的解釋,對藥物和有關醫事的注解,都包含豐富的資料,該書涉及藥物和病名各數百種,是后世醫藥文獻注釋的重要參考書。! v  g) J- w2 l% C! N
      東漢時,一些學者在注釋經史中,涉及不少醫學內容,如鄭玄注《周禮》、《周易》、《寺經》等。高誘注《戰國策》、《淮南子》、《呂氏春秋》等。上述種種雖然不是醫藥學專著,但在眾多醫藥衛生專著散佚的情況下卻可以反映出兩漢時期醫藥衛生知識在文人學士中已得到普及,這也可以反證其時醫藥學發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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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為學,國之基,人之本也  發表于 2016-6-30 07:09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50:38
    第六節 風俗習尚與醫藥文化 ) z! e3 G% b6 n1 L

    % R7 V1 v- T9 |. |  @* r- w; e. G6 L  秦漢時期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國的建立及鞏固,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為各地區、各民族的友好往來和風俗的融匯創造了條件,在客觀上對醫藥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3 ]( T' u5 _1 I" f' C) S, o  一、歲時、人生禮儀與醫藥文化9 p* n( _- t8 a  ?
      將春節叫年,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據《史記》、《神異經》和《荊楚歲時記》記載,春節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全家飲椒柏酒,是為了預防百病,增進人體健康,并給節日增添歡樂氣氛,有的喝桃湯,也是為了防病,后被屠蘇酒所代替。
    2 \* a; E0 e# z8 S3 W! k4 P  正月十五元宵節起源子漢武帝時,漢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師能治病,被詔入宮行巫術。神君說,天子無須憂慮,病會好轉,侍康更后,我們將相會于甘泉宮。漢武帝于神靈非常虔誠,一高興病情明顯減輕,到了甘泉宮竟然痊愈,于是大祭,燈火通宵達旦,隨后形成了元宵節張燈結彩的習俗。
    + C5 s( w8 \: x5 Y' E  端陽節的形成,有諸多淵源,到秦漢時則將紀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陳監與惡月惡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為一體,逐漸表現了與醫藥衛生的密切關系。《大戴禮記》記載:“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夏小正》記載端陽時“蓄藥,以蠲除毒氣,”《后漢書·禮儀志》說端陽節時人們“以朱索五色為門戶飾,以除惡氣。”《風俗通義》說“五月五日續命縷,俗說以益入命。”“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者……令人不病瘟。”又載端陽節前用菰蘆葉裹粘米,以淳濃汁煮熟,節日食用,有一定的食療作用。端陽節有關的醫藥衛生內容,隨著歷史的發展,日益豐富,科學成分也更充實。' M! a9 e- X, p$ k' C% P' Z
      七夕在漢代有登樓曬衣之俗,后來增添了乞壽等內容,《風俗通義》記載:“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調朱砂蘸小指,宜點灸去百病。”中秋節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醫藥民俗。《淮南子·覽冥訓》說,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藥,而帝羿之妻嫦娥竊食后成仙奔月宮,變成了蟾蜍。漢代人認為月中玉兔、蟾蜍、桂樹,皆與醫藥文化有聯系,《樂府詩集·相和歌辭·董逃行》中有“采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之句。- Q! C. q# U% P5 I. C. |
      九月九日為重陽節。據《西京雜記》所載:漢初,宮中有“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的習俗,據說是為了長壽。重陽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嚴格的制作要求。《風土記》認為,俗尚九月九日謂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氣烈色赤,爭折其房以插頭,云辟惡氣,而御初寒,又說:九月九日采菊花……久服令人不老,《西京雜記》載:菊花舒時并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飲焉,謂之菊花酒。! ?! j3 m; e& c( [9 W
      九月九日登高的習俗也盛于漢代,《西京雜記》:“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游戲,就此祓禊登高。”后人又為這一風俗染上神話色彩。《續齊諧記》說,東漢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隨費長房學道術多年。有一天費長房告訴桓景,九月九日這天,你家中有大災,可速回家,讓全家人各做一個裝茱萸的絳袋系有手臂,登高飲菊花酒,可消災難。恒景依其囑,全家人得以免于疫病。曲折地反映了人們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5 {0 c0 v6 q) }0 _9 J  漢代人在春節前,按風俗要舉行一系列有關驅疫活動。據《論衡》、《風俗通義》等書記載,漢代人防病驅疫意識非常強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隱匿性病因常當作病魔、害鬼——如相傳顓頊的三個兒即“瘧鬼”、“魍魎”、“小鬼”,他們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漢代聲勢浩大的臘月驅疫活動中,大灘風俗最為壯觀,方相氏是這種舞中的重要角色。《后漢書·禮以志》、張衡的《東京賦》對此都有記載。它反映了人們用自己的聲威戰勝疫疾的豪壯氣慨。
    : h8 m6 x( f! k. l$ O  秦漢時期,由于戰爭、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長速度慢,所以對兒童和婦女及其生育比較重視,這也是受秦趙等地遺風的影響,醫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這些,《禮記·曲禮上》記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反映當時重視風俗的情況。漢代尊老之風很濃,如“仲秋之月,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鳥也,欲老人不噎。”(《后漢書·禮儀志》)在出土的漢代玉杖實物、漢畫象磚、石刻中常能發現。賜鳩杖作為尊老的一種象征,有其含意,古人認為“鳩肉,明目,多食益氣,助陰陽,久病虛損人食之補氣,食之令人不噎。”“古老仲春羅氏獻鳩鳥以養國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鳩杖。云鳩性不噎,食之且復助氣也。”(《本草綱目·禽部》卷19)這種敬老風俗到東漢時更盛。甘肅武威東漢一醫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時,即有一鳩杖,與此同時還有厚葬的時尚。: H& Z3 E* `* ^$ e1 T& e8 ^' k
      二、思想風俗與醫事活動
    * y* y! Y9 `  R  秦代以法冶國,在醫藥衛生方面也是如此。據云夢秦簡記載,凡外來賓客入城,對其車上的衡軛要用火熏燎,以防馬身上未被消滅的寄主蟲等附著在衡軛和駕馬的皮帶上。用火熏燎的風俗是歷史上延續最久的風俗之一,用這種方法除有防蟲害作用外,對一些細菌和病毒也有殺滅作用,帶有防疫性質,對于麻風病,秦人已不認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發現,嚴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風病者,即送官府由專人檢查。采取隔離措施,對麻風病人死囚,采取活埋和淹死的辦法,這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對防止麻風病,有其積極意義。. e+ z4 D: C$ u+ F/ m' Y
      《呂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現出道家與醫學的密切聯系。《淮南子》中對養生導引、煉丹、藥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參同契》出現了又一個嬗變,更將研究的目標放在醫藥和人體的深層文化問題上。4 m" Q" ~% \) Z" B& E
      從漢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對醫藥文化的發展同樣產生了深刻影響。儒學的倫常原則,濟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醫藥實踐中強調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棄儒從醫,既擴大了醫生的隊伍,提高了醫生隊伍的文化素質,對醫術和醫德的發展都有促進作用。在儒學思想的影響下,對病人的護理上也體現出君親有疾,臣子須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傾向,則導致對解剖學發展的阻礙,而儒學重人事遠鬼神的觀點,對促進醫藥學科學化、沖刷宗教神學的滲透起著積極作用。
    1 J* _! F# p0 r% y  秦漢時方仙道的影響較深,秦代的茅蒙,漢代的張良習服食辟谷、王仲都修煉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東漢道教興起后,為了在民間發展教徒,也多采用醫藥作為手段。《太平經》中對煉氣、眼藥、針灸等也有記述,大量吸收醫藥知識為宗教活動服務。
    - [( n, A2 J4 B  秦漢時期的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學者及其學派,對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霧,正風俗、美教化、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發展發揮了良好作用,漢初陸賈指出:“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東漢時王充,在《論衡》中有多篇論及天人關系、神形關系、醫藥史事、衛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變不良衛生時尚等等,在王充所處的時代,宗教意識泛濫,僅漢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于洛陽城南”時,所祠諸神多達1514種,至漢章帝時這種風氣更盛,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王充力匡時敝,批判神仙說、骨相說、以及感生巫術、迷信禁忌、不求實際的擇時擇地等,闡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學的醫學見解,認為人壽命的長短與稟氣薄厚有關,并非命定。“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以虛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于云,則年增灸,千歲不死,此虛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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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既深入人心,也能移風易俗  發表于 2016-6-30 07:10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51:12
    第七節 早期的醫藥交流
    % M3 D0 q+ r8 Z  v% ?( y% K  在秦統一前,中國各地區人民在醫療上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各自的醫療特色,但由于諸候國之間的分爭割據,風俗不同,語言文字差異等,醫藥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秦漢的統一,為醫藥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名醫倉公到過山東、河南、陜西等地,華佗行醫到安徽、江蘇、河南一帶,“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史記·萬石張叔列傳》),“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漢書·游俠傳》),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和地方,都城與各地及地區之間的醫藥學術經驗的交流。漢設“本草待詔”一職,從全國詔精干本草者待命,雖非為交流而設,但各地精本草者匯集京城,自是交流學問之良機。從宮廷中被裁減下來的醫藥人員分散到地方,不少醫藥人員終生行醫于民間,如東漢韓康、臺佟、薊子訓、賣藥翁等,他們的醫事活動也促進了醫藥交流。
    8 i; h: u! \# @$ K; w# ]1 m+ M6 F2 e) _  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通過多種渠道、形式,而使各地區各民族人民的醫療經驗、方藥得到交流,秦漢時期所建立上林苑,東起藍田,西到周至、興平、南依秦嶺山脈,北臨渭河,苑周約300里,雖非藥園,但卻是當時第一流的大植物園,苑中花卉竹木異草品種繁多。據記載,漢武帝擴建秦上林苑后,“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余種植其中。”(《后漢書·韋彪傳》;《三輔黃圖》卷4)其中頗多藥用植物,如從西域而移植的有安石榴、首蓿、葡萄、玉門棗、胡桃等;出自瀚海北、能耐嚴寒的瀚海梨,“霜下可食”的霜桃;從南方移植來的多種植物,《三輔黃圖》記載,在上林苑的扶荔宮中,從南方亞熱帶地區移植的奇花異木有:“菖蒲百本,山姜一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佳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擯榔、橄欖、千歲子、百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后數歲,偶一株梢茂,終無花果……。”另外,苑中還養有大象、犀牛及許多鳥獸。這些在客觀上,都增長了醫家對藥用動植物的認識,促進了醫藥知識的交流。特別是隨著南北方的各種文化經濟的交流,對發展醫藥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 P7 W8 G5 y, V2 E& {' o- _
      一些人到少數民族地區任官或游歷給少數民族地區帶來醫學知識,促進了醫藥經驗的交流,東漢初,鄧訓到武威任太守,發現“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柬,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悅。”(《漢書·嚴(助)宋吾丘主父徐嚴終生賈傳》第34上),鄧訓幫助人們革除了陋俗,傳播醫藥知識,拯救患者,得到他們的擁戴。又有“徐登者,閩中(今泉州)人也……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今婺州)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兩人遇于烏傷溪水之上(即今婺川義烏縣東),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后漢書·鄧訓傳》),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促進了醫藥的交流。統治階級到全國各地搜求靈藥妙方,征詔名醫,在客觀上,也有利于醫藥技術經驗的交流。醫家與民眾的種種努力與醫事活動是促進醫藥交流的基本力量。我國秦漢時期醫藥學的興盛與各民族間的醫藥交流有著密切的關系。
    5 @: E4 {4 ?2 S: ^9 Z8 S; ]  在國際范圍內的醫藥交流,中國很早就與鄰國建立了往來關系。秦代,中國的醫藥文化已傳到日本,最有影響者首推徐福,他是齊地人,據調查認為是今江蘇省贛榆縣金山鄉涂阜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后漢書·徐登傳》;F·博厄斯:種族的純潔,《亞州》40期第231頁)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遣福入海求仙人,后入海不歸。$ b3 T  `; z/ }; m' r4 j
      在日本佐賀郡諸富町浮杯有“徐福上陸地”的標柱,波田須等地有“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陳國強等:《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頁),在日本的阿須賀神社有徐福宮,日本蓬萊山旁原有徐福祠。相傳徐福方士通醫術,尤精于采藥和煉丹,被日本人尊為“司藥神”。: t1 ]2 z- r! J& N% X& X/ K1 k
      秦漢時,中國與印度(身毒、天竺)的交往早已開始。“現在世界各國稱中國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s演變而來,都是、‘秦’的譯音。印度古時亦稱中國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即秦地的意思。”(武伯倫:《西安歷史述略》,陜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頁),古代印度,醫藥比較發達。
    $ T6 m. z. `! ?/ y# e6 B. r5 J  印度古代的醫藥與佛教關系密切,在佛教傳入時,同時帶入一些醫藥經驗及方術。相傳漢明帝時曾派人到印度求佛象和佛經,印度僧人攝摩騰、竺法蘭等人隨同東來,在洛陽翻譯佛經,佛經中的有關醫藥衛生知識也隨之流傳,后來的醫書中遂有“百一”、“四大”(地、水、火、風)、“醫方明”(為佛教五因明之一)等名詞和內容。《開元釋教錄》記載:“東漢之末,安世高醫術有名,譯經傳入印度之醫。”另外,黃支國(即南印度羅毗荼國)國王曾派遣使臣來漢朝獻犀角等。$ W1 P) D  W! O( f* Q
      據越南史書記載在公元前257年,中國醫生崔偉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虛弱癥,并著有《公余集記》一書行世。漢武帝時,中國文化傳入越南,醫藥學也隨之傳入。漢代,越南的象牙、珍珠、玳瑁、犀角、桂、龍眼、檳榔、菖蒲、薏米等傳入中國。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于交趾。因當地有山瘧瘴氣,士卒多有感染者,于是,他“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后漢書·馬援傳》),據《漢書·地理志》載,當時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海上交通已經開通。從合浦郡的徐聞縣、(今廣東徐聞縣西)向西南航行即達元國(在馬來半島),又西行可到邑盧沒國(今緬甸境內),湛國(今緬甸境內),甘都盧國(今緬甸蒲甘斌)又可到黃支國等。這些航行時開拓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經濟、文化和醫藥交流的海上之路創造了條件。
    4 B2 t* g. ]2 d3 o  中國與西部地區及中亞、西亞和歐洲各國的醫藥文化交流,秦漢時主要靠陸路交通。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奉命領百余人出使大月氏,歷時13年,于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126年)返回長安。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3年),張騫再次奉命,以中郎將的身分率領300余人,至烏孫國,他又派出許多“副使”分別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條支(約在今阿拉伯地帶)、黎軒(約在今土耳其境內,或說是大秦羅馬帝國)等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長安。從此,西域各國的使臣也紛紛來訪。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拓寬了中原與西北、西南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馳名中外的絲綢之路。當時“中國絲織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占中國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黃和優質鐵。作為回報,中國也得到了各種物產,如來自中亞的毛皮、毛織品、玉和牲畜、來自波羅的海的琥珀,來自羅馬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亞麻布、羊毛織品和黃金。其中黃金占首位。”((2)[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中譯版,第183-184頁),隨著絲綢之路的開拓、發展、中西方經濟文化的頻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蘇合香、茉莉、酒杯藤子(食之消酒)等藥用植物和一些入藥的動物、礦物也相繼傳入中國。漢武帝時,月氏國曾派使臣渡過弱水。向漢朝貢返魂香,據《漢武內傳》所載:返魂樹狀如楓、柏,花葉香聞百里。采其根于釜中水煮取汁,煉之加漆,乃香成也,其名有六:曰返魂、驚精、回生、振靈、馬精、卻死。凡有疫死者,燒豆許熏之再活,故名返魂香,郭憲的《洞冥記》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至柜中,金泥封其上。……如今令馬肝石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譏渴也。”反映當時中外醫藥交流的史事。) o2 ^, a/ a- s; E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從海道經越南到達中國,贈象牙、犀角、玳瑁等,史書對國外的醫藥也有散載:“栗戈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葡萄眾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后漢書·栗弋國傳》),“合會諸香煎其汁,以蘇合。”(《后漢書·大秦國傳》),“他主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后漢書·西夜國傳》),“于闐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后漢書·于闐國傳》)
    ( t( k* y, i; E: U4 R- z% B% a  以上說明中國傳統醫藥學體系在其形成過程中,并不是封閉的,一方面注重吸收外來醫藥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國的醫藥文化傳播于其他國家和民族,使他們從中得到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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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外醫學的立體表現  發表于 2016-6-30 07:11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51:42
    第八節 軍事醫學! b1 B$ m7 y' n1 X( K1 [

    - [3 f" q5 c4 _3 N  秦代兵制的主要特點,是軍權的高度集中和軍隊的高度統一。秦王朝的軍隊有皇帝警衛部隊、京都衛戌部隊、邊防戍守部隊和郡縣地方部隊四種。秦朝軍隊的兵種有步、弩、車、騎之分,并建立了水軍。漢代兵制在秦制基礎上有所發展。西漢的軍隊分中央軍和郡國兵兩部分,兵種有材官(步兵)、騎士(騎兵)、車士(車兵)及樓船(水兵),此外,還建有樓船材官,水陸均能作戰。東漢的軍制基本上和西漢相同。, b  u7 Z; Y9 [) G5 r
      自戰國至漢初鐵兵器漸盛,這時農具及日用品大多用鐵器,惟兵器尚兼用銅。秦代長兵無異于戰國。惟鐵兵較多,至東漢時兵器才普遍用鐵,進而發展為鋼兵。有煉至百辟者,刃口鋒利,漢王朝專門設置少府官員負責兵器制造,嚴禁民間私藏及私造武器。+ |$ G8 g0 o4 [* ]" w8 b$ O
      一、軍事體育訓練. r# }, j' ~6 i4 V4 Y& P+ Z4 ^# N3 R" f
      漢代重視軍隊的校閱和訓練,每年秋后京師以至郡縣都進行大校閱,大講武。校閱以射為主,再加試其他技術,如騎、乘、刀、矛等,有時還有校獵,用近于實戰的狩獵形式進行演習。以考察士卒的訓練程度及材力,平時對戰士進行軍事體育訓練,以達到提高士兵身體素質及作戰能力為目的。: t6 J( |( q" a
      (一)、蹴鞠、角抵、手搏; K' U: [( s7 }( Y( C# j7 M" R8 |
      蹴鞠(古代足球)原系戰國時的民間娛樂活動,在齊、楚等國相當流行,至西漢時,蹴鞠發展為軍事訓練的重要手段之一。劉向《別錄》中說:“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因此《漢書·藝文志》將《蹴鞠》25篇附于“兵技巧十三家”類中。漢初,在戰爭較少時,軍隊普遍用“蹴鞠”練兵,提高士兵的體質、速度、耐力與反應的靈敏度等,以適應戰爭的需要。當時宮苑內的“鞠城”和“三輔高官”的蹴鞠地,是南、北軍練習和比賽蹴鞠的場地。漢武帝時蹴鞠仍作為軍中訓練的項目之一。《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和《漢書·衛青霍去病列傳》中,都載有漢軍在塞外行軍宿營時,在缺糧的情況下,“仍穿域(修理場地)蹴鞠”,此外、角抵(角力摔跤)、手搏(拳技)等民間武術技巧,也都成為軍中的訓練項目。如甘延壽因在校閱中手搏表演成績優秀,而被提升為期門郎中(《漢書·甘延壽傳》)。) p+ Y$ I( u. e# N$ ]
      (二)弓矢與騎射# r2 k/ K6 N7 y# r# [4 g
      材官(步兵)的訓練,以發矢為主。《漢律》記有“蹶張士”,即材官中的健者,能以足踏強弩而張開,騎士的訓練重在騎射。弓弩因而成為漢代主要兵器,其次,才是刀和矛等。  A. c% J* e6 I& V: |/ g
      各級軍隊中都設有掌管教練和考課射法的軍官——仆射,邊防部隊每逢秋季,要對邊塞的“侯長士吏”普遍進行一次射法考試。考核的方法,據居延出土漢簡記載,每人試射12支箭,中靶六箭為合格、不合格的要受處分;超過六箭的有賞。一般“賜勞”十五日,根據“勞日”總數,賜錢、賜爵或提升。0 W5 `- ~+ Q) f
      二、漢代邊防軍的醫療設施6 M0 M( {# q  \1 d) Y& j
      漢代邊防軍的任務為實邊、屯田、穿渠以及作城之類,間亦被調作戰。文帝時晁錯曾建議招募人民移置邊塞,并設置醫藥以救疾病(見《漢書·晁錯傳》及《西漢會要》卷59)。4 S  m; r; U$ Y! J2 _) |( h7 x
      根據1931年西北考察團在居延附近(張掖西北),敦煌、蒲昌海(敦煌縣西陽關西三百里)等地區發現不少有關醫藥的木簡和遺物。在這些木簡中,曾記載擔任戍役的士卒中有幾人“在養”,幾人“在病”。在部隊中第幾隊,戍卒某,患什么病,服什么藥;或用針,或用灸;治療結果,或死或愈,都記載得很詳細,并有“病書”。此外,還有“顯明藥函”(羅振玉,流沙墜簡,第十三葉又參釋文卷二第四十四葉)和“藥盛橐”(居延漢簡考釋,卷三,器物類云:“藥盛橐四”(八六)五,六)等殘件,藥函為長方覆斗形,有系繩紋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即行軍必備藥品。《漢書·竇田灌韓傳》曾載:“灌夫身中大創十余,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也說明當時軍隊備有戰救藥品。居延烽燧遺址中還有疾病統計、醫護人員記勤、和軍隊負傷人員的記錄的“折傷薄”等木簡,“折傷薄”署有“天鳳元年”(公元前80年)的字樣,并有獸醫。以上出土文物及漢簡,證明在漢代,屯駐在邊防的部隊中,確實有專門掌管醫藥的軍醫存在,并已略具駐屯醫院的雛型。但其具體組織如何,在禁衛軍和內地軍中是否也同樣實行,史書上沒有記載。唯在《漢官》中曾記載公元前1世紀時,已置宮醫衛士81人,系武職。隸屬于光祿寺,可能是掌領軍隊醫藥的官員。這種駐屯邊疆部隊中的軍醫,是相沿不替的。凡兩國交界和軍事要沖地帶,或彼此防地不同系統的軍隊中,也都設有軍醫。后世如唐的“折沖府”和宋的“駐泊軍”中,也都設有這類軍醫。
    / H9 m* P" f4 n, P) l8 |  三、戰時傷病員的醫療與運送
    % X9 I4 g# P8 i- a  漢代在戰場運輸工具中備有輦(用人推挽的車)和車。《漢書,李陵傳》載: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與單于戰于浚稽山,由于單于兵眾,“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二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其時間與居延出土之“折傷簿”所記時間很相近。
    , C: P- {5 W# u7 l2 I  東漢大將段穎,在西北邊疆抗御羌族的進攻多年,“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余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后漢書·段潁傳》)- d! W8 R) L% }& C6 R' W
      以上說明漢代軍中已設置醫藥,受傷時已有及時之戰傷救護,并按傷情之輕重確定用輦和車將傷員運離戰場,或令其繼續作戰,可惜記錄簡略,無法弄清它的組織形式和實施情況。2 B) r3 C; d6 c& o6 B/ G+ d1 o
      四、軍隊傳染病的隔離
    1 I8 {2 z! G) s: d9 J. g! x, J: d  戰時傳染病對軍隊減員有嚴重威脅,因此很早為軍事家所注意。如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馬援征交趾,起初雖幸而獲勝,但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軍吏因瘴疫(惡性瘧疾等傳染病)死者達十之四五,最后終于失敗。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馬援又奉命出師鎮壓五溪蠻(今湖南常德、辰州一帶少數民族)的起義,到了次年夏天,軍中又發生了大疫,戰士成千上百地死亡,馬援因感染瘴疫而死于軍中。
    4 v% q7 K& j1 V% T  到2世紀中葉,對部隊傳染病已采取隔離措施。《后漢書·皇甫規傳》載:延禧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規證隴右(今甘肅、新疆、青海一帶),因軍中發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規便將傳染病患者安置在臨時指定的庵廬中,使之與健康的士卒隔離,并親自巡視,給予醫藥,設備雖然簡陋,卻是史書中明確記載在軍隊設立傳染病隔離病院之始。
    7 a+ G% V  `: `4 S- `  五、對于寒冷的防御" x2 E1 T# h$ Q9 r! I1 l# v0 O# g
      臨時指定的庵廬中,使之與健康的士卒隔離,并親自巡視,給予醫藥。設備雖然簡陋,卻是史書中明確記載在軍隊設立傳染病隔離病院之始。
      n/ p+ T$ W) |; q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南北氣候不同,所以行軍時不得不首先考慮當時的氣候和地理環境。如漢武帝派趙充國去鎮壓西北羌人,充國想要安撫他們,而武帝下詔責令其速戰速決。其理由是:“將軍將萬余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寧有利哉?”(《漢書·趙充國傳》)。
    " ]) i! t1 D9 }! y  武帝時由于疆域的擴大,中央對邊防部隊的供應感到鞭長莫及。于是采取戍邊屯田的政策,從上郡、朔方到河西一帶置屯田戍卒60萬人。在這些屯戍西北邊區的軍隊中,即配制了御寒藥,這在西陲木簡中可以找到其遺跡。在羅振玉所編(流沙墜簡》第78簡有“……發寒散五臺”,此簡出于蒲昌海,即今張掖一帶地區,為我國有數的寒冷地帶之一。趙充國等與羌人作戰,即在這一地帶相持,此簡或即當時屯戍所留,“發寒散”今雖不知其藥物組成。但它可能是一種熱性藥,服后能使人體溫增高以御寒冷。
    9 i2 o- Y; u9 a  ?  六、戰傷救治
    . f$ f) l( e0 V- R0 i( r3 A0 T0 y  秦漢時代,由于煉鋼及鐵兵器的改進,金創折瘍成為戰時常見的傷害。止血包扎法隨之有所發展。漢代普遍使用地黃治內出血和接續斷骨,《本草拾遺》記載漢高祖劉邦曾用“斫合子”以治墮傷和內出血。《神農本草經》記載了王不留行、續斷、澤蘭、地榆、扁青等23種藥名。用于傷科內服或外敷,可見當時傷科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K6 j/ g7 V& S) Z" t$ [
      《治百病方》已用藥物功能命名為方,其處方目的不限于止血止痛,還有消散潰膿,生肌收口的功效,開拓了后世理氣活血化瘀的治傷理論。張仲景在此基礎上發展了理氣、活血、化瘀的治療法則,建立了既對癥用藥(止血止痛),又審因論治(活血化瘀)的配方原則。
    & b1 @& \5 Y* K4 s; U2 t  綜上所述,秦漢時期有關軍事醫學的史料雖然比較散亂,沒有系統記載,而且也很缺少,但僅就其文獻記述和地下出土文物來考察,仍可知其在頻仍戰爭中,無論傳染病之隔離治療,戰傷搶救之造冊記錄和外科手術治療等等,均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并達到較高的水平,專業軍醫在軍隊中可能已有一定的編制。

    點評

    此章標題前文已有,而內容不一,說明同一課題有不同話題。  發表于 2016-6-30 07:12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52:09
    第九節 醫學著述 # ^! L( o% b3 y- F4 P) `2 X
    * }( q( ^/ z' W: H% y5 N) O
    《黃帝八十一難經》
      g$ ~3 d# y$ u《神農本草經》
    ( d, E+ l/ b( e《治百病方》
    % I6 ?! o9 N3 ?; \5 ]《傷寒雜病論》
    ( M. A+ E5 c: k( M' r5 F2 ^% @; i1 ]" _* D  [$ \' B; x: h
      一、《黃帝八十一難經》0 ?2 x) _7 H/ s
      簡稱《難經》或《八十一難》。舊題秦越人撰,該書不但《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未提及,劉向、劉歆父子及李柱國校醫書時也不曾記載,直到東漢未年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時才在序文中提到《八十一難》,三國時吳太醫令呂廣是最早主譯《難經》的人。因此,研究者多認為:《難經》成書西漢末期至東漢之間。該書也帶有這一時期某些文化印記。《難經》共3卷(一說5卷),是一部以問難形式解釋古醫藥的理論著作:關于《難經》書名的含義。歷代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以“難”字作為問難之“難(nan,發音為四聲)”,清·徐靈胎《難經經釋·自序》說:“以靈素之微言奧旨,引端未發者,設為問答之語,俾暢厥義也。”另一種觀點認為,以“難”字作為難易之“難(nan,音同“男”,二聲)”。唐·楊玄操《難經注·序》說:“名為八十一難,以其理趣深遠,非卒易了故也。”以上兩種理解都有其代表性,從該書體例和文義分析,前一種說法似更符《難經》一書內容之本義。
    ' L9 E. P, g6 Y) e( b  《難經》的基本內容包括脈診、臟腑、陰陽、五行、病能、營衛、俞穴、針灸、以及三焦、命門、奇經八脈等理論疑難問題。涉及到人體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證侯、診斷、針灸與治療,以及陰陽五行學說等種種疑難問題的論述,內容十分豐富,在闡發中醫學基本理論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3 V  g9 R3 i6 C7 j0 Z6 |  《難經》現存本以明經廠刻醫要集覽本與日本武村市兵衛刻宋·王九思《黃帝八十一難》集注本等較早,歷代注釋,發揮者約50家。) g7 o$ p; J  G: y# v6 q- h
      《難經》不但在理論方面豐富了祖國醫藥學的內容,而且在臨床方面頗多論述,除針灸之外,還提出了傷寒有五的理論,對后世傷寒學說與溫病學說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難經》對診斷學、針灸學的論述也一直被醫家所遵循,對歷代醫學家理論思維和醫理研究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 E, K2 O+ x, l6 h0 z. g1 {! I, M7 M: i5 P' b& H2 b
      二、《神農本草經》8 t" r" h- H( D* F
      又名《神農本草》,簡稱《本草經》、《本經》,是一部重要的藥物學典籍。最早被梁《七錄》所著錄,六朝文獻中也有一些關于此書的引述,梁·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中指出:“舊說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后漢時制,疑仲景元華等所記。”雖未署撰寫者姓名和年代,但書中所記載藥物郡縣產地名稱最晚的設置是“永昌”郡(見木香、犀角、波子等條),《后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月春下月,益州激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于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因此,不少學者據以認為《神衣本草經》成書當不早于東漢。同時,必須指出,《神家本草經》的藥物產地更多記有先秦古地名、秦漢地名等,也反映了該書的形成是一個不斷完善和繼承發展的過程。說明《神農本草經》的成書恐非一時一人之手,在秦漢之際或先秦已有該書原始資料是正確的,但若認為該書已成于此期,則尚乏較充分的根據,《漢書·藝文志》未載該書,但東漢時期神仙方術、服石煉丹盛行時期的印記多處可見。6 d) Y' N! T( A
      《神衣本草經》分為”序錄”(1卷)和正文(3卷)兩大部分,“序錄”是關于藥物學的總論,論述了上、中、下品分類、藥物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性味產地、真偽鑒別、各種劑型、臨床用藥宜忌、用藥劑量、服藥時間、諸藥制使等,正文部分以三品逐一對360種藥物的名稱、性味、主治病證、產地(山、谷、川、澤等)、別名,進行分類記述。+ o# \& i0 [2 V+ q
      《神衣本草經》經過長期的輾轉傳抄,有《神農本草》、《神農本經》、《神農藥經》、《神農經》、《本草經》、《本草》、《本經》、《正經》、等不同名稱。) \- P. \9 s3 C) _! {- ]% N;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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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治百病方》  l7 s% R# w1 L0 w
      1972年11月,在甘肅武威旱灘坡發掘了一座墓葬,經研究鑒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長的醫生,隨葬品除醫藥簡牘外,還有鳩首仗、五銖錢等,其時代當是東漢早期,共有92枚手寫醫藥簡牘,初名《武威漢代醫商》,但因簡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樣,遂改名為《治百病方》。9 f/ [# P9 v% f0 f1 ~" {& O
      《治百病方》內容相當廣泛,包括內、外、婦,兒、五官各科的疾病。記述了咳嗽、哮喘、傷寒、諸癃、血瘀、目疾、齒痛、耳聾、伏梁病、潰瘍、出血、痹證、久泄、不孕癥;大麻瘋等病證的病因、病理、證侯。所載藥物近百種,其中植物藥63種、動物類藥12種、礦物藥16種,酒類等液體藥物9種。這些藥物有69種見于《神農本草經》,有11種見于《名醫別錄》,還有20種未見于其它本草書記載。書中還記述了藥物的炮制,以及湯、丸、膏、散、醴、滴、栓等不同的劑型,共有醫方36首、有的方名標明是”公孫君方”、“建威耿將軍方”、“東海白水侯所奏男子有七疾七傷方”等,概為傳方人姓名及官職。在服藥時間上,有先飯、宿食旦飲、暮吞、吞等區別。內服藥有酒飲、米汁飲、酢漿飲、鼓汁飲、含咽汁、醇酒和飲等。外用藥有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塞鼻等。在針灸治療上,還記載了灸的的穴位,留針的方法,針灸宜忌與病人年齡關系。有的簡牘還記有藥價等。此外,有些方藥,醫療技術反映了匈奴等少數民族醫藥的一些經驗。/ K- \6 ?: {4 r2 z4 `8 s+ ^% Q+ @
      《治百病方》已體現了辨證論治的思想,尤其是同病異治的情況較多,組方配藥比較嚴謹,治療上藥物與針灸并重。本書不是一般的醫藥文獻整理之作,而是醫家實踐經驗和吸取當時醫藥經驗的總結。全書體例多為一病一方,每條條文列方名、病名或證候、藥方名稱、藥量、制藥、服法、禁忌等。涉及醫理論述則較少,比較樸實簡明。雖然《治百病方》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對研究漢代醫學有著重要的意義。1 s$ ~- a( v  Q, R, o0 y5 v! J, z

    ) r& |9 j0 K* n' {! _+ X8 r9 W/ z5 B  四、《傷寒雜病論》
    ' S" b, h9 Y% c  u- |3 S7 H  l, |  東漢未年張仲景撰,漢末建安間,疫癘流行猖厥,死亡甚重,張仲景在論述自己編撰該書的背景、動機和依據時指出:“余宗族素多,向徐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此書撰成未久,即遭戰亂而散佚,后經太醫令玉叔和重新整理編次,得以流傳。林億等《傷寒論·序》說:“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學之。”晉·皇甫謐認為:“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宋·李昉《太平御覽》引高湛的觀點:“王叔和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明清醫學家也多給予肯定和贊成。因此,學者多認為《傷寒雜病論》——分為《傷寒論》與《金匱要路》二書者,乃王叔和整理之功。此后,該書的書名、卷數及分合屢有變更,至北宋初,始見書分為二。“開寶中,節度使高繼沖曾編錄進上,其文理舛錯,未嘗考證。”此指《傷寒論》,又,“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于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辨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孫奇等,《金匱要略方·序》),此為《金匱要咯》的祖本。英宗治平二年(1065),校正醫書局孫奇、林億等重加訂定,即成為宋以后所廣泛流傳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前者專論傷寒,后者專論雜病。至于《傷寒雜病論》與一分為二的宋以前原貌,已不可確知。+ q# X4 X  G$ }( |. }( Q( j  |3 J9 N
      《傷寒論》全書10卷,22篇。六經病脈證并治是該書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專門討論急性外感熱病——傷寒病的專著。張仲景吸取了《素問·熱論》中的六經分證法,以六經為綱。將病者的病狀、脈候,根據其虛實表里寒熱來劃分為六個不同的病類,三陰三陽內連臟俯,外屬經絡,由于邪氣強弱以及病人體質的不同,又有不傳、直中、循經傳、越經傳以及合病、并病等不同情況,確立了傷寒病辨證的綱領。在治療方面,依據其四診八綱所得的資料以及病因病理認識,確定治療xx,將汗下吐和溫清補消八法靈活地運用于治療過程之中,或單用,或同用,立法謹嚴,然后選方用藥,用藥80余種,其方劑多選藥精當,配伍有度,主治明確,療效顯著,被后世人尊為“經方”。由于《傷寒論》的巨大成就,后世研究者很多。其注本約有成無已系(《注解傷寒論》)、方、喻系(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喻嘉言《尚論篇》)、錢塘二張系(張志聰《傷寒論集注》、張錫駒《傷寒論直解》)三大注本體系。歷代包括日本等注釋、發揮、方論、歌括、雜著等670余家,足見其影響之大。
    , g5 w% l' @+ w& q9 |  《金匱要略方論》,簡稱《金匱要略》,系討論內傷雜病的專著。全書3卷,25篇,系統論述了急性熱病之外的各科、各類疾病之病證的理、法、方、藥等。第一篇為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是全書立論基礎,主要是以臟腑經絡學說為基礎,闡明各類證侯的發生變化及其與臟腑經絡的關系。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別論述百合狐惑陰陽毒病、瘧病、中風歷節病、以及妊娠病、產后病、婦人雜病等20余種、類病證。所述病證以內科雜病為主,兼及外科婦科病證各有專篇。在病因方面,《金匱要略》明確地劃分為三類,認為:“千般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對后世病因學說有直接啟示。
    ) c  W- Q2 ~5 @, b: I, w  《金匱要略》現存最早版本為元刻,注本頗多。以元代趙以德的《金匱方論衍義》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匱要略心典》最為著名,據統計歷代注釋、發揮、方論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9 E  H& M$ F. V2 O) I  《傷寒論》、《金匱要略》不但在國內歷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數百家之多,為歷代研究、治療急性熱病的醫學家所遵循,成為他們發展、發揮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的基礎、依據和教育后學的課本。在國外也有著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許多《傷寒論》之珍本,并由日本再傳中國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而且日本學者研究、注釋《傷寒論》的著作,僅就先后傳到中國而現存者也有60多家。再如《金匱要略》較好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醫學家之研究《金匱要略》而有專著流傳至中國者,有10余種之多。關于將《傷寒論》《金匱要略》并作重編、方論者,日本名家之專著并流傳中國者有近20種,由此可見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在日本的影響之廣泛和深遠。在日本現代醫學昌盛的今天,日本學者仍給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視,許多醫學家在臨床醫療中,仍然十分重視該書原有方之應用,并取得很好效果,運用該書中成方制造的成藥,也為日本醫界所信賴。

    點評

    上述幾部是早期醫學的代表作,古今皆受益  發表于 2016-6-30 07:13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52:46
    第十節 醫學家傳記
    ) ?# @5 ^3 N9 c: [" u* l$ T  Q3 C) g- F
    淳于意1 g3 w7 W, o* n7 b3 a
    涪翁與程高、郭玉
    0 A6 R/ `7 [# e  e9 s8 M韓康0 i+ X; D# y8 P( k% C
    壺翁與費長房/ M2 m3 h5 M" u; u! `- K
    張仲景
    0 Z  u0 G6 p7 ~華佗4 c; \% [  U4 x7 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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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淳于意
    8 f$ X; L7 ~7 c  t6 a! S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漢臨淄(今山東淄博)人,因曾任齊國的太倉長(一說太倉令),人稱倉公。年輕時喜鉆研醫術,拜公孫光為師,學習古典醫籍和治病經驗。公孫光又將倉公推薦給臨淄的公乘陽慶。當時公乘陽慶已年過六十,收下淳于意為徒,將自己珍藏的黃帝、扁鵲脈書、根據五色診斷疾病、判斷病人預后的方法、以及藥物方劑等書傳給他。三年后倉公出師四處行醫,足跡遍及山東,曾為齊國的侍御史、齊王的孫子、齊國的中御府長、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齊王的侍醫遂等診治過疾病。當齊王劉將閭為陽虛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為其治愈了關節炎一類疾病,還隨從將閭來過長安(今陜西西安),并為安陵(今咸陽東北)阪里的項處診治牡疝病。
    / ?; l8 a4 Q# L  m( s  齊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氣喘、頭痛、目不明、懶于行動。淳于意聽說后,認為文王形氣俱實,應當調節飲食,運動筋骨肌肉,開闊情懷,疏通血脈,以瀉有余。可是有一庸醫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于是王公貴族誣滔倉公“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加之同時趙王、膠西王、濟南王請倉公為其治病而未至。官府聽信誣告,把淳于意傳到長安受刑。淳于意生有五女,當皇帝詔書進京問罪時,他感傷無男隨行。于是小女兒堅持隨父進京、并上書朝廷,申述父親無罪,并愿意為奴以換取父親的自由。經漢文帝詔問,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淳于意在應詔回答漢文帝詢問時敘述了自己學醫、行醫的經過,業務專長、師承、診療效果、病例等,史稱:“診籍”(即診病的簿記)共計25個病案。他所答詔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齡、性別、職業、籍里、病狀、病名,診斷、病因、治療、療效、預后等,從中反映了淳于意的醫療學術思想與醫案記錄上的創造性貢獻。1 e* i3 \7 L3 \! h9 l( V- B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樣,并沒有把醫學經驗的傳授限定在神秘而狹小的范圍內,而是廣泛傳授醫術,他因才施教,培養宋邑、高期、王禹、馮信、杜信、唐安以及齊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漢時期文獻記載中帶徒最多的一位醫家。, X+ K4 S% p)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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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涪翁與程高、郭玉
    & V2 w. t3 J4 h9 c7 w$ [  郭玉(公元1~2世紀),東漢廣漢郡(今四川新都縣,一說廣漢縣)人,是漢和帝時最負盛名的醫學家。& q$ d" z9 t: v' F3 \' \8 D7 A
      郭玉的師祖是一位隱士醫學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釣魚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稱為“涪翁”。史志記載:“涪翁避王莽亂隱居于涪,以漁釣老,工醫,亡姓氏。”(《直隸綿州志隱逸》卷41),涪翁“所居處為漁父村”,“在涪城東四里”(《三臺縣志·方使》卷9),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于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后漢書·方伎列傳》),綿州人民為了紀念他。將涪翁列入南山十賢堂,又有“涪翁山石刻”、“漢·涪翁像碑”等勝跡。0 X* r6 Z7 ^4 Y  s+ @( k
      郭玉的醫術、醫德和對針灸與診法的貢獻,為朝野所嘆服。他死在官任上。
    4 B8 V; U' Z7 v( Q2 N& h  程高也是位隱士醫家。廣漢(今遂寧縣東北,或今射洪縣)人。郭玉年少時拜程高為師,“學方診六征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在漢和帝時(公元89~105年)為太醫丞,治病多有效應,皇帝感到奇異,為試驗郭玉診脈技術,使一手腕肌膚似女人的男子,與女子雜處帷帳中,令郭玉各診一手,問郭玉此人所患何病,郭玉診脈與望形色相兼,診出其中有故,說:“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皇帝為之贊嘆不已,郭玉醫術高明,醫德高尚。為人診病“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但在為貴人治病時,往往療效不很滿意。皇帝派一個貴人患者,換上貧寒人的衣服,并變換居處,請郭玉診療、郭玉一針而愈。皇帝詔問郭玉,郭玉回答說:“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礙言也”。反映了他在診治疾病時全神貫注,為病人負責的精神。郭玉對答中分析了為貴人診病的難處,他說:“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于病哉”?郭玉以上論述正確估計了存在于東漢王公貴族的生活和思想行為對疾病診治的不良影響;同時也科學地揭示了醫生診治不同社會地位的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礙。他是繼扁鵲之后又一個對醫療社會與心理有研究的醫家。2 A# u) A. S# a, q5 ]; l8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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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韓康! e; r- E7 e3 k% x. v! e
      韓康(公元2世紀),字伯休,一名恬休,關中霸陵(今西安市東)人。他出身望族,卻不慕名利,致力于醫藥,采藥于名山,賣藥于長安(今西安市)市面,“口不二價,三十余年。”以此表明信譽為重,所售藥是貨真價實的。有女子從韓康那里買藥時討價還價,韓康守價不移,那女子生氣地說,你不讓價,難道你是韓伯休嗎,韓康感嘆地說,我本想避名埋姓。今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姓名,我還賣藥做什么?便隱入霸陵山中了。) ~: ?. G9 m) C1 U8 ?; W+ i' ]! {
      后來朝廷知道韓康的學問和才氣,授以博士。漢恒帝(147~167)派人持厚禮和車輛接他,使者奉詔書到韓康家中,他迫不得已,才答應遵命。但他不乘朝廷的車輛,而乘自已的牛車。在天未亮時駕車先行了,走到一個地方,亭長因韓康征士要從這里路過,就動用人力和畜力來修路筑橋;見韓康這般模樣,以為他是種田翁,叫人奪下他的牛,朝廷使者趕到,看見被奪牛者是韓康,欲處死這個亭長,韓康說,這怪我自己,不能怪亭長,并在途中向東逃入霸陵山中,隱居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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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j( K: ~1 S: n. a2 z0 m& U  四、壺翁與費長房
    * i0 j0 D# _9 I7 S8 G% @3 f7 j  壺翁,(約公元2世紀),不知其姓名,一稱壺公。一說“壺公謝元,歷陽人,賣藥于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日收錢數萬,施市內貧乏饑凍者。”可見壺翁是一位身懷醫技、樂善好施的隱士醫家。由于他診病賣藥處常懸一壺作為醫幟,所以人稱壺翁,民間傳術有關于他的許多神話故事。壺翁曾將醫術傳授于費長房。《后漢書》說:“費長房者,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子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其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復乃就耬上侯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遂欲求道,隨從入深山,翁撫之曰:子可教也,遂可醫療眾疾”。類似記載,還見于葛洪《神仙傳》等。這些記載雖然語涉傳奇色彩,但若揭其神誕外衣,不難知壺公費長房乃東漢時名醫。壺公的事跡傳之甚廣,歷代醫學家行醫開業,幾乎無不以,“懸壺之喜”等為賀,或于診室懸葫蘆為醫之標志,至今仍有不少藥店、制藥廠等沿以為用。
    & g8 C  j0 t& I/ N  相傳壺翁的師傅戴公柏有《太微黃書》10余卷傳世。壺翁著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20余卷,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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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張仲景
    8 P8 Z/ ?* D/ s+ q# |  張仲景(約150~219年),名機,東漢末年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南陽市,一說涅陽故城在今南陽市與鄧縣之間的稂東鎮,地屬鄧縣)人。(按《水經注》:“涅陽,漢初置縣,屬南陽郡,因在涅水(今趙訶)之陽,故名。”張仲景的里籍自來眾說紛云,陳邦賢氏定為南陽郡涅陽,范行準氏定為南陽蔡陽,嗣后廖國王、張炎二氏考涅陽故城在今鄧縣稂東鎮。尚啟東考為南陽郡棘陽(故城在今河南新野東北)),《后漢書》無傳,其事跡始見于唐代甘伯宗《名醫錄》:“張仲景,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始受術于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聞寡見者所能及”。5 N* ]2 ]: w7 q' o6 @6 Z
      張仲景生活于東漢末。當時,除連年戰亂外,疫癘流行,曹植曾有記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集詮評》第九卷),張仲景稱其宗族原有人丁二百余口,自建安以后的不到十年間,死亡者有三分之二,而死于傷寒的竟占十分之七。張仲景有感于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死亡,加之世浴之弊,醫家之弊,醫道日衰,傷往昔之莫救,促使他悉心研究醫學,“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前代醫籍如《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又結合個人臨證之經驗,編成了《傷寒雜病論》。原書十六卷,經漢末戰亂兵火而散佚,復得后世醫家整理,成為今本《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前者專門討論傷寒病。后者主要論述內傷雜病。
    ; o: }' ?/ M4 L+ |% `  a% ~  傷寒是外感急性熱病的總稱,《素問·熱論》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張仲景基于此說而發展,他以六經為綱,剖析了傷寒病各個階段的病機病位病性,創立了傷寒病的六經辨證體系。對于各科雜病,張仲景以臟腑經絡為樞機,縷析條辨,開后世臟腑辯證之先河。《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二書共載方劑269首,用藥214種,對藥物的加工與使用,方劑的配伍與變化都有很細致的要求。張仲景對外感熱病與雜病的認識和臨證治療的指導思想與方法,被后世概括為辨證論治體系,其在藥劑學方面的成就,對后世醫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宋代之后的醫學家多尊稱其為“亞圣”、“醫圣”。7 I4 d" |2 d7 u; F$ x
      張仲景本為士人,而能絕意宦途。精研醫道,并鄙視那些“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的“居世之士”。他不僅以醫術享譽于當時,且對醫生的醫德與醫療作風有相當嚴格的要求,批評那些醫德不修、醫風不正的醫生,“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訣診,九侯曾無彷佛,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這些論述上承秦漢,下啟晉唐,成為祖國醫德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2 r# w9 t8 g
      張仲景的著作除《傷寒雜病論》外.見于文獻著錄的尚有《張仲景五臟論》、《張仲景脈經》、《張仲景療婦人方》、《五臟營衛論》、《療黃經》、《口齒論》等。張仲景弟子有杜度、衛汛,俱為當時名醫。
    ; k( Y& X8 @3 `, E" F  后人為了紀念張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明清以來留下的有關文物勝跡較多。河南南陽的“醫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醫圣祠”(1727)、“醫圣張仲景故里”(1900),據明代《漢長沙太守張仲景靈應碑》記載:“南陽城東仁濟橋西圣廟,十大名醫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陽縣志》記載:“宛郡(南陽)東高阜處,為張家巷,相傳有仲景故宅,延曦門東迤北二里,仁濟橋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陽的醫圣祠經明清以后屢次修葺(其間也有毀壞),保存比較完整。分布各地的十大名醫祠中都供有張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國民間對張仲景的崇敬與緬懷。醫圣祠于本世紀50年代以后經不斷擴建增修,已煥然一新,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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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n( a2 Y7 B" j  六、華佗
    5 d+ m1 Q! E5 D& _# u/ c  華佗(約公元2世紀~3世紀初),字元化,沛國譙(即今安徽省毫縣)人。他在年輕時,曾到徐州一帶訪師求學,“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沛相陳圭推薦他為孝廉、太尉黃琬請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謝絕,遂專志于醫藥學和養生保健術。他行醫四方,足跡與聲譽遍及安徽、江蘇、山東、河南等省。曹操聞聽華佗醫術精湛,征召他到許昌作自已的侍醫。曹操常犯頭風眩暈病,經華佗針刺治療而痊愈。但華佗為人耿直,不愿侍奉在曹操身邊,甚至認為作侍醫是可恥的職業,于是就托詞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藥為由,一去不再返回。曹操多次寫信催促華佗,又令當地郡縣把華佗遣還,最后派人偷偷察看,才知華佗不愿為侍醫,遂將華佗逮入獄中。有人向曾操請求寬恕華佗,曹操不聽勸說,竟殘酷地殺害了華佗。
    " }0 V0 a; z! ?" _( F5 S  華佗生前著有醫書,臨死時拿出一卷交給獄吏,獄吏不敢接受,華佗將書焚毀。此乃千古之憾事,歷代托華佗之名而出的醫書有數種,舊題華佗所著的《中藏經》中,相傳記載有華佗的一些學術經驗與方術及藥劑。! k( B$ T! x2 j$ D) j% ~
      曹操殺害了華佗后,常感到內疚后悔,特別是他的愛子倉舒(曹沖)病重時,更是非常后悔殺了華佗,令兒子的病得不到治療。早在三國時,華佗就被魏國列為著名醫家,后世譽稱他是“外科學鼻祖”。
    ) b: Y* i2 l  Q. a5 f  華佗在醫藥學術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為最負盛名。《后漢書·華佗傳》記載,華佗“精于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于內,針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積,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記載華佗的醫案有數十則,皆具體地反映了華佗高明的診療醫術,涉及到內、外、婦、產、兒、五官、針灸等科。他因病制宜,采用各種不同的療法。他以手術治愈了腸癰、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轉危為安。當華佗成功地應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進行腹部手術時,世界其它國家的外科麻醉術尚處于摸索階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華佗善辯證施治,他用刺血療法治愈了頭暈目眩、視物不清(類似高血壓、腦動脈硬化)患者的病癥。
    % H' k9 j5 _! j# K- @& B  華佗對養生和預防保健尤為注重,并身體力行,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有其獨到之處。華佗“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他對弟子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極耳。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后漢書·華佗傳》)他總結并創造“五禽之戲”,仿鹿、熊、虎、猿、鳥的動作,時常操練,可強身除病。身體若有不適,做一禽之戲,汗出,即感輕松。華佗還重視節欲保健,他創制了一種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臟、輕身、烏發的藥物。- M/ [1 F* c$ l5 V+ u6 B4 r
      華佗的弟子李當之,著有《李當之藥錄》。吳普常練五禽之戲,年高九十多仍耳聰目明,牙齒完堅,著作有《吳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長針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華佗教授的養生法,享壽百余歲。普常練五禽之戲,年高九十多仍耳聰目明,牙齒完堅,著作有《吳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長針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華佗教授的養生法,享壽百余歲。

    點評

    這類醫家是時代的產物,又高于時代的成就  發表于 2016-6-30 07:14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53:18
    第五章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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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20年曹丕襲魏王位,當年廢漢獻帝自立,國號魏。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據長江上游地區;222年孫權在建業(今南京市)稱吳王(229年稱帝),據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從此,魏、蜀、吳鼎立局面形成。三國連年征戰,263年魏滅蜀,265年司馬炎代魂立晉(吏稱西晉),280年晉滅吳,全國復歸一統。但西晉王朝因司馬氏宗室爭奪中央統治權,“八王之亂”持續十六年的混戰,使隱伏矛盾迅速激化,很快導致北方少數民族兵進中原。從316年匈奴貴族建立的政權滅西晉起,北方從此進入“五胡十六國”的戰亂時期,前后出現20個割據政權。直到公元439年鮮卑族政權北魏統一中國北方,方獲近百年的相對穩定。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繼之北齊代東魏,北周代西魏,581年隋代北周。在南方,公元317年西晉瑯玡王司馬睿在建康(南京市)稱帝建立偏安江南的政權,史稱東晉。公元420年以后又歷經宋(420~479年)、齊(479~502年)、梁(502~557年)、陳(557~589)四朝更迭。此四朝與北魏以降的北方政權相對峙,是為南北朝,直到公元589年隋滅陳,才再次結束割據局面,使全國重歸統一。; S# m$ s0 ~! s1 P- \; o. k
      從東漢末年到隋統一全國近400年間,是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中最紛亂的時期之一,這個時期也是中國各民族大融合的一個時期,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在北方和長江上游地區,先后有曹魏和蜀漢分別制定魏律和漢律、推行屯田制;西晉初期改立占田制、課田制以及對王公官員的限田制,這對抑制土地兼并、補救戰爭創傷和恢復社會經濟均有一定積極作用。北魏改變鮮卑族風俗、服制、語言,鼓勵與漢族通婚,加強同漢人士族的聯合統治。這些改革推進了民族融合,加快了各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生產、經濟的恢復和科學文化的發展。
    ; \6 L7 q* P7 H# [  東晉和南朝時期,江南地區的生產有較為迅速的發展。西晉末開始的北方戰亂,迫使大量漢族農民遷至相對安定的江南地區,總數達70萬人。北方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被帶到南方,廣為傳播,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狀態大為改變。農作物品種逐步增加,牛耕普遍推行,干旱地區采用了北方精耕細作的區種法。同時,還興建了不少水利灌溉工程,創造了多種作物經營,使農業生產水平迅速提高,并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生產和經濟的恢復發展,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7 n1 ^# b# N# k  在意識形態方面,隨佛教興起和道教流行,兩漢時期的獨尊儒學局面被打破了,開始出現儒佛道并立格局,并有玄學的流行。
    2 d2 v$ x" M- j% q5 g0 R& @' R  佛教自西漢末由印度傳入我國,到東漢時已有人翻譯佛經,但信佛者不多,魏晉時期印度和西域僧人陸續來到中國,隨著佛經翻譯增加和佛寺興建,佛教迅速傳播,印度醫學也隨之傳入我國。南北朝時期大力提倡佛教,于是造佛寺、塑佛像、釋佛經、傳佛學形成高潮。以至“招提櫛比,佛塔駢羅”,僧尼人數也大量增加。佛教教義將現實痛苦歸罪于前世不行善,要人們忍受今世苦難,寄希望于來世,這種思想易為當時處于戰亂動蕩社會之中的人們所接受,“因果報應”、“靈魂不滅”、“三世輪回”等佛教迷信思想一時廣為傳播,勞動人民深受其害,文人和士大夫也以說佛談禪為能事。這在很大程度上渙散了人們同疾病作斗爭的意志,懈怠了人們創新醫藥的積極性,給醫學的發展帶來危害。
    6 P) b9 ~; [& @) t  道教源于我國民間,東晉和南北朝時期道教教義理論和宗教組織迅速發展,形成一派很有影響的宗教勢力,其根本教義在于追求長生不老,還宣揚“讖緯”之說和“清靜虛無”等觀點。這些宗教迷信和無所作為的思想,無疑對社會和醫學的發展都產生消極影響,但是道術中有不少與醫藥保健有關的養生學內容,煉丹過程也積累了豐富的化學和藥物學知識,為道教典籍和相關書籍所保存。
    # e- [- u8 G' \, X9 R  兩漢時期,統治階級所獨尊的儒家學說,此時期因佛教和道教的興盛受到很大沖擊,但仍是封建統治的基本思想柱石。儒經所講倫理道德和禮樂制度等,對醫家均有較大影響,東晉以后,出于統治者的需要與提倡,儒、佛、道三家均有較大發展,漸成并立局面。
    ! C9 E2 F! h( h, K7 n5 `( x  南朝時梁武帝肖衍為協調儒、佛、道關系,創三教同源說,試圖以佛教為主,儒道為輔統一三家。他首先興儒家,制禮樂,倡經學,為孔子立廟,設五經館,置五經博士;又大興佛教,建佛寺達700所,親自講演佛經,使佛教在南朝迅速發展,同時寵任道教徒陶弘景,賜以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煉制仙丹,企求長生不死,致道教在南方濱海各地大為得勢。于是形成了南北朝時期儒、佛、道相互鼎峙的錯綜復雜局面。
    0 C# y5 c, ?5 \& m; F- E: @2 x  《易經》、《老子》、《莊子》被稱為“三玄”,玄學家熔儒家的名稱與“道家”的“自然”為一體,加以改造和發揮,被稱為玄學,它是這時期的一個重要的哲學思想體系。他們自恃清高、無為、清談“玄理”。其思想體系甚為復雜,相當部分士人,放蕩不羈,講求服石、煉丹,在這一過程中發現和積累許多化學變化的規律和經驗,從另一側面推動醫藥學的發展。
    $ y8 @, e7 L% X  此期醫學發展有三個特點:
    ' H9 V; e. t9 e; @  (一)人民群眾和許多醫家面對戰爭連綿,社會動蕩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況,有更多的機會進行大量醫治傷病疾苦的實踐,從而使臨床醫學迅速發展,各科臨證經驗進一步充實。診斷水平明顯提高,治法豐富多采,診治均有新的創造和發現。據記載,本時期問世的醫方書籍近200種,在內科、外科、骨傷科、婦兒科以及各種急救處理等方面,均有很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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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診斷學和針灸學的基礎理論和實踐規范化,在總結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礎上,有重大發展,晉·王叔和的《脈經》,魏晉間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等著作為其卓越代表,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6 _, q6 j- e$ l' O7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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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藥物學有突出進步,本時期本草著作達70余種,最有影響的是南北朝時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他將前代本草學成就進行了較徹底的整理,又總結《本經》后數百年的新經驗,參考《名醫別錄》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書,不但藥物品種成倍增加,對藥物限制、度量衡、劑型等嚴加考訂,更重要的是開創了新的本草分類方法,影響深遠。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論》是我國現知藥物炮炙的最早專著。. G$ M4 L& x5 _/ i/ f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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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玄學思想影響下,服石之風大盛,并使煉丹術迅速發展,由此既引起許多新的疾病的產生,也推動了藥物學的發展,這是本時期醫藥學另一個顯著特點。- w. k3 [: }6 [7 }5 d% Y$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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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醫事制度、醫學教育和衛生保健 ( y/ w5 ?: S  h

    + u% z* i6 S* f* d第二節 臨床各科醫療經驗的積累 5 v8 R  a+ `/ R4 f# m: Z

    $ H) x8 I, u# m3 Q) b第三節 醫學理論研究與文獻整理
    ) |$ S8 L( K7 @& s" K: j4 O5 E+ o4 U5 T3 y3 @  e% }" a( ~/ @) t
    第四節 藥物學的豐富與發展! F0 A/ b7 r0 `1 M

    3 o1 \$ Q2 W6 m* b1 x第五節 服石與煉丹
    , H# X$ R. d, V! W& t0 _, E; z2 Y
      a: h/ T' c3 Z- g& y2 T第六節 少數民族醫學
    3 ~: r- m! g0 a* F  M) U' C/ k. w. i) j$ j
    第七節 軍事醫學# C- ]% x7 @* R8 S3 B1 J+ r

    * ~2 G: ?7 k) X: ^3 ]1 @( R第八節 中外醫學交流
    . l- `; v# j. \+ r5 _' |. J$ q6 \* m
    第九節 醫學著作 ) U$ \7 [% Y! i' O/ ~4 n0 A
    . E+ ]8 O$ z' [4 B& x
    第十節 醫學家傳記

    點評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醫學嚴格說是個動蕩 的低潮  發表于 2016-6-30 07:16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53:47
    第一節 軍事制度、醫學教育和衛生保健9 W% j* ^! E" A+ s1 ?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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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0 R. R4 G( K. U, \- S- ~
    ) o: P1 E5 x: P( j  一、醫事制度* k# v7 h" m1 F. v5 r& ]' z6 z
      (一)醫官制度
    $ _, {% E8 x. u  三國時期,魏承漢代醫官制度,有太醫令、丞、尚藥監、藥長寺人監、靈芝園監等官職。《太平御覽》引《玉匱針經序》中有吳置太醫令的記載,蜀漢醫制無考。
    ! e/ G" p( k$ I  晉代承襲漢魏官制,設有太醫令等職。據記載:晉代太醫令銅印墨綬,統屬于宗正,又有尚藥監、藥長寺人監。東晉時,省宗正合并于太常,原隸屬于宗正的太醫官屬,后改隸于門下省。門下眾事為為侍中所掌,這是后代以太醫令隸于侍中的開始。! W" a0 L8 f) n6 t9 K: n% I
      南朝醫官,劉宋有“太醫令一人,丞一人,隸侍中”。齊有“太醫令一人,丞一人,屬起部亦屬領軍”。《資治通鑒》記載齊有御師。梁有太醫令一人,丞二人,屬門下省。又有太子官屬的藥藏局設置藥藏丞。諸王國官屬,有典醫丞。郡縣屬吏亦有醫職。《北史·姚僧垣傳》載又有太醫正之設。《冊府元龜》記載梁以后,尚藥職事由太醫兼任,陳如梁制。7 ?$ b& \3 B" W9 M# _1 L
      北朝醫官,北魏有太醫令等職,屬太常。門下省設有尚藥局,有侍御師。《魏書·官氏志》記有太醫博士(七品下)和太醫助教(九品中)之設。北齊有太醫署,設太醫令、丞等職,屬太常。太子門下坊設有藥藏局,置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皇子王國各置典醫丞二人。中侍中省設有中尚藥典御二人,丞二人;門下省置尚藥局,設典御二人,丞二人,侍御師四人,尚藥監四人,尚書省、門下省和中書省內均設有醫師。北周有太醫下大夫、小醫下大夫、小醫上士、瘍醫上士、瘍醫中士、瘍醫下士、醫正上士、醫正中士、醫正下士、食醫下士、主藥下士,均屬于天官。魯醫上士、獸醫中士、獸醫下士,均屬于夏官,其官品高者為正四命,低者為正一命。
    ( e, K0 W% [2 O* Y  由上述可知:此時期中央醫官機構較前更為細密,特別是北周,不僅已細分為太醫、獸醫等七類,各類又再分階,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級系統。這對醫績的考核管理和促進業務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利的。至于地方醫政,除梁有“郡縣屬吏亦有醫職”之記載外,其他不知其詳。7 u& _7 W* N3 Z+ s$ R
      (二)官頒醫書
    & p8 w+ W- H5 ]  南北朝時的官頒醫書,有劉宋時《宋建平王典術》120卷,北魏時李修《藥方》110卷,王顯《藥方》35卷,均為臨床方書,反映出當時臨證醫學的進步。
    5 ?7 I4 F) ^. B8 b  [  官頒醫書多由當時帝王御醫主持,組織眾多醫家集體編撰,卷帙甚巨,且備頒行之便,對醫術的總結提高和推廣具有積極意義。李修《藥方》成書于北魏太和年間(公元477~499年)“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針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余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余卷,皆行于世。”(魏收:《魏書·李修傳》,卷九十一,十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
    ( S  C/ z8 H/ p: ^- l9 A$ W$ L, r  王顯《藥方》編撰于六世紀初。《魏書·王顯傳》記載:“世宗(即武帝)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隋書·經籍志》著錄本書時謂:“后齊李思祖撰本一百十卷”稱李修(字思祖)為后齊人,有誤),魏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詔書中稱:“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和救患之術耳。”(魏收:《魏書·王顯傳》卷九十一,十一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這兩項記載,時問和撰修卷數等均甚一致,應為一回事,王顯《藥方》為當時流傳經方之精要,通過行政渠道備布郡縣、鄉邑,對促進臨床醫學的發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2 T; `3 P5 w, Z. O& k$ x  南朝劉宋時所撰《宋建平王典術》,梁時尚存,計120卷。(魏收:《魏書·世宗紀》卷八,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但修撰情況失載,劉宋建平王宏(字體度·公元434~458年)病逝時僅“年二十五”,(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三》,卷三十四,十四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推測該書可能為“篤好文籍”(沈約《宋書·王宏傳》卷七十二,二頁至三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的王宏主持下集體撰修,才可能完成這部120卷的大型方書的篇撰。
    ! J. Q7 X+ I% [' C% o  N7 _/ m  二、醫學教育
    + ^% T! ~4 J8 H; \0 n# V  (一)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
    1 e# J$ \( Y. C  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歷來是中醫學術教育的傳統方式。三國時名醫吳普、樊阿、李當之等是著名醫學家華佗的弟子。/ c, T% @' j/ A1 @  m
      家世相傳,最有名者莫過于南北時期東海徐氏。徐氏世守醫業,代代有名。其可考傳授世系略為:; w. `8 p2 x' I# V% h/ Q3 E0 c
      之才- G+ m) r9 q1 O. B)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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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度——文伯 ——雄——之范  |+ a6 B/ L+ ?, d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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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8 B9 u" I  o# U: c  j  徐熙   謇(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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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T8 \0 q6 W  叔響——嗣伯% R# ?7 O2 m" n)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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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之才曾總結家傳效方,撰為《徐王八世家傳效方》10卷(按:北齊曾封徐之才為西陽郡王,故稱徐王)。(李百藥:《北齊書·徐之才傳》,卷三十三,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再如名醫姚僧垣,其父菩提即精醫聞名。僧垣年二十四即襲其業術,后成為南北朝時“遠聞服,至于諸番外域”(令狐德:《周書·姚僧垣傳》,卷四十七,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的著名醫家。僧垣之子姚最后也成為能醫。
    + O; F- x7 \+ Z6 ?  N  (二)官辦醫學教育的產生
    1 k) T+ l# W' }8 v  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的醫學教育方式,都是個別傳授方式,造就醫學人才的數量和技師遠不能適應實際需要。隨著醫藥學的發展與進步,此時期開始出現由政府舉辦的醫學教育機構。: Z% U$ E7 Y/ K/ t6 I7 N$ J: M; q
      《唐六典》卷十四注記載:“晉代以上,手醫子弟代習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醫令秦承祖奏置醫學,以廣教授。至三十年省。”這說明早在晉代已有醫官教習之設,劉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奏置醫學教育一事,則是政府創辦醫學教育最早的明確記載。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九月,孝文帝“詔群臣定律令于太華殿”(鄭樵:《通志·后魏孝文帝紀》,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鴻寶書局石印本),北魏設“太醫博士”、“太醫助教”(魏收:《魏書·官氏志》,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之制,可能就在此時。從此,政府舉辦醫學教育開始形成制度,為隋唐時代醫學教育高度發展奠立了基礎。
    ! }1 [: \5 |6 k5 j9 ^  三、衛生保健
    $ g; m  b: R7 P' }. ?5 M1 @  這一時期,個人衛生、飲食衛生、環境衛生以及防病措施都有一定成就,養生保健則有明顯的進步。
    " k+ A* ]5 S$ X, e  沐浴是我國人民早已存在的傳統習俗,是個人衛生的主要措施之一。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后更為普遍。洗浴是佛事前必須做的,因而寺院一般建有“溫室”(浴室)。早在東漢安世高就譯有《溫室洗浴眾僧經》,后來譯入的佛經中也有這方面的記載。如后秦時譯入的《十誦律》載,“外國浴室,形圓猶如圓倉,開戶通煙,下作伏瀆,外出內施,三擎閣齊人所及處,……,滿三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凈水”耳。“在《阿含經》、《僧祗律》等書中還勸說世人多造溫室。《洛陽伽藍記》卷四載,北魏時隱士趙逸領寶光寺僧人掘得晉代浴室遺址,建于東漢的陜西扶風法門寺也建有浴室,而且還對外開放。如《法門寺浴室院暴雨沖注唯浴室鑊器獨不漂沒靈異記》碑文載:“寺之東南隅有浴室院……淄侶云集,凡圣混同,日浴于數。”(陳景富:《法門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P184),今遺址尚存。在佛教影響下,首先是信佛的帝王為了虔誠事佛,修建浴室,有的非常豪華。如《鄴中記》載:“石虎(295~349)金華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及宇,櫨檘隱起,彤采刻鏤,雕文餐麗”,其浴室“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入室中,臨池上有石床”。又王子年《拾遺記》載:“石虎于太極殿前,又為四時浴室。用瑜石,珷玞為堤岸,或以琥珀為柄杓,夏則引渠水以為池。池中皆以紗為囊,盛百雜香于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十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于水中,則池水恒溫,各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浴罷,泄水于宮外。”這里描述了與沐浴有關的過濾水、換水、溫水器具、香藥等,比前代有顯著的進步。《南齊書》載有《沐浴經》三卷,說明當時對沐浴的重視。
    5 m3 B8 J; E, R! I  關于飲食衛生,晉代傅玄提出“病從口入”(《擬金人銘作口銘》,見《太平御覽》卷367),認為飲食不慎可致疾病,這句話遂成為流傳千載的衛生諺語。晉代還發明了用于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江西省瑞昌晉墓中出土的“雙耳鏤孔器”,據說是一種蒸煮器,即將耳杯置于雙耳鏤孔器中沉于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當提起雙耳時,水便通過底部三孔全部流盡,用它清潔杯勺,既方便又衛生,能除去杯勺的油污,還能殺滅細菌。(張翊華: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文物天地,1989(2):48), O$ p  {5 a, H- X' i% O) N
      在環境衛生方面,南朝繼承前人優良傳統,重視清掃街道。如《南齊書·王敬則傳》載:罰令盜賊充任清潔工,“長掃街路”,過些時日,乃令“舊偷自代”。又梁代遂安縣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南史·何佟之傳》)。晉人的經驗總結認為:“土干則生蚤,地濕則生蚊”(張華《博物志》)這也許是人們注意勤掃蓄圈,以及采用藥殺蟲蛆的理論依據。賈思勰《齊民要術》記載:“圈(畜)中作臺開竇,勿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令糞穢”,無疑這種衛生措施是基于上述理論認識的,從而有助于改善環境衛生,對于人、畜的主存均有積極意義《周書秘奧營造宅經》記載:“廁所蛆,以莼菜一把,投入廁所缸中,(蛆)即無”。同書還指出:“溝渠通浚,屋宇潔凈,無穢氣,不生瘟疫病。”可見當時人們已經深知環境衛生對預防疾病的重要意義。' D9 J8 n4 a4 i/ u( G# l4 r: z( o
      四、養生學的發展% }" `& {( T+ q5 ?6 R1 v
      這一時期,著名養生家華佗、嵇廉、葛洪、張湛、陶弘景等的養生實踐和理論總結,促進養生學較快地發展。$ Q/ J0 \7 C1 Q' g$ z/ {
      嵇康(223~262),字叔夜,譙國铚(今安徽宿縣西南)人。“竹林七賢”之一,常修養性服食之道,著《養生篇》三卷,已佚。傳世《嵇康集》輯本中有《養生論》、《答難養主論》、《答難宅無吉兇攝生論》等篇專論養生,其養生主旨為“清虛靜泰,少私寡欲”,這是嵇氏清談“玄學”思想在養生方面的反映。0 @3 h" C; @6 A1 q+ x5 @
      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總結了前人養生經驗和方法,指出養生應在無病、年輕之時就開始,并提出“養生以不傷本”的觀點,不傷即養,具體提出近30個“不”,如“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欲極譏而食,食不過飽”、“不欲多睡”、“目不久視”等,涉及四時寒熱、飲食宜忌、坐臥行逸等方面,目的在于告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預防,以不傷人體正氣為養生根本出發點,所謂“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書中還談到龍導、虎引等導引術以及“堅齒”、“明目”、“聰耳”、“胎息”等功法,其中“胎息”、“堅齒”的論述在氣功史上尚屬首次,對后世影響很大。
    " g8 V$ k& k0 i4 Y  張湛,東晉高平(邵治在山東金鄉西北)人,清談玄學家。著有《養生要集》10卷、《延年秘錄》12卷,均佚。《醫心方》、《太平御覽》有其佚文。他提出著名的“養生十要”:“一曰嗇神,二曰愛氣,三曰養形,四曰導引,五曰言語,六曰飲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醫藥,十曰禁忌。”在《養性延命錄》、《千金要方》等后世著作中都有載錄,備受推崇。
    3 ^6 V  j$ j% T  陶弘景自幼仰慕葛洪,有學道養生之志。他收集了前代如彭祖、張湛、胡昭、封君達等養生家的語錄,等養生論述,結合自己的體會,編輯而成《養性延命錄》2卷,包括飲食起居、精神攝養、服氣療病、導引按摩、藥物補益等內容,認為人之壽夭不在天,善養生者長壽,指出“養生之法,但莫傷之”,切忌勞逸、飲食、房室等過度。另著《真誥》,亦有藥物、導引、按摩等養生法,其中“協昌期”篇介紹摩面、拭目、挽項、叩齒、咽津、櫛發等頭面按摩術,簡便易行,一直為后世養生家所繼承、沿用。! ^( S1 h* f! q7 B2 L
      這一時期出現的道教上清派經典《黃庭經》(包括《上清黃庭外景經》和上清黃庭內景經),以七言歌訣論述養生修煉的原理,是道教養生流派的重要著作。《外景經》主張“扶養性命守虛無。恬淡無為何思慮”,《內景經》則介紹了守神存思等靜功方法,其中宗教與科學相摻雜,這也可以說是道教養生的一個特點,此書頗受后世道家養生者的推崇。

    點評

    那個時期養生多與其它學問成就相映成趣  發表于 2016-6-30 07:18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54:25
    第二節 臨床各科醫療經驗的積累 $ B) r+ @5 t/ B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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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q9 [6 z7 A4 V- ?  一、內科0 G! \( R7 @& f" v# i+ b/ N+ R

    9 E# ~7 ~4 V8 d) s5 Z  二、外科8 i( w  w2 j. V" J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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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骨傷科" ]2 ?5 c: O0 @3 B. v"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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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婦產科' y/ R- P3 h( {4 @

    2 P7 [& x" ~6 w0 y' o5 a8 L: ~5 d, I  五、兒科8 ~7 E6 @' l- C5 K

    & K6 w3 K) a3 c6 T  六、口腔科
    : C. X/ U0 t4 U
    ; ~6 n3 W/ m6 o6 ~  七、針灸科1 ~5 Q9 T' H5 t

    * a/ h# G# k2 w/ c' j% g8 s  八、急救醫學: ~# d8 Z0 s: {8 x
    ! O" \8 u" c; m! ^
      九、法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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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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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傷寒學說的研究進展
    8 n8 `% j4 y( K2 @0 I1 V  B! X) C  m  傷寒學說的研究在這一時期主要有兩方面發展。其一是《傷寒論》的整理和研究,王叔和在這方面作出重要貢獻,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們將在第四節闡述。其二在總結繼承前人臨床經驗的同時,積極進行新的探索和改革。尤其是對一些傳染病的認識有了新的發現,對后世溫病學的產生與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晉·葛洪《肘后備急方》在這方面的貢獻最為突出。0 j4 c, F" o; M
      1、傷寒的概念與病因探討5 Y. q& g7 w1 q3 Z! _# o
      與秦漢時期將溫病、時行完全隸屬于傷寒不同,此期醫家們已試圖對三者進行區別,他們雖無專篇論述,但往往作為并列的概念提出。《肘后備急方》認為主要區別在于三者的病因不同,《小品方》則提出不僅病因異氣,而且“解宜不同,方說宜辨。”(王燾:《外臺秘要》卷一,18,四庫全書71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盡管從現存的《小品方》條文來看“解宜不同”的區別并不嚴格,但醫家們已經注意到溫病,傷寒有所不同,這對以后溫病學的獨立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1 o  h, l" t! q' J  h- ^! c  此時期傷寒的病因說雖基本源于傷寒病溫的說法,繼承了冬寒夏發的傳統理論,但在《肘后備急方》中已經注意到“冬日不甚寒”仍可有傷寒發生這一事實,難能可貴的是提出“癘氣”病因。該書指出“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葛洪《肘后備急方》卷二,15,商務印書館,1955),第一次明確地將癘氣作為溫病的病因提出來,并指出瘟疫患者死亡之后仍具有傳染性。這較秦漢時代的傷寒病因說顯然有了重要的進步。6 w" x7 j5 @$ r# M5 `8 ?
      由于“癘氣”的提出,認識到溫病是有傳染性的。《肘后備急方》中提出防治的具體方藥。大黃甘草麻黃杏仁芒硝黃芩巴豆丸,還指明該方除用于治療之外,“家人視病者,亦可先服取利,則不相染易也。”(葛洪《肘后備急方》卷二,P33,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在“冶瘴氣疫癘溫毒方”篇中,載有各種預防方藥,用藥途徑有內服、鼻吸、外敷、佩帶、燒熏、懸掛等等,說明當時對于預防溫疫的發生確實經過了多種嘗試。( m' _: m) B, a' S5 z
      2、對若干傳染病的認識
    9 ]2 u) t" J/ Y# n1 l0 I) z( v  《肘后備急方》中對若干傳染病的卓越認識是葛洪的突出成就。不少見解和發現,至今仍具有重要科學價值。該書首載以常山、青蒿治瘧,現代研究證明,常山確為抗瘧特效藥,而青蒿的有效成分青蒿素,高效、低毒、速效,被認為是現代抗瘧史上繼氯喹發現后的一個新突破,狂犬病是當時流行的嚴重傳染病,人們多有警惕,如《北史·王憲傳》載其曾孫王唏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非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忄黨)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于死。”(葛洪《肘后備急方》卷一,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說明當時社會上對狂犬病的積極防治是很重視的。葛洪在這方面又作出重要探索,《肘后備急方》記載了被狂犬咬傷用狂犬腦敷創口“后不復發”之方,可謂為人工免疫思想的先驅,葛洪這一思想對后世“人痘法”的出現不無影響。葛洪還指出本病的潛伏期,“凡猘犬咬人七日發;過三七日不發,則脫也。要過百日乃為大免耳。”19世紀法國巴斯德證明狂犬的中樞神經組織中具有抗狂犬病物質,并制成狂犬病疫苗用于狂犬病的防治。該書還以時行病發黃來說明有傳染性的黃疸病。在記載鬼注、尸注(類似結核病)中指出其“乃至滅門”的傳染性也都是創造性的,尤足稱道的是該書對豌豆瘡(天花)與沙虱(恙蟲病)二病的細致描述。# [3 r5 X  @" I% E
      豌豆瘡(天花)據現知資料,天花存在的最早證據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在世)木乃伊身上留下的麻點。然而世界上對天花的描述,當葛洪《肘后備急方》所述最早。《肘后方》指出:“比歲有病時行乃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即治,劇者多死。瘡瘢紫黑,彌歲方滅,此惡毒氣。世人云,永徽(當為永嘉之訛)四年(公元301年),此瘡從西東流,遍于海中……以建武(晉元帝年號)中于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葛洪《肘后備急方》卷二,35,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1956),虜瘡后又被稱為豌豆瘡,也就是天花。葛洪對本病的流行性,病程經過、發瘡特點及其預后等均已闡明,并提出了治療及預防方法。同時,還說明出現這一新的疾病的源流,清楚地指出天花原非中國本土固有的疾病。其后,中國古代著名醫家朱丹溪、張景岳也都重復強調了這一點。(建武年號在晉前凡三見,為東漢光武帝(公元25年至55年),為東晉元帝(公元317年),葛洪所指之建武,究指何時,至今意見不一,有待繼續研究)。2 |% V  B5 l* A, e. p( I
      沙虱(恙蟲病):葛洪在《肘后方》中描述:嶺南一帶山水之間有一種幾乎看不見細小的蟲子,叫沙虱。人人溪中或用山水洗浴,或陰雨天在草叢中行走,此蟲便可附著人體,鉆入皮膚。初起時皮膚發潮,紅色疹,如小豆,玉米或粟粒大小,手摩時痛如針刺,三天之后,全身關節強痛、發熱、惡寒,紅斑上發瘡。此蟲逐漸侵入心臟,可致人死亡。他指出甲針挑出蟲子為疥蟲樣,放在指甲上映光觀察,才能看見它的活動。8 m% C1 F+ }2 w- j$ C
      沙虱,據學者研究即恙螨,葛洪在1600多年前即最早對恙螨的生態。自然疫源地,恙蟲病感染及其初瘡,主要癥狀體征,檢查方法和預后等,進行了如此細密的觀察及科學的描述,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贊揚。1930年日本學者證實它是由東方立克次體引起的恙蟲病。沙虱是恙蟲幼蟲-恙螨,是該病的傳播媒介。! |1 Q1 g' i, M8 T
      (二)內科雜病
    4 U1 h* ~8 f, y  這一時期內科臨證醫學迅速發展,標志之一是醫方書的大量出現,種數約達二百種,其中影響較大者如《肘后備急方》、《小品方》及《范汪方》、《僧深師方》等,這些方書的內科雜病內容大部甚為豐富,對一些病證的認識和診斷更為深入與細致,治療上既注重療效,又提倡簡易療法。尤其突出的是,對諸如腳氣病、癭病等一些當時的常見病、多發病,及時予以了高度重視,其相應的診治方法也得到發展,并注意到了一些病證的流行病學因素。一些醫療新方法的探索也極有價值。這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防治經驗與水平,且對后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 J, B! x2 V7 v% Y- H6 R: C7 c7 ?  1.具體病證認識與臨證水平的進展3 ?, }) Z& h* w' b! Q
      腳氣病 本病自晉代日漸流行,葛洪《肘后備急方》記載:“腳氣之病,先起嶺南,稍來江東。得之無漸,或微覺疼痛,或兩脛小滿,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時冷時熱,皆其侯也。”可見當時對該病的主要臨床表現已有較全面的認識,對該病某些癥狀的診斷,已有客觀的檢查方法,如“若脛已滿,捏之沒指”。在治法上,雖然當時不可能認識到腳氣病與缺乏維生素B1有關。但其常用的藥物如大豆,牛乳、羊乳、松節、松葉等,卻都含有豐富的維生素B1。同時,該書還指出:“不即治,轉上入腹便發氣,則殺人。”不及時治療可以發生“腳氣攻心”的危重癥候。
    ! ]2 I+ q7 Y7 B6 C  癭病 在此以前的史料和醫籍中,均有該病的記載。但闡述較精當者,當推《小品方》。其論曰:“癭病者,始作與癭核相似。其癭病,喜當頸下,當中央,不偏兩邊也。乃不急,膇然則是癭也。中國人息(恚)氣結癭者,……,長安及襄陽蠻人,其飲沙水,喜癭,有核瘰瘰耳,無根浮動在皮中。”概括了該病的體征形態,上述前者由恚氣之氣結,與今日囊狀型甲狀腺腫相似;后者由飲用沙水所發,與今日結節型甲狀腺腫相仿。3 d7 P2 }8 }. o/ r7 E/ V/ P
      《小品方》將該病按其病因分為上述兩類,是當時癭病史中首創,并對后世的證型分類有深遠的影響。在治療方面,共有治癭方劑26首。當代的新方共有14種,其中以海藻或昆布單用以及與它藥配伍的方劑達11種,另有鹿靨單方1種,而不含海藻、昆布的治方,僅為2種。
    ( w; ~$ h1 x- b8 L; i: a9 l  就海藻、昆布與它藥配伍的治方來看,其中配伍檳榔、白蘞、牡蠣、海蛤、土瓜根、桂心、半夏等7味藥,是在重用海藻、昆布破散結氣的基礎上,佐以消腫軟堅、降氣平喘所組成的。另一鹿靨單方,當為鹿的甲狀腺制劑。這是我國南朝宋齊間五世紀《僧師方》著者僧深所首創,若與1914年Kendall氏對地方性甲狀腺腫開始實施的甲狀腺劑療法相比,可為世界醫學史中的光輝一頁。
    % s3 X' W( x& q. x) o  2.流行病學因素的重視) c' W/ l0 P5 o+ d
      當時醫家已非常重視并開始著手研究疾病的分布,以及影響分布的因素,借以認識疾病的病因和發病規律。如對腳氣病,《肘后備急方》就有“腳氣之病,先起嶺南,稍來江東”的敘述,反映當時戰亂頻繁、人群遷徙、災荒遏野的社會背景與疾病分布的內在聯系。又如癭病,《小品方》指出,當時南朝所在地域的“中國人息(恚)氣結癭者”與“北方婦人飲用沙水者”,說明了地區分布不同其致病原因和臨床表現也不相同,從而突出了該病的流行病學特點。此外,葛洪對沙虱病昆蟲媒介及其與沙虱病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工作,并作了科學的記載。他還對類似血吸蟲病的“射工”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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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寒”從一書變為學說,可見對古醫劃時代的貢獻  發表于 2016-7-1 07:40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0:54:51
    二、外科. t/ E3 T$ I# e- d+ s! E0 V4 X' E1 ^

      q3 z" `, d# w. g  Z, l  繼秦漢時期之后,雖然在外科手術方面未出現象華佗那樣突出的高水平代表人物,但在專科醫師、外科專著以及一般外科醫療水平等方面,兩晉南北朝時期則明顯的超過了前代。. B$ l% y  |( m( b; m
      外科醫師:《晉書》、《魏書》中可見有“金瘡醫”、“折傷醫”之設。如:前趙國君劉曜,公元329年與石勒交戰,傷十余,通中者三,被俘,“幽曜于河南丞,使金瘡醫李永療之”,( 房玄齡《晉書·劉曜傳》,卷103,741頁,中華書局校點本,1976),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車而歸襄國。又如公元512年,詔曰:肆州(今山西代縣一帶)地震,陷裂死傷甚多,……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醫并給所須之藥,救治之”。(魏收《魏書·世宗紀》136頁,中華書局校點本,1976),由此可知本時期分裂局面下的一些政權都設有為戰傷服務的外科與外科醫家、或有隨軍外科醫家。《劉涓子鬼遺方·序》中所說的劉涓子,就是隨宋武帝北征的一位外科軍醫。這又證明隨軍外科醫家此期非僅李永一人。0 B! Q+ {- o# S
      外科專著:由于對《五十二病方》就是《金瘡瘛疭方》的見解尚未被普遍接受,因而《劉涓子鬼遺方》可以說是現存最早的外科專著,該書在對化膿性感染等外科疾病有突出貢獻,無論診斷與鑒別診斷或全身藥物治療和局部外敷治療,所用藥物多具有良好抗菌作用,各種手術治療適應癥與手術時機的選擇等,較前代均有所發展與進步,對外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關于疔疽等之治療,強調“三日腫痛”,甚則口禁如痙狀。“十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不但體現了提倡早期治療的思想,更明確闡明誤治可能引起口禁、痙等類似膿毒血癥而死亡。
    ( Q8 p) q$ l: I' E9 d  在論述金瘡等外傷引起腸出的治療時,除敘述種種納腸入腹的醫療技術外,更強調“十日之內不可飲食,頻食而宜少,勿使病人驚,驚則煞人”,這些護理原則和要求也是很科學的。又如:對癰、疽等化膿性感染已形成膿腫者,十分重視切開引流的時機,強調:“若背生,破無善……胸背不可過一寸針”,“鳳毒,勿針”,“其化為膿者,寫則已”,“癰大堅者未有膿,半堅薄,半有膿,當上薄者,都有膿,便可破之。所破之法,應在下逆上破之,令膿得易出,甲鈹針”,“膿深難見……用火針”等等,比較系統的論述了不同部位、不同性質化膿性感染保守治療或切開治療的原則和適應癥;切開部位和所用刀針選擇;對深部膿腫為了避免出血過多強調用烙法、火針切開等方法和原則等,都有著比較科學的依據。燒烙法、火針刺之,就是甲火燒紅手術刀針后刺破、切開膿腫,這種技術要求,既可以達到器具消毒、避免繼發感染,又可以達到燒烙傷口,以達到止血之目的。又如:對深部膿腫除強調燒烙法切開的治療原則外,還正確指出用油紗布引流的要求,說明此時癰疽的醫療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
    / H  x* z' c, ~* D3 N  外科手術與整形手術的新水平:關于目瘤摘除術。《晉書·景帝紀》記載,“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又“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納之傅藥”。如果真是華佗所作,當是司馬師生后不久進行的,因為華佗被殺與司馬師生年相當,如果司馬師是在生下不久便進行了目瘤摘除手術,那么術后健康生存至少40余年。盡管司馬師死因可能與目瘤及摘除術有關,但無論術后5年或40年死亡,均能說明該手術是很成功的。1 w# k: w% H6 i1 O
      唇裂修補術:晉代我國已有以修補唇裂為專長的外科醫家,其技術水平也很高,這一醫療手術技術還得到了較好的傳授。并代有改進和提高,這是我國外科學發展史上少見的突出例證。晉代荊州刺史殷仲堪(?~399),因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因而成為一位精于醫道的武官,故其帳下多有名醫。《晉書·魏(讠永)之》記載魏(讠永)之,生而兔缺,為了謀取出路,于18歲時,“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喜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讠永)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于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讠永)之遂閉口不語,惟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讠永)之術后恢復了容貌美,乃至接任仲堪職為荊州刺史。這一生動的史實說明,仲堪帳下這位以擅長修補唇裂(即兔缺、兔唇)而名聞遐邇的外科醫學家手術技術高超,既以此知名,必然有許多成功的手術記錄,如果療效不高,或失敗者多,則不可能力遙遠的普通老百姓慕名長途跋涉去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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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華佗是外科的鼻祖  發表于 2016-7-1 07:41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5:03:33
    三、骨傷科% L5 h6 ^. Z/ ^# w6 ^) u8 S5 g

    ! p2 h- t, k( E  對危重創傷的認識:葛洪《肘后方備急》最早記載對危重創傷的早期診斷和處理知識,描寫了顱腦損傷和外傷大出血致死的癥侯:“凡金瘡,傷天囟、眉角腦戶、臂里跳脈(肱動脈)、髀內陰股(股動脈)。兩乳上下,心、鳩尾(劍突下)、小腸及五臟六腑皆是死處,不可療也。”這些部位的創傷是十分危重的。這一見解,后人多予肯定。' D) A" o& {0 Y+ W7 ^
      《肘后備急方》還描述了類似現代所稱的因外傷所致顱內血腫、腦干損傷,對類似創傷休克的證候也有認識。葛洪認為對創傷“昏絕”、“欲死”的危象應使傷員安靜,并采取外用止血,內服生津液、活血化瘀藥搶救。這是我國對創傷休克的早期知識。3 E+ S0 t: q5 H7 ]/ x" W
      關于開放性創傷的診療技術:《肘后備急方》對開放創傷(金瘡)的認識,較前期有較大的進步,指出金瘡傷口因污染水或異物導致“腫痛煩熱”;主張用鹽水或煮蔥白、板蘭水洗滌創口;對某些因感染“毒氣”而繼發的感染(腫痛化膿)主張藥水洗后外敷黃連、黃柏為主的藥膏。葛洪處理傷口的技術,為后世所推崇。
    8 x+ t# I) Z5 Y4 @  《肘后備急方》把創傷分為危重創傷、骨折、關節脫位和開放性創傷四大類型。除前述的致死部位外,《肘后備急方》還有“脫折、折骨、諸瘡腫”的論述,指出骨折有粉碎性骨折,稱之為“骨破碎”。
    - K+ h$ `2 A4 c1 ?2 V8 u  對骨折的治療,《肘后備急方》首先報告“以竹片夾裹之”行竹夾板外固定,對下頜關節脫位,創用牽推復位法至今還在沿用。《北史》還記載“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李延壽《北史·長孫道生傳》中華書局校點本 1984),說明當時已能進行開放性骨折擴創復位術。3 I4 R2 x/ b! ?* @) R- m0 q
      《小品方》描述的附骨疽與現比醫學的急性骨髓炎很是相似,將慢性骨髓炎和骨結核作鑒別診斷,并將其分急、慢性兩種,稱為“附骨急疽”和“附骨緩疽”;還將慢性骨髓炎和骨結核予以鑒別。姚僧垣的《集驗方》對腫瘤做了分類,有“肉瘤”、“石瘤”和“血瘤”等不同。在治療上,這時期強調切開排膿以及排膿常用引流條的必要性;主張內外用藥,有消腫、潰膿,收口、生肌、除瘢等療法,初步積累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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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婦產科4 j. ]* q% ^2 J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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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婦產科發展到晉代,出現了專科著作。在《小品方》古卷子本殘卷序文內,引用的參考書目中,有《治婦人方》13卷,又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南北朝時,有《范氏療婦人藥方》11卷和徐文伯《療婦人瘕》1卷,這些婦科著作雖未見流傳下來,但從現存醫籍文獻的有關論述中,可知這一時期,我國婦產科知識更加豐富和充實。. L& p$ h: ]9 s
      (一)月經生理
    % j% ^4 C# ~9 a3 T1 x  關于月經現象的認識王叔和在《內經》基本理論指導下,結合自己長期的臨床觀察,對生理性月經現象進行了仔細的研究。正常月經,古人叫月事、月水、月信,《脈經》則首稱之為月經。
    3 M2 s5 e/ P. L. P. b5 L5 \  《脈經》還最早提出各種周期性不規則的月經現象。如將少數女子初潮后,停經一年的月經現象,解釋為避年,又稱月經三月一來的為居經,表明當時對不規則的生理性月經與月經病已有了區分。關于月經多少與津液盛衰的關系王叔和分析下利、出汗、小便利而行經量少的患者時,指出:“亡其津液,故令經水少。”如果行經量較前反而增多時,“當言恐大便難”。因此,他在治療原則上主張,婦女在月經期患病不可用汗法,否則將會導致表里俱虛,而引起郁冒(虛脫)等不良后果。他在治療另一例下利而經斷的患者時,強調:“但當止痢,……利止津液復,經當自下”。這都表明了中醫學津血同源的理論,在婦產科辨證論治中運用十分入微。1 Y( u9 H! e5 u5 ~( H/ |
      (二)早孕反應和臨產征象
    3 N5 t3 H+ j$ f* h( i8 g4 A. D  妊娠早期反應,早在《金匱要略》中已將妊娠早期反應,稱為妊娠嘔吐。《小品方》則首將其反應的臨床癥候進行了描述。指出:“沉重,憒悶不用飲食,不知其患所在,脈理順時平和,則是欲有胎也”。“如此經二月日后,便覺不適,即結胎也”。并提出了治療方藥,如具有補益氣血、調氣降逆效用的半夏茯苓湯,溫中健脾和胃的茯苓丸,二方均較《金匱要略》治療妊娠嘔吐的干姜人參半夏丸有新的增益和發揮。臨產征象王叔和重視研究孕婦臨產的臨床表現。在《脈經》中,詳細描述了孕婦正式分娩前常常出現的脈象改變和癥侯特點。他說:“婦懷妊離經,其脈浮,設腹痛引腰脊,為今欲生也。”又說:“婦人欲生,其脈離經、夜半覺,日中則生也。”這對臨床觀察掌握產程進展,保證胎兒安全娩出,具有重要意義。
    ' R7 F0 m6 _& {& F* z* S  (三)孕產期保健( X$ l. Y' y0 ^" _7 Z
      1、孕期保健——徐之才逐月養胎法:我國的婦產科是從注重婦女生育而開始發展起來的。早在馬王堆帛書《胎產書》中,已記述了胎兒在母體中發育的知識。徐氏將其發展提高,認為:妊娠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始胎;四月成血脈;五月四肢成;毛發初生;胎動無常;六月成筋;七月骨、皮毛成;八月九竅成;九月六腑百節皆備;十月五臟俱備。六腑齊通,關節人身皆備,即產。徐氏關于胚胎形態發育過程的描述與現代的認識相近,并成為現代中醫人體胚胎理論知識的主要內容。1 Z) j0 `8 l0 c' z# [
      徐氏為了促進胎兒健康發育,更將人體胚胎發育的理論知識,首先應用于產科,指導研究孕婦的衛生保健,從而創立了逐月養胎法。對孕婦的情志、飲食、娛樂等,都隨著胎兒的發育,逐月加以規定。其主要特點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 J7 }. k0 ^, X; u% C8 |9 G; M$ h! h  (1)注重飲食調攝:孕早期,要求“飲食情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麥,無食腥辛”。孕中期時,“其食稻谷,其羹牛羊。”“調五味,食甘美”。9 ?5 y  K' `" ~  `. i* |8 Y
      (2)注意勞逸適度:“身欲微勞,無得靜處”;要“勞身搖肢,無使定止,動作屈伸,以運血氣。”或“出游于野”,“朝吸天光”。要”無太勞倦”,“不為力事”。
    ( j+ q/ w  _* W8 k6 M6 {  (3)講究居住衣著:要“深居其處,厚其衣裳”,要“無處濕冷”,“避寒殃”。告誡孕婦“居必靜處,男子勿勞。”這對預防流產、早產和產后感染有重要意義。徐氏并指出、孕婦穿衣要“緩帶”,應經常“沐俗浣衣”。2 r* @+ Z: t- R2 }) C4 S! u9 }4 S
      (4)調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中國自古以來,對胎教十分重視,可算是中國醫學一大特色,早在《列女傳》就記載有周文王之母太壬施行胎教的范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據《大戴禮記·保傅篇》記載古人曾把胎教之道“書之于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后世戒。”并闡明了古代胎教理論的產生與《易經》中“慎始”的哲學思想有關。
    * d- C  _# q5 z1 T4 w  徐氏繼承了古代胎教的傳統思想,又在對胎兒發育認識的理論基礎上,十分重視研究孕婦心理精神因素對胎兒的影響,徐氏指出:妊娠三月,“欲子美好,數視璧玉;欲子賢良,端坐清虛,是謂外象而內感也”。又說:“當靜形體,和心志”,“應無悲哀,無思慮驚動”,“無大言,無號哭”。唐代醫家孫思邈遵循此說,也認為:應當“居處簡靜……彈琴瑟,調心神,和情志,節嗜欲,庶事清靜,生子皆良,……聰慧。”他們都已認識到孕婦保持良好的心理精神狀態,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影響胎兒,并與生后小兒的智力發育和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密切關系。5 @2 H6 J9 ?1 n) C9 C
      (四)月經常見病! D' {/ `2 H; O2 L) _: Y
      1、閉經的辨證治療 關于閉經的病因病機,王叔和大致總結歸納為虛實兩大類。虛者,可因肝血不足:“左手關上脈陰虛者,是厥陰(肝)經也。婦人病苦月經不利,腰腹痛”。實者,或因傷墮瘀積:“女人月事不來,時亡時有,得之少時有所墜墮”。或因氣血壅阻:“血氣實,婦人經脈不利”。在治療方法方面,《針灸甲乙經》詳述了針刺療法,如針刺陰交、中極、會陰、帶脈、血海、照海等穴治療月水不通;針刺氣沖、行間、臨泣等穴治療月水不利或暴閉塞。. e6 `; {8 e- f: d* j9 ~
      2、崩漏的預后和治療 王叔和應用脈法診斷婦科疾病、同樣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首次提出了根據脈象變化來推斷崩漏的預后。他說:“診婦人漏下赤白不止,脈小虛滑者生,大緊實數者死”。這確是長期醫療實踐的科學總結。對觀察分析大出血患者的病情預后,至今仍具有臨床實用價值。6 m( Q7 K8 N+ P
      在治療方面,《小品方》記載了用生薊根汁,或槐耳,或牡蠣,兔骨,或大棗,黃芪,甘草等藥物治療崩漏的豐富經驗。從用藥中,可看出當時治療崩漏已應用了活血化瘀、涼血止血、益腎固澀、益氣固沖等多種治法。同時,在《針灸甲乙經》中,還記載了針刺療法,選用的穴位有天摳、血海、太沖、然谷、陰谷等。2 R0 o8 k, {. q$ n( z* w5 a/ y$ l
      (五)妊娠常見疾病
    , e3 }0 B: o* m) U  1、對漏胎、胎動不安(先兆流產)的認識妊娠陰道出血,《金匱要略》已有記載,稱妊娠下血。《脈經》首稱之為漏胎,并認識到了漏胎對胎兒、孕婦的嚴重危害,指出:“血下如同月水來,漏極胞干主殺胞,亦損妊母須憂慮”。對胎動不安的治療,《小品方》創用了多種安胎良方,如安胎止痛方等。0 F# w" I- [( ]( V% D; |/ _
      2、對妊娠子冒(子癇)的認識《小品方》記載:“妊娠忽悶,眼不識人,須臾醒,醒復發,亦仍不醒者,名為痙病,亦號子冒。”后世巢元方《諸病源侯論·妊娠痙侯》則把妊娠子冒直稱為妊娠子癇(妊娠中毒癥),所描寫的癥候,兩者幾乎相同。
    6 a$ K' A  a5 a  3、難產的處理《隋書·經籍志》記載,南朝著名僧醫于法開(約公元306~365年),于旅途投宿中,見一產婦“積日不墮”(滯產),遂“令食羊肉十余臠,然后針之,須臾即下。”這可說是中醫婦產科史上,應用大補氣血促使子宮收縮轉強,并配合針刺治療滯產的一個成功典型病例。
    3 t+ I: n+ z% M% X1 M" I  (六)反對早婚早育2 T. q( j9 v. ?& R
      魏晉期間,政府為了增殖人口、發展生產力,強制女子早婚,鼓勵早婚多育。據《晉書·列女傳》記載,有出嫁婚齡的女子中,其成婚年齡在13~15歲之間,并規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家有五女者給復(免役)”。“一胎多子者常賜乳婢、谷食、彩帛等物”(房延齡等《晉書》,907、2542、2737頁,中華書局,1974年)。然而當時有些醫家,對此極力反對,明確主張晚婚,并提出了婚育的適當年齡。如《小品方》指出:“古時婦人,病易治者,晚嫁,腎氣立,少病,不甚有傷故出,今時嫁早,腎根未立而產,傷腎故也。是以今世少婦有病,必難治也,早嫁、早經產,雖未病亦夭也”。在《婦人大全良方》引述的南齊諸澄《褚氏遺書·求嗣門》中也提出:“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唐欲陰陽氣完實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堅壯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早泄.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壽”。這種根據婦女生長發育理論和優生觀點來反對當時政府實施早婚多育的措施,表現了我國南北朝時期婦產科的進步。

    點評

    專科中唯婦科為難也,專注一個個體的專科。  發表于 2016-7-1 07:43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5:05:18
    五、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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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前代巫方及衛汛《顱囟經》之后,兒科醫家有“江左蘇家”,其醫術“傳習有驗,流于人間”。還有北齊醫家徐之才,曾撰《小兒方》三卷。梁代關于兒科的醫書有:王未鈔《小兒用藥本草》二卷,王未撰《療小兒雜方》十七卷,徐叔響《療少兒藥方》三十七卷。范氏《療小兒藥方》一卷,《雜湯丸散酒煎薄貼膏湯婦人少小方》二十九卷,《療少小雜方》二十卷,又《療少小雜方》二十九卷,均佚。從唐宋之后醫籍所存佚文中,尚可窺其大略,說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有關兒科疾病的治療經驗,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積累。
    " X/ }& R# V# c7 M. a  天花是危害小兒健康最大的烈性傳染病。晉代葛洪《肘后備急方》中最早對它的典型癥狀和流行作了描述,防治天花從此成為醫家的重要課題。  C5 A0 b1 T5 a1 ?
      新生兒破傷風至晉代,醫家發現該病與斷臍不潔,感染“風”毒有關,提出使該病概念更為明確的病名“小兒臍風”。晉代皇甫謐《黃帝甲乙經》卷始載;“小兒臍風,目上插”。“口不開,善驚”,”風從頭至足,癇瘛,口閉不能開,每大便腹暴滿,按之下下,噫,善悲,喘。”所術多為神經系統和消化系統病候,是典型的破傷風征象,說明當時醫生對該病認識水平的提高。7 m: g* z' m; E9 Y4 c8 D
      這一時期,兒科治療方法日漸豐富。從現存資料看出,當時兒科治療學已漸趨完備。陳延之《小品方》中詳列小兒傷寒、客杵、咳嗽、身熱、渴利、熱利、積滯、疳癥、盜汗、夜啼、小便不通、丹瘡、解顱、蓐內赤眼、口舌瘡、重舌、懸癰、齒不生、發不長等涉及各科病證的治療。治法除湯藥、散劑之外,還有外敷、點眼、針刺等多種。被譽為“急診手冊”的《肘后方》,也有救治小兒急證的方藥,如“小兒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者”方。
    ; V) w( \! Q% I; i  這一時期,醫家已注意兒科醫案的記錄和整理。由于傳世醫書不多,現存《外臺秘要》卷三十六中有《小品方》兒科醫案二則佚文。一則為小兒誤吞鐵珠子,后漸瘦瘠,有時下利,惡寒發熱,數醫治療無效,后醫細察病由,處方施藥而愈。另一醫案更為詳盡,有一位六七歲的女孩患腹痛,其母觸摸,“覺手下有一橫物在兒肉里,正平橫爾。”脫衣察看,“肉完凈無有刺處”,“其母即以爪甲重重介之,乃橫物折爪下兩段”。請醫生診治,認為“母常帶針,裸抱兒體,針入兒肌膚中”,日久,針朽易折,故“令患腹痛不安”,遂令病孩“服溫中湯”而治愈,并記錄追訪情況,“后長大嫁,因產乳,不聞道針處為患。”這一醫案,從病因、癥狀、體征、診斷、治療到預后等,敘述細致完備,反映了當時醫家認真細致的診療作風。

    3 ?8 {5 C- V2 V. S: P六、口腔科
    9 m2 Y( U# h: m, m0 K  A: b# s8 C- r/ [- e+ v& K
      在口腔衛生保健方面,西晉始見”牙簽”之記載。晉·陸云在致其兄陸機書有“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牙簽,今以一枚寄兄”(周大成:中國口腔醫學發展簡史。日本齒科醫史學會會志,8(3):1-9,1981)之語。其制法雖不知其詳,但可看出,牙簽當時尚屬罕見之物。* ~8 X% L2 F! H1 U/ ~0 u
      葛洪《抱樸子》中提到叩齒健齒法,即上下齒列輕輕相互叩擊,此法至今仍有人奉行,且證實有效,其機理可能是通過叩齒給予齒齦以適度的刺激,以促進牙周血液循環,長期行之,可起到預防牙周疾患的作用,達到固齒的目的。
    - g7 g5 a0 v' k9 r) y8 O% S  此外,此期對齒科的醫源性疾病也有所描述,《晉書·溫嶠傳》載:“溫(嶠)先其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末旬而卒”,從此例可知晉代已有以拔牙治療牙齒病者。但聯系到死因,只能說與拔牙有關,但也不能排除單因中風致死者,故單純因拔牙之醫療事故尚難成立。

    點評

    兒科醫案的記錄和整理,的確是傳世醫書不多,發人深省  發表于 2016-7-1 07:44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5:05:46
    七、針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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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晉南北朝時期,針灸科取得了顯著進展,主要表現在針灸學科的確立。
    . n& B. K  m! {7 m: Q' W  針灸學科確立的顯著標志,是針灸學大師皇甫謐根據《靈樞》、《素問》與《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參考《難經》等古代醫學文獻,總結了春秋戰國以來針灸學的經驗與成就,撰成《黃帝針灸甲乙經》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針灸學之大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全面系統的針灸學專著。為我國針灸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8 u6 ~# ]6 |" A) V5 v" w
      其后,葛洪及其妻鮑姑,皆擅灸法,著《肘后備急方》,提倡針灸療法,善用針灸之術搶救急證。
    ! u- e! |" G/ M+ R* G  陳延之著《小品方》,重視灸法,提倡靈活應用,為其在針灸學上的主導思想和獨到的特點。7 a/ _5 Z# |: G1 o$ L6 B  B% t, o
      (一)針刺治療的成就) h; `9 i% O& `/ B2 q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針刺治療上,所取得的重大進展,以皇甫謐撰述《針灸甲乙經》(以下簡稱《甲乙經》)的成就,最為杰出。( X% b  b+ [$ {3 }
      在皇甫謐前,王叔和撰《脈經》,在《黃帝內經》基礎上,闡述了經穴理論,以心與小腸,肺與大腸四經會于上焦神庭、云門。肝與膽、脾與胃四經會于中焦胞門、章門。腎與膀胱會于下焦關元等。8 g1 j  O4 S, c: [8 X$ \& v8 |
      從三焦學和病理學角度,進行分析,這是《脈經》的首創,闡述了經絡藏府表里、會合部位、臨證表現等各方面的密切關系。《脈經·第四》:“腰脊強痛,不可俯仰,大人癲病,小兒風癇疾”等,此方運用督脈經穴。治療癲疾等病證,經過千百年來的反復驗證,確有良效,表明了《脈經》在經絡病侯上,其學術成就的現實價值和深遠影響。《脈經》闡述20多個穴位。未見于前人文獻記載,在針刺深度上,提出足三陽經穴可刺6~9分,足三陰經穴,可刺3~6分。《脈經》卷六以足厥陰肝經病,取大敦、曲泉、太沖;手太陰肺經病,取少商、太淵、尺澤;足少陽膽經病,取足三里;足太陽膀胱經病,取委中等,無一不貫穿著循經取穴法則,并提出了遠取穴與近取穴相結合,取軀干穴與四肢穴相結合的配穴規律。五藏病既可取四肢遠隔的俞穴,又可取相鄰近的募穴治療。這種配穴原則的確立,為后世所遵循。8 W* }6 i2 i2 f) k. ]1 g3 C
      1、發展腧穴理論:皇甫謐《甲乙經》在《黃帝內經》130多個穴和《脈經》基礎上,對十四經穴作了全面系統的歸納整理,增加到349個。穴位排列的次序,按頭、面、耳、頸、肩、背、胸、腹、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經,由四肢至頭面、軀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雖還沒有完全與十四經結合起來,但卻為腧穴經絡相結合,開辟了新途徑。
    , B9 u( T) i+ E9 P8 q6 z  《甲乙經》記述有別名的穴位70多個。如攢竹穴,有員柱、始光、夜光、明光等四個別名;石門穴有利機、精露、丹田、命門等四個別名等等,都形象而準確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與功用的特點。
    % b6 y: o! X' S# l  《甲乙經》對349個穴位的位置與取穴方法,都有具體準確的記敘,有的根據患者口腔活動取穴:如取下關穴。“合口有孔,張口即閉”;取率谷穴,“嚼而取之”。有的根據患者體表靜脈分布取穴,如取瘛脈穴,“耳后鳴足青絡脈”即本穴;按之“細脈動應手”等。這樣取穴,對提高穴位定位的準確率,具有重要意義。
    * s$ W" w( V1 [* e  《甲乙經》載有80多個會穴,后世極少增減。這些會穴,大多分布于頭面軀干部,而頭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僅有三陰交、臂臑、居髎等幾個穴位。交會的經脈,一般為2~3條,多者有4條,如中極、關元為足三陰與任脈之會,大椎為三陽經與督脈之會,不但能治督脈本經“脊強反折”等病證,且能治療所有三陽各經的病證,其交會穴理論,不僅為后世考察和確定穴位提供了依據,對擴大穴位的主治范圍,亦有重要意義。+ \; [5 o; v% }: \! e1 |. e
      2、針刺操作方法:《甲乙經》對每個穴位的針刺深度,都作了說明、規定。一般頭面頸部穴位,多為刺3分深;背、胸、腋、脅等部穴位,多為刺3~4分深;肩、股等部穴位,多為刺5~7分深;腹部穴位,多為刺8~10分深;其中最淺者,為刺1分深,如井穴及瘛脈放血等,最深者,為刺二寸半,如水道穴等。4 m9 ^7 O1 P: `1 F7 B* Z
      《甲乙經》對200個常用穴位留針時間,亦作了說明和規定:一般每次留6~7呼,短者,只留1呼如少商穴;長者,留10呼,最長者,留20呼,如環跳、內庭、公孫等穴。: y  Z5 W5 `3 K0 }
      《甲乙經》對誤刺禁針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體闡述,對禁針穴誤刺所生后果,需作具體分析。其中有的是巧合,如神庭、上關等;有的是針刺后出血過多,引起休克、昏厥、如顱息;有的是刺中頸動脈竇,引起血壓突降,如人迎;有的是針刺后發生氣胸,引起呼吸困難(“逆息”),如缺盆,云門;有的是針刺后引起感染,導致后果不良,如臍中;有的針刺惡性腫瘤局部,造成病灶擴散,如乳中。) `! q  t3 E0 w( w: M/ c1 T9 L! H9 x* p
      3、針刺處方原則:由《甲乙經》有關章節可見,書中處方特點為針刺多有單穴,如嘔血上氣刺神門、暴怒不能言刺支溝之等治病多用具體穴位,很少有以經代穴者,處方內容,多不記載用針用灸,或用補瀉手法等。2 ~8 }- o0 T2 ^# C1 U- ^
      魏晉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發展,技術保守日漸嚴重,在針灸學中家族關系顯得突出。
      L: b% |) [9 w4 ]  南朝徐熙一家六代,父子兄弟,針灸世家,相襲傳授,成為針灸世家的典范。徐氏一家,雖徐叔響著《針灸要鈔》,但久已失傳,現今我們只能在李延壽《南史》中見到徐秋夫針灸治腰痛,徐文伯針瀉足太陰,補手陽明下胎,及《北史》稱徐之才為北魏武成帝治療精神失常“針藥所加,應時必效”等事跡片斷,說明徐氏針灸學派對應用針刺治療均較為重視。
    2 t  l1 J3 ~' H4 g& q3 s3 o  (二)灸法的成就* X% d+ e. F: x6 `  f
      魏晉南北朝時期,葛洪《肘后備急方》和陳延之《小品方》較為突出。
    + A3 M9 y7 a4 c  皇甫謐亦作出顯著貢獻。《甲乙經》對施灸壯數,一般每次為3~5壯,其中,頭、面、頸、肩、背等處,多為灸3壯;腦、腋、腹部,多為灸5壯;最小者為井穴,只灸1壯;最多者為大椎穴等,灸9壯;個別穴位如環跳等,灸50壯。《甲乙經》第三卷,還提到“欲令灸瘡發者,灸復熨之,三日即發”。說明已運用發泡化膿灸法。《甲乙經》還提出禁灸穴位,指出誤灸的不良后果。灸脊中可引起痿證;耳有膿,忌灸耳門;灸乳中、淵液可引起“蝕瘡”等。
    ! W7 h6 W; `; F0 J+ E: B  葛洪倡導以針灸救治急證,為其突出特色。《肘后備急方》共收錄針灸處方109首,其中,99首廣泛應用于內、外、婦、兒、五宮等科,三十多種病證。對其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闡述,為記載古代針灸治療的早期文獻之一,內容豐富。3 f8 a8 E. G1 K9 X3 H' q: @
      其主要成就,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N7 z/ M6 R! P* G# M' }
      (一)急證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惡死、昏厥、寒濕、霍亂、吐瀉、癲狂、癰疽、狂犬咬傷、蝎螫等卒發急證,用穴較少,記憶方便,施灸方便。. h* ]! o1 _5 s7 x/ p
      (二)以灸補陽:《肘后方》以一壯、三壯、五壯、七壯為基數,然后以七為倍數加壯、為二七壯、三七仕、四七壯等。以七為陽數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陽后陰,從陰到陽,以陽治陰等治療原則,亦無不體現了其以補陽為主的學術見解。
    2 t) |6 e/ g$ Z& T' V" }% A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為便于急救,除應用艾灸外,在倉卒無艾時,亦用竹茹、黃蠟、紙屑等為代用品,其中,竹茹、黃蠟,既有艾炷的溫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沒有的清熱開竅,通經活絡等特點,所以,它們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還以隔蒜、隔鹽、隔椒、隔面、隔瓦甄等施灸為治療的多樣化發展,開辟了新途徑,成為隔物灸的最早文獻。4 J  \' \3 T  t5 x4 N
      葛洪以上建樹,對后世灸治療的發展,影響極大。
      n7 Z9 O4 o2 m8 |9 R2 ~+ I  繼葛洪之后,陳延之《小品方》重視灸法,并靈活應用,他認為灸具有簡便易行、應用范圍廣泛、效果良好等優點,值得提倡與推廣。從該書輯佚之部分灸處方,可反應其這方面的學術思想。
    ; I5 J. u( t/ D1 O5 ]0 S# T9 ]6 p  《小品方》認為,只有恰當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氣沿著經絡達到病變部位。火量過大,易燒傷機體;火量過小,火氣不能抵達病變部位,不易發揮治療效果。對用灸壯數,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張就根據地域,氣候、體質的不同,分別對待。其用灸壯數,多至100,少僅14,即同一種病,也有100壯、50壯、隨年壯,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區別。取穴特點是少而精,一般每次只取一穴,多的不過二、三穴,除十四經穴外,亦取經外奇穴。雖然重視灸,亦不排斥針刺治療。  d- t/ R" J+ F! h: K
      按摩療法在秦漢的初步發展基礎上,至魏晉南北朝在按摩手法上有較大發展,并已廣泛應用于臨床,成為治病健身的重要措施之一。
    7 U2 I$ O2 U' r: i* ]; ]  此時間,以按摩療法用于急癥和以“膏摩”應用廣泛為特點,如《肘后備急方》中,即記載了許多用于急癥治療的膏摩法,如有治“中晉暴百病”的裴氏五毒神膏、“療百病”的蒼梧道士陳元膏、“療寒時行賦風惡氣”的丹參膏等,以及治中風口眼斜、治內脹、蠱、蜂、百毒、溪毒、射工病的膏摩、丸(亦屬藥)摩法,《小品方》、《劉涓子鬼遺方》亦有多首膏摩方。% P/ ]& I& ], h! f  a& o  S5 A
      按摩手法也較以前增多,具體有按摩法、爪掐法、拍法、抓腹法,抄舉法、拈脊皮法、擲背法等。《肘后備急方》之抓切人中法,至今為急救常用,而其抄舉法治卒腹痛,其法“使病人伏臥,一人跨上,兩手抄舉其腹,……輕舉抄之,令去床三尺許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與現代治急腹癥腸梗阻之顛波法有異曲同功之妙,葛洪在《抱樸子》中提倡“……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動搖”,是吸收導家導引、按摩術的內容用于醫療保健者。陶弘景《養主延命錄》中有論述養生保健按摩法的內容,如按摩明目法:“平旦以兩手掌相摩令熱、熨眼三過,次又以指搔目四眥,令人目明”及摩身法病:“摩手令熱雷摩身體,從上至下,名曰于浴,令人勝風寒時氣、熱頭痛。百病皆除”。顏面保健法:“摩手令解以摩面,從上至下,去邪氣,令人面上有光彩”,這些自我保健按摩法,一直被后人所效法。此期亦有按摩法專著如《按摩經》、《導引經》等,惜亦已失傳。

    點評

    針灸科其實是藥類的外敷型,有天地人三才的機理,此科深不見底  發表于 2016-7-1 07:47
    lixunhuang 發表于 2009-6-23 15:06:26
    八、急救醫學/ u8 p' C- q) B+ s5 Z

    4 x5 c$ R2 ~  s8 H  隨著臨證醫學的迅速進步與發展,本時期出現了不少有關窒息和中毒急救、創傷止血、灌腸導尿、蟲獸外傷救治等記載,反映出中醫急救醫療技術的逐步積累與發展。
    . D$ ?& n6 f0 h4 H- C  (一)窒息急救' R/ N+ s2 l/ P
      早在漢代張仲景已采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縊或水溺窒息患者,兩晉南北朝時期,關于窒息的救治又有所發展。《肘后方》“自溢死”“卒中惡死方”中記載。可“捧兩手忽放之,須臾死人自舉手撈人言痛”(葛洪:《肘后備急方·救亭中惡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為活動上肢擴胸以恢復呼吸;另一法是“以熱血瀝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極則易人,氣能下即活”。《小品方》亦有數條搶救窒息的記載:“療溺死身尚暖者方:便脫取暖釜覆之,取溺人伏上,腹中水出便活也”,這些有關溺死及窒息的治療記載,是符合急救原則的。* m$ Z, I& O* R* L
      (二)蟲獸外傷救治和創傷止血
    8 [& q. m( ^% a+ X$ u5 C( y6 X* ?  《肘后方》中記載有被熊、虎、狂犬、狐、蛇等許多猛獸毒蟲抓傷、咬傷、螫傷的救治方法。狂犬咬傷之急救及預防已如前述,對熊虎爪牙抓傷,葛洪用“燒青布以熏瘡口,毒即出。仍煮葛根令濃以洗瘡,搗干葛根未以煮葛根汁,服方寸匕,日五夜一則佳”葛氏取維黃、麝香、干姜等分搗碎,……,著小竹管內,隨帶身旁,遇有蜂螫或蛇咬傷,即傅瘡上,謂其作用“神良”。這些記載中,保留下大量治療蟲獸外傷的民間醫療經驗,多次提到對創口的清洗,如葛根煎汁藥洗及鹽水洗法等。反映出清洗傷口己成為當時創傷治療的一種常規處理。) ?5 R+ h; ~" g
      止血為急救醫學的重要問題之一。《肘后備急方》對各種原因出血,采取了多種治療辦法,如壓迫止血:“……,苦酒漬棉塞鼻孔”。燒灼(葛洪《肘后備急方·治傷寒時氣溫病方第十三》卷之二,第14頁,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五,第138頁,人民衛主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止血:“忽亂傷舌下青脈,血出不止便殺人方:可燒紡鐵以灼此脈令焦。”(王燾:《外臺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頁,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外敷及內服藥物止血止痛:“《肘后方備急》療金瘡方……狼芽草莖葉熟搗,敷貼之,兼止血止痛,又方五月五日掘葛根暴干搗末,敷瘡上止血止痛”(王燾:《外臺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頁,人民衛主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續斷膏方……膏成去滓,若深大瘡者,但敷四邊,未可使合;若淺小瘡者,但通敷便相連,令止血住痛,亦可以酒服如杏子大”。這些關于創傷止血的處理原則和治法記載,反映出止血術實踐經驗的逐步豐富。
    : P. M  g8 @1 K  (三)灌腸導尿術
    , z" u9 J+ `' F" V; ]: I9 M9 B  此期尚有關于灌腸導尿、穿刺放腹水、消化道異物取出等急救醫療技術的記載。據《證類本草》引葛洪《肘后備急方》稱:“治小便不通及關格方,取生土瓜根搗取汁,以少水解之,簡中吹下部,取通”(唐慎徽:《證類本草》,卷九,王瓜條,第220頁,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古以大便不通為內關,小便不通為外格,二便俱不通為關格。故此記載反映出公元四世紀可能已經運用的原始灌腸術及導尿術。《肘后備急方》未曾提出較詳盡的導尿技術,但可以稱得上我國醫學史上最早的導尿記載。至于灌腸術,尚可上溯到東漢末年,張仲景將竹管套入豬膽囊內,把豬膽汁灌入直腸進行導瀉的記載。(李經緯:“中國古代外科成就”《科學史集刊》(5):1~12.1963),對大腹水病,《肘后備急方》在提出多種內服藥消腹水的辦法后指出:“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針臍下二寸,入數分,令水出孔合,須腹減乃止”(葛洪《肘后備急方·治卒大腹水病第二十五》,卷之四,第2頁,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這是繼《內經》之后,我國古代腹腔穿刺術的早期記載之一。

    3 r( h0 a8 D. d$ X九、法醫科4 r6 p% j! L0 V/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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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吳國末年,我國首次進行了燒死的動物試驗,發現了生前燒死與死后燒尸的初步鑒別法。“張舉,吳人也,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乃取豬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疑獄集·張舉燒豬》并見《太平御覽》卷267《職官·良令長》),與親僅鑒定有關的事例最早見于三國時代。據謝承《會稽先賢傳》載:“陳業之兄渡海殞命,時同死者五、六十人,尸身消爛而不可辨認。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沁入,余皆流出。”這是用于兄弟之間的滴骨驗親事例。父子間的滴骨驗親實例見于南朝的記載(《南史·孫法宗傳》,中華書局校點本,1975年):“以父尸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骨則刻骨灌血,如此十余年,臂脛無完全,血脈枯竭,終不能逢。”與此同時代,也有陽性結果的實例:“豫章王綜,其母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疑之。綜年十四、五,恒于別室祀齊氏七廟,又徽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潛殺之。瘞后,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 驗,遂信以為實。”(《粱書·預章王綜傳》中華書局校點本,1975年)
    , _* k" m& F( u  滴骨驗親法是以生者的血滴在死人的骸骨上,看血是否入骨,入骨即認為有血統關系,不入則否。這種方法雖不科學,但是用血液進行親權鑒定最早的方法,是現代用血型鑒定親權的先聲,因而受到中外法醫學者的重視。如日本著名法醫學家古(火田)種基就主張:“中國知道以血液鑒定親權要比歐美早一千四百余年。”(吉種基日本醫事新報1929:334:16~19)

    點評

    此二類其實是現代人的分法,古醫史無此劃分  發表于 2016-7-1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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