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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諸子論壇第20期

    發布者: 新諸子論壇 | 發布時間: 2014-12-14 13:27| 查看數: 98354| 評論數: 28|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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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評論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14 13:27:53
    目 錄 】
    【長江與黃河:文明的原生與次生】
    一、上古史研究的背景與方法*論的討論
    二、《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內容及作者方法*論
    三、各界回音
    附錄:《夏商周——從神話到歷史》學界簡評
    一、馬車來源與乘馬族群
    (一)從漢文文獻看馬車來源
    (二)有馬、有車、有馬車三種情況之區分
    (三)青銅時期“游戰”族群的活動
    二、從馴馬到乘馬
    (一)柏臺文化:馴化馬匹的第一階段
    (二)辛塔施塔文化與馬車戰爭的起源
    三、加喜特族發源地之謎
    (一)哈薩克草原和兩河流域的空間關系
    (二)里海東岸路線與Gondur-depe的文化
    (三)里海西岸路線與魯查申文化
    (四)亞美尼亞山脈對乘馬文化的作用
    (五)氣候變冷因素的影響
    四、殷商馬車來源之難題
    (一)古亞洲乘馬族群活動之謎
    (二)殷商馬車傳入中原的路線問題
    (三)中亞馬和蒙古馬的馬類問題
    五、余論
    一、前言
    二、體質人類學關于殷商王族主流的血統來源
    三、殷人與白種人接觸的依據
    四、總結
    一、導論
    二、出土史料中的商周王室關系
    (一)商末周初考古文物的相似性
    (二)語言、文字與家譜的紀錄
    (三)殷周禮制
    (四)殷商甲骨卜辭中的“周”
    三、傳世文獻的蛛絲馬跡:伯夷叔齊的故事索隱
    四、從西周甲骨文看殷周王家關系
    (一)鳳雛村甲骨文的屬性問題
    (二)異地的文化傳承
    (三)異氏、異姓和異族概念之區分
    五、文王立殷先王宗廟的問題
    (一)殷商親屬祭祖制度
    (二)“多生”的身份
    (三)文武帝乙宗廟的神主問題
    (四)周武王日名和帝號的發現
    六、file:///C:/Users/wxy/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png周方伯的釋讀問題
    七:結語
    【 論 文 】
    一:河西竇融幕府:關中名士組成的文化集團
    二:馬、竇外戚關中意識強烈
    三:從梁氏幕府到竇武幕府:關中色彩由弱化而銷匿
    四:關中外戚幕府文士筆下的“關中色調”
    一:引言
    二:董增齡之家世
    三:《國語正義》之版本
    四:《國語正義》之價值
    1.《國語正義》之底本價值
    2.《國語正義》之古注價值
    3.《國語正義》之體例價值
    4.《國語正義》之正反評價
    一:國家災害管理體制
    二:災害應急管理
    三:社會災害管理
    四:結語
    一、緒論:元末明初學術的發展
    二、朱季友其人與明朝初年的文化政策
    三:中韓學界對朱季友案之異同反應
    四:結論
    【 百 舸 競 流】
    【 書 評 】
    一、冀蒙遼交界地區的歷史地理
    二、冀蒙遼交界地區的文化變遷
    三、冀蒙遼交界地區的民族關系
    四:結語
    【 講 座 】
    一、四面透風的官方文本
    二、與陳豨相關的漢初亂局
    三、劉邦封死了韓信的反叛之路
    四、韓信遭遇雙重莫須有
    五、韓信的所謂取死之道
    六、韓信之死的后續反應
    七、韓信的幸與不幸
    八、韓信戰績考
    九、韓信的歷史評估何以虛高
    十:結束語
    一、年幼聰穎過人,皆呼“神童”
    二、接受民*主思想,猛烈抨擊專*制
    三、尊師重道,孝思不匱
    四、“遇到石瑛,秀才遇到兵”
    五、才華橫溢,英年早逝
    【 專 著 連 載】
    第二節:諸侯交見
    第三節  虢之會
    可敬的執政——趙武
    第一節  正卿風范
    第二節  艱難維持
    第三節  疲憊中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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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14 13:30:14
    《新諸子論壇》團隊
    顧  問
    方立天    蒙培元
    學術委員會
    俞榮根、董金裕、郭齊勇、石秀印、黃源盛、單純、
    林安梧、王中江、黃玉順、馬小紅、侯欣一、楊朝明、
    張中秋、蘇亦工、陳明、干春松、姚中秋(秋風)
    本期執行編委:西風、郭立新、劉德杰、洪范
    《新諸子論壇》投稿專線:xinzhuziluntan@foxmail.com
    訂閱請聯系《新諸子論壇》投稿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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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14 13:30:30
    《新諸子論壇》合作伙伴
    “新諸子論壇”在下述學術及公共網站,開設了獨*立的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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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諸子論壇》廣大同仁,竭誠感謝上述單位提供的合作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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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14 13:35:30
    長江與黃河:從原生文明的成長到次生混合文明的演進: g9 L1 ^9 g+ _5 p. c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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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錄 :
    1:導言:郭立新:長江中游是東亞稻作原生文明的發祥地——郭靜云教授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述評
         附錄:《夏商周——從神話到歷史》學界簡評
    2:郭靜云:自然地理“中原”與政治化的“中原”概念
    3:郭靜云:北緯32°:亞非古文明起源猜想
    4:郭立新:論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生計經濟與人口壓力
    5:郭立新:論漢江東部地區史前時期的手工業專門化生產
    6:郭靜云:透過亞洲草原看石峁城址
    7:郭靜云:古代亞洲的馴馬、乘馬與游戰族群
    8:郭靜云:殷商統治者屬外來的人種:試論在中華文明形成階段中族群的多元性
    9:郭靜云:殷周王家的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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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14 13:37:03
    導言:郭立新:長江中游是東亞稻作原生文明發祥地
    ——郭靜云教授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述評
    作者:南京大學考古學博士、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本文在疏理中國上古史研究方法與學術傳統形成背景的基礎上,重點介紹郭靜云教授新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的主要內容及其研究方法,并簡要評述各界對該書出版以后的關注與反響情況,希望籍此能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起到推動作用。
    關鍵詞:中國上古史、夏商周、方法*論、郭靜云、中原、文明起源
    一、上古史研究的背景與方法*論的討論
    幾乎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諸如早期國家與文明起源及其發展演變的歷史或神話故事,對于群體身份認同、政治道統與社會秩序的建立,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而經常被意識形態化。相應地,對這類話題的關注和討論遠非只是近現代以來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等研究者的專利,而是由來以久,源遠流長,以致于今天能夠了解到的故事,大多已經過長期的、各種有意或無意的加工與再創造,層累地造就,或早已遠離歷史的真*相。
    在現代考古學出現之前的長達二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中國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識,都源自傳世經典文獻。這些文獻史料大體定型于戰國秦漢之際,往前延伸到西周晚期,往后下延到兩漢。如何看待這些傳世文獻?它們產生于什么時代?所記內容是否真實可信?圍繞這些問題,人們很早就對傳世文獻進行考證,清代考據學的發展更是將先秦傳世文獻之間的互補考證工作推向一個高峰。二十世紀初在西學東漸風氣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氛圍下,發生了疑古與信古的爭論,對現代中國上古史研究的學科走向發生重大影響。疑古派看到了上古歷史傳說之神話性的一面,而信古派則看到了上古歷史文獻所包含的歷史真實性[1]
    在疑古派代表顧頡剛先生看來,歷史上存在過一個長期對文獻所載古代史進行系統造偽的過程,所以要破除對經典的迷信,要對古書進行辯偽,提出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2]可惜的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正好處于帝國崩潰、國家積弱、民族國家重建的關鍵時期,社會急需用古史的輝煌來重建國人的信心。疑古派的這些真知灼見,除了古書辯偽工作一脈相承而屢有建樹外,其他主張則大多在信古的意識形態中,在走出疑古時代的呼吁中,在釋古的具體實踐中,被擱置于一旁。
    甲骨文的發現和解讀、殷墟的發現和發掘,對上古史研究和中國考古學的走向有很大影響:信古重新成為主流,考古學被定位為歷史研究提供史料的輔助學科。
    1917年,王國維利用小屯出土甲骨考證《史記·殷本紀》所記載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這一研究給后世留下兩項重要遺產:一是提升了國人認定文獻所載三代歷史為信史的信心,二是其所倡導的地下材料與史籍記載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大行其道。具體到夏商研究,便出現以文獻為主導、考古材料相配合的學術論證與認識演繹過程:“既然商代歷史和《史記·殷本紀》中的商王世系已為安陽殷墟發掘和甲骨文所證實,人們就有理由相信《史記·夏本紀》中夏代世系也非虛構。事實上,這已成為王國維以來熟諳中國歷史、文化的國學研究者的共同信念。……..這樣的共識與其說是實證的結果,勿寧說是一種情結。”[3]既然認定文獻可信且夏是真實存在的,那么就可以依據文獻所載夏的活動范圍來尋找到夏的遺存。雖然傳世文獻并沒有具體指出夏在何處,但因后時代國家的中央地點,影響了后人對先秦傳世文獻的認識,將“夏”視為最早的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王朝,在這一地區發現的相當于夏時期的遺存就應該是夏文化。在此背景下,看起來無論在時間與空間都與文獻記載相吻合的二里頭遺址便被認定為“夏”文化,鄭偃(即通常所謂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則依據同樣的邏輯被認定為早中商都邑。今天,這樣的觀點已寫進教科書,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為國人集體潛意識中的歷史“情結”和定見。
    所謂“二重證據法”看起來似乎是一種美好的古史解決方案,筆者亦深以為然。但是在其背后,很少有人深入思考,所謂考古材料與文獻材料配合使用與補證,這里面誰才是第一手的主證材料而誰是經過后人加工的帶有后人意識形態痕跡的僅居于相對次要位置的二手材料?兩種材料是否各有其內在的邏輯和線索?兩種材料之間對比研究的重點是各自之材料碎片之間的直接類比,還是在理清各自內在關系基礎上的結構性類比或關系類比,即重在形似還是神似? 在學界長期將二重證據法奉為上古史研究圭臬的同時,這些問題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討論和澄清。相反,在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各自特點和局限性的牽引下,相關研究與歷史真*相和科學探索越行越遠,使上古史研究變得類似于西方的圣經考古:僅僅通過考古發現和發掘來印證古史記載的正確性并豐富和補充相關論述而已。
    關于考古材料以及考古研究的特點,筆者曾經指出:
    “在現代學術分工體系里,考古學是這樣來定位自身的:透過古代物質遺存來研究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科學可以專注探尋物質世界本身的秘密,‘‘以物說物”’’;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大多專注于理解人與社會本身,‘以人說人”’;考古學家卻要以‘以物說人”’。考古學家必須經常面對和處理大量的物質性能指。一方面,與聲音、文字等能指符號相比,考古學家所處理的物質性能指,具有殘缺、靜態、實在、形象和直觀的特征,可以象自然科學一樣進行觀察、檢測與分析;另一方面,與歷史學中的文獻等能指的所指相比,考古學物質性遺存的所指更為豐富多樣,其直觀性在使某些所指具有鮮明的確定性的同時,又使更多的所指朦朧含混而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從可感知的實在的物質形制與質地,到可分析的類型與功能,然后到相關物質遺存的生命史,再到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方面的信息,其所指的不確定性在顯著地增加。所以,考古學界都熟知克里斯托弗·霍克斯那個著名的論斷:用考古材料解釋人類行為存在一個遞增的難度等級,技術是最容易的領域,而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乃至意識形態則表現出急劇上升的難度。
    在考古學家以物說人的時候,有兩種基本的態度。其一,事實第一,經驗和感知優先(包括科學分析結果),有什么才說什么,隨著所討論主題所指不確性程度的提高,所能說的也就越來越少;另一種態度則強調邏輯實證,認為個人經驗是靠不住的,如果引入系統性思維,再加上足夠多的參照系統,考古學的所指將得到極大的豐富。……
    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作為考古學能指的物質遺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考古遺存只是過去人類行為的極不完整的記錄與反映,為今人所發現也只是偶然事件。也就是說,考古學話語實踐中的能指體系是極不完整的,所指則往往包含著想像、補全與推論的成份。表現在考古學話語實踐中,考古發現與資料既被認為是歸納所指意義的出發點,又被賦予最終檢驗者的地位。”[4]
    縱觀中國考古學百年來的表現,一方面受中國史學傳統中對于史實的強調和近代中國對于科學主義的追求的影響,中國考古學話語實踐表現出對經驗觀察與直接感知的重視和強調,將所指意義固定在確定性程度高的方面,而對不確定性所指的探討,則經常抱持懷疑和猶豫的態度,所以在處理考古材料,對具體材料進行解釋時表現得極為謹慎和小心。另一方面,在將考古材料與歷史文獻相結合方面,或出于對歷史文獻的信心,或為急于對所發現的模棱兩可的考古材料尋求確定性解釋的迫切心情所推動,而表現出相對激進的態度,傾向于將解釋本就極具伸縮性的考古材料與較為明確的文獻記載進行直接關聯,以合理化、明確化對考古材料的解釋,闡明其意義。所謂二重證據法,在這種具體實踐中演變成以意義相對明確的二手文獻為主導,而以意義相對模糊、可選解釋余地大的一手考古材料去附會、輔證或補正文獻。
    若從認識論的角度反思,在這種看起來矛盾的學科話語實踐中成長起來的中國考古學,其學科實踐還存在另外一種發展軌跡:工作人員總是習慣性地將新發現的材料與先前發現的同類材料進行類比,以確定這些材料的性質與歸屬。這種做法被認為是天經地義和無可厚非的。但是,這樣一來,無形中形成這樣一個認識與研究的邏輯過程:即用先發現的材料和先有的認識去定位和定義后發現的材料;考古學的認識史,首先是一部發現史;先有的發現和認識左右后來的發現和研究,這種狀況極易使研究工作陷入教條的泥潭;隨著考古材料增多,累積起來的“說法”也越來越多。
    在此情況下,考古學的認識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由考古發現的歷史所主導。田野考古工作先挖哪里,后挖哪里,在哪里投放更多精力和資源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對考古學的認識具有重大影響。但是,田野工作并非完全出于學術的考量,而帶有更多的國家意志以及各種情境主義色彩。筆者曾指出,“國家主義對中國考古學話語的影響至深且遠。考古學從其誕生一直到現在都主要依靠國家力量的主導和庇護……對中國考古學家的關注目標與研究興趣也有潛在的影響。國家主義通過為考古學家提供一種價值參照體系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到考古學者對自身工作意義、對其學術目標與研究興趣的認同…….部分出于國家精英主義和傳統歷史編撰方式的緣故,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更多地投向歷代國家中心(如都城)、皇室貴族相關遺存的發掘和研究之中。”[5]
    在傳世文獻形成之關鍵時期的周秦漢時代,中國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關中和鄭洛。這種地理上的意識形態,也同樣投射到先秦兩漢傳世文獻之中。無論這些文獻所載之當世之事,還是其對上古神話進行詮釋時所表達的空間觀念,無不為以周秦漢唐以來大帝國的巨大空間作為舞臺和背景,以鄭洛為天下中心,而將山東地區比附為東夷之地、兩湖為南蠻之境。這種中原中心觀念根深蒂固,其影響可見于兩漢以來迄今幾乎所有上古史領域。
    綜上,不難理解的是,當初主要為了解決上古史研究中的懸疑而引入中國的考古學,其最初最主要的發掘工作便在今天的中原地區得以開展,中國史前和三代考古學文化序列,首先在中原地區最先建立起來:從仰韶到龍山,再到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墟,這些考古學文化得到最先、最充分的發掘和研究,并成為全中國相應時代考古材料籍以比較和分析、定位和定性的標桿。這種做法也無形中在考古學科建構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一元中國史,并且將“中原”限定以鄭州洛陽為中心。雖然,近幾十年來在長江流域、長城燕山地帶等地區的大量考古發現,特別是一大批史前城址、大型聚落和墓葬的發現,史前考古學界已經突破傳統中國歷史與文化以鄭洛中原為中心的固有觀念的局限。為此,蘇秉琦先生提出中國文明起源滿天星斗說,嚴文明先生則稱之為重瓣花朵結構,費孝通先生總結出多元一體的模式。這說明最近一、二十年,至少在史前領域,大家對于中國文明源頭的多樣性已有共識。但是,以“中原”為中心的王朝觀念和一元歷史進程,仍主導著三代考古和歷史研究。史前的多元和三代的一體似乎變成一種新的教條。
    此外,考古類型學是考古界最經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此種方法通過探討同類器物或遺存之間的演化邏輯,籍以確定相對早晚關系。從理論上講,如果沒有地層學依據作參考,器物演化邏輯是完全可以顛倒的,即在一種視角下被視為最早的,在另一種視角下或可被看成是最晚的。西南中國和越南有關銅鼓的類型學研究即為著名的例子,中國學界一般將萬家壩型視為銅鼓中最早的亦即最原始的類型,而越南學者則普遍將其視為東山銅鼓的衰退類型,是一種晚出的形式。所以,在較小的時空范圍內進行類型學比較時,可能有直接的地層學依據,結論相對有效力。當在大范圍內應用類型學進行比較,且地層學的證據變得薄弱時,其結論往往很難令人信服而易走入誤區。
    在三代研究中,還有一種傾向:動輒將考古材料對標中原,且以鄭洛中原為中心而認定相似的文化因素一定在鄭洛中原出現早;而在鄭洛中原地區,在一元史觀主導下一定要將可能同時并存的多元主體納入到先后有別的單線歷史框架中。這使得考古區系類型學研究,特別是年代學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經常帶有意識形態和先定論色彩:將鄭洛中原地區考古遺存的相對年代定得早,而將周邊地區同類遺存的相對年代主動拉晚以配合中原中心觀。可是,這種年代學結論經常與碳十四測年數據相齟齷。在這種情況下,考古學界普遍更愿意相信類型學所做的年代分析,而無視通過科學方法測定的碳十四年代;[6]或選擇性應用碳十四年代或簡單否定之,而不是細致深入討論碳十四年代的局限性和應用范圍、應用規則等。[7]
    反思當前中國上古史研究的成果和普遍認識,我們可以在其中發現一些內在的矛盾,一些流行的認識有背于常識。如,一般將二里頭視為夏,二里崗和殷墟分別代表了商代早期和晚期,但是,實際上,二里頭和二里崗之間具有很大的同質性,考古學家為將夏商分界劃在哪一期而爭訟不已,為何一定要將這種高度同質的文化區分為夏和商兩種不同的文化呢?同時,它們與殷墟材料之間卻相當異質,殷墟似乎突然出現在那里,很難將其與二里崗視為同一國家。
    在文明起源中,原生文明與次生混合文明有不同的起源故事和世界史背景。世界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必定依靠農作而成長,故其文明中心靠近古農作區。中國上古最主要的農作是稻作和黍作、粟作。黍作、粟作的規模一直沒有擴展到寬大的腹地,形成大型集約化生產模式,而偏向于成為各個村落和家庭較獨*立的農產,這可能是因為黍作、粟作的旱地耕作方式不需要涉及合作治水的必然性,對土地的要求也不高,故其對社會形成和組織方面的影響能力,一直不如稻作。因此,在不否定黍作、粟作的重要性的原則上,我們還是必需承認:稻作規模性的發展成為孕育中國上古文明,構成復雜社會生活之基礎。考古發現已經表明,稻作起源和發展于長江流域,相應可以推論,以稻作為基礎的原生文明應該源于長江流域,卻為何一定要將位于稻作北界,主要實行稻粟混合生計的鄭洛視為文明起源地?其實,黃河流域作為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更適合次生混合文明的成長。[8]但是,次生的混合文明出現的時間一定比前者晚,如果世上尚無原生文明存在,何來混合之談?
    在此背景下,郭靜云教授新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打破國人長久以來形成的“常識”和定見,給出完全不同的古史答案,頗有些橫空出世的意味。在這本書中,作者以披古閱今、中外比較的宏大視野,跨越歷史文獻、考古學、人類學、自然科學諸學科之間鴻溝而融為一體,運用并以問題為中心的系統綜合研究方法,以及非凡而敏銳的洞察能力,使作者避開了諸多歷史成見、社會習見和學科偏見的干擾,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廣泛搜集材料進行細致疏理,順著最基本的人類歷史發展脈絡,力透紙背,給出初讓人錯愕細思中卻足令人信服、最接近歷史真*相的答案。
    二、《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內容及作者方法*論[9]
    郭靜云早年修讀世界文明史和藝術史,并對古埃及文明深入鉆研,由此形成其對早期文明的比較視野,并且依靠田野考古經驗,發展通過一手資料分析和復原歷史的整合式研究;后來研習甲骨金文和楚簡等出土文獻,主張以出土文獻對照古代經典,倡導經典形成學研究,并對中國古代信仰形成和發展的結構過程有著濃厚興趣,由此奠定其在先秦文獻和古文字學領域的深厚基礎。常自言曰,其興趣是為已經不會說話的古人說話;在其眼中,中國歷史的脈絡,有兩個重大轉折點,一是殷商,二是秦漢;秦漢以后無“古人”;順著歷史的脈絡,一路往前走:從秦漢出發,過兩周,一度駐留于殷商,再將目光前移,一路追尋到新石器時代晚期,方成此書。
    在郭靜云看來,只有到西周晚期,中國文明才到了“認知自己”的歷史階段,而原來只有口傳的故事,并自此開始紀錄而形成歷史文獻。[10]所以,后人能看到的傳世文獻中的早期歷史故事,大多經周人紀錄,其后又經過漢人,特別是東漢人的有意識地大規模編纂和加工,方始成形為現在所看到的樣子。所以,郭靜云認為,一切先秦敘述歷史的文獻,應該歸類于“神話”。“神話創造和理解史實,這是各地歷史研究中兩種并存的趨勢,中國也不例外:黃帝、顓頊、蚩尤、堯舜、禹湯、文武等故事亦類似。傳世文獻描述出夏商周三個異族朝代:成湯克夏,武王克商,其三代的興衰情況都很相似,這顯然是一種神話化的歷史結構。歷史的神話,與其它沒有歷史意義的神話之間,有一項關鍵性的不同:在于其所表現出的文明及國家之自我意識,對國族的形成、成長、勝負、英雄及賊寇的不同理解。現存文獻中所載的許多商周時期傳說,均是東周以來才見載于文字,而戰國、秦、漢的文人們,依據這些口傳及零散的記錄,來了解早期歷史的脈絡,從而編輯史書……筆錄者必然以自己的背景和理解,來影響這些故事最后成書時所展現出的形貌”。 “所以,傳世文獻雖然并非憑空而來,但它們有自己特殊的內在價值觀點和政治目的,因此與客觀的史實頗有落差。也就是說,這些文獻記錄雖非完全憑空而來,但同時亦無法代表客觀事實,而僅是表達出所謂政治上“正統”的概念。這樣的正統概念源自周,成形于漢。這種三代繼替的一元史觀最符合漢帝國“天下一統”意識形態。”
    所以,三代研究必須跨越并突破秦漢之際因思想正統化而造成的知識與思想鴻溝,努力還原和重建三代歷史與文化的某些關鍵方面。在這一類研究中,特別是殷商以前的歷史研究中,我們只能將先秦文獻當成譬喻性的描述,需要盡量避開文獻所內隱的意識形態偏見和時代陷阱,重在思考這些描述背后的結構關系,而不必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與二手的傳世文獻相比,考古材料作為一手史料,具有更大的潛力,應該牢記以考古材料為主證,傳世文獻僅為旁證和輔證的做法。
    郭靜云認為,三代研究中,對歷史上的“中原”這一關鍵歷史地理空間概念存有誤會。她認為應該回歸到“中原”概念的本義:所謂中原,指的是中心的平原地帶。在中國地圖上,這是以大巴山和大別山為東、西界的寬闊平原地,北緣到黃河南岸,而南邊則到漢江下游涵蓋鄂豫平原,又經漢江連到鄂湘江漢、澧陽和洞庭平原,以構成寬闊的農耕地區。并且,因豫南地區大別山間有許多谷地,其范圍在河南,跨越大別山,到達淮潁平原、信陽、駐馬店、許昌,并到達鄭州。這個位處其間的寬闊平原,才能由自然地理的觀察角度,將之稱為“中原”。又從這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看到:漢江下游才是這一大農耕區域的中心。
    中國原生農耕文明的發祥地應在長江流域,這是稻作文化的故鄉。長江中、下、上游均為不同文明與早期國家的發源地,但在長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國家大文明。該地區自舊石器晚期以來,至新石器時代,其文化發展一脈相承至青銅時代早期;一直致力于發展稻作農業生活方式,在屈家嶺、石家河時期相繼進入銅石并用時代和青銅時代,出現了以云夢大澤和江、漢、澧諸水為樞紐的交換貿易網絡和連城邦型式的國家,從而開啟了東亞最早的文明化進程,其情形與兩河流域的蘇美爾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我們習慣性以為文獻所敘述的歷史傳說,都在黃河流域發生,但仔細閱讀,文獻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黃河地帶發生,而屈家嶺、石家河文明面貌相當符合堯舜和夏王國的傳說和歷史階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國楚的歷史中的堯舜時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門石家河城勢力大,應該就是夏王國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發生過國家結構的演變:幾個大城的神權中心變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勢力也衰落,而位處其東鄰并更靠近漢口和銅礦山的地區,出現更大的中央集權政體,這可能就是以盤龍城為代表。考古資料所反映的天門石家河沒落而武漢盤龍城升起,或許正是湯克夏故事中所隱藏的“現實”,即盤龍城文化或為傳世歷史神話中所載湯商王朝的歷史階段。
    湯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漢地帶,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響力的北界到達鄭州、洛陽,所以二里頭、鄭偃也屬該文化的脈絡,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認為的“中央”。
    盤龍城文化時期,西北地區,黃河上、中游文化的國家化程度最低,雖然有本地的青銅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動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時,其影響力和權威才成為主流。東北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另一系青銅文明,以發展戰爭技術為主要行業。西北、東北族群都經常來中原掠奪,殷商建都前最關鍵的戰線是在黃河南游。鄭偃城邦因此成為非常重要的邊界區,也是南北貿易、行軍路線常常經過之處;它們作為南方農作區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線而具有戰略意義,也因此而獲得長江中游的資源。
    直至距今3400年以后,掌握馬車技術的北方族群來到殷墟建都,大約又再過了幾十到百年,南下打敗盤龍城而自立為“商”,并逐步將“湯商”的故事與自己的家譜合并,以此強調屈原所謂之“殷宗”政權的正統性,以及對于本土政權的傳承(換言之,所謂“商”文明,應分為湯商或謂“楚商”、“南商”,和殷商,這是兩個來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漢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沒于后世文獻之中。殷商王族占領中原的歷史,相當于加喜特人占據巴比倫、喜克索斯人占據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礎上,以多元及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文明面貌出現,形成了一個新制度的集權大國,開啟新的歷史階段,并為此后一體中國的形成奠定基礎。這個同樣自稱為“商”的政權,統一了系統化的祭禮結構,又結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時期,雖然很多地區仍保留其獨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國的上層文化呈現出廣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極為寬廣的地域、跨國家的文化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同類的禮器、相近的祭禮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圍的國家,也深受其影響,而成為將來跨國多元文化間彼此同化的基礎。
    如果說長城見證了東亞歷史舞臺上,南方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和游戰文明的互動交流和戰爭侵奪歷史,在這種歷史格局中,總可見來自北方草原的游戰族群南下侵犯南方農耕族群。在作者看來,這樣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氣候冷化以來便開始了,其時興起于亞州草原地帶的游戰族群不斷南下侵奪,而黃河中游地帶正好處于這一南北界線上,二里頭和鄭偃即為南方農耕文明抵卸侵奪的北部據點。但是,這一防線最終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馬車技術并以軍權立國的殷商王族所突破。后者最終在殷墟建都,占據中原,開始定居生活,并將其固有傳統與南方以先楚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的部分文字符號,配合其自身語言并加以系統化,形成甲骨文字。殷商實為東亞最早的帝國,既是東亞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時亦開啟了東亞文明的新階段。
    過去王國維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但今天考古與甲骨金文研究的資料皆顯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商建國。西周早期政治與文化傳承自殷商。歷史由勝利者寫,傳世文獻來自西周晚期以來官方筆錄者,所以表達北方勝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們的偉大歷史,而不是遵照史實。在西亞地區,如果沒有足夠的蘇美爾和巴比倫本身的文獻,我們會以為蘇美爾、巴比倫的歷史都在北方赫梯發生,因為赫梯將蘇美爾、巴比倫的歷史寫成自己的。我們終未被赫梯騙到,為何允許周人、漢帝國意識形態繼續使我們誤解?自然條件和一手考古資料顯示:洛陽不可能是上古農耕文明的中央,早期歷史在長江流域發生,多元文化的集合發生于殷商,此后黃河南游才成為南北多類文明結合的中央。
    在郭靜云看來,這本書所探索的是歷史,而不是“作者的觀點”,是在放棄任何預設的觀點的基礎上,作者搜集所有的資料,循著資料走而得出的自己原先沒想到的結果。之所以沒有被主流觀點所引導,跟作者在方法*論上的自覺有很大的關系。這種方法*論自覺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白紙方法,忘記一切“常識”,不用任何預設或成見。作者認為,研究“問題”只能始于對材料的觀察。理論、范式或任何解釋模型不等于事實本身。如果一開始就只認定一種認識框架,然后只在這個框架中獲取材料、觀察思考,其結果只會自我強化這一框架,以致臻于荒謬而不自覺。所以,從著手研究始,歷史真*相的探路人要對任何理論或觀點都無偏向,甚至忘掉所謂的常識和教條,不做任何預設,近乎從一張白紙開始。
    所以,在著手研究伊始,作者從未想過能獲得“新意”,甚至出書之前兩年還不知道,資料會讓其目光最后落到長江中游;亦不能像有些人以為的“只是挑選與自己觀點有利的資料”,因為沒有任何“觀點”在先。只是嚴謹跟著資料走,不斷看資料和跑田野,從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東南西北中,統統都盡可能收集和閱讀;不斷從資料中讀出新的認識,一條條線索匯聚在一起,綜合起來,否定或肯定,相互沖突或相互支持,最后才豁然開朗。
    2.從一條材料不允許說任何話。如果說單一的、零散的考古材料不會說話,所以保留很多研究者能隨意解釋的空間;但是,如果將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比較,系統思考,它就會給我們啟示,告訴我們一些相對確定地事實,排除很多錯誤的假說。所以,自著手研究始,盡量搜集所有資料,從無先知的角度比對,讓資料自由表達自己,在此基礎上思考、尋找其內在關系,以圖復原立體的社會生活與歷史脈絡。所以研究起始時無法知道結果,也不排除研究失敗的可能性。并且:一手資料為先,其它為后。考古才提供一手資料,文獻是從后代撰寫者的角度來敘述。用考古材料證明文獻的作法只能加強神話,無助于近一步了解史實。
    郭靜云說,研究伊始,她并沒有考慮傳世文獻里所存在的內在矛盾,只有從考古看出新路之后,才驚訝地發現,文獻紀錄與考古發現毫無矛盾,反而可以從文獻看出這歷史的蛛絲馬跡。現在站在陽光中審視迷宮的形成,可知今日之夏商歷史和神話的形成,至少經歷了四重遮蔽和扭曲。首先,殷周王族以勝利者的姿態將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與自己的家譜合并,以此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其次,西周晚期至先秦時代形成的歷史記載,將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記錄而留下錄者所處時代和個人主觀性的烙印。再次,秦漢以來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傳世文獻經典化的過程再次扭曲歷史文獻的記載,造成思想史的秦漢鴻溝。最后,當代學術從后期文獻看歷史和決定文明的中央區,產生新的神話并寫到教科書里。
    3.從微觀到宏觀。一些宏觀研究極少考慮到不同文化的細節,而“魔鬼”總在細節中,所以作者重視詳細比對每一小材料,從內在了解不同文化后,才用宏觀的角度觀察大歷史過程。
    4.以問題為中心的多學科方法。本書很多觀點,其實已有前人從零散不同的角度看出,惟此作者才有前人所建構的基礎。但為什么之前很少有人完整地探索?在郭靜云看來,這原因在于現今專門學科分工日漸加深和分歧,使得從事學術研究者逐漸失去對問題進行整體性研究的能力。在現今考古學里,研究史前盡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的知識,而歷史是一脈相承的長河,不宜切斷;也不宜只限于區域研究,不看周圍情況。
    郭靜云指出,孔子“編”《春秋》, 而并不是“創造《春秋》”, 他謹慎地采用手里的史料,合編在一起,而并不以自己的成見或目的安排它。呂不韋的作法恰恰相反: 不是合編客觀的史料,而建構"天下歷史"。傳統一直強調學孔子,但實際上學呂不韋比較多。不過學孔子的理想還在,最好不要忘記它。她并非“顛覆”或“建構新論”,只是將很多零散的史料和前人發現歸納一系統而已,并加強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中華文明也是人類文明的一支)。
    三、各界回音
    在當前上古史研究依舊迷霧重重,學界急待理論與方法上創新的背景下,該書甫一問世,即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爭論,并入選“2013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50種提名書目(其中文史類5種)。
    首先,該書引起了學界同仁的廣泛關注與爭鳴。姜廣輝教授、陳春聲教授、王暉教授、朱彥民教授、孫隆基教授等人紛紛致信作者,表達其看法(詳見本文附錄)。作者本人也先后應邀到武漢大學、湖南大學、中山大學、中正大學等十余所高校演講,解釋本書的材料和論證邏輯。[11]
    姜廣輝先生在《中華讀書報》發表評論,認為該書觀點大膽而驚人,體系、觀點和結論具有極大的爆炸性和震撼性,但并不是異想天開之論,而是一部嚴肅而又嚴謹的學術著作;毫無疑問將引起學術界的巨大反響和震蕩,并相信此書必將成為一部不朽的歷史名著。姜先生指出,在近百年的中國歷史研究中,我們的學術界一直缺乏這種以綿密的資料與大思維方法相結合來撰寫的歷史研究著作。[12]
    孫隆基教授則以“中國文明起源的一些問題:以評論《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一書為本”為講題,在華東師范大學發表演講,指出:“中國的考古學思維有四座必須銷毀的偶像:(1)思維方式未全面擺脫維多利亞時代的直線社會進化論,至今仍沿用從“母系”到“父系”社會之所謂“定律”;(2)重新肯定自20世紀前期新文化運動已開始質疑的古史;(3)將秦漢大一統以來的格局投射回到遠古,用現代的國境來界定“國內”、“國外”的遠古文化,對“本國”受到“國外”影響方面認識不足;(4)將自周以后政治重心都在華北的情形投射回到遠古,形成一股“中原主義”,用中原的發展階段界定“全國”,透露大中央主義的心態。郭靜云于2013年底面世的《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從根本上搖憾了這些偶像,除了“中原主義”之外,將其重心從華北遷移至江漢一帶,將舊中原改稱為“江河中原”,古夏國可能在江夏,商朝則是從東北南下的征服王朝。”[13]
    在肯定和贊揚之外,亦出現不同的聲音和看法,在這方面以許宏先生為代表。許宏先生從2014年元月17號開始,至2月26號止,前后四十天內連續在其新浪博客發表博文11篇,專門評論該書,產生很大影響。[14]許郭之爭引來紙媒的關注,上海的“文匯報”和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報”相繼以學術爭鳴的形式進行報道。許宏先生雖然也承認,在中國考古學學科面臨轉型,學者開始反思既往的研究思路、方法與結論的時候,這本書的啟發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從中可以感受到某種震撼;但其博文的主要目標,均在于以近乎否定的口氣,抨擊該書在材料和邏輯方面存在的所謂缺陷。如許先生認為盤龍城年代晚而二里頭、鄭偃年代早,將其相比較是關公戰秦瓊;指責郭著選擇性應用材料,為將江漢淮流域文明的地位突出,在論據中選擇使用對自己有利的材料,厚“南”薄“北”傾向明顯;認為“任何對歷史進程的建構,都必須有扎實梳理過的材料來支撐,否則就是空中樓閣,在制造新的神話。”強調“對郭教授的評價,并非出于固守我們既有的認知體系,而是要強調考古學及其相關研究的嚴肅性。” [15]
    對此,郭靜云作出回應,指出碳十四年代表明,二里頭一至四期年代大約為公元前1750-1530年,鄭邑建始建于公元前1500年之后。來自盤龍城南墻外護城壕遺址探方T6第3層和第2層兩個碳十四年代分別為:3400士60(ZK一3001),3330士60(ZK3002),對應的校正后日歷年代分別為公元前1711±81,1617±73,其年代相當于二里頭早中期而早于鄭邑。要知道,這些樣品還只是來自盤龍城興建的四期以后,此前盤龍城文化已經歷三個時期的發展過程。在運用考古類型學斷代時,要注意此類方法得出的結論極易被意識形態所牽引和定義。其次,二里頭所發現稻谷、青銅器、硬陶等高技術代表物品并非由本土所創造,而來自長江中游,甚至僅見于二里頭宮殿內的寶貴器物是直接從長江流域運來,這在學界已承認的事實。此外,在長江中游地區,公元前3000多年前就已出現二十余座史前城址,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積達120公頃,其所在聚落面積達8平方公里以上。中國其他地方迄今發現的史前城址年代大多在公元前2400年以后,規模遠不如石家河。比其晚一千余年的二里頭城面積僅12公頃,所在聚落面積約6平方公里。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可能無視年代更早、規模更大的屈家嶺-石家河文明而相信中國文明的源頭是在二里頭呢?[16]郭靜云進而反駁認為,“綜觀許論似乎只為反對而反對,有著極強的非學術的目的性。進行學術批判時,讀懂原文并以此為標靶,當是應有之義。可許論卻多處曲解拙著觀點,樹立虛假標靶,然后大加撻伐。許論貌似擺出憑材料說話的架勢,但通觀迄今所見,并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材料和觀點,也無視拙著所用的與其設定的觀點不合的新材料。”郭靜云表示,她對任何觀點都無偏向,“在一步步的摸索中,材料本身給出了答案。[17]
    在許郭之爭的出發點,隱約可見對于以考古學學科為本位,還是以探究歷史真*相為目標而超越單一學科的不同態度。
    在這個信息化社會,郭著的出版所引發的網絡討論,遠比學界內部爭鳴更為熱烈。豆瓣、天涯、亞馬遜等網站的書評不斷涌現,如亞馬遜網上書評“改變河流方向的學者和著作”、“顛覆性的思路,跳出了千年的框框”、“對華夏文明史的理性分析”;豆瓣書評“重量級的作品啊”等等,不一而足。孟津先生在其科學網博客撰文介紹此書,并感慨地寫道:“真正的學術,來自于自由的心和思想,而不是來自于無堅不摧的錢和權力。”[18]相信這種討論還將持續下去。
    在筆者看來,讀罷這本長達七十余萬字的著作,有一種走出歷史迷宮、如釋重負、真*相在握的感覺。作者摒棄傳統的關于中國上古文明與夏商周歷史觀的既有成見和秦漢以來大一統意識偏見,辯證地看待傳世文獻和神話資料給出的線索,堅持以考古實物資料為基礎,費心費力進行田野調查和觀摩取證,投入大量時間對各類資料進行系統疏理和比對,細心尋找隱藏其中的蛛絲馬跡,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追尋歷史真*相。
    本書提出東亞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無論在時間還是規模上,都不亞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提出這一文明的基礎實為稻作農耕,為探索稻作農業的起源和發展、稻作農業社會的形成指出了方向。本書所提出的觀點,可以說重新建構了中國上古史發展的脈絡與綱要,清晰呈現了中國文明如何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圍繞本書觀點,也許在某些細節上仍有可商榷之處,也許會產生激烈的爭論,也還有待于更多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來證實,但筆者相信,本書主要觀點在未來必將成為學界共識,本書必將成為大學課堂先秦歷史和考古的必修讀本。這將是一本跨時代的、對于中國上古史研究和夏商周考古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
    很多學科往往都有一些累積起來的根深蒂固的所謂“成見”, 這本書充分展示了如何利用一手資料研究真問題,超越學科成見的過程與魅力。考古知識建構的重要途徑是進行各種維度的比較。考古材料的實物特性使得比較的維度和標準非常多元,且納入比較范疇的材料來源易受學科、地域和研究者視野的限制。在當前的學科實踐中,最常見的做法是,用“先發現的”定義“后發現的”,先求同后求異,這樣易使后人的認識受前人引導而層累造成。本書中,作者超越歷史成見、社會習見和學科偏見的干擾,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廣泛搜集材料進行細致疏理和比較,以其非凡而敏銳的洞察能力,以最基本的人類歷史發展脈絡為參照,順著材料本身給出的線索而一路前行,尋找歷史真*相。
    最后,本書展示了當前以問題為核心的系統綜合研究方法的廣闊前景。作者認為,由于現今專門學科日趨分歧,使得從事學術研究者逐漸失去了對問題進行全面性研究的能力。這些學科的區分,并沒有增加每一門學科的精確性,反而使之更加零散,從而使研究者感到迷惑。諸如考古學、器物學、文獻學與歷史地理等專業學門,實際上并不是完全獨*立、彼此互不相干的學科,反而都是研究歷史及人類學的方法,皆是重要的歷史及人類學的研究“工具”。返觀現今過度區分專業的潮流,使得每一門獨*立的學科,都只能在自己的專業范圍內對研究問題加以描述,而無法剖析問題內在的原因,以及其背后的意義。一切學術研究的伊始,皆系由設置問題開始,并非僅僅在于設置出問題后就可以結束。當一個研究者敘述出問題所表現的現象后,最關鍵的是企圖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后意義,但這顯然是單一學科所無法解決的,而且每種問題皆需搭配不同的學科方法和知識,方能探究其問題背后更多隱含的真義,如果因害怕接觸非自己專業學科的研究方法,就無法期待能得到精彩的研究成果。
    附錄:《夏商周——從神話到歷史》學界簡評
    陳春聲教授(中山大學常務副書*記、副校長):
    《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一書,展現了嚴謹的史學研究中思想的魅力與沖擊力。這部著作超越中國學界以歷史文獻為出發點解釋各種考古發現的思維習慣,達致考古材料與文字記錄在真正平等的意義上,嚴謹而視野開闊地相互參證的境界,其背后所蘊含的方法*論意義,是革命性的。學術思維方式這種革命性變革的價值,體現于作者所提出的關于中國上古史的一系列顛覆性結論之中。一旦接受了作者的觀念和觀點,包括中學歷史教科書在內的關于中國歷史的常識性描述,就必須重寫。也正因為如此,這部思想深刻的著作必定引發一場影響深遠的學術論爭。在這樣的意義上,幾乎可以肯定,這將是一部會在學術史上留下痕跡的經典之作。
    姜廣輝教授(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的影響力會大大超過很多人的著作,本書挑戰的問題太大了。中國上古史恐怕要被作者改寫了。現在中國學術界已經討厭陳陳相因。要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而能站住腳,就會天翻地覆。
    朱彥民教授(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先秦史研究室主任):
    郭靜云教授的這本厚厚的大部頭巨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洋洋灑灑,委實壯觀,視野開闊,體系龐大,內容宏富,前所未見。以時間維度來講,從史前時期到夏商周三代,持續數千年;以時空的維度來講,從長江流域到遼河流域,從中原地區到中亞地區,南北中外,跨度幾萬里。作者驅使古今中外資料匯集一書,為其所用,駕馭材料之能力迥異常人。故其書資料翔實,結構宏闊,觀點新穎,論說別致,是一部先秦史研究近年罕見的令人矚目的大作。
    王暉教授(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郭靜云教授近出大著《夏商周——從神話到歷史》,根據出土考古資料、古文獻資料和甲骨金文資料,對夏商周歷史中夏文明的來源及中心區、殷商文明的性質、商周關系、商周文獻中歷史觀念的形成等主要問題,作了新探索,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觀點。
    這一74萬多字的著作所討論的問題都是學術界所關注的大問題,有不少迥異于目前學術界的主流學術觀點。乍一看來,我們也許會驚詫作者提出“偃師二里頭是中原文明發祥地嗎”的疑問!但是看看下文作者提出“江河聯合城邦國家文明之形成”,認為是黃河中游和長江中游地區共同熔鑄中華文明的起源,看看作者的論證,看看大量的考古資料,就會覺得這一立論和前者相比,似乎更為全面,更為妥帖。這實際上與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有異曲同工之效。
    該書作者善于運用比較考古學的方法,并不局限于一時一地、一族或一國去分析學術問題,而是廣泛地搜集不同地點、不同部族或方國的同一類材料,進行跨地區、跨文化的比較全面的分析研究,從而得出一些全新的自成一家且具有內在邏輯性的詮釋與結論。例如玉牙璋的起源與流傳就是如此。
    特別是著者精通英文、俄文等外文資料,故而能夠站在世界史比較的視野來觀察中國上古史諸多的重大問題,諸如馬和馬車的起源等學術界說法紛紜的問題,著者給了一份證據確鑿、令人信服的結論。
                       (本文載《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學教授郭立新博士
    作者簡介:
        郭靜云,現任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廣東省中山大學珠江學者講座教授。精通漢語、法文、希伯來文和俄文,先后在法國、立陶宛、俄羅斯、以色列,中國北京、廣州和臺*灣等地生活、游學與工作,具有三十年的研究、教學、田野考古與博物館工作經驗,擅長于通過考古、藝術、文獻、古文字互補考證,在世界歷史與文化的比較視野中,對中國上古歷史及先秦文化相關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親仁與天命:從〈緇衣〉看先秦儒學轉化成“經”》等,在整理、綜合迄今所有可用到的史料的基礎上進行系統思考,撥開兩千多年來的重重歷史迷霧,重構中國上古歷史與文化的脈絡,對當前相關領域的諸多主流觀點均具有顛覆性和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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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時代的郭靜云教授(承蒙惠賜)
    郭立新,現任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人類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對東亞地區,特別是長江流域早期人類社會的復雜化、文明化機制與過程有著濃厚興趣,長期從田野考古發掘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為了達到透物見人的目標而深入廣西壯族地區進行長達十余年的人類學田野跟蹤調查與研究。主要代表作有《長江中游地區初期社會復雜化研究(4300BC-2000BC)》、《折沖于生命事實與攀附求同之間:龍脊壯人社會結群邏輯探究》等。    (回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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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14 13:40:38
    郭靜云:自然地理“中原”與政治化的“中原”概念
    中國疆域遼闊,有多樣的環境地貌。水土環境影響了人們的生存之道,也造就了不同的史前文化。雖然隨著時代推演,這些文化融合成多元的中華文明,但在探討上古社會信仰時,仍應分別追溯不同的史前文化。因為同時期的文化,雖有深淺不同的互動,彼此亦有若干相似之處,但若未考慮地理環境、生活方式、移動路線等造成文化分隔的基本原則,或未經過嚴謹的考古分析之前,不同文化實不宜混為一談。至于時代與形態互異的石器與金屬器文化,若無充分證據,不能隨意推論其間的繼承關系。因此,本文探討時空將由中原的青銅器文化直至殷周為主,對其文化在新石器時代的源流,只能稍微提出尚未完全成熟的假設,并在春秋戰國秦漢時觀察其文化的演變脈絡。
    在此之前,必須先加以說明“中原”概念所指出的空間。《詩&#8231;小雅&#8231;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曰:“肝腦涂中原,膏液潤野草。” [1]可見早期文獻中“中原”的意思是寬曠平原、符合農耕肥的沃大坪。但若仔細探究今日常用的“中原”概念,即會發現其意思不符合最基本的地理事實。現在的“中原”概念,經常涵蓋河南、陜西和山西之南部——即周文明之核心地區,這明確是違背自然地貌的一種政治性概念,因為此區域代表從周到北宋這些統一大國的中心區。從自然地理的角度來看,這種討論似有不妥。因為此本地區包含了平原、山脈與峽谷,地貌方面呈現一種支離破碎的形貌。
    對商周以來的混合文明來說,自然地理的邊界并不那么重要,但對早期文明來說,反而是很重要的,因而研究這些地理條件的異同,便可借以表達不同生活方式族群的活動范圍:如住在肥沃平地的農耕文化之發展區、山林游獵族群的活動區,以及幾種雖然選擇了定居、但卻將農耕視為次要的中間地區,其生活可能便是以馴養、漁獵或石工為主要的經濟基礎。此外,還有寬大草原:此一特殊的地理條件,影響了多族群的互相融合,并多次威脅到農耕文明國家。古代很多軍用技術的發明區,便同時是游牧和游戰生活方式的發祥地。
    若從自然地理的邊界來探討,則“中原”這個概念應有另一種屬于自然地理條件的理解:中心的平原地帶。在中國地圖上,這是以大巴山和大別山為東、西界的寬闊平原地,北緣到黃河南岸,而南邊則經漢江下游涵蓋鄂豫平原,又過漢江連到鄂湘江漢、澧陽和洞庭平原,以構成寬闊的農耕地區。并且,因豫南地區及大別山間有許多谷地,其范圍本于河南,跨越大別山,到達淮潁平原、信陽、駐馬店、許昌,并從而到達鄭州。若由自然地理的觀察角度來看,只有這個位處其間的寬闊平原,才能被稱為“中原”。又,我們從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觀察到:漢江下游是此一廣大農耕區域的中心。
    只有到了殷商,北方族群活動在黃河下游北岸并形成新的中心,自此以后黃河流域才掌握政權。從文化的角度來說,黃河流域文化在很多方面傳承了中原農耕大文明的脈絡。由此觀之,在殷周時代中原文化脈絡大量擴散到黃河、渭河、汾河流域、河北、山東,以及許多其他地區。由于殷周政權中心靠近黃河,其憑借黃河作為要道,將原來屬農耕文明北界的地區發展成為中央,中央和邊緣的關系至此產生變化。因此,在歷史上“中原”概念有了變化,從自然地理所指的中間農耕平原(以澧水為南、以黃河為北、以江漢為中),變化成以殷周王畿為中心的殷周政權的影響區域,爰至漢唐帝國更加確定了傳統的“中原”概念,并影響后世對“中原”的認識。
    不過,在討論殷周之前的歷史時,不宜采用周國家以來的政治化“中原”概念,而是需要回到自然地理的角度來思考。因此筆者提出 “江河中原”概念,以比表達中國自然地理寬曠平原、農用的肥沃大坪,即是殷周之前農耕大文明發展最大的區域。     (回到目錄
                                 (本文原刊于《中國文物報》2014年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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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14 13:41:00
    郭靜云:北緯32°:亞非古文明起源猜想5 ?) ^$ ^" ?$ Y6 D" m& I" Z

    ! F* G* X% W# {& D0 G% [7 |人類歷史早期文明的發生,皆位于亞熱帶濕潤氣候區,北緯24°至32°之間的地帶,而在緯度32以北之地帶,此時期均屬偏僻地區,文明、人口皆不發達。例如古埃及文明擁有世界最古老、在當時期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即早王國首都阿拜多斯,其緯度是26°11′,而古王國首都孟斐斯的緯度則為29°51′;早期古王國發展的北界,乃是古老的耶利哥城,即納吐夫(Natufian)麥作文化的發祥地,其北緯度只到31°51′。蘇美爾文化的起源地埃里都金城,其緯度為30°48′,烏爾都城的緯度為30°57′,位于蘇美爾偏僻北界的巴比倫,其緯度為32°32′。埃蘭國的中央緯度為29°54′,北都蘇薩為32°11′。古印度摩亨佐-達羅的緯度為27°19′,北城哈拉帕位于緯度30°38′。
    & j  u. C+ W4 j2 K. j5 J由此可見,亞非古文明的發展脈絡,基本上亦是一致的。古文明發生的地理范圍在北緯24° 與32°間,北緯32°以北地區的文明化則較晚。但依照黃河現在河床位置,其河流發源處的緯度在34°29′,從河源往北流到緯度40°46′,圍繞黃土高原后,又南下到34°50′,其后則東流到出海口,緯度在37°46′。古河道的出海口大概在緯度35度左右,都是未進入亞熱帶濕潤氣候的地帶。
    2 y: H* c8 c1 M6 z) `( p' [, n! j其次,東半球的早期文明皆離不開農作:農作的發祥地與大文明的發生范圍,皆是在同的地域。考慮到人類文化發展所需的經濟條件,此規律顯然是毋庸置疑的。位于北緯35°的亞述、埃勃拉等古城,則要到接近距今4000年前后,才始有快速的發展,而且其經濟發展的基礎并不是農作,乃是貿易和戰爭,這在上古史演變中,屬于新時代的情況。至于首都在北緯36°48′的米坦尼,以及首都在北緯40°的赫梯等國家,則其發展年代更晚,原本也都不是由農耕族群所建立的國家。) X9 P4 d0 m  ^& y4 F' g1 D  X+ h: B
    若從農作的起源來說,早期文明發生地區與大規模農作技術的發祥地皆相距不遠。但黃河流域的環境條件,卻恰好不符合大規模農作的形成要素。黃河流域的農產從新石器中期以來即以黍、粟為主,規模卻不大,因為黍、粟這種農作物,雖然生長條件的要求較不嚴苛,卻難以發展出大規模耕作。同時,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的土質不良,因此不能被視為農作的發祥地。
      x( ^: t1 C; j$ x5 ~; d7 W% b不過最關鍵的是:黃河上中下游的緯度差距非常大,氣候和生活環境往往不一致,并不具有成為一個大而完整的早期文明軸心地區之條件,反而應該表現為很多零散的文化區才合理,并符合在文明擴展的時代,作為不同生活方式族群之間來往交通要道的條件。1 D/ F2 k2 O8 b" l
    黃河上游的蘭州以及渭河流域地區,曾經出現獨特的新石器中晚期文明:如半坡、馬家窯等文化彩陶,表現出華西北地區的燦爛精神文化。但是我們很難經過文化傳承的線索,來了解西北彩陶的圖案,且難以觀察其中蘊含的意義在后期文明中的演化。不用說現代了,就算將時間拉到早如齊家時代,西北地區的文化面貌皆已發生很大的變化,原來輝煌的彩陶圖案幾乎通通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原來沒見過的器物。這類情況不僅在西北才有,東北地區的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迫使紅山文化退卻時,也發生類似的情形。筆者淺見認為,距今4000年前后,與氣候的冷化及干旱化同時,在華北地區發生了非常大的族群變遷,造成早期彩陶黍作文化的消散。因此半坡、馬家窯、廟底溝等華北彩陶文明的獨特形象,皆極少傳承在后來的中國青銅文明中。/ |+ \6 |( F% I
    西北彩陶文化地區的范圍,在北緯34~37°度間,早期有相對發達的地域性農作文化,到了青銅早期卻已絕傳,而在此地區形成了新的文明,并且是非以農耕為基礎,而著重 于發展戰爭技術的文明。經過幾波新來族群的掌控,此地成為周這個大國的政權中央。這與同緯度的安納托利亞南部地區情況相類似:加泰土丘文化消失,而經過幾波新來族群的掌控,赫梯族群在此建立新的軍權帝國。
    2 w  M. s7 Z* ~' {6 Y黃河北游的河套地區,是亞洲草原丘陵地帶的通道,大約從距今4400年后,從里海到渤海及日本海,在這一通道上出現了甚多中、小型城池,均屬于軍事用途而建造的城,是掠奪族群的城邦:以也里可溫為西,以夏家店下層為東。陜北石峁石城,應也屬這類掠奪族群早晚建的城邦群。
    , r0 w6 H/ m) \/ q* D2 z, U該地帶的族群流動率高,在此地早晚修及用軍城的族團雖可能有所變化,但生活方式卻是相類的:以戰爭掠奪維生。遺址中所發現的糧食不似是本地所種,物品亦表達這些族團來往混合多元的情況,并顯示他們掠奪的對象,主要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帶。同時,這些年輕族團亦采用包括南方以及本地帶早期這些古老文明的技術、形象和人才。青銅早期時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帶才開始沙漠化,所以本地帶為流動族群的交通大道,在哈薩克、新疆、蒙古、黑龍江草原及丘陵一帶,流動族群頻繁互動及遷徙,彼此戰爭、學習、吸收、傳播等。4 P* Q+ Z* M* P5 x& C: _: T
    換言之,黃河北游屬亞洲草原低山的地帶,從里海到日本海、從也里可溫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都是距今4000年前后以來,致力于發展戰爭技術之族團的生活區。至于黃河南游,洛陽、鄭州,反而是古老農耕區的北界,亦是北方掠奪者攻擊的前線地帶。由此可見,黃河流域地區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很大,在青銅時代,黃河成為關鍵的交通線,而這些不從事生產而四處游動、專事戰爭的族群,經過黃河這個交通要道,進入古農耕區進行掠奪。
      n, a2 B9 U0 V4 [9 v黃河南游雖然擁有較好的農耕條件,但其范圍卻不廣,且明顯地限于南岸之地。北岸則有中條山、大行山,形成了自然的邊界。若將二里頭、二里崗時期,黃河南岸的鄭偃城址與隔岸垣曲城址做比較,則最可明顯地看出黃河兩岸的差異,似乎形成一對立的邊界區,鄭偃為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而垣曲則可能就是北方族群的南哨。
    ; [$ E' M% c3 f( {( A+ _7 ?0 n總而言之,黃河并不具有作為早期文明發祥地的條件,卻是個良好之族群混合的媒介及信道。因此直至殷商,北方族群活動在黃河下游北岸形成了新的中心,從此以來黃河流域掌握政權,中央和邊緣的關系據此有變化了。“華南”與“華北”生活方式的交界帶和交通要道,在南北交流同化的歷程中,才成為“中華”龐大文明的“中央”,以及龐大“中華” 文明的發祥地。           (回到目錄)" [7 e' D* t1 Z

    9 Z6 i1 s) t3 D6 G9 W                      本文原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03月19日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14 13:41:44
    郭立新:論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生計經濟與人口壓力
    摘 要: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主要生計方式是稻作農業,因漁獵所占比重不同而又可細分為山地型與平原型。水田稻作農業具有集約化程度高,產出也較高的特點。稻田耕作系統的形成與維護需要大量勞力,從而刺激人口迅速增長,結果造成人口壓力。自然環境的數次波動更加劇了這種壓力。因人口壓力而引發的移民、戰爭、社會重組等,成為推動初期社會復雜化進程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晚期、生計經濟、人口壓力
    迄今對于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存有較大爭議,因主題與主題所限,對此本文將不做進一步討論,而是參照張緒球在《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概論》一書中所建立的考古學文化序列[1]。按照他的標準,本文主要探討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生計經濟類型、人口壓力的形成及其對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等問題。本文在談到與經濟發展、人口壓力相關的社會變化時,借用了人類學界使用的“初期社會復雜化”(Initial Social Complexity)概念。初期社會復雜化是一種社會歷史過程,指的是一個相對簡單與平等的原初社會(即我國學者常用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或平等的“氏族社會”)逐漸向較為復雜的分層社會轉化的過程。
    一:
    生計經濟(subsistenceeconomy)指的是一個社會開發利用它的生存環境以獲得供養自己的生活資料;盡管存在很大的變異,一個社會基本上只有兩大生計:開發利用野生的抑或家養的植物或動物[2]
    雖然從總體上看,新石器時代晚期,水稻在長江中游地區已成為主要作物;由于各地遺址所處的自然環境、擁有的自然資源存在很大差異,農業的發達程度及農業與漁獵活動在食物生產中所占比例仍有很大差異。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主要分布于兩大地貌類型:平原或丘陵崗地與河谷地帶[3],據此可將其經濟形態分為山地型與平原型兩種類型。
    山地型主要分布于長江三峽地區、漢水及其它支流的中上游河谷地帶,經濟多以漁獵為主,農業為輔。這類遺址一般分布在河流兩岸或兩河交匯處的臺地上,背山面水,地理環境相對封閉,生存空間較為狹小。平地少,不利于大規模灌溉農業的開發。但其優勢是位于高地(山林)資源與低地(河谷、水域)資源的中間,可以綜合利用這兩種資源。因此,在這一類遺址中,雖然也存在農業生產活動,但并不占主要地位,而且農業活動以砍倒燒光的刀耕火種旱作農業為主;漁獵采集經濟占相當大的比重。在峽江地區的大溪遺址、朝天嘴、柳林溪、中堡島、龔家大溝、清水灘、楊家灣等遺址中,普遍發現有魚骨與獸骨。經鑒定,這些動物骨骼中,魚類有青、草、鰱、鯉、鱘、鯽等,水生動物有螺、蚌、龜、鱉,獸類有虎、鹿、馬、熊貓、野豬、獾、猴、獐、狗、貍、狼、象、牛、豹、犀牛等,反映出當時水生與陸生動物資源豐富[4]。特別是魚骨非常多,經常成堆出土;一些墓葬中使用整條魚隨葬,說明魚是重要的食物來源,并形成了對魚的崇拜習俗。 這些動物骨骼在生活居址中出現,估計大多系食余遺物。成堆的骨渣表明動物是當時人們重要的食物來源。
    與之相應的是,山地遺址在工具組合上,箭鏃、矛頭、網墜、魚鉤、魚鏢、石球等漁獵工具所占比例也較大,淅川黃楝樹遺址屈家嶺遺存共出土漁獵工具170件,占全部工具總數的24%;石家河時期為79件,占總數的21.3%[5]。以淅川下王崗為例,該遺址石家河文化遺存共出土生產工具112件,其中石鏃、骨鏃、網墜、骨魚鏢等漁獵工具53件,約占47.3%[6]。巫山大溪墓地第三次發掘共出土漁獵工具148件,占所出工具總數的50%[7]
    山地也存在農業。秭歸龔家大溝大溪文化地層發現了稻殼遺存[8];淅川黃楝樹屈家嶺文化時期一座房屋(F11)出土的稻殼、稻桿和粟粒表明這里既有稻作農業,也種植粟等旱地農作物[9]。稻作大多為水稻,可能僅限于在狹窄的河谷地區種植,坡地則主要種植旱地作物。長江中游地區的山地丘陵,大多為紅壤土質,土層瘠薄,易被沖刷侵蝕。在修筑梯田這樣的水土保持技術出現以前,很難進行連續耕作。大中型石斧多被認為是鄂西川東峽江地區大溪文化的重要特點之一[10]。宜都紅花套遺址出土的一件大石斧,長達43.1厘米,頂寬14.5厘米,刃寬17.6厘米,厚4.7厘米,重7250克,弧刃,兩側和刃部都經磨光,形狀規整,制作精美;刃部兩側有細密的琢痕,可能為使用痕跡[11]。這些大型砍伐工具的存在,表明當時三峽地區實行刀耕火種式的森林耕作制。這種耕作制度的關鍵在于休耕期長,耕地拋荒后需要經過長時期的恢復,才能重新變成森林。進入大溪文化晚期以后,即使在峽江地區,大型石斧也逐漸少見。大溪墓地早期墓中(大溪文化中期)還以大中型石斧和石錛為主,小型石斧和石錛較少;而晚期墓地大型石斧數量減少,小型石斧和石錛增多,種類也較多[12]。宜昌中堡島遺址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13]。砍伐工具的小型化可能與所砍伐樹木為小樹有關,這意味著休耕期在縮短,使休耕的土地沒有足夠的時間恢復成最初開墾時的植被形態;而休耕期的縮短很可能是人口壓力下加大生產強度的結果。據此可以初步推斷出,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峽江地區在大溪文化晚期已面臨較大的人口壓力。在人口壓力下峽江地區的人們利用其資源優勢,加強了石器的專門化制作[14],并與東部農業區進行交換獲得糧食而暫時維持了峽江地區文化的繁榮,使這一地區的古文化直到屈家嶺時期才漸趨衰落。
    二:
    平原型生計經濟主要存在于江漢洞庭平原、南陽盆地及周圍的低矮丘崗地區。這一類遺址一般位于地勢低平的河流下游沖積平原或湖濱平原上。其居址往往分布在稍為隆起的壟崗或低矮丘陵上;居址四周是地勢略低、接近水源的廣闊沃野。這些地區土壤發育良好,土層深厚,水資源豐富;河湖汛期水位的定期漲落為稻作農業生產提供了良好的肥力與自流灌溉條件。因此,這類聚落最主要的生存經濟是農業,漁獵經濟所占比例較小。
    筆者對迄今發現的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稻作遺存的統計表明[15],從大溪時期開始,稻作遺存迅速增加,反映出水稻耕作得到很大發展;此后隨著文化的發展,稻作農業強度不斷提高[16]。稻種也在不斷馴化中,大溪時期秈系與粳系都已出現,且時代愈晚粳稻越多;粳稻被認為是從秈稻演化而成的[17];大溪文化早期的城頭山城壕內出土的稻谷似秈似粳[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