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tt id="c4fji"></tt>

    注冊找回密碼

    QQ登錄

    只需一步,快速開始

    掃一掃,訪問微社區

    國學復興網 門戶 查看主題

    新諸子論壇第10期

    發布者: 新諸子論壇 | 發布時間: 2014-2-14 21:04| 查看數: 14133| 評論數: 21|帖子模式

      q$ q  U3 n2 }! v
    封面彝器:婦好銅方斝(商代晚期,現藏國家博物館,76年出土於安陽殷墟婦好墓)
    器形高大,鑄造精致,通高68.6厘米、口長25.1厘米、口寬24厘米,口部為長方形,上有對稱的方塔形立柱,足呈四棱錐尖外撇,一側有鋬,頸部和腹部分別飾夔紋和獸面紋。
    方形斝為高級貴族方能使用的盛酒、溫酒之器,一般貴族只能使用圓形斝。該斝腹內底中部鑄有銘文“婦好”二字,婦好是商代第一女將,商王武丁之妻,曾多次率領軍隊出征,最多時達一萬三千人,主要征伐對象為土方、羌人、巴方等國,可知應為婦好戰功顯著,與武丁一起扭轉了商朝幾曾衰落的國運,因而獲頒此斝,以紀其殊勛。
    6 y; B9 S3 [# {8 L
    pdf版下載: 新諸子論壇第10期.pdf (5.87 MB, 下載次數: 6)

    最新評論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2-14 21:06:17
    《新諸子論壇》團隊
    顧  問

    方立天、蒙培元

    學術委員會

    俞榮根、董金裕、郭齊勇、石秀印、黃源盛、單純、

    林安梧、王中江、黃玉順、馬小紅、侯欣一、楊朝明、

    張中秋、蘇亦工、陳明、干春松、姚中秋(秋風)

    本期執行編委:西風、向上農人、周紹綱、洪范
    《新諸子論壇》投稿專線:xinzhuziluntan@foxmail.com
    訂閱請聯系《新諸子論壇》投稿專線

    5 }& j3 ~1 Q5 d) X                                                   
    # s2 s7 z3 \  s% a" m" t7 E4 G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2-14 21:06:54
    《新諸子論壇》合作伙伴( a! x- D# h1 C* x" ^, u: u% ^% E( ?
    5 g/ l6 a3 Q" \% X
    “新諸子論壇”在下述學術及公共網站,開設了獨*立的分論壇:
    1 m8 B2 j5 k" I新諸子論壇:原道暨儒學*聯合論壇6 ~. _$ G5 Z- l; }* Z# J! C
    新諸子論壇:26國學網; S2 e4 b9 c$ G! y1 y; ^: Q
    新諸子論壇:國學復興網
      m- W- A2 b9 g新諸子論壇:古社人文網
    % c. H# `3 K/ t$ |6 [, f$ H新諸子論壇:龍之聲網
    - f3 N3 y  t, ~新諸子論壇:學術中國  f" M( W1 }, ?  D4 P' i! z
    新諸子論壇:獨家網
    1 F: A* x+ q% `7 R新諸子論壇:四月網) G) x" d% }% {& w
    新諸子論壇:公民*意識團8 W+ D& U2 q1 R6 {6 F) ?* u- z
    8 \2 C1 d  [8 U! Q4 o
    “新諸子論壇”在下述學術網站,提供閱讀及下載服務:
    + B  |% T. K4 m. x* h. T5 G新諸子論壇:中國思想網
    0 D) m( P; P) K$ [新諸子論壇:孔子二〇〇〇網8 K0 U& f5 A" K: w5 z9 D3 G
    新諸子論壇: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網0 v9 A3 Z/ R1 l9 Q' }
    新諸子論壇:人文與社會8 O' t  b8 f4 u: o2 W. t

    % D0 F0 O& A/ b: L“新諸子論壇”的官方博客、官方微博:  l5 [6 m+ j" }% x* d+ w
    新諸子論壇:新浪微博# N% ?9 r8 P0 ?% d( Q# l1 b
    新諸子論壇:天涯博客- J  q. m, o$ C) s- e1 M* L. I

    ! ?, @  C+ n! K+ ]  `7 K《新諸子論壇》還在數十個知名學術群提供下載服務,恕不逐一羅列" y4 |, Y) ?) {, b' w; T
    《新諸子論壇》廣大同仁,竭誠感謝上述單位提供的合作與協助!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2-14 21:07:44
              【文章超鏈接】

    【儒學的機遇與方向:學術訪談】

    【關曉紅:科舉停廢研究】專題

    【 論  文 】

    【 特  稿 】

    【 講  座 】

    【專著連載】

    【甲午新年寄語】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2-14 21:08:11
    目  錄

    《新諸子論壇》團隊............................................................................. 2

    《新諸子論壇》合作伙伴...................................................................... 3

    【文章超鏈接】.................................................................................... 4

    【儒學的機遇與方向】學術訪談

    【系列訪談之一:陳明、楊朝明】....................................................... 11

    向上農人:【關曉紅:科舉停廢研究】專題導讀.................................... 23

    關曉紅:老樹能否接新枝:晚清議改科舉新探...................................... 37

    關曉紅:議修京師貢院與科舉制的終結................................................ 64

    關曉紅:殊途能否同歸:立停科舉后的考試與選材﹡.............................. 97

    關曉紅:終結科舉制的設計與遺留問題.............................................. 130

    《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書影..................................................... 161

    《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目錄..................................................... 161

    【 論  文 】

    彭華:賀麟的文化史觀...................................................................... 167

    楊少涵:論馮友蘭之中庸觀............................................................... 182

    藍江:歷史和政治結構中的劉子業——《資治通鑒》閱讀手記............ 199

    陳豐:馬二先生初論......................................................................... 211

    【 特  稿 】

    劉宗迪:飛龍在天——二月二,龍抬頭.............................................. 233

    【 講  座 】

    葉曉锜:概念論(連載二)............................................................... 248

    唐仲清:紅色經典啟示錄.................................................................. 280

    【專著連載】

    虎公:《大國上卿:晉國諸卿家族史》................................................ 354

    【甲午新年寄語】

    周贇:覺悟大眾的重任...................................................................... 379

    虎公:慎思明辨以載篤行.................................................................. 380

    李峰:祝《新諸子論壇》越辦越好!................................................. 382

    唐仲清:思之誠,《新諸子論壇》的魂!............................................ 385

    楊萬江:襄助中國知識之崛起............................................................ 392

    豐銘:中和之道,學術精神............................................................... 393

    莊朝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394

    密碼:自由是我們不可逃脫的宿命..................................................... 395

    5 x/ i) A1 J9 e5 |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2-14 21:10:57
    5 @$ F8 k3 M" A
    . c% _2 Q4 J- p
    【儒學的機遇與方向】

    4 G& a: G8 T9 Y8 M1 s& f$ i9 E5 v# R/ z8 R

    : `4 f. ?: h7 K* N$ m  S, e" ?9 i% t9 `7 V
    $ j, m: c7 Z8 B# \8 k
    ( B3 _' Y$ G8 ^/ ]; [

    $ d3 |3 w; ^8 a- Q$ I. w0 n
    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自漢武大帝起,儒學作為中國的道統,引領著中華文明的走向,生生不息。
    時至清末,儒學面對西方現代性沖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歷經百余年的磨難,古老的中國獲得了重生。新朝初立,必改正朔,而師法二王與己為三,正是新生國度走向政治成熟的標志。
    近二十年多年來,隨著學者的辛勤耕耘、社會生活的變化、中國地位的提升和政治家的重視,儒學命運已經不是一個可以被忽略的問題。
    2013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來到曲阜孔府考察,在孔子研究院時說,《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這兩本書我要仔細看看”。這是2004年文化保守主義興起以來,官方首次對儒學作出高規格的正面表態。
    時也勢也,儒學將迎來一個涅槃的契機,然而,路在何方?
    儒學的春天來了嗎?
    儒學將以復古的面貌重現并重新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嗎?
    儒學將完成現代化過程與世界文明相融合嗎?
    儒學可以擺脫時代問題的糾纏而仍成為顯學嗎?
    儒學將以何種方式推廣自己?網絡、書院、還是進入主流教育體系?
    由此,《新諸子論壇》學刊擬定對當代儒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進行系列專訪,希望藉此厘清儒界的觀點,探討儒學在當下的可能性與路徑。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2-14 21:14:57
    【系列訪談之一:陳明、楊朝明】

      間:2014116

    訪談人:西  

      賓:陳  

      賓:楊朝明

    嘉賓簡介:

    陳明先生,社科院哲學博士,首都師范大學儒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原道》、《原道文叢》、《原道譯叢》主編,原道網站及儒學*聯合論壇網創辦人;當代中國大*陸新儒家代表性人物,《新諸子論壇》學術委員。


    : J) V0 w; s. c, j% s) @- v$ `8 c # Q2 v2 e' Y6 \6 i! t% w. a
    楊朝明先生,社科院史學博士,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教授,山東省儒學研究基地主任、首席專家,《孔子文化研究》主編,《孔子文化》編委會主任,《孔子研究》執行編委,《新諸子論壇》學術委員。( }0 {8 t0 ~9 E7 h5 z4 o- }& N
    ' a/ L, }( C& V' h, Y& r2 ], b
    7 a- U: F6 Z. C" P0 v+ L, |6 b

    西風:作為【儒學的機遇與方向】系列訪談的開門紅,我們乘著習總書*記的東風,榮幸邀請到了總書*記表示要仔細讀一讀的兩本書的作者——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先生,以及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原道》主編陳明先生,為本刊第一期訪談的特約嘉賓。

    下面,就讓我們一起進入陳明與楊朝明先生的儒學世界!

    兩位老師好!兩位都是《新諸子》的學術委員,以往給了《新諸子》很大關心和支持,我首先表示一下感激。二位也都是當今儒學界的代表人物,今天我們想請二位談一談【儒學的機遇與方向】問題,還請二位不吝賜教。

    楊朝明:我不善演講應對,怕說不好啊,陳明兄這些年推廣儒學下了很多功夫,對儒學貢獻很大,我很是敬佩,主要還是聽陳明兄說吧。

    陳明:哪里,老兄功夫在那里,隨緣任運,點石成金,且中正平和,各方都聽得進,現在談談也是也是趁熱打鐵,讓國人關注儒學,我們體制外,只能敲邊鼓。

    西風:二位老師覺得,在這個時代,儒學還有沒有機會,什么時候能來,作為儒學的弘揚者,應該怎樣抓住機遇弘揚儒學呢?

    楊朝明:我認為機會已經來了,習總書*記11月26日的曲阜之行可以看作是對傳統文化所展示的一個表態。習專程來曲阜,花一個多小時參觀孔子研究院并與各方座談,其實是在表明一種態度,傳遞一種信息,就是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

    西風:我看網上看到您也提到了,習在座談中開宗明義地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因勢利導,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揮積極作用。這樣MKS主義為本的立場,您認為與儒家價值立場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

    楊朝明:呵呵,我覺得這說到底是一個“時”的問題,現在是一個“碎裂化時代”,人們思想上亂得很,這些思想之間的關系,就是所謂“多元”信仰如何統一或者一致起來的問題。

    西風:那么,在這個時機,應該怎樣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呢,具體說,二位作為儒學者,認為應該怎樣弘揚儒學呢?我注意到了現在大*陸的新儒家主要是靠尊孔讀經,恢復古禮的辦法,二位能否給讀者們講講是否有更多的道路。

    陳明:弘揚儒學得有招,讀經、恢復古禮在蒙學階段起了一定作用,但光靠民間讀經是不行的,不能加深對儒學的進一步理解,也容易產生良莠不辨、食古不化的問題,理論的創新、政治的參與、高層次儒學教育機構的建設等都是重要的,最好能進入主流教育體系。

    楊朝明:說得太對了,民間讀經遠遠解決不了問題!弘揚傳統文化還必須從青少年抓起,如果能進入主流教育系統的話,那么儒學的學習就會大大起色。多年前我請山東民進的領導向全國政協會議提案,在全國研究生考試中增加傳統文化的內容。中庸者,“用中”也,人們重視仕進,看重考試,何不利用?也應該在語文考試中增加經典的權重,多留給一點空間,傳統文化就落實了。提案上去多年了沒有反映。這需要執政者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執政者認同傳統文化,你就沒有辦法。另外,儒學者統一表示文化立場,積極參政議政也很有作用,如曲阜修建基*督教堂,要不是儒學者們的一致努力,改變一些人的想法就沒有那么容易。這些事情上我很欽佩陳明兄他們的努力,實際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教師節據說2014年要正式改為孔子誕辰,這也是大家一起長期努力的結果。

    陳明:這就是老兄剛才說的“時”了,彼一時此一時,現在當政者更多認同儒學,研究生考試增加傳統文化內容的事,明年政協接著提,會比當年管用多了!我有幾個這樣的朋友,你領銜,你把提案發給我,我找人聯署如何?

    楊朝明:很好!形成合力!另外我在想,家有家風,校有校訓,可否提出,習主*席在山東講話中所說的“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應該成為“國訓”,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自覺地以之作為誡語。進行“四德”教育時,還可以增加“企無德不旺”、“家無德不昌”等提法,讓那些想發家、興家的人好好想想,讓見利忘義的人警醒。呵呵,學者的迂腐之見。

    西風:在當今中國,有人認為德治與法治沖突甚至是不能兼容,二位老師有什么看法?

    楊朝明:這要深層次分析一下德、法的關系。要人人明是非、知榮辱、懂曲直,形成良風美俗與社會風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儒家講“為政以德”、“為國以禮”,沒有講“以徳治國”。《孔子家語》:閔子騫為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這個“德法”,就是“禮”。“法”與現在的“法律”有同有異。這里的“法”是“禮法”之“法”,有法則、法度、規章之義,與今天所說的“法制”之“法”有所區別,故孔子將“德法”與“刑辟”對舉。在《孔子家語》的《刑政》篇中,孔子說:“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在這里,刑之用乃以德為前提,刑只適用于愚頑不化、不守法度的人。既要有柔性的教育與引導,也要有剛性的督促與懲戒,今天弘揚傳統文化,提升德性修養,也必須如此!

    西風: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陳明:這應該是儒家政治哲學的正面論述。德法不應對立起來。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則王道備矣。儒家講德法區分,有歷史條件變化,適應場域不同的多種考量。我覺得孔子這里說的是情境中有感而發,不能作究竟義解。禮法,或者說以禮為法,有習慣法,普通法的意味。

    楊朝明:關鍵是“有恥”!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問題,孔孟為什么講“人禽之辨”,原因也在此!光靠法律的約束力結果就是“免而無恥”,鉆法律的空子。前幾天網上說的那位賠人家18萬人民幣工錢的人,把1000多斤的一毛錢硬幣給人家打工者,就是“免而無恥”的人。他周圍的人、他的家庭、他的鄰居、他的朋友,可能沒有給他以道德的“熏陶”。如果形成輿論的力量、道德的氛圍,就會對他產生文化的約束力,這需要“大力弘揚傳統文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過兩天,我在山東省的政協會議上有一個大會發言,就想講講“重視和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宣傳教育”。

    陳明:有恥且格,不僅意識到哪些不能做,還對應該如何做懔然有感,由此引申出對治理者和制度的認同,心悅誠服嘛!德治、禮治并不是反對法治,只是強調這個法律本身應當是讓人心悅誠服的,而不是一味壓制。

    楊朝明:對,正像為政者應該如《五子之歌》所說: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心悅誠服,心中有“中”。夫禮,所以制中也。認同,才能有“中”,自覺地守“中”。法律,一定是合理的。所謂“以刑教中”。禮也者,理也。夫義,路也;禮,門也。《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這里,禮不就幾近于法律嗎。禮不是隨意訂出來的。《禮記》云:“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成*人禮”(冠禮)的本質意義就是如此。所以,《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說: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西風:二位老師,再問個問題。昨天楊老師發的《學習時報》的鏈接我仔細看了,還看了《學習時報》的其他文章,發現儒學的非常之多,而且大都是正面的,《學習時報》是中央黨校辦的,您認為能代表高層的傾向嗎?

    楊朝明:《學習時報》上的文章認同儒學很好,但理解上還有不少偏差。比如要讓“父母官”成為歷史的名詞之說等。“愛民”,顧名思義,就是愛護百姓。那么,怎樣才能做好,卻不是很簡單的問題。據《孔子家語&#8226;論禮》記載,有一天,子夏侍坐于孔子。子夏對《詩經》很有研究,《詩經》里面有一句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夏就問孔子,這句話什么意思?他問:“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愷悌,意思是平易近人,性情隨和。是啊,什么叫“民之父母”?我們以往說基層領導是“父母官”,我覺得“父母官”這個概念還是有它的深意的。現在,人們覺得“父母官”有所謂“封建色彩”,據說現在的《現代漢語詞典》把這個詞都抹去了,不要這個詞了。其實,作為一個歷史概念,這個“民之父母”還是非常重要的。在傳統中國,基層官吏被稱為“父母官”,這是家庭倫理與政治倫理的貫通。我們都知道,父母對子女的愛是天然的,是無可取代的。記得我兒子小的時侯,有一天他感冒了,我的一個朋友到我家來,看到我愛人抱著兒子很焦慮的樣子,便問我:“如果把孩子的感冒轉移到你身上,你愿意嗎?”還沒等我回答,我愛人脫口就說:“當然愿意!”就這一句話,我覺得做子女的永遠報答不完自己的父母。父母對于子女的愛實在是自然而然,可以想見,即使孩子到了國外,孩子的近況做父母的都有可能很清楚,因為父母會時常將子女的冷暖掛在心上。作為管理者,愛護自己的管理對象就像關心子女一樣,那么,做“父母官”有何不可?孔子在回答子夏的話時,他說到:“夫民之父母,必達于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又說:“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如果哪個地方有問題,有災殃,他第一個先知道,這才是民之父母。孔子還引《詩》說到:“凡民有喪,扶伏救之”,老百姓有事,他就不顧一切地施救、幫助,就像父母對待他的子女。愛民就是“王道之始”,要使“天下有道”,就要從管理者開始。試想:在了解老百姓前提下,管理者愛護百姓就像愛護自己的子女一樣,效果會如何?

    西風:是的,如果認為當官只是個工作,感情投入不大,與投入感情去工作,效果會不一樣。我以為楊老師會多談談文化,現在發現您對政治也這么感興趣啊。

    再請問一句,儒學發展的多向度問題,哪些向度是可欲的,政治哲學今天在儒學中應該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嗎?我注意到《學習時報》談到了建設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問題,把傳統文化提得很高,也注意到了學習時報提到注重把握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思想觀念,也要拋棄個*人*崇*拜、男尊女卑、封建等級、愚孝愚忠、迷信鬼神等與時代發展不相適應的思想等。現在儒學復興運動中也有要求原樣復古的思潮,二位什么看法?

    陳明:對于復古主義,我是一向反對的,這就是儒學應該的走向的問題,儒學發展應當走現代化的道路,與時俱進而不是復古主義。明體以達用,即用以見體,儒學如果不想停留在書齋或者博物館里,就應該走向社會,發生經世濟用的作用。今天的社會與古代社會的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差異,如果還堅持古代的那一套就會體用分離,只有基于現代問題,建設現代性的新儒學,儒學才有生命力,才能復興。在與現代社會的接壤上,新儒學是大有可為的,比如現代社會注定是市場經濟、公民社會,那么我們要保守臣民*意識就與時代背道而馳了,而建立新的公民共識,比如公民儒教,使其成為一種不離世俗的新價值共識,對現代中國的意義就是巨大的。我注意到《學習時報》上提到的“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這個家園應該是個新房子,不能老是草棚木屋。MKS主義曾經要擔起這個功能,現在看來民族的精神家園還是要以民族性為根基的。在儒學的普及教育上,也不能僅限于普及經典,而是應該積極以儒家的立場與基*督教、自由主義等對話,解決新問題,儒家兩千年來遇到過很多次新情況、新問題,儒家保留的只是基本的價值觀,具體應對辦法總是與是俱進的,因為這個,它才能在變化著的時代里保持生命力,保持適應性。這就是宋明理學說的,理只是一個理,但是它是隨著事的變化而體現自己的不同方面的,理在事中。今天也是這樣,儒家的道理應當體現在對新問題的解決辦法中,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舊的經典中。這也是我們這一代儒家學人的歷史使命。

    楊朝明:儒學,都是對現實的思考。離開現實,孔子也不是孔子了。所謂復古主義,錢穆先生的說法我很認同。錢穆先生要求凡讀其《國史大綱》,要“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所謂個*人*崇*拜、男尊女卑、封建等級、愚孝愚忠、迷信鬼神等與時代發展不相適應的思想等等,許多還不如說是后人的誤解。有人說:那些君君臣臣的綱常,授受不親的禮教,父為子隱的回護,女子小人難養的輕慢,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愛有等差,凡此種種,就其本質而言,是缺乏平等意識和自由理念的,也是反現代性的。這些大多在理解上都似是而非。我們首先要分清“真孔子”與“假孔子”。先秦儒學為儒學的“創立”時期,其代表人物孔子、孔子弟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帶有明顯的“德性色彩”,他們強調“正名”,主張“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漢代以后的儒學則有不同,適應專*制政治制度的需要,逐漸強調君權、父權和夫權,儒學慢慢蛻變,呈現出了為后世詬病的“缺乏平等意識和自由理念”,也與現代社會顯得格格不入。了解這一點十分重要!原來,對孔子儒學傳統進行“保守”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學的真精神,而對孔子儒學持“激進”立場的人則更多的看到了作為“專*制政治靈魂”的那個“偶像的權威”。難怪“新啟蒙運動時期”有學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們確實更應該關注原始儒學,澄清誤解,明辨是非,正確對待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我打字慢,所以,寫過的文字有的就貼上了,請二位兄弟原諒!只是為了表達個人的意思而已。

    西風:楊老師,我看您的話,是認為儒學是個整體,文化、政治等方向是不宜區隔的,是吧?

    楊朝明:太對了,儒學是個整體!儒家,當然包括孔子在內,如果不是思考當時的文化、政治等,就不會成為“儒家”。必須對孔子儒學進行整體覌照。孔子學說牢籠天地,博大精深。他把人放在天地之間,深刻思索人性和人的價值,他希望人們明理修身,循道而行,推延親情,放大善性。其實關注的恰恰是整個社會!(回到目錄)

    訪談人:西風,法學博士、哲學博士后,獨*立學者,《新諸子論壇》編委


    ! p; i: \9 i' F8 C                                                                   : B6 Q. V8 d( _4 n- y4 r
    2 q& A  A3 s, o/ \) I. r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2-14 21:16:21
    【關曉紅:科舉停廢研究】* ^6 b9 Q6 u" x4 n/ b
    2 F8 U6 }( m4 P2 d! e) J
    ! S& C4 q4 ]/ _' G9 C
    " D4 M% _4 j7 a$ ^7 x( e

    * _' V! M) i; D& T+ F$ V& K1 [向上農人:【關曉紅:科舉停廢研究】專題導讀

    中國歷史上歷經千年的重要制度,除皇帝世襲、皇位繼承外,終結之迅速、評價差異之大,當推科舉制。科舉為什么停、怎樣停,停與廢有無差別、當政者對此有無善后,科舉停廢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那些實際影響,為何科舉停廢百年之后,仍未能“蓋棺論定”?

    這些對昨天、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國并非可有可無的問題,在關曉紅的新著《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中得到了解答,[1]其中不少觀點與事實,與過去的認識和結論迥異。該書入選2012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代表了當前相關領域學術研究的前沿水平”。[2]

    中國之所以能在二千多年前,就走出遍地諸侯的封建體制,建立并長期維系一個獲得廣泛認同的大一統國家,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即曾建構了一個行之有效的人才培養與選拔機制——察舉與科舉制度,這是中國官僚機制得以維持著較高凝聚力與組織力的重要基礎。尤其是隋唐時期發端并逐步完善的科舉制度,給下層社會的寒士提供了向上發展并為國效力的機會,對鞏固隋唐以來的皇權統治有舉足輕重之效。

    如果說,由察舉與科舉制度所承載的精英教育及選拔機制,保障了我們建構出一個領先世界幾近二千年之久的傳統中國的話,那么,今天這個由3億高中生,近億大學生,逾千萬工程師及專業技術人員所構成的世界最大優質勞動力市場、并在工業生產能力上超過米國近四成的新中國的誕生起點,正為發生在108年前的那場廢科舉,興學堂的歷史性創舉所揭橥。

    當東瀛分別於1895年和1905年,兩次以弱勝強戰勝大清朝與俄羅斯后,中國朝野上下再次陷入了鴉片戰爭以來的巨大震動,原曾希望在保留中國文化及知識本體的基礎上,只在技術及應用層面進行西化改造的洋務運動,遭致了極為深切的反省,人們開始意識到在西方船堅炮利的背后,還隱藏了可被簡稱為“西學”的一整套系統性的知識體系。

    為救亡圖存而應對這場數千年未有的列強侵華大變局,清政府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躊躇后,停廢了傳統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科舉制度,并以西學有用于時,能去貧弱致富強為由,于1905年詔令立停科舉,西學在與中學的較量中占了上風,曾行世數千年之久的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由此被解構重組,盛行了二千年之久的經學,被重構為了中國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歷史、文學、宗教學等多個細分式的知識類別。

    而此前被視為“奇技淫巧”的技藝與技巧性的知識領域,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各類技巧式知識,被予以了理論化、體系化與正規化,甚至在重要性方面還被拔高到了看上去似乎無以復加的優先程度,傳統式的讀經優而仕,也進而演化為了由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凸顯的全新的人才識拔邏輯。

    以今天的邏輯而檢視這場發生於一百多年前的廢科舉,興學堂的改制成果,顯然是成績巨大的:1905年,各類學堂8300所,學生26萬人;4年后,則達到了各類學堂6萬所,學生164萬人的龐大規模。而這一切,正為民*國,尤其是共和國時期的國力騰飛,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環境土壤。

    中山大學歷史系關曉紅教授的新著——《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便是一部循著前賢的足跡,通過對殘破及零散的歷史碎片的精心搜集,在施以細致梳理的基礎上,將科舉停廢置于晚清社會劇烈變動的背景下,所做出的整體式考察。它不但著重澄清了科舉改制決策的醞釀與跳躍的原因,以及善后措施的落實與反饋,更對停廢科舉這一決策對近代中國社會在宏觀與微觀方面的真實影響,予以了系統而全面的呈示。

    一、作者簡介、及其科舉停廢研究

    關曉紅,女,漢族,廣東開平人,1957年9月生于廣州,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晚清民*國時期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研究。2002年,其博士論文《晚清學部研究》獲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2004年7月,遴選為博士生導師。近年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專業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多篇,主要代表作有《陶模與清末新政》、《清末州縣考績制度的演變》、《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擾》、《晚清局所與清末政體變革》、《辛亥革*命時期的省制糾結》等。著有《晚清學部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從幕府到職官:清季外官制的轉型與困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1月出版)等。近年她先后主持過國家清史纂修主體工程項目《學政表》、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近代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研究》子課題等多個科研項目,并應邀到東瀛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等機構做訪問學者。目前主要從事近代政治制度、近代教育、晚清史等方面的研究。

    關教授對于科舉停廢的研究課題始于2003年,迄今已逾10年。相關研究成果分別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等專業權威刊物發表。2011年10月,關教授對科舉停廢的研究經同行專家鑒定,以優秀等級通過國家社科基金結項。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山大學關曉紅教授主持完成的《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研究,視角比較新穎,“改變了通常僅限于朝廷發布的諭令、奏章等文本資料研究方式,結合具體歷史,聯系官紳得出科舉停廢文本背后的人事曲折,用夾敘夾議手法,深入歷史語境中認識其過程及影響,為同類研究提供了比較成功的范本”[3]

    二、科舉停廢研究的主旨與意義

    既有對于清代科舉的研究,成果主要考察考試程式和停科舉后社會結構的宏觀變化,對于停廢過程本身以及具體影響的了解較為薄弱。而對改科舉與停科舉如何進行,雖有探究,觀念依然新舊兩分;較少涉及停廢科舉的具體過程及實施效果、學堂與科舉進退膠著方面,對文體、場次順序等科舉內在的變化更有忽略。至于決策過程,大多僅依據奏章及諭旨的文本,勾勒推進的時間簡表,未及背后的人事及曲折;而各自的理據,不出與新式學堂教育抵觸、培養不出有用人才之類。終結一項影響千年的制度,雖然看似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其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議改與彷徨猶豫鮮少關注,相關史事仍有大量可拓展余地。

    自1905年停廢科舉后,百余年來對其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實際影響,評價見仁見智,甚至出現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劃界,前后態度截然兩歧的局面:九十年代之前,評價多認為其促進新式教育的發展,肯定較多;九十年代以后則偏重對其負面作用的反思,指出其對四民社會結構的瓦解、對鄉村文化傳統的破壞、以及傳統文化的斷裂,不僅直接導致清朝滅亡,其停廢后出現的重武輕文趨向也催生了民初的軍閥政治。

    一言以蔽之,由于研究者對其由改至停過程中不少重要關節的史實,迄今認識模糊,對章程條文與實施情況亦缺乏深入對比,進而對該決策本身立意和設計思路的理解出現偏差,以致對停廢科舉評價眾說紛紜。近代中國社會變動頻繁劇烈,各種復雜現象紛呈且糾結纏繞,倘若不能厘清表象與本相間的區別,難免有各執一端的糾結。只有盡量回到歷史現場,從大量遺存的碎片中發掘其殘留的信息,進行歷時性梳理和解讀,避免“倒看歷史”,即未完成研究之前,先定解釋框架,破壞史料本身的“語境”,采用后來的、外在的理論概念或模式先入為主地臆斷。

    關曉紅正是鑒于既往清代科舉研究方面的成果,多集中于考試程式和停科舉后社會結構的宏觀變化,對停廢本身及具體影響的了解較薄弱,以此為切入點,較大幅度地深入擴展科舉停廢相關史事的各個層面,不僅在檔案中發掘一些新的未刊史料外(如學部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等),更注意全面把握各種史料的“語境”,將各種官方與私人的日記書信相互比對,通過實證和比勘史料,重建史實,修正了一些重要的既有結論,籍此推進科舉制度史及清末改*革史的研究,力求在清季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制度性變動的整體中,顯現科舉停廢的實際影響,進而恰當把握科舉停廢的歷史地位。

    三、科舉停廢研究的主要內容與重要觀點

    關曉紅對于科舉停廢的研究,主要內容包括了以下六個方面:

    1)梳理鴉片戰后至實施經濟特科考試間60多年清廷改*革科舉的史事,并概括出晚清議改科舉的取向為納學堂于科舉。

    以往晚清科舉研究多集中于戊戌至新政期間,雖有學者已注意到洋務派改科舉的個別議論和建議,但因對整體狀況和實效缺乏系統爬梳和貫通考量,無法解決晚清科舉如何改、改得怎樣,以及各階段變化與遞進的聯系與區別。關教授的研究厘清了自1842年至1904年長達半個多世紀,清廷內部對18個議改科舉奏章的討論與回復情況,揭示晚清改科舉實際存在且相互銜接的兩個階段,前者要納學堂于科舉,期待老樹嫁接實學與西學新枝,即相繼有18份奏章要求在常科與特科中增加科目,使科舉接納西學和實學,促使千年老樹嫁接新枝,培養選拔匡時濟世之才以救危亡。由于這些方案的主要內容,集中論證另設科目的必要性,對具體操作的設計過于粗略,缺乏可行步驟,主持其事的禮部一味固守成法,對于求變心存抗拒,總理衙門則畏懼非議,故“求才之格”與“試士之例”難以統一。結果導致納實學和西學于科目的種種努力無法實現,即在觀念阻礙和實際操作障礙下未果,在長達近五十年時間里,未能以增開科目的方式進行自我改造,納學堂(西學)于科舉的設想無法實現。

    關曉紅的研究表明,在甲午戰后至庚子事變前,改*革科舉的途徑主要是對科舉科目、內容、程式進行調整:一是嚴修開經濟特科的建議被采納且付諸實行,只是過程拖沓,受政爭紛擾效果不佳;二是康梁等推動的廢八股改試策論,因百日維新失敗而反復,新政初重新采納,成效尚未凸顯;三是戊戌時發布的改書院為學堂諭令,府廳州縣多受制于師資與經費困擾,加之士子最終仍須參加科考,所學與所用無法統一;四是戊戌期間清廷批準妥議科舉新章,科考三場程序做調整,引導士子改變空疏無用的文辭文體,轉向崇尚實學。庚子鄉試與癸卯鄉會試,受到辛丑條約談判的影響,雖因停考而引起的波動并未對清廷造成威脅,然借停考之機發展學堂的建議被擱置,對此后的科舉改*革不無遺憾。正是上述曲折使得科舉失去了逐步內在更新的最佳時機,極大地妨礙了舉國上下視為生死攸關的興學大業。

    關曉紅認為,由于前述若干措施的逐步落實乃至成效顯現需要時間驗證,而推廣學堂過程中又出現了科舉與學堂并存競爭的矛盾,加之八國聯軍入侵及辛丑條約禁考,朝野均受刺激,救亡圖存迫在眉睫,人們迫切期待改*革立竿見影,導致庚子之后不再固守于內容變換及程式調整,而是重新考慮既往已被提出的激進方式,推出新的辦法。

    2)重建與貫通相關史事,揭示立停科舉與清末政情的關系,并厘清了科舉由議改至緩停,又由緩停跳躍至立停的潛因、相關決策過程。

    關曉紅通過重建與貫通相關史事,指出1903年后議改科舉的主流,由此前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納西學于科舉,轉向納科舉于學堂,促使掄才與培才并途,培養匡時濟世棟梁以挽危亡。由于長達半個世紀的努力始終未能將西學與實學納入科目,科舉改*革不得不另辟蹊徑,即放棄了納學堂于科舉,轉向納科舉于學堂。兩廣總督陶模最早提出停廢科舉的主張,袁世凱則建議以逐漸減額過渡完成,1903年張之洞、袁世凱聯銜會奏減額緩停科舉,引起朝野關注。主要矛盾開始轉向促使科舉緩停乃至立停決策的具體運作,即實施方案的內容、時間、程序、途徑和效果預測的行政決斷。

    關曉紅通過具體事實,注意到由于中樞的觀念異同及人事變動,直接影響改*革的進度與成效。而科舉與學堂并存時期,學堂發展受到科舉考試的影響,加之京師修復貢院討論時,部院眾多主修京闈的說帖,引起主張停科舉的部分督撫及朝臣的高度警覺,為了避免科舉改*革出現大逆轉,在學堂教育成效未彰的情況下,采取斷然措施,不僅大張旗鼓地宣傳新學成效,制造輿論,促成軍機與政務處的人事變動,造成有利于改*革的議政環境,更通過面圣機會多方說服兩宮,并以聯銜入奏震懾朝野,最終以非常規的決策程序繞過部院討論,直接催生了立停科舉的詔令,使科舉在漸停定議僅一年多,便迅速跳躍到立停。

    3)在相互比勘文獻、報刊、檔案、日記的基礎上,考察了停罷科舉的善后措施與效果。

    科舉制改*革乃至停廢,勢必深刻影響諸多士子及其家庭的命運,由此對政局和王朝興衰產生難以估量的作用。如何善后,成為制約科舉改*革繼續前行的瓶頸。

    與研究者后來的認識幾乎完全不同,關曉紅在相互比勘文獻、報刊、檔案、日記的基礎上,考察了停罷科舉的善后措施與效果,通過相關史實揭示,立停科舉前,清統治者對于停罷科舉的善后不僅從未掉以輕心,而且反復權衡,逐步完善相關構想。在立停科舉的貫徹實施過程中,各部院先后在落實寬籌士子出路的舉措方面,多方給予優惠。與此同時,孝廉方正等特科的舉辦,以及試辦地方自治等若干章程的相繼出臺,科舉善后的實際關照面,事實上已突破了最初構想,較原計劃覆蓋更為寬廣。不少時評與趨新人士的日記書信,甚至認為善后措施過于優渥,而不斷有所批評。這些善后措施所造成的負面作用,便是仕途更加擁擠,人滿為患,給吏治造成巨大的壓力。

    (4)通過幾位不同地域與年齡的士子日記、年譜與各種資料比勘,實證性地深入了解科舉停廢對鄉村士子命運的不同影響。

    清末改科舉與停科舉,基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對以舉業為生涯的士子直接造成巨大的沖擊,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人生軌跡。了解士子們在改科舉與停科舉期間的感受、態度和境遇,是考察停廢科舉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不可忽略的部分,可以自下而上地從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角度深入探尋立停科舉的前因后果。

    關曉紅通過對不同樣本的分析,指出科舉停廢前后南北鄉村士子耳聞目睹的信息雖然相同或相似,但因年齡、經歷、地域、風氣等差異,判斷和取向各自不同。引發學堂學生不回鄉的原因,不能完全歸因停罷科舉和新式教育的形式內容脫離鄉村實際,而與近代城市快速發展、交通改善、就業方式與機會顯著增多,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有密切關聯。

    與既往認為鄉村士子在廢科舉后身份地位“邊緣化”的認識不同,關曉紅的研究表明,劉大鵬式的怨聲載道,一方面反映了新政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也是其文化殉道觀念使然。包括劉大鵬在內的那些并非主動離開鄉村的舊學士子,通過各種途徑,不僅基本能夠維系原來的社會地位,而且在政權向基層延伸的過程中成為地方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繼續掌控著各種權力資源,占據社會權勢的重要位置。

    (5)通過立停科舉掄才與培才并途的設計初衷、實踐效果和存在問題,糾正了前人以“科舉余毒”看待后科舉時代的謬誤。

    關曉紅認為,立停科舉的設計與推動者,旨在將科舉學堂合并為一,并非簡單地廢除科舉。其后的考試與選材,也確有科舉與學堂熔于一爐的趨向。只是在中西新舊纏繞的背景下,選材的標準辦法及人才任用等方面意見分歧,不僅培才與掄才很難歸一,即使掄才方面,學堂教育亦緩不濟急,未能如償所愿地承擔起科舉的功能。而在培才方面,立停科舉導致人們對制度興革的艱巨復雜估計不足,新式教育加速推廣過程中,因為急功近利而負面效應相當嚴重。辦教育出現的問題,反而成為教育與科舉優劣對比的惡性因素。

    關曉紅的研究表明,立停科舉后一年,學部提出區分“學成試驗”與“入官試驗”的要求,試圖將培才與掄才分途。實際操作層面,新政與仿行憲政期間,為解決京師部院及直省各級衙署對專才的迫切需求,主要采用兩種途徑:一是各種專門學堂承擔起培養專才的任務;二是各部院根據業務需要,逐漸嘗試摸索建立面向社會的甄別與選拔人才的任用資格考試機制。

    (6)將停罷科舉放到清末新政的制度變革與社會變動的全局中觀察,既指出其連鎖反應對于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所起到的實際影響和巨大作用,也注意到晚清以來“中學無用”、“西學有用與實用的觀念,隨著科舉終結而塵埃落定。既往為科舉考試的主導科目,在分科治學的西方學制引進后,退縮為一科的經史,已無力承擔傳道與載道的重任,所存在和遺留的若干重要問題,對百年來中國社會的道德失范與價值多元化不無負面影響。

    關曉紅指出,以改科舉和最終停罷科舉為樞紐,戊戌與新政改*革前后貫通,興學堂、辦報館、印圖書、開演講、啟民智,使法律和公共治安觀念、平等與國民*意識,均通過報刊與教科書等形式進一步傳播,繼而內外官改制全面展開,法官、巡警與新的考試及職業資格任用制度逐步建立,新的社會規范及人才選拔逐漸變化形成。以此為基礎,仿行憲政、促興百業。盡管各地基礎條件不同,由立停科舉引發或加速的各項制度改*革進展實情有所參差,總體而言,在轉移風氣,推動社會發展方面,有著無可置疑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其負面影響亦不可小覷。

    關曉紅強調,合并科舉于學堂,就科舉而言,只是保留其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的功能形式,除了讀經被列入學制外,既往科舉考試的內容大多被學堂教學所取代。就此而言,立停的只是明清科舉考試的形式,漸廢的卻是既往考試經義的內容。與晚清應變求存的現實相適應,新式學堂更注重所謂有用于時的“做事”能力培養,而非如何“做人”的義理熏陶。與科舉時代強調“士先器識而后文藝”、“讀書明理”的取向,有著顯著區別。因此,學堂將掄才與培才合一,在偏重“做事”的同時,相對忽略了“做人”與“做官”應有的道德素養;另一方面,政府對科舉停罷之后道德教化與文化傳承功能的接續重視不夠,缺少真正有效的補救措施。而存古學堂開辦的曲折、倡行博學鴻詞科無果而終、小學讀經被詬病并屢議廢止,也表明后科舉時代維護傳統中學深陷困境。由于學堂教育與取材選官多強調“做事”能力而忽略“做人”本色,使文化道德之殤,成為后科舉時代難題。

    四、關曉紅科舉停廢研究的主要學術創新之處

    1、關曉紅的研究糾正了過去認識的一些偏差誤解,不僅解決了晚清科舉為何改、怎樣改、如何停、是否善后的問題,而且把握住科舉改*革與社會變動的關系,既揭示了停罷科舉在政體改*革、振興百業、啟迪民智方面的實際作用,也指出掄才與培才并途設計在實踐中暴露的缺陷,以及社會轉型期道德重建與價值標準重構未能完成的偏弊,有利于深化對科舉停廢與近代社會關系的認識,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2、關曉紅的研究證實了制度變動并非孤立, 必須將立停科舉的過程,與清末民初社會的整體變動聯系考察,才能正本清源。倘若無視或割裂其相關聯系,不僅容易混淆直接、間接影響的區別,甚而將個別放大為整體,妨礙正確判斷,導致對其他相關問題的誤讀。因此在方法*論上具有應用價值。

    3、關曉紅的研究表明,制度變動作為社會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人們的生活及命運有著直接影響,除了生計出路之外,長期在該制度運作下生存的人們產生的心理依賴,不可小覷。對中年以上士子群體而言,重新適應變動困難較大,因此在未來的社會改*革中,如何在制度興革決策時更多地考慮疏通出路與疏導心理兩者并重,對于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科舉制自隋唐設立,至1905年9月奉命停止,時逾1300年,她已與中國皇朝政治運作及社會文化結構水乳交融,影響至為深遠。盡管明年即是停廢科舉110周年忌,但學界對其作用、影響的評價爭議尚大,始終未能蓋棺論定。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關曉紅教授對于科舉停廢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全面、深入地看待科舉停廢及其影響,并極大地推進學界對晚清科舉制度,乃至科舉制的研究。

    本次專題旨在推介關曉紅教授的科舉停廢研究,所刊文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需做深入了解和進一步研究,還請參見關曉紅教授所著《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一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出版)。                            (回到目錄)

    1 h4 @! a2 ?: C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2-14 21:17:16
    關曉紅:老樹能否接新枝:晚清議改科舉新探

    原文題為:《晚清議改科舉新探》,刊載于《史學月刊》2007年第9期。

    提要:廢除科舉并非清統治者的初衷。迄道光至光緒,長達半個多世紀,議改科舉的主流,多以講求實學、增廣科目、取材標準多樣化為基本取向,希望以老樹嫁接新枝的方法,激活科舉制生機。朝臣疆吏們先后至少有18份以上要求增設科目的改*革方案,正式奏呈清廷,最高執政者亦并多次諭令部院大臣討論議復。由于整個統治集團的觀念更新滯后,禮部等機構恪守夷夏之大防,阻撓變制,總理衙門鑒于反對派勢大而采取等待姿態,經濟特科的舉辦又一波三折,以虎頭蛇尾告終,使得科舉制失去了逐步內在更新的最佳時機,后起者不得不考慮除舊布新的徹底變革。

    關鍵詞:議改科舉、增設科目、開特科、老樹新枝

    科舉停廢百年之際,有論者以惋惜之情追緬這一歷時千余年,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影響至為深遠的制度,甚至責怪當年的決策者操之過急。其實,科舉改*革取向的爭議,尤其是學堂與科舉關系,[4]并非一開始就采取徹底否定科舉的方式,恰恰相反,自道光中葉至新政初期(1842—1905),長達半個多世紀,議改科舉的主流,多以保存科舉為主旨,在此前提下,以將新增實學科目納于科舉考試體制為基本方向。換言之,當時人們的初衷并非停廢科舉,而是經過充實與調整改造,兼容實學乃至西學,使之適應日新月異的新形勢。甲午戰前,盡管西學傳入中國已近半個世紀,官辦的新式學堂也有30多年歷史,但在人才培養與選拔方面,西學只是作為科舉的附屬,是科舉選才的補充形式。道光至光緒四朝,清統治集團內部先后至少有18個以上的科舉改*革方案正式奏呈朝廷,為最高執政者所知,并多次諭令部院大臣、禮部、總理衙門或政務處議復。這些方案的共同點,是強調學以致用,增加實科,將西學納入科舉之中,以老樹嫁接新枝的方法,吸取西學之長,廣開取士納賢之途,激發科舉制的活力,讓科舉這棵千年老樹重現生機,發揮應有的效用。

    由議改科舉到立停科舉的60多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急劇變化的不同階段,追溯各種議改科舉方案出現的背景,考察不同文本的內涵及持論者的本意,了解朝野上下的態度和未能實行的語境,無疑有利于加深對近代中國文化轉型與制度改*革的曲折性、艱巨性的認識。尤其是開經濟特科后,科舉仍然未能有效地以增開科目的方式進行自我改造,由此深入歷史本相,對科舉停廢可有了解之同情。

    一:變常科與開特科

    科舉考試按內容與類別,大致分為常科和制科兩類。兩者雖均以選拔人材為目的,但常科系指固定時間、固定科目的考試,包括歲試、院試、鄉、會試;制科則是由皇帝臨時下詔舉行,各地保薦或推薦,時間與科目不固定的考試。唐代常科內容豐富,科目包括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諸科,制科亦名目繁多,有賢良方正、博學通藝等數十種。[1](P206-208)清乾隆官修史書已承認本朝科舉有程式單一化趨向,常科僅留進士一科,[5]制科雖有孝廉方正與博學鴻詞等科,但數十年難開一科。“漢以后凡天子特詔曰制舉,又曰制科是也”,因制科“係奉特旨舉行,與常行科目不同”,[2] (P5351)故俗以特科稱之。鴉片戰后朝野議改科舉,正是從試圖擴展科舉考試的科目設置開始,其主要方向即為變常科與開特科。

    file:///C:/Users/wxy/Desktop/%E6%96%B0%E8%AF%B8%E5%AD%90%E8%AE%BA%E5%9D%9B%E7%AC%AC10%E6%9C%9F.files/image015.jpg 目前可以查實的晚清第一份議改科舉奏章,應是1842年兩廣總督祁  所呈《請推廣文武科試疏》,[6]其時正值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

    祁貢自稱,其議改科舉的動機,緣于對國家危難之時人才奇缺的切身感受。他于1841年臨危受命,作為新任總督來到戰事未停的廣州,[3] (P2956)道光帝諭旨,特許其在所屬文武官員中,對“才能出眾、民心愛戴、洞悉夷情、深通韜略”者,可“不拘資格,即行奏請升調”。但留心查訪的結果竟然是:“廣東文武各官,凡久于其任者,均尚可熟悉夷情,而深通韜略者實難其選,已將無員可保”。大為吃驚之余,他開始對科舉取士的方式進行檢討,并以亡羊補牢的心態,思考與探尋科舉改*革的方法。祁貢向朝廷提出:“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變通考選之制”,所提供的兩個方案,一是調整科舉考試的部分內容,即在鄉試的第三file:///C:/Users/wxy/Desktop/%E6%96%B0%E8%AF%B8%E5%AD%90%E8%AE%BA%E5%9D%9B%E7%AC%AC10%E6%9C%9F.files/image016.jpg場,定策問五道題目,內容包括博通史鑒、精熟韜鈐、制器通算、陰陽占候、熟諳輿圖,以擴大所有考生的知識面。二是仿唐宋科舉廣設科目,“將博通史鑒等五門分為五科,特詔舉行”,無論現任或退休的大小文武職官、軍民人等,準以所業,由地方官分報送督撫考校,咨明吏部、兵部調取入京考試,其確有才能者可奏請引見,分別酌用。[4] (P49-51)祁貢的本意是恢復唐宋時期科舉廣納賢才的傳統,通過多設科目變更取才標準等方式,大力擴展所有考生的求知取向,尤其是注重有俾時事的實用學問,改變僅以八股詞章取士之習,同時拓寬人才錄用的途徑,鼓勵和選拔專才。然而,祁貢的建議,更多是按照戰爭期間對人才需要的感受來設計科舉改*革的內容,對清廷而言,戰事結束后,求才尤其是能夠應急的專才的迫切性有所減弱,而在如何操作的層面,尚缺乏詳細設計,所以主持科舉事宜的禮部以“事多窒礙”為由奏駁。[5] (P734)

    祁貢依據時勢變動,首倡變更常科考試內容及通過特科增廣科目的思路,引起朝野一定程度的關注,成為咸同光三朝議改科舉的嚆矢。咸豐元年(1851年),王茂蔭在《敬籌振興人才以濟實用疏》中引用祁貢的奏章,并表示:“議雖未行,論者多謂切中時務,實足拔取真才。應請敕令部臣檢錄原奏進呈,恭候圣裁”。[6] (P14)同治元年(1862年),貢生黎庶昌遵循祁貢議改科舉的思路提出:求才“不可以例限”,應“掃除一切文法,仿漢代求賢之意,參之以司馬光十科之議,責諸臣以求賢”,“諮以時務,兼舉實行,而又廣科目以待之”。[7] (P52-57)可惜再次遭到禮部議駁。

    諳熟官場之道的湖廣總督官文,深知制度變革并非易事,“軍興以來,論者多患科舉之弊,請變通之法,于是有開特科、舉人才諸議”,但屢遭罷斥,因而獨辟蹊徑地提出:“臣愚以為今日訪求人材,與其別設特科,何如就優貢舊章核實選舉,務取鄉黨,無間名望咸優”。他認為,優貢選拔“歲久成俗”,各地大多敷衍應付,只要各省督撫認真訪求“通曉韜鈐之士”,推薦給朝廷,將優貢朝考仿拔貢在殿廷考試,分別予以出身并擢用授職,即“無煩特科而皆能得士矣”。[8] (P17-18)這種退而求其次的權宜之計,能否收效,大可疑問。

    優貢選拔數額畢竟有限,[7]與常科內增廣科目或開設特科以號召天下,表示朝廷鼓勵人才的趨向,其作用與意義不可同日而語。而在筑堤練兵,建設海防之時,數學等專才需求及實用學問的普及日顯重要。伴隨著同治中興的出現,以制夷為目標的“師夷”之學,重新提上議事日程。1870年10月(同治九年九月),閩浙總督英桂與船政大臣沈葆楨等附片奏請特開算學一科,禮部復議,以朝官中無人對此有研究,無法應付出題等為由,再次否決增開科舉新科的提案,并以“康熙年間,楊光先與湯若望賭測日影于午門,九卿無一知其法者”為據,認為若開算學科,“將不獨應試者人數不敷,即主考者亦恐驟難其選。至若定以程式,又必開剽竊等弊而無濟于用。”禮部援引成例,表示:自道光以來增開實科的多個議案,“均經臣部以事多窒礙奏駁,均奉旨允準在案,所有該督等奏特開算學一科,應毋庸議。”作為補救之法,禮部提出:對學習算法者,雖不設科考試授予出身之路,但允許有此類特長者通過保舉形式得到錄用擢拔,且此類人才仍可參加鄉會試,所考內容則與其他應試者無異。“其本系正途出身兼通是學者,即如該督等所請,別加優異,以示殊榮。若有資質明敏、愿學算法者,統歸國子監算學照章學習。無論舉貢生監及大員子弟,均準錄取。其各省學政考試,仍一體錄送科場,不阻其上進之路。總期由成法而得其變化,即末藝而溯其本原,仰副朝廷造就人才之意。如此多設其途,較之特開一科,尤覺鼓勵奮興,不至以實求而以名應,庶算學不難日益精密矣。”[9] (P734)禮部顯然擔心增設科目易誘士子舍成法棄本原,使人心浮動。

    禮部議駁,確有不得已之苦衷。科舉以文句辭章取士,已有固定程式。既然清廷長期以文章取才,官員多為習文出身和晉升者,而科舉出題、閱卷者均有一定資格要求,倘若增開算學,朝官之中確實難以尋覓出題與閱卷之人。同治四年奕訢奏報同文館學生考試外文的情況,多少可以反映類似困難:“因洋文非臣等所習,特飭總稅務司赫德與各館外國教習會同閱看,分別名次高下。……因再行復試,由臣等密出漢話條字,按名交該學生等令其翻成外國言語,隔座向外國教習侍講,再令外國教習將學生言語譯漢寫明,兩相核對。”[10] (P16)同文館重資聘用西人教習,語言考試出題閱卷尚如此麻煩,倘若設置特科,科舉出身的朝官能勝任出題者幾無其人,請西人參與出題則勢必招致物議。

    除了操作困難外,同治年間西學往往被視為旁門左道。同治六年同文館奏設天文算學專科,為減少壓力,奏請入學者均須正途科甲出身,即使如此,仍遭非議責難,[11] (P28-29)盡管有同治帝的支持,反對勢力終未得逞,[12] (P30-39、P51-52)但上下紛爭,負面影響難以消除,倘在被視為“掄才大典”的科舉中增設科目,其阻力可想而知,同治年間增開科目的議論終究難以付諸實施。

    作為折衷的方案,同治六年四月,崇實上折提出:應準許各省舉薦有算學與機器之學特長之人,咨送總理衙門,“簡派精于數學之大員詳加核試,”不用設館授業,對確有才能者直接給予獎勵和破格任用。這一辦法雖蘊含獎勵和任用人才之意,卻缺少提倡普及并使之常規化的規劃。[13] (P40-41)更為重要的是,科舉不能接納實學或西學,興辦新式學堂的努力也往往事倍功半。由于同文館章程規定,在館學習三年通過考試者,可作為翻譯生員監生,準其一體鄉試,一些同文館學生被科舉正途光環所吸引,無心向學而專注于準備參加鄉試,同治十年十月,兩廣總督瑞麟等奏:“該生等雖仍在館肄業,然皆專意漢文,冀圖鄉試文理平通,以為期滿保舉府經、縣丞、防御地步,志安小就,不思憤強,致將西文荒忽,未能精深,殊失設立同文館之意。”[14] (P117-118)

    二:納洋學于科目

    隨洋務新政推行,西學與實學逐漸融會。[8]1875年,薛福成、李鴻章、沈葆楨相繼奏請按宋司馬光議設十科之意,設洋學局及開特科以招納賢才。[15] (P59-60、P67、P74-75)薛氏強調:“求之既早,斯用之不窮,彼士大夫見聞習熟,亦可轉移風氣,不務空談,功名之路開,奇杰之才出矣”。[16] (P157)然而,此議很快遭到攻擊,該年4月3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奏折附片:“今欲棄經史章句之學,而盡趨向洋學,試問電學、算學、化學、技藝學,果足以御敵乎?”“慎重科目以養明大義之人才,毋令僉壬之徒巧為嘗試,斯為國家之福。”[17] (P129-130)盡管時隔不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已在議奏中為李鴻章、沈葆楨辯護,宣稱:“請開洋學及請設特科,原與科目并行不悖,并非以洋學變科目”,但在頗受爭議的情況下,為避免沖突,減緩壓力,總署仍只得暫停增科之議,期待將來各項洋務成效顯著,阻力消弭之時,再考慮增設新科。所謂“惟查現在情形,洋學特科,尚非倉猝所能舉行。……將來出使各國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于國家,則于設學、設科之舉必且眾論交孚,不至再有異議矣。奏入報可”。[18] (P74-75)

    李鴻章、沈葆楨等所倡改科舉、設特科被罷議七年后,一些具有憂患意識的朝臣先后繼續建議增設科目,獎勵實學。1882年1月31日,侍郎寶廷于福建鄉試后奏報:一些注重時務和算學兵事的生員,確有才學,且有著作和新器發明,僅因考試之文不出色,未能中式,令人惋惜。他提出:“明年會試,多士云集,可否榜前特開一科,以算學考試,愿應者赴部呈明,拔其尤者破格錄用,既可得有用之材,即藉以開風氣。不數年天下當增無限通曉算學之人,又何患制造推測不及外國哉?”[19] (P203)相隔3天,山西道監察御史陳啟泰奏陳海防時也提出:“目今學額太濫,士習日卑,變通科舉之制既有所難,可否特設一科,專取博通掌故,練達時務之士,無論舉貢、生監皆準赴考,試以有用之學,由督撫考定優等,咨送總理衙門,題請朝考引見,發往沿海各省委用,自較孝廉方正暨優貢、拔貢等項為有實際。武試亦可別設水師一科。”[20] (P223)與前此不同的是,寶廷與陳啟泰所奏設算學和時務特科,明確申明其考試內容應為算學和時務“有用之學”,不僅與平常科舉考試迥異,且放棄了在常科內增設新科的設想,再次嘗試以特科形式尋求包容實學與西學的出路。但所奏均未被朝廷見用。

    1884年7月11日,光緒帝諭令將國子監司業潘衍桐奏請特開藝學科以儲人才折,由大學士、六部九卿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21] (P1741)左宗棠為此專門擬具說帖,對藝科的設置提出了具體操作辦法,考試內容的設置,“大約藝事以語言、文字、制造三者為要,能通中西語言文字,則能兼中西之長,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業”。[22] (P205-206)至于錄取比例,則以十取二三為宜。然而,保守勢力對此堅決抵制,翰林院侍讀王邦璽、御史唐椿森先后奏藝學開科流弊,不宜設科。議設與不設兩種主張各持一端,針鋒相對,清廷只好諭令大學士、六部九卿等一并妥議。會議結果采取平衡折衷方案,“不必別立科目,致涉紛岐”,“潘衍桐、方汝紹特請開藝學、實學科之處,均著毋庸置議。”考慮到不能設科鼓勵實學,招材納賢仍多不便,決定今后對“精于西法之人”,要因時制宜,切實保薦,“在京著各大臣保送同文館考試;在外著各該督撫收入機器局當差;其無機器局省分,分別咨送南北洋大臣”。[23] (P8485、P1760)即雖不給予科舉出身之便利,但卻可通過保舉途徑使人才得到任用。

    鑒于道光以來增設新科(包括在常科中加入新科和專設特科)之議屢次受挫,一些官員考慮先將科舉考試程序稍微變通,待成效顯著后再獨*立設科。1887年4月18日江南道監察御史陳琇瑩奏:為避免因設科爭論“交譏互病”,使留心西學者難獲選拔機會,只要在歲科考試時報習算學卷面,于經古之外,加試算學,即使正場文字稍遜也寬予錄取;鄉會試在第三場仿照翻譯鄉試例,加策問五題,專試算學,另編字號,于原有定額外酌取數名。中式后請予京職,遇有游歷官員缺,令赴外國書院學習,學成后在總理衙門及各海關、駐外使節任職。他強調“如此雖不必特設專科,其學則參究中西,實事求是;其職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