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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諸子論壇第九期

    發布者: 新諸子論壇 | 發布時間: 2014-1-23 16:09| 查看數: 11071| 評論數: 23|帖子模式

    : F# H0 }0 O/ }1 n7 |
    封面彝器:婦好爵(商代晚期,現藏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婦好爵,1976年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小屯5號墓,通高:26.3cm,流長:21.6cm
    長流尖尾,傘形頂立柱,獸頭鋬,爵身、流及尾部皆飾以雷紋、蟬紋。流、尾下及器身皆有一條較高的扉棱,下配三棱形錐尖實心足。柱頂火紋,柱側三角紋和雷紋,流兩側飾龍紋,口、流、尾下各飾蟬紋頸腹飾龍紋,雷紋作地,鋬下銘文二字,整個器形非常精致。
    爵是中國古代最高等的酒器,由君主賞賜給貴族,以任命爵位。只有身份最高貴的貴族才能使用銅爵,顯示其不可取代的權力。此后青銅爵即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掌此酒器者必將造就巔峰輝煌事業,位高爵顯,富貴綿長。
    pdf版下載: 新諸子論壇第9期.pdf (4.62 MB, 下載次數: 15)

    最新評論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3 16:10:22
    《新諸子論壇》新年寄語
    ' @" A  _7 P; Z/ i& l5 u$ h/ R4 P  K0 A; C8 v+ ]
    2013年是新中國歷史上波瀾壯闊的一年,注定對未來影響深遠;2013年也是我們新諸子同仁和讀者們不平凡的一年,或許也將為歷史銘記。在學界前輩宿儒、當今梁柱們的支持下,我們多個網站精誠合作、千余位學友熱情參與,終于在春夏之交共同催生了大型人文社科綜合月刊——《新諸子論壇》!* |+ o; O$ ]1 W2 R2 W. P- |
    學刊新硎初試以來,已經發刊八期,對不同學科的前沿領域所做的【儒家政治哲學】、【周代詩樂研究】、【看得見的憲政】、【考古天文學】、【休閑哲學】、【許宏:二里頭研究】六大專題,都能獲得學界較高的好評,在此基礎上,我們還進而與多家學術機構及學刊,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系。
    0 h( w& ~( C2 I2 k3 S% G3 d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從中國文化特有的生命周期角度看,如果說萌芽、滋生、孕育、誕辰可被理解為春季生長特質的話,那么夏季的生長特質就該是滋長、發育、撫育、壯大,種子既已萌芽,下面就是勤奮澆灌、悉心培植。學刊經過前八期的嘗試探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我們學委和編委同仁也日益找到信心,相信學刊一定能盡快的茁壯成長起來。蒼天不負辛勤者,收獲只愛耕耘人,讓我們攜起手來,再接再勵,在新的一年里踏實積累,不捐巨細,讓《新諸子》成為更多學友的家園,照亮更長的道路!9 z- y5 v0 i% e( N# x9 ]; x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3 16:11:12
    《新諸子論壇》團隊
    顧      問
    方立天、蒙培元
    學術委員會
    俞榮根、董金裕、郭齊勇、石秀印、黃源盛、單純、
    林安梧、王中江、黃玉順、馬小紅、侯欣一、楊朝明、
    張中秋、蘇亦工、陳明、干春松、姚中秋(秋風)
    本期執行編委:西風、陳德正、李峰、洪范
    《新諸子論壇》投稿專線:xinzhuziluntan@foxmail.com
    訂閱請聯系《新諸子論壇》投稿專線

    . r0 L4 ^& f# }# R                                                 * m# T# U7 b1 M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3 16:11:36
    《新諸子論壇》合作伙伴
    “新諸子論壇”在下述學術及公共網站,開設了獨*立的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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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朝明:孔子家語研究】
    【 論 文 】
    【新書快遞】
    【 講 座 】
    【專著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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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3 16:12:18
    目  錄
    【 論 文 】
    【新書快遞】
    【 講 座 】
    【專著連載】
                                                    

    - j) C6 h$ i. \5 m
    新諸子論壇 發表于 2014-1-23 16:13:27
        【楊朝明:孔子家語研究】6 ~/ D1 r6 y! i: Q5 G
    * i& x# ~9 z* M) l: G. U; r9 x

    4 s0 B4 x) b# ?  v" L# Q( _9 I' p/ R9 D+ c0 m0 Q
    西風:【楊朝明:孔子家語研究】導言
    2013年11月26日,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赴曲阜孔府考察,在參觀了曲阜孔子研究員院時對楊朝明院長的兩本書,《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產生了興趣,說:“這兩本書我要仔細看看。”一時間這兩本“本來要貼錢出”的書洛陽紙貴,新的版次如今已經上市。“天子一跬步”傳到民間就是一陣巨浪,宣傳、出版、輿論紛紛猜測解讀其中深遠意義,“儒門”更是一陣興奮,以為儒學成為指導思想的時代要來臨了。
    對此,當事人楊朝明先生本人倒是十分淡定和清醒。他在闡釋“習專程來曲阜,花一個多小時參觀孔子研究院并與各方座談,其實是在表明一種態度,傳遞一種信息,就是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沒忘了提醒“習在座談中開宗明義地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因勢利導,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揮積極作用。”
    楊朝明先生最重要一句話是:“在我的理解,總書*記是通過看這兩本書表達一個意思。他說回去好好看看,是告訴大家,要真正了解孔子。我們尊崇他也好,我們批評他也好,都要真正了解他,正確理解他。”
    這也是我們的觀點,不論是孔子,還是其他思想家,我們對他們的態度的前提都應該是先了解他們、理解他們,這是作為學者而不是借學名以謀他利的人的應有態度。“儒家”不必彈冠相慶,反儒者不必激怒哀傷,新的諸子爭鳴時代,人人都有機會,前提是:先把自己的理論做好,使之有說服力,經得起理論追問和實踐檢驗,而不是靠嘩眾取寵搏一時眼球。
    本期刊登的專題是楊朝明先生的孔子家語研究,楊朝明先生正是那種默默地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人,在此前,他在儒學研究領域地位很高,然而在公共媒體上十分低調。希望楊先生不但在研究工作上給我們提供新的思想,也在學術作風上給我們尤其是儒學的弘揚者們樹立一個好的榜樣。                     (回到目錄)
    楊朝明:《孔子家語》的成書與可靠性研究
    《孔子家語》是專門記錄孔子及孔門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該書匯集了孔子的大量言論,再現了孔子與弟子、時人談論問題的許多場景,還有經過整理的孔子家世、生平、事跡以及孔子弟子的材料。與《論語》相比,該書內容豐富,具體生動,首尾完備。只是該書長期遭受冷落,被視為「偽書」棄而不用!值得欣慰的是,地下文獻的發現與研究,使這部寶貴的典籍終于重見天日。有學者對該書進行了很好地探討,發現其中的記載是極為珍貴,認為該書屬于「孟子以前遺物,絕非后人偽造所成」,從而「轟然打破」了原來的「成見」。[1]與包括《論語》在內的眾多文獻相比,該書完全稱得上「孔子研究第一書」。但是,對這樣一部重要典籍,仍有許多學者存有種種疑慮,許多傳統看法仍具有很大影響。為此,本文謹對《孔子家語》的成書與可靠性問題試加梳理研究,不妥之處,敬請教正!
    一、《孔子家語》的材料來源與成書
    《孔子家語》記錄了孔子的言語事跡,可是,這樣一部重要著作,為何命運如此多舛?欲弄清此問題,應首先了解該書的材料來源,了解其流傳與成書過程。
    (一)《孔子家語》的材料來源
    今本《孔子家語》附有漢孔安國的序文,根據〈孔安國序〉,《家語》為「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并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余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根據我們的研究,孔安國的說法應該沒有問題。
    孔子在世之時,長期從事教育活動。那時,在與孔子的交流過程中,弟子都有隨時記錄和整理孔子言語的習慣,比如,《論語·衛靈公》所記「子張書諸紳」。
    其實,孔子弟子對孔子的言論都會及時進行記錄和整理。《孔子家語》中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
    〈入官〉:「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論禮〉:「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五刑解〉:「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正論解〉:「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暴虎。』」又曰:「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一方面,孔子弟子將孔子的嘉語善言主動加以記錄;另一方面,孔子遇到一些重要問題,也常提醒弟子注意、記住。
    在上引材料中,「志」、「識」都有「記」之意。如《禮記·禮運》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中的「志」,在《孔子家語》的〈禮運〉篇中作「記」。〈禮運〉篇中,不論「記」還是「志」,都有「記載」、「記錄」、「志書」之義,朱彬《禮記訓纂》即引劉臺拱解此字曰:「識也,識記之書。」
    在與孔子交流中,弟子們學到了很多東西,可以想見,不少弟子都有自己整理保存著的有關記錄。那么,這些材料是什么時候匯聚起來的?又是怎樣匯聚起來的?
    關于《論語》的成書時代,學界有過許多較好的研究,綜合學界的研究,結合新出土材料進行探討,《論語》應該是孔子裔孫子思最終主持編纂而成。[2]在此基礎上,我們進而推斷《家語》的編纂,也一定與子思有重要的聯系。有一細節值得注意,即孔子去世后,孔子的眾弟子似乎難以承受失去老師所帶來的迷茫,他們曾經因為同門有若「似孔子」,而推舉他代替老師。但好像沒多久,因為有若畢竟不是老師而遭到否定。這也透露了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后的分化,同時顯示出編纂孔子遺言已經被提上議事日程。據分析,在此及稍后的一段時期內,最有資格、有能力,又有號召力的就是曾子與孔子孫子思,《孔子家語》最終成于子思的領纂當無問題。[3]
    這里牽涉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孔子家語》為何被稱為「家語」?該書的最初形態如何?有人以為《家語》其名稱是后來才有的,我們認為未必如此。
    《家語》孔安國序談到了荀子入秦所帶書籍,其中沒有「孔子家語」的名字,而稱為「孔子之言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再說到秦始皇焚書時,才又冠以「孔子家語」之名。于是有人認為本來沒有「孔子家語」之名。后來,該書曾經流散,幾經周折,孔序說是「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弟子辭妄相錯亂」,直到最后,孔安國重新得到,分門別類,撰集成四十四篇的《家語》。在王肅序中,也沒有說先秦已有《家語》;子襄壁藏諸書有《家語》,清人孫志祖引徐鯤說指出:「此「家語」二字后人妄加也。」今也有人認為,王序兩次講到孔安國「集錄孔氏家語」、「又撰孔子家語」,可見王肅也認為《家語》是由孔安國編成的,「家語」的名字可能與他有關。
    其實,這樣的推斷是難以講通的。荀子入秦所帶書籍不止一種,沒有提及《孔子家語》的書名非常正常,這與戰國時期《家語》已經成書的說法并不抵觸。《家語·孔序》和孔衍奏言都說孔安國和《家語》有密切關系,這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說孔安國之前并沒有《家語》一書,看來難以成立。孔安國所編撰的《家語》在漢代一直沒有流行,但《漢書·藝文志》將《家語》列為《論語》十二家之一,這實際上間接證明了《家語·孔序》的說法,即認定了孔安國以前已經有《孔子家語》的存在。
    《孔子家語》的名字,在《史記·孔子世家》已經透漏了端倪。按照司馬遷的描述,孔子去世后,「孔子家」成為諸生演習講禮的場所,成為弟子后學緬懷、追思恩師的場所。其中記載說: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后世因廟。
    有學者指出,其中的「冢」應為「家」之誤,這里的三處「孔子冢」都應當作「孔子家」。[4]這與后面所說的「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正相對應,因為鄉飲、大射之禮也不能在「冢」上舉行。
    弟子后學住進孔子原來的居堂中,除了按時舉行禮儀,他們還將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講課記錄」匯聚到一起。我們可以想象,孔子的逝世,弟子后學失去了恩師,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寄托,因此,他們便聚匯孔子言論,集中孔子學說,最終在孔子裔孫子思的主持下,共同編輯了《孔子家語》。
    《說文解字》說:「語,論也。」《廣雅》說:「語,言也。」「孔子家語」應該就是「孔子家」的論說集或言論集,也是在「孔子家」中編輯而成的論說集、言論集,不難理解,《孔子家語》與《論語》在內容性質上完全相同。
    (二)《孔子家語》的早期流傳
    孔子弟子將各自記錄整理的有關孔子的材料匯聚「集錄」在一起,這應當就是《孔子家語》的原型。很明顯,在以后的日子里,這個較為完全的「集錄」本會有不少儒家弟子后學進行傳抄,從而流行開來。
    在《家語》的孔序中,孔安國較為清楚地描述了《家語》的流傳情況,其中幾個比較重要的環節如下:
    第一,戰國之世,孟子、荀卿守習儒學,《孔子家語》可能傳本不一。「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游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詞,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
    第二,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獻秦昭王,《家語》由此傳入秦國;由于《家語》與諸子同列,故后來始皇焚書時得以幸免。在孔安國看來,先秦雖有不少《家語》材料在流傳,也一定會有不少人在傳習《家語》,但荀卿畢竟「守其所習」,而且,將《家語》傳到秦國并且使之流傳到漢朝,都是荀卿的功勞。這樣,就保證了《家語》材料的「純正」,避免了「游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的影響。
    第三,漢初劉邦滅秦后,「悉斂得之,皆載于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后為呂后取而藏之。呂氏被誅亡以后,《家語》散入民間,遂出現了《家語》的多種本子。〈后序〉曰:「好事者或各以其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
    孔安國所言「悉斂得之」,說明漢滅秦時所得到的《孔子家語》是一全本。他還說這些材料「皆載于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這些描述,非親見者難以言之。孔安國見到這些竹簡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從漢朝得到這些材料,到呂后得到這批材料,再到他本人那個時期,這些材料一直是在流傳著的。
    第四,景帝末年募求天下書,那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所傳《家語》,不過,這些材料「與諸國事及七十子之辭妄相雜錯」,「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
    這里透露出來的信息十分重要。景帝末年募求圖書時,官府中一定集中了不少《孔子家語》的材料,也就是說,在景帝時,秘府已經有了《孔子家語》一書。當然,這部《家語》(或這些《家語》材料)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因為這些可能已經不單純是《家語》的竹簡,而是與其他相關記載「妄相錯雜」。
    (三)孔安國寫定《孔子家語》
    在西漢秘府中,《孔子家語》雖有收藏,但因為與其他材料混亂地存放在一起,僅由「掌書」負責掌管而已,因此,一定會嚴重影響到該書的利用。正因如此,后來才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官家圖書中的《孔子家語》后來沒有流傳下來;第二,孔安國想方設法重新整理了《孔子家語》。
    據《漢書·藝文志》,西漢秘府中的《孔子家語》有二十七卷,雖然這些材料可能后來還曾經有人使用,但因為該書存在一定的問題,所以當孔安國的孫子孔衍奏請將安國整理后的《家語》立于學官時,劉向本人也是同意的。再到后來,曾經收藏在秘府中的這個《家語》還可能被整理傳抄過,不過,最終可能還是不及孔安國整理的本子而歸于亡佚。
    漢武帝元封年間(前110—105年),孔安國在京師為官。作為孔子后裔,他了解到《孔子家語》在秘府中的狀況,很擔心「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于是,他設法得到這些材料,抄錄整理,「撰集」而成為四十四篇的《孔子家語》。這部著作流傳至今,這便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家語》本子。
    孔安國敘述自己「撰集」《家語》的經過說:
    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鑒。
    孔安國通過私人關系取得了《家語》的材料,進行整理。他搜求材料,明確說是「悉得之」,看來,這些《家語》材料應該是比較完備的。在此基礎上,他按照事情的類別進行編次,分為四十四篇。從今本《家語》看,各篇之間既有內在邏輯聯系,也有重新編次的痕跡。
    比如,本書以〈相魯〉為第一篇,從孔子仕魯開始;接著是〈始誅〉,記孔子為大司寇時事;第三篇〈王言〉乃孔子與曾子的對話,這不僅僅是因為子思為曾子弟子,就像《論語》中曾子的地位顯得非常特殊一樣,《孔子家語》因為子思師事曾子,而格外重視曾子的言論,更重要的是,孔子倡言王道,該篇所謂「王言」,乃是記述孔子的「王」天下之言。在前三篇之后,第一卷中的各篇都是孔子回答諸侯國國君主要是魯哀公的談話;然后,各篇才記述孔子與弟子們的論說。后面依照內容的不同而有所區分,如在第八卷中,將冠禮、廟制、音樂等歸在一起,顯然有一定考慮。在基本排列完有關材料后,第九卷將孔子弟子、孔子家世、孔子臨終情況分別單篇敘述,又將孔子的一些零散言論作為「正論」列為一卷。最后一卷三篇都是孔子與弟子關于曲禮的問答。
    孔安國對原來的材料進行編次時,畢竟有些不好歸屬,所以在今本《家語》中不難看到本應不屬同篇的材料被歸到了一起。他的重新編次,當然已經與最初時期的次序不同。但是,不論其編次如何,他都是盡力使這些材料的順序符合一定邏輯。毫無疑問,孔安國的編次是對《家語》的再加工過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會盡力保存《家語》材料之真,也就是說,盡管他進行了重新編次的工作,該書材料的真實性卻并不受到影響。
    還有一點,孔安國說到呂氏被誅亡后,《孔子家語》散在民間,從而使《家語》出現了「同是一事而輒異辭」的現象,這顯然是「好事者或各以其意增損其言」所造成的。這應當是孔安國在整理編次《家語》時發現的問題。我們推測,他就一定會在「錄副」時有所考慮,有所去取抉擇。很顯然,孔安國不僅為我們保留了孔子與早期儒學研究的寶貴材料,而且進行了認真的分析梳理,他對于《孔子家語》的整理功不可沒!
    [1] 龐樸,〈話說「五至三無」〉,《文史哲》,2004第1期。
    [2] 楊朝明,〈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中國哲學史》,2003第3期。收入黃懷信等主編,《儒家文獻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3] 楊朝明,〈孔門師徒與原始儒家學派的構成〉,楊朝明著,《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7),頁177-208。
    [4] 韓兆琦,《史記箋證》曰:「按:句中『冢』字應作『家』」。引閻若璩曰:「『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誤寫作『冢』,此『家』字與贊曰『以時習禮其家』合。」又引郭嵩燾曰:「此『冢』字應作『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頁3272。此外,王叔岷《史記斠證》等也有此說。
    二、《孔子家語》的家傳、注解與「偽書」問題
    談《孔子家語》,不能不談該書的真偽之爭。長期以來,《家語》被視為「偽書」的典型代表,嚴重影響了該書的研究和利用。
    《家語》「偽書」說的形成,與其成書與流傳問題緊密相聯。今本《家語》經孔安國寫定后,經歷了一個家傳的過程,后來,三國時期的王肅得到該書,并為此書作注,使該書開始流行。然而,由于今本《家語》之外可能還有原來官府的所謂《家語》本子存在,而且,經過孔安國的整理,舍棄了其中有關的一些材料,比如他曾經提到的「曾子《問禮》一篇」、「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等等,這些材料被人作為《家語》進行使用,從而影響到了后代學者對今本《家語》的認識。于是,后來有人認為《家語》存在嚴重問題,再到后來,《家語》居然成了「偽書」,人們不是以為孔安國「作偽」,就是認為王肅「作偽」。清代以后,由于疑古思潮的嚴重影響,《孔子家語》作為「贗品」,在有的學者心目中已經簡直不值一提,而以《家語》為真,認為應當認真對待該書的聲音,幾乎完全被疑古大潮所淹沒。
    (一)《孔子家語》的孔氏家傳
    在漢武帝時期,孔安國雖然為官于朝,按照乃孫孔衍所說,他也是「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贊明道義,見稱前朝」,但是,他寫定《孔子家語》,主觀目的卻在于保存「先人之典」,帶有「私」的性質,所以,盡管他在編次《家語》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從其寫定,直到三國王肅之時,在三四百年的時間里,《家語》卻是一直作為家傳圖書而存在。
    漢代,今本《家語》僅僅作為家傳本流傳,一個最重要證據便是其不像被編入《禮記》、《大戴禮記》等書中的材料那樣,動輒就避漢諱,不像大小戴《禮記》那樣帶有明顯的漢人編輯的痕跡。
    在《四庫全書》中,《孔子家語》本屬于御題影宋鈔本,乃毛晉汲古閣收藏的本子。在該版本的后面,不僅有孔安國《孔子家語》的〈后序〉,而且有孔安國后人所撰〈后序〉,這兩篇序文將孔安國以后《家語》在漢代的家傳情況介紹得比較詳細。
    需要辨明的是,不少學者誤解孔安國后人所撰〈后序〉,認為其中的記載自相矛盾,由此懷疑該文的可靠性。人們的誤解主要是關于《孔子家語》是否出于孔壁,有關情況序文中是這樣說的:
    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于夫子之舊堂壁中。……天漢后,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眾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録《孔氏家語》為四十四篇。
    序文在下面引述孔衍奏言的時候又說:
    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
    人們看到序文中「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于夫子之舊堂壁中」,以為「家語」就是《孔子家語》,其實,此處所言的「家語」乃是「孔子家的言語論說書籍」的一個泛稱,包括被壁藏的「《孝經》、《尚書》及《論語》」之類的所有材料。序文中并沒說子襄壁藏的書籍中有《孔子家語》。這與《漢書》〈藝文志〉、〈魯恭王傳〉等材料中的相關記載完全一致。
    孔安國曾經整理孔壁藏書,但在兩篇序文中,都同樣沒有說他整理的書籍包括《孔子家語》。孔安國序文明確敘述《家語》的流傳過程,絲毫沒有說它與孔壁有什么聯系,在孔安國后人的序文中,也同樣都是將孔安國整理孔壁藏書與「集録」或「撰次」《家語》分開來說的。
    孔安國后人的序文到底出于何人之手,由于材料缺乏,已經很難知曉,但其中所敘述的有關情況是值得充分重視的。該序首敘從孔子到安國十二世的孔氏世系,又全文引述安國之孫孔衍給漢成帝的上書。無論是序文的介紹還是孔衍的上書,都稱孔安國整理《孔子家語》以后,該書并沒有獻出來呈交朝廷。
    據介紹,孔安國整理《家語》后,由于遇到巫蠱事件,未來得及呈獻。不久,安國被調離京師,后來去世,此事就被擱置下來,這便是安國后人序文中所說的「寢不施行」。后來,漢成帝詔劉向校定眾書,忽視了孔安國校訂的各書,遂使這些書籍仍然「各廢不行于時」,其中自然包括《孔子家語》,所以,孔衍希望朝廷能夠將這些重要的典籍材料「記錄別見」,他說:「光祿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行,故《尚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
    孔衍所說的「孔子家古文」,既包括孔壁藏書,也包括《孔子家語》。孔安國在序文中曾經說到,他所抄錄而來的《家語》,本來「皆載于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雖然孔安國整理的《家語》「未施行」,但戴德、戴圣在自己編輯的《禮記》、《大戴禮記》中,卻收錄了《家語》的材料,于是,人們反而不知道《家語》而僅僅知道他們編輯的書籍了,這正如孔衍所說:「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為滅其原而存其末也」,因此,孔衍視其為「近世小儒」,并在奏言中對他們加以指責,批評他們「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的做法。
    可惜的是,孔衍奏言雖得到了成帝的允許,但還沒有來得及最終研究確定,成帝就一命嗚呼。與之同時,掌管校書的劉向也因病去世,其最終結果還是「遂不果立」。
    認真品味兩篇序文,綜觀整個過程,不難看出,無論孔安國還是孔衍,他們都是希望《家語》能夠立于學官,流行于世,但是,由于非常巧合的種種變故,《家語》在漢代始終都是以家學的形式流傳。安國之后,《孔子家語》傳到了其孫孔衍,衍希望朝廷「記錄別見」未成,《家語》自然繼續家傳。孔衍之后,有人作了包括了孔衍「奏言」的《孔子家語》后序,此人顯然也是《家語》的傳承之人。那么,這篇序文出于何人?在序文中,作者直接引述了孔衍「奏言」,而衍只提到劉向,其中也并沒有補述劉歆等人如何看待《家語》。根據序文的語氣、表述,不難推測此人距離孔衍不遠,他即使不是孔衍的同一輩人,也是他的不遠的后輩。
    直到三國時孔猛之時,《家語》家傳的歷史才由于被獻給王肅而結束。《家語》〈王肅序〉說:「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按照這個說法,在王肅注解《家語》之前,孔氏家藏的這本《孔子家語》一直沒有能夠流行于世。幸好孔猛為王肅弟子,而書中所言與王肅所論「有若重規疊矩」,《孔子家語》才在王肅整理之后流行起來,這都證明此前孔安國所整理的本子僅僅具有孔氏家傳本的形式。
    (二)王肅注解《孔子家語》
    今本《家語》在孔安國寫定后,經過兩漢時期的家傳過程,終于在三國魏王肅之時公布于世。作為經學家,王肅的觀點有一些與當時流行的鄭玄之學不同。孔子22世孫孔猛從師于肅,他將家傳的《孔子家語》拿給王肅看,而王肅看到這些材料與自己的學說暗合,且可以作為駁正鄭學的根據,他不希望這些材料復歸于無聞,于是為該書作注,使之行世。王肅為《家語》作注,是《孔子家語》正式研究的開端,王注也就成為《家語》的第一個注本,他為今本(孔安國本)《家語》的流行做出了特殊貢獻。
    王肅反對鄭學,絕非故意標新立異。但在王肅時代,世人已經對他多有誤解,對此,王肅說:「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茍駁前師,以見異于人。」事實上,到三國之時,鄭學已經顯露出了弊端,尤其是其煩瑣與神秘性的弊病,已經與時代不合,因此,「魏晉之際,清談前期反鄭之說蔚起,蔣濟嘗難鄭玄注《祭法》,王粲有難鄭玄《尚書》事,虞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1],在這些反對鄭玄的學者中,王肅不過是比較有影響的罷了。
    學術總是在不斷發展前進。當年,鄭玄會通古今,遍注群經,對經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從而奠定了他在經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到王肅時期,鄭學已經風行五十多年,其缺失陸續呈現,在此背景下,王肅起而糾正鄭玄之失。王肅說:「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積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王肅與鄭玄在學術上的分歧焦點,《晉書·禮儀志》中有明確記載:「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眾。」當然,他們之間的分歧并不止此。
    王肅反對鄭玄,一是撰《圣證論》「以譏短玄」,一是撰《尚書駁議》、《毛詩義駁》、《毛詩問難》、《毛詩奏事》以難鄭,一是借《孔子家語》以駁斥鄭玄。在駁難鄭玄過程中,《家語》可以說是「一把利劍」,其「殺傷力」可想而知。對此,王肅也不諱言,他對于自己能夠得到孔氏家傳的《孔子家語》也是喜出望外的。他說:
    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于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
    不言而喻,一種新的學術思想要在原來影響很大的學術思潮中誕生,需要經過一個艱難的奮爭過程,王肅處在這樣的過程中,竟然有關于孔子的新的材料可以證成己說,不難理解王肅一定會興奮不已。所以王肅說:「斯皆圣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為之解,以貽好事之君子。」王肅遂傾力為《家語》作注。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王肅在《家語注》中還多處指正《家語》的錯誤。據統計,在《家語注》中,王肅對《家語》記載表示懷疑或對其進行錯誤勘正的共有19處。如〈王言解〉,原文為「千步為井,三井而埒」,王肅據前后文注曰:「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又如〈六本〉:「榮聲期行乎郕之野」,王肅注:「聲,宜為啟。或曰榮益期也。」[2]如此等等,王肅的客觀態度于此可見一斑。
    (三)今本《家語》的流傳與研究
    王肅以前,《孔子家語》雖然沒有受到漢代朝廷的重視,未立于學官,但該書卻并沒有什么可以懷疑之處。事實上,歷代都有儒生、藏書家珍視《孔子家語》,看到該書非同尋常的價值,并且還有學者細致研究該書,呼吁重視《孔子家語》。然而,與之同時,在王肅注本問世以后的歷代流傳與研究之中,陸續出籠了對該書的懷疑、指責乃至認定其為「偽書」的觀點。其實,這些觀點的出現都有其特定的學術思潮背景,認真分析種種懷疑、否定《孔子家語》觀點,其結論都難以成立。
    首先,馬昭聲稱王肅「增加」《家語》
    王肅反對鄭玄,屬于經學內部的自我變革,他并非「一意」反鄭。王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順應了理性發展的趨勢,其所具有的過渡性恰恰是其價值所在。
    王肅注解《孔子家語》以行世,此本甫出,鄭玄后學馬昭就立刻攻擊王肅增加了《家語》,始給今本《家語》蒙上了一層陰影:
    《禮記·樂記》:「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也。其詞未聞」。孔穎達疏:「案:《圣證論》引《尸子》及《孔子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3]
    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通典》卷九十一還引馬昭曰:「《孔子家語》之言,固所未信。」
    這是《家語》偽書論者常常引證的材料,其實,「其辭未聞」對鄭玄來說是事實;王肅引《尸子》、《家語》給出《南風》歌詞也是事實。如果說《家語》中的部分內容是王肅蓄意增加,但是《尸子》在《漢志》中記載明確,雖位列雜家,亦乃先秦古籍,其匯融諸家實為時代潮流,怎能說「《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呢?關鍵是「沒有人證明《尸子》也是王肅偽造」[4]!雖然有學者提到《隋書·經籍志》載《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注云:「梁十九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由此認為《南風》歌詞所在的《綽子》應在續作之列。[5]實際這無關宏旨,因為即使《尸子》的部分篇章是魏黃初續作,但至少應承認不是王肅所作。
    至于認為從《尸子》到《家語》,王肅又加上「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一句駁鄭,則顯示了某種成見,也似乎低估了王肅。既然鄭玄是「其辭未聞」,王肅據《尸子》駁鄭就足夠了,何必自己再加一句以至畫蛇添足?清錢馥由馬昭之言論斷王肅在《家語》原來二十七篇的基礎上增加了十七篇,認為篇卷無別,則屬無端臆測。[6]歷史上雖有以篇為卷的事例,但錢馥卻是以王肅改造《家語》為前提而論,當然不足為據。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由馬昭肇始的王肅偽造《家語》說的基礎已不存在。古人以所謂「證據確鑿」引用的馬昭之語,不過是出于門戶之見的臆測。
    《禮記·樂記》疏所引馬昭的話可以理解為《孔子家語》后出,所謂「王肅所增加」未必一定是王肅所「偽作」,所以馬昭后來又說「非鄭所見」。但無論如何,馬昭的觀點對后來的影響卻不可低估,所謂「增加說」歷代都有人相信,有人由此認為王肅在注《家語》時增加了本來沒有的東西以反對鄭學,并且一直持續至今。作為鄭玄的后學,馬昭想方設法維護鄭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馬昭所說《家語》「非鄭所見」確是事實,而「王肅所增加」,「固所未信」則純屬推測之語。
    后世許多學者接受王肅「偽作」《家語》乃至更多的著作,其認識的起點也都是一個,那就是王肅「反對鄭玄」。稱王肅反鄭固無大錯,但說王肅「故意與鄭玄作對」就未必準確。然而,持此看法的卻大有人在。例如,孫欽善先生在其《中國古文獻學史》明確認定王肅在古文獻學上有兩個特點:一是專與鄭學作對,得失兼有;一是多造偽書。[7]而此論代表了相當多人的看法。
    可是,有學者研究了漢末以來的學術史,指出那時的主要傾向乃是「唯義是從」,因此,鄭玄便于今古文擇善而從,不專主一家。后世學者多謂王肅存心與鄭學作對,其實,鄭學、王學有不少相同的見解。如果是存心作對,兩者相同的見解又如何解釋呢?在反鄭學的人看來,鄭學是「遠本離直」的,所以王肅認為自己是在「撥亂反正」。王肅所受的學術影響基本上都是反鄭學陣營的,耳濡目染之際自然而然就形成與鄭學如此多的歧異,后人因為王學與鄭學歧異較多,而認定王肅是存心立異,顯然不當。[8]實際上,漢末以來所倡導的獨*立思考傾向,在王肅注解《孔子家語》的態度上已明顯地體現出來,所以他才「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
    在王肅所注解的其他書籍中,有一些是與《家語》記載不同的,如《家語·郊問》記載孔子主張魯惟一郊。而《禮記·郊特牲》孔穎達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而建寅之月又郊以祈谷。」《家語》與王肅觀點截然不同。又如廟制,《家語·廟制》曰:「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鄭玄認為天子七廟,太祖廟一,文王、武王廟各一。亦即二祧,親廟四,合而為七廟。王肅在《圣證論》中,以為二祧者為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加上太祖及四親廟為七廟。文王、武王之廟在七廟之外。[9]按王肅說,則天子應有九廟。這顯然與《家語》記載不一致,如果王肅「偽造」或「增刪」《家語》而專與鄭玄作對,他為什么還要假造對自己論點不利的材料?他何不將《家語》中十分不利于自己的關鍵材料直接刪除?
    在學術上,馬昭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個性或偏見,漢末以來雖然主流傾向是「唯義是從」,但馬昭或許是個例外。有學者指出:「馬昭是很強烈地維護師道尊嚴的人,但更準確地說馬昭是為了維護師嚴而非為了維護道尊。如果真要維護道尊的話,就應該平心靜氣地承認王肅所駁正中鄭注之失,而不應該巧設詭辭,百般彌縫。從這一點上說,馬昭所論距離『惟義是從』、『惟義所在』是很遙遠的。」[10]同為鄭玄后學高足,就有人更為客觀,例如,魏博士田瓊就依據《孔子家語》以議禮,如果大家都懷疑《家語》,相信王肅注《家語》是為了攻擊鄭學而肆意增加內容,田瓊肯定不會引用《家語》。
    清代還有人提出了另外的疑問:如果不是有問題,那王肅為何不將這么一部重要的著作奏立學官呢?難道王肅心中有鬼,擔心事情敗露?范家相就這樣認為,他說:「今《家語》出于魏明帝之時,其(指王肅)所作《尚書》、《詩》、《三禮》、《論語》及《易》傳皆立于學官,而《家語》獨未經奏上。設此四十四篇果出于孔氏,豈肯不表章之以聞于朝,毋亦有鑒于張霸之偽書而有所不敢耶?」[11]
    這很有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味。這么重要的書籍,孔子后裔數次努力,多次希望奏上都沒有成功,怎么王肅之時就不能有其他的原因,為什么就意味者王肅作偽呢?如果說王肅只是擔心事情敗露,那么他為此書作注后依然使該書流行開來,這與「表章之以聞于朝」而立于學官又有什么不同呢?
    不論王肅對《孔子家語》「偽造」還是「增刪」,就應當屬于王肅與作為他的弟子的孔猛「共同作案」。試想,作為一位有影響的學者,王肅難道會愚蠢或者無恥到這樣的地步?難道他為了攻難鄭玄,就甘愿做出這樣的事情?他就不怕作為孔子后裔的孔猛或者孔氏后人揭出事情的真*相?
    看來,不僅王肅「偽造」或者「增刪」《家語》的說法難以成立,馬昭所謂《孔子家語》為王肅「增加」的說法,也沒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認定其是指王肅隨意增加了《孔子家語》的內容。
    第二,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
    王肅注解《孔子家語》后,這個四十四篇的《家語》本子便流行開來,因此,在隋、唐二代的正史中著錄的《孔子家語》都是王肅的注本。然而,在唐代,《孔子家語》是否還有其他的本子,卻是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因為唐初顏師古似乎看到過王肅注本以外的《家語》本子,他在《漢書·藝文志》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下注曰:「非今所有《家語》」。顏注告訴我們:唐代的《孔子家語》與漢代的不同。顏師古為什么說《漢志》二十七卷本的《孔子家語》是「非今所有《家語》」呢?依據是什么?顏師古并沒有提出更詳盡的說明。
    對于小顏的說法,后人有不同說解:
    一是認為顏師古沒有搞清楚篇卷的分合問題,認為《漢志》二十七卷本的《孔子家語》應該就是今本。
    二是認為顏師古的說法沒有根據,他的看法只是他的臆測而已。
    三是認為顏師古一定看到了靠得住的《孔子家語》,從而認為這可以證明王肅注本屬于「偽書」。
    關于第一種看法,需要注意的是顏師古已經明確地說到「非今所有」。從《漢志》所載的二十七卷,到《隋志》所記二十一卷,其間雖然只是「七」與「一」的區別,但《隋志》畢竟又明確地說是這個二十一卷本是「王肅解」。對于《孔子家語》的卷數,諸多學者認為唐以前均為二十七卷,唐以后合并為十卷。《隋志》著錄為「二十一卷」,「一」應為「七」之誤。[12]但考于古籍,「一」、「七」混誤的情況極少,從音韻和訓詁方面來看它們也不易混誤。
    歷史上,由于古書書寫材料的變化,古書傳抄過程中卷帙的分合是十分正常的現象。一般說來,隨著書寫材料不斷進步,每卷所包括的內容增大,一部書的卷數往往有所減少。《孔子家語》王肅注本由《隋志》的二十一卷到兩《唐志》、乃至《宋史·藝文志》等史志著錄的十卷,其原因可能正是如此。而從《漢志》的「二十七卷」到《隋志》「二十一卷」情況則與之不同。
    關于第二種說法,以顏師古為臆測,恐亦為臆測。時至唐代,書籍的傳流恐怕已經與秦漢之際的情況有所不同。從先秦古文到西漢時期寫定今文,在不少書籍的古今比較中很容易看出,「各以意增損其言」,「同是一事而輒異辭」的情況不難見到,而對于文字的整飾、寫定之時進行意義訓釋的更為普遍。所以,同為一書,也可能存在字句的不同。顏師古的時候,恐怕已經不是這樣,更何況是「二十七卷」與「二十一卷」之間的區別。作為一位博學的學者,顏師古所言不應當是空穴來風,在確實難以弄清楚的情況下,我們不宜匆忙下結論。
    關于第三種說法,依照常理,如果顏師古能夠看到不同于王肅注本的《孔子家語》,史志之中應該有所著錄,而事實上,除了《漢志》,其他史志無一記載這個「二十七卷」的本子。至于顏師古說到有別于王肅注本的《家語》內容或者材料,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以前曾經有官本存在,而且與顏師古大致同時期的司馬貞《史記索隱》所引《家語》內容,今傳本就或有或無,也說明了《家語》流傳的一些問題。
    但是,有一個事實必須注意,那就是司馬貞《索隱》所引《家語》大致與今本相同。該書共引《家語》67條,其中,與今本《家語》相異者共19條,為今本《家語》所無的共4條,其余除《孔子世家》關于孔子家世記載所引《家語》與今本《家語·本姓解》略有差異之外,則基本上都是因字詞傳抄而產生的不同,如〈仲尼弟子列傳〉敘「公冶長」引《家語》曰:「魯人,名萇。」今本《家語》記為:「魯人,字子長。」在流傳過程中,《家語》或有衍缺,或以經*文竄入正文,這屬于古籍流傳過程中的常見現象。看來以此作為王肅注本屬于「偽書」的證據,并沒有太大說服力。
    但是,第三種說法的客觀影響卻很大,由于顏師古的說法,人們便由此而懷疑王肅及其所作的注文。如宋代章如愚撰《群書考索》,在卷十中引《中興書目》曰:「按班固《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則以肅之所注者在可疑也。」
    既然以上三種認識都存在一定問題,那么真*相到底如何?我們認為,顏師古所言一定有他的根據,他可能至少發現了一定的線索,所以他才認定《漢志》所著錄的本子「非今所有《家語》」。我們推測,《漢志》的「二十七卷」本《家語》,應該是與孔安國四十四篇本不同的另一本子,這是劉向等人所著錄的藏于中秘的官本,只是這個官本可能比較粗疏,遠遠不及孔安國本。
    當初,孔安國整理編次《孔子家語》,雖然只是以家傳的形式流傳,但是,他所依據的材料卻一直藏在秘府。正如孔安國在〈孔子家語后序〉中所說:
    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
    在這里,有兩點是非常明確的:其一,這批材料數量不少。因為「京師士大夫皆送官」,一個「皆」字很能說明問題。其二,這批材料很是雜亂。《家語》屬于古文,沒有單獨存放,居然還「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本來就難以理清的一堆亂簡,竟然又被「掌書」的官吏搞得更亂,「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藏在秘府的這些材料,孔安國不僅看到了、得到了,并且「求其副」、「悉得之」。孔安國全部得到后,「以事類相次」,進行了一番別擇去取的工作,那么他的四十四篇本《家語》應該是他自己「撰集」的結果,秘府本肯定不會是這樣的面貌。相對于秘府中的材料,孔安國的本子在數量上少了很多,因為經過他的分析研究,既有「不復錄」的內容,也有「皆不取」的部分。
    但是,劉向等人在整理秘府中的古書時,面對這一批十分雜亂的材料,并沒有像孔安國那樣進行細致整理,最大的可能是,他們進行了粗略的分類,以為這些材料都屬于「孔子家」一類的論述,便編輯成了二十七卷,統稱之為《孔子家語》了。這樣,官本的《孔子家語》不僅卷數較多,并且在內容上也有不少超出了今本《家語》。
    如果以上的判斷有一定的推測成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這批材料一定散亂不整、雜亂無章。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孔安國才對他們編次、撰集;也是由于這個原因,劉向僅僅著錄其書,并沒有繼續整理,漢代沒有列于學官,而劉向在《說苑》等書中卻使用了其中的材料;還是由于這個原因,在王肅注解的《孔子家語》本子問世后,這個所謂的「二十七卷」本子便歸于無聞。這樣,顏師古所說「非今所有《家語》」也就不難理解了。
    [1] 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20。
    [2] 王政之,《王肅〈孔子家語〉注研究》,(曲阜: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06)。
    [3] 《禮記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1099。
    [4] 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國學研究》第七卷,頁527。
    [5] 王承略,〈論《孔子家語》的真偽及其文獻價值〉,《煙臺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6] 錢 馥,〈孔子家語疏證序〉,孫志祖撰,《孔子家語疏證》(式訓堂叢書本)。
    [7]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119—220。
    [8] 王志平,《中國學術史·魏晉南北朝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頁142—144。
    [9] 王肅,〈圣證論〉,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208—209。
    [10] 王志平,《中國學術史·魏晉南北朝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頁147。
    [11] (清)范家相,〈讀家語雜記〉,范家相,《家語證訛》(會稽徐氏述史樓叢書)。
    [12] 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濟南:齊魯書社,2004),頁306。
    第三,王柏以王肅「雜取」各書割裂織成
    盡管馬昭、顏師古等人的說法影響到了后人對《家語》的看法,但他們誰也沒有認為王肅偽造了《孔子家語》。正式提出王肅偽造說的是宋代的王柏。他說:「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余,混亂精粗,割裂前后,織而成之,托以安國之名。」[1]從此以后,王肅偽造說便開始流行開來。
    據王柏自己的說法,他是在讀朱熹《中庸集注》時,曾經以《家語》證《中庸》,發現所謂兩者相校,〈有缺有衍〉,于是產生懷疑,并對朱熹關于《家語》的看法也產生疑問。朱熹認為《家語》「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又說「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2]于是,王柏找來《家語》,進行研究,但是他研究的結果卻認為「有大可疑」。
    我們曾經就今本《孔子家語》與現存于《禮記》中的《中庸》進行比較。今本《中庸》有一部分見于《孔子家語》,即朱熹所分章的《中庸》第二十章除了「博學之」以后一小部分外的前面大部,與《家語》卷四中的〈哀公問政〉篇基本相同。我們認為是戴圣編輯《禮記》時,將〈哀公問政〉的內容納入了《中庸》。[3]
    朱熹已經指出了二者的關聯,他在注解《中庸》時說:「《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他還說:「『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文也歟!」[4]不過,朱夫子專注于今本《中庸》的義理,對于《家語》與《中庸》的內容互見,并沒有繼續追問。將《家語·哀公問政》與《禮記·中庸》的相應部分對比,可以說明孔衍奏言不虛。實際上,《家語》與《禮記》眾多的相應部分都是如此,如果不帶有偏見或先入之見,一定看不出所謂《家語》雜取《禮記》的痕跡。[5]事實正好相反,其他文獻中的許多材料都來自《家語》,至少能看出《家語》比《禮記》更為古樸。事實上,《大戴禮記》等許多與《孔子家語》相關的內容同樣如此。例如,在相關部分中,《家語》的「爵其能」、「舉廢邦」在《禮記》中分別被改成了「尊其位」、「舉廢國」,這樣的改動不難理解。
    漢代,「非劉氏不王」,只有極少數異姓功臣封侯,封賜爵位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根本談不上什么「爵其能」,《禮記》編者改其為「尊其位」,在當時則無不可。至于「舉廢邦」變成「舉廢國」,自然是為了避高祖劉邦的名諱。戴圣編訂《禮記》,哪里能夠允許「廢邦」二字赫然存于禮書之中。
    從對比研究中,我們發現《禮記》的編訂毫無疑問在《孔子家語》之后,這與前述《家語》的成書與流傳完全吻合。從這樣的結論看,王柏所謂「雜取」「《二戴》之緒余」,「混亂精粗,割裂前后,織而成之」的說法實在無從談起。
    王柏提出《家語》偽書說,迎合了當時疑經、疑古的思潮,其實也與他自己的學術個性有關。清人對他評價說:
    柏好妄逞私臆,竄亂古經。《詩三百篇》,重為刪定書之;周誥殷盤,皆昌言排擊。無所忌憚,殊不可以為訓。……后雖折節學問,以镕煉其氣質,而好高務異之意,仍時時不能自遏。故當其挺而橫決,至于敢攻孔子手定之經。其詩文雖刻意收斂,務使比附于理,而宋臣強就繩尺,時露有心牽綴之跡,終不似濓溪諸儒深醇和粹自然合道也。[6]
    王柏研究《家語》正是這種作風。他尊重朱熹,但懷疑其所說的「《家語》為先秦古書」是其「初年之論」,他認為朱熹那時還沒有機會深入思考,所以在《中庸集注》中才說了那樣的話。王柏認為《家語》的竄亂不止一次,實際上是一而再,再而三,他說:「《家語》之書,洙泗之嫡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于秦,再變于漢,三變于大戴,四變于小戴,五變于王肅。洙泗之流風余韻,寂然不復存。」他不明白今本《家語》成書與流傳的真*相,更沒認真對照研究,反認為「以今《家語》正《中庸》,終恐有所未安」。他還主觀地認為,憑朱熹晚年的論述,時間既久,其對《家語》的看法「未必不改」。
    王柏對《家語》的所謂「考」其實沒有任何切實的證據,如其自述:「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余,混亂精粗,割裂前后,織而成之。」原來他的結論是他自己憑空想出來的。可是,就是他「意」出的這個結論,卻對后世產生了較大影響。例如,明代何孟春似乎就接受了王柏的高見,他說:「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何孟春尤為不信今本《家語》,與王柏的看法有相通之處。
    第四,四庫館臣以為「偽而不能廢」
    王柏所謂的「割裂」說在清代影響很大。四庫館臣的說法可為代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一·儒家類·〈家語〉提要》敘說了有關爭論:
    宋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獨史繩祖《學齋占畢》曰:「《大戴》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家語》止稱‘王’字,當以《家語》為正」云云。今考「陛下離顯先帝之光曜」已下,篇內已明云「孝昭冠辭」,繩祖誤連為祝雍之言,殊未之考。蓋王肅襲取〈公冠〉篇為〈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于「成王冠辭」,故刪去「先帝」、「陛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復考證,其出于肅手無疑。特其流傳既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于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
    四庫館臣所謂「割裂他書」,與王柏的說法如出一轍。在他們的論述中,其核心的論證只有一個,即《家語》襲取《大戴》,這就是他們舉出的所謂「明證」。但是,經過認真研究,這個證據卻難以成立。
    四庫館臣批評史繩祖,其實是他們自己沒有細考。當然,史繩祖所言也有偏頗,《大戴禮記》雖然雜取《家語》之書,但〈公冠〉篇中的所謂「先帝」、「陛下」等等確非《家語》本有,而屬于《大戴》編者加入的「孝昭冠辭」。而《四庫提要》以《家語》襲《大戴》,謂王肅襲取〈公冠〉篇為〈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于「成王冠辭」,王肅刪去「先帝」、「陛下」等字。其實,《家語》根本沒有所謂「孝昭冠辭」,四庫館臣連最起碼的材料比對工作都沒有做,還竟然批評史繩祖的說法「殊未之考」!很顯然,他們是帶著《孔子家語》「出于肅手無疑」的先入之見進行評判和議論問題的。
    漢代學者編輯《大戴禮記》時,將《家語》等書與其他材料匯集起來,然后進行了一些編輯加工,在《大戴禮記》中,反而看不出《家語》等書原貌。這與《禮記》取材于《家語》一樣,同樣也是「滅其原而存其末」的行為。加之《家語》偽書說的極大影響,便造成了《孔子家語》和《大戴禮記》材料孰為本末理解上的嚴重混亂。例如,有學者研究《大戴》而排斥《家語》,而《大戴》改編《家語》時「多有不善,屬辭不能明白」,致使在解說《大戴》時不得不穿鑿附會,曲為之說,清代學者王聘珍就是如此,例如,有的篇章中,《家語》的話意義明確,但《大戴禮記》卻頗令人費解。王聘珍只能曲為解釋,雖有可通,但與孔子本意已經大相徑庭。[7]
    四庫館臣所說《孔子家語》「不能廢」是沒有問題的。事實上,歷代不得不重視《家語》者大有人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代不乏人,連四庫館臣在編輯《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時,仍然將《孔子家語》置于「儒家類」的前面。他們解釋說:「《家語》,雖名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即王肅所依托以攻駁鄭學,馬昭諸儒已論之詳矣。然肅雖作偽,實亦割裂諸書所載孔子逸事,綴緝成篇,大義微言,亦往往而在,故編儒家之書者,終以為首焉。」[8]
    不過,四庫館臣所謂「自唐以來知其偽」卻有些言過其實。三國時馬昭的話固然導致了人們對《家語》的懷疑,但他并沒有以《家語》為偽。唐代編撰的《隋書·經籍志》還進一步表明了對《家語》的看法:「《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敘六經,講于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于道,或書之于細,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輯而論之,謂之《論語》……其《孔叢子》、《孔子家語》,并孔氏所傳仲尼之旨。」《家語》與《論語》性質相同,這與孔安國的看法完全一致。
    唐中葉開始出現疑經現象,但主要是懷疑漢唐的經學注疏,以突破舊的注疏傳統。考察唐代學術,可發現當時研究《家語》的學者并沒有人認為是王肅偽造。前面說到,顏師古所謂「非今所有《家語》」不等于說「今之《孔子家語》是偽書」,《孔子家語》被當時諸多學者所引用,張守節的《史記正義》,特別是司馬貞《史記索隱》大量引用《家語》。這都說明人們沒有把《家語》作偽書看待。
    唐代官方的《五經正義》、《史記》唐人注解等廣泛引用《家語》,顯示了一些著名學者對《家語》重要文獻價值的認同。顏師古所說「非今所有《家語》」,并非對今本表示懷疑。可能是受馬昭「《孔子家語》王肅所增加」評論的影響,疑古先驅劉知幾曾說《孔子家語》「受嗤當代」[9]
    宋代以后,疑古思潮涌動,自王柏之后,《孔子家語》為「偽書」的說法逐漸擴大,到明清時期,《家語》的地位可謂一落千丈,其書不真的看法竟然盛行開來。
    從唐至明,以《孔子家語》為「偽」的人并不算多,但由于這種看法迎合了宋以后興起的疑古思潮,《孔子家語》「偽書」說的影響卻顯得很大。例如,明代何孟春曾補注《家語》,共八卷四十四篇,何孟春說孔安國本「世遠不復得」,他也沒有見過宋版的王肅注本,所補注的也非顏師古所說的唐本,而是宋人王廣謀的《新刊標題句解孔子家語》本。他雖然相信孔衍上書,但認為〈孔安國序〉出于王肅偽造,因此他干脆在〈孔安國序〉前加上了「魏王肅序」的名字,并引馬昭的觀點來支持自己的判斷。清儒多襲何氏之說。
    清代持《家語》「偽書」說的學者中,影響較大的是范家相、孫志祖等人。范家相撰《孔子家語證偽》,他將與《孔子家語》相通、相近、相同的材料逐一比類,放在一起,意在證明《家語》是偽書,并根據今本《家語》「每事必有所出」,而斷言其為割裂他書而成。孫志祖撰《家語疏證》,也認為王肅偽造《家語》,認為:「王肅作偽難鄭,誣圣背經,既作《圣證論》以攻康成,又偽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群書,凡肅所剿竊者,皆疏通證明之。」[10]他的《家語疏證》影響很大,陳鱣、梁玉繩都推崇此書,認為孫志祖「討本尋原」、「劃訛辨謬」、「發昔人未發之覆」,陳鱣甚至稱其為捕盜者「獲真贓」[11]。
    雖然以《家語》為「偽」的學者大有人在,但認同其書的人依然不少。針對《家語》為「偽書」的觀點,也有學者力辯其真。在宋代,朱熹、晁公武、葉適等人就都認為《孔子家語》是靠得住的著作。葉適說得很精到:「《孔子家語》四十四篇,雖安國撰次,按后序,實孔氏諸弟子舊所集錄,與《論語》、《孝經》并時,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為《論語》,其余則都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又說:「《孔子家語》漢初已流布人間,又經安國撰定。」[12]元朝,馬端臨《文獻通考》記載:「《孔子家語》十卷,王肅注。」[13]表明當時傳流著十卷本的《家語》。馬端臨在《通考》中還著錄了《家語》孔安國序、孔衍奏言、王肅序、晁氏說、《朱子語錄》、〈與呂伯恭書〉等幾條材料,而這些都屬于認同《孔子家語》一書價值的觀點,表明了馬端臨的傾向。陸治是明代繼何孟春之后《孔子家語》的又一重要補校者,他首先認為《家語》得以流傳,王肅功不可沒,并且考證了〈孔安國序〉確實出自孔安國,非王肅偽作。他還說:「肅之于猛,猛之于安國,安國之于恭王,其相次授受皆為事實。」[14]
    盡管明清兩代疑古思潮的影響逐漸增強,但仍有不少學者看到《家語》的價值。在這些學者當中,作出重要貢獻者應屬清人陳士珂。他作《孔子家語疏證》,不作主觀判斷,而是廣泛搜求,給讀者客觀的材料。他所用的方法與范家相相同,但得出的結論卻與之迥異。其族人陳詩為該書作序,他推重《孔子家語》,也推重這樣的研究方法。他認為「事必兩證而后是非明」,他說:「予觀周末漢初諸子,其稱述孔子之言,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別。如《南華》「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惡,時時有之,然其書并行,至于今不廢,何獨于是編而疑之也。」[15]從而認定今本《家語》乃是真本。
    很有意思的是,孫志祖的《家語疏證》雖然有人極力稱贊,但也有人持不同態度,例如同為其書作序的錢馥就是如此,他并不認同孫志祖等人的研究結論。錢馥認為王肅是在原有的二十七卷的基礎上增加了十七篇,其看法顯然是受到馬昭所謂「王肅所增加」之說的影響,此說自然存在問題,但他畢竟不能同意王肅偽造整部《家語》的說法。
    看來,四庫館臣所說的「不能廢」是歷史的真實,但其真正原因卻應該是其書不偽。一般說來,其書既不能廢,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其書為真,二是書雖不真而材料不偽。按照歷來「偽書」說者對《家語》的看法,他們無非是受到了《家語》「割裂」眾書之說的影響,而前已經指出,這種所謂「割裂」說經不起推敲,由此,「書雖不真而材料不偽」之類的觀點就難以成立,所以《家語》不偽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四)疑古思潮與《孔子家語》
    在對《孔子家語》的理解、認識與研究中,它始終與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思潮相聯系,這就是「疑古」。
    疑古思潮可謂源遠流長,有人追溯疑古學者,認為可以上推到東漢王充。唐代劉知幾則明確提出了疑古的概念。在《史通》之中,劉知幾撰有〈疑古〉、〈惑經〉等篇,對一些儒家經傳提出疑問。他也曾經談到《孔子家語》:「孔門之著錄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16]還說:「《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17]雖也有《家語》「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其書受嗤當代」[18]這樣的話,但他卻沒有懷疑《家語》為偽。
    宋代,疑古思潮勃興,出現了皮錫瑞《經學歷史》中所謂的「經學變古時代」。他們不僅懷疑與批評漢唐傳注,而且懷疑并考辨傳世經典。事實上,宋代疑古涉及到學術的很多方面,而以經學懷疑最為突出,甚至興起了疑經改經之風。
    有學者對宋代的疑古思潮進行研究,指出整個宋代疑古思潮有一個從濫觴、全面展開到深化的過程,到了晚宋,疑古成為經學思潮的重要內容,這時期,一部分走向考據之學,主張實事求是;另一部分學者可以稱為唯理派,以理衡經,以理疑經,以己意為理,疑古勢必走向肆無忌憚,這以王柏等學者為代表。[19]王柏是提出《家語》「偽書」說的第一人,他曾經對《尚書》、《詩經》篇目也作過較大的改動或刪削,受到后人批評。王柏關于《家語》為王肅「割裂」織成的說法,無疑與宋代疑古思潮的推動有重要關聯。宋代疑古思潮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明清時期,一些學者承其余緒,將疑古不斷推向高*潮。
    近代以來的疑古思潮,顧頡剛先生毫無疑問是典型代表。顧先生的一個重要「理論」就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有學者指出,「層累造成說」有一個相當突出的特質,那就是他把「層累」看成是有意造偽的結果,而不是自然累積而成的。這是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所造成的影響。而康有為的這兩部書也不是平地特起的,乃清代今文學長期發展的結果。所以,有學者認識到:廖平、康有為、崔適的疑古活動都出現在近代反傳統運動尚未爆發前,而且是由強烈的尊孔衛道意圖逼出了那樣大規模的疑古思想,但到后來,他們的疑古成果卻被反傳統的疑古健將所繼承,爆發了古史辨運動。[20]
    就《孔子家語》而言,顧先生的觀點也很有代表性。1928年到1929年,他在中山大學期間曾撰有《孔子研究講義》,講義的《按語》集中體現了他對《孔子家語》的看法。對于清朝學者的《家語》研究,顧先生的傾向性十分明顯,他在所編〈按語〉中列「參考書」,關于《孔子家語》,他除了列有《家語》本子,并且注明「此書為王肅偽作,但系輯集古書而成」外,還列有孫志祖《家語疏證》、范家相的《家語證偽》,且說明「以上二書辨《家語》之偽」,可是,標榜「研究」、做「超然者」的顧先生,在整個的《講義》之中,卻只字不提陳士珂及其《孔子家語疏證》,好像陳士珂和他的著作根本不存在一樣。顧先生的〈孔子研究講義按語〉[21]給人的印象是,這時期的疑古辨偽幾乎達到了「失控狀態」。
    顧先生對《家語》的印象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此書雖為記載孔子之專書,卻無任何取信之價值。既然該書是極其典型的偽書,在學術上「未曾發生影響」,那么此書連「痛加攻擊之必要」也沒有。今本《家語》既偽,那么《家語》「三序」自然靠不住,顧先生認為:「王肅偽作《家語》,賴以欺人者在其所偽造之孔安國序及孔衍表。」因此,前人有疑其有問題者,自然就屬于「精心」的辨析,完全可以成為考訂古籍的樣板了。在顧先生那里,《家語》就是「偽書之中尤其偽者」,于是他對《家語》便不再細究,認為「《家語》出于西漢人偽造,至王肅又別偽一本」。可是,今本到底如何,好像他本人也拿不準,所以一會說,「今之所傳之《家語》實王肅學說支配下之孔子記載」、「為王肅偽作」,一會又說,「今日之本則又非王肅之舊,可謂贗中有贗」。
    顧先生希望用「客觀的態度來研究孔子」,「不存計算功利的念頭」,從而去尋得「真」的孔子,剝去后來各個時代為孔子披上的「外衣」。他認為自己是以一位「超然者」的身份出現的。但實際上,人文學科的研究哪里會有純粹意義上的「超然者」?在顧先生心目中,孔子的本真僅是「君子」而已,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恢復孔子的本真,使「各時代人替孔子加上的偉大都還給各時代」,只是顧先生有不少都「還」錯了對象。
    自今日視之,顧先生所辨不當已不難判定。從整個《按語》看,顧先生喜歡酣暢淋漓的懷疑和「辨偽」,只是嫌人「辨偽」不足,「缺乏批評精神」。顧先生已經在自己的思路上煞不住車,一旦發現「偽跡」,就不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