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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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w! R2 ], O     錢穆(1895—1990)，字賓四，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江蘇無錫人，有公沙、梁隱、與忘、孤云等筆名。錢穆9歲入私塾，熟識中國傳統文獻典籍，在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歷史通論方面造詣甚深，著述頗豐，代表作有《先秦諸于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通義》、《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等。1966年，錢穆移居臺*灣，1990年8月，逝于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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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4 y/ R, O3 v+ Y4 q# [. m6 ?: e7 @        《國史大綱》一書著于抗日戰爭時期。錢穆當時任北大歷史系教授，在戰火紛飛中隨西南聯大輾轉大半個中國。在云南昆明巖泉寺，錢穆開始將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國通史的考證與寫作之上。當時生活的窘困、物資的緊缺以及內憂外患的狀況都使錢穆將對中國命運的思考貫穿于了全書始末。錢穆指出，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要務，在于能在國家民族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為抗戰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夠從這樣一部張揚“士”之人力的史綱里汲取力量前行。
# Q4 l" D7 n+ C' A        1939年6月，《國史大綱》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經面市，該書就以其獨特的見解與細致的考證成為了當時各個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在學生與知識分子中間起到了積極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時也奠定了錢穆史學大家的地位。直到今天，昆明巖泉寺中仍保留著“錢穆教授著書處”，并在此立碑紀念。
        
       《國史大綱》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使用教科書體例編寫而成。全書在內容取材上詳述漢、唐時期而略寫遼、金、元、清，詳寫中原地區而略寫周邊少數民族，詳于闡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制度而略于具體的人與事，力求簡要，僅舉大綱，刪其瑣節。作者指出：“本書主旨則在發明其相互影響，及先后之演變發展，以作國人如何應付現時代之種種事變作根據之借鑒。”
    在政治制度方面，《國史大綱》將我國古代的政治演進劃分為了三個階段。一是到秦漢時期完成的封建集權大一統；二是從西漢中期到東漢完成的政府構成演變；但是到隋唐時期完成的科舉競選制度，至此，科舉取代世族門第成為了中國延續千年的首要政治制度。
    在經濟發展方面，《國史大綱》強調了經濟建設與文化、政治建設的相互謀和。三者的發展在整個中國歷史中雖然并非每時每刻相互適應，但其總體趨勢是在相互調和中的向前發展。
( i, f- F# x8 d& M& X7 ]0 ^: d    在文化學術方面，(《國史大綱》認為前秦過后，我國的文化學術逐漸開始脫離于宗教與政治勢力，以一種平民化的氣象氛圍一脈相承，歷久彌新，這在北宋時期達到極盛。
     作者在全書中以一種獨特連貫的眼光來審視時代的變遷，往往能將一個問題進行跨時代的系統梳理，擴大延伸。如在論及我國古代田制的問題時，書中從兩晉占田到北魏均田，從唐朝的租庸調到兩稅法，進行了一個系統整體的概說。
, ?9 i) d4 n) \8 D+ b, K+ r       作者還強調史學要與當下的現實相聯系，不能將歷史知識和歷史材料進行單純的堆砌，那樣作出的只是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歷史。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作者書中的內容處處以國家、民族為中心，主張發掘出中華民族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和內在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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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大綱》著者以獨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時代的變遷，如戰國學術思想的變動，秦漢政治制度的變動，三國魏晉社會經濟的變動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第八章西漢“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第十章東漢“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晉南北朝之門第”（變相的封建勢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關于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關于唐代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態，第三十二章關于北宋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第三十八至四十章關于唐至明代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都非常深入。能由一個問題延伸一兩千年，由一點擴大到全面，系統梳理。如田制，能將兩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
       《國史大綱》著者揚棄了近代史學研究中的傳統記誦派、革新宣傳派和科學考訂派，分析了其見弊得失。著者認為，史學不等于技術，不等于歷史知識與歷史材料，不能純為一書本文字之學；史學是“人”的史學，不能做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歷史研究；史學一定要與當身現實相關，但又不能急于聯系現實，不是宣傳口號與改*革現實之工具。他強調對于本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對其以往歷史無所了解，缺乏起碼的尊重，此必成為無文化的民族，無歷史意識與智慧的民族。他主張努力開掘國家民族內部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和內在的生機、動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國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
0 i, p' u4 l: e" [* O        近代史學諸流派在政治制度、學術思想和社會經濟三方面研究的結論大體上是：在政治上，秦以來的歷史是專*制黑暗的歷史；在文化上，秦漢以后兩千年，文化思想停滯不前，沒有進步，或把當前的病態歸罪于孔子、老子；在社會經濟上，中國秦漢以后的社會經濟是落后的。錢穆《國史大綱》在立論的標準上反對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識為依據，主張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個性與特性。他又以整體與動態的方法，把國史看作是一不斷變動的歷程。他認為，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學術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 `5 Y! a, I9 H7 c  S# Z        就政治制度而言，綜觀國史，政治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由封建（分封）統一到郡縣的統一（這在秦漢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組成的政府演變為士人政府（這自西漢中葉以后到東漢完成），由士族門第再度變為科舉競選（這在隋唐兩代完成），考試和選舉成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的兩大骨干。錢穆十分注意中國行政官吏選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權力與四民社會的關系。就學術思想而言，秦以后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也從政治勢力下獨*立，淵源于晚周先秦，遞衍至秦漢隋唐，一脈相承，歷久不衰。北宋學術的興起，實際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的新氣象。就經濟而言，秦漢以后的進步表現在經濟地域的逐漸擴大，而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播、政治建設逐漸平等相伴而行，盡管在歷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趨勢是在和平中向前發展。
0 r* j8 W6 U+ r; x         錢穆《國史大綱》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運作的背后有一個思想觀念存在。在學術思想指導下，秦以后的政治社會朝著一個合理的方向進行。如銓選與考試是《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宗旨所致。在全國民眾中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在這個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于國家，有成績者可以升遷。這正是晚周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體現。秦漢以后的政治大體按照這一方向演進。漢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議，罷黜百家，專門設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成為入仕唯一正途。此后，學術地位超然于政治勢力之外，也常盡其指導政治的責任。三國兩晉時期統一的政府滅亡，然而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的理論仍然延續兩漢。隋唐統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淵源則是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統一無異證明，中國歷史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長期戰亂，其背后尚有一種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國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錢穆所講的這種精神力量是以儒家為主的優秀文化傳統，它才是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即“生力”。

       《國史大綱》出版之后， 即被列為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用書， 風行全國。它是在民族危亡時期， 用以喚醒國魂、御敵救國的佳作， 表達了炎黃子孫對祖國的“ 深厚之愛情” 。
      《國史大綱》創編纂通史的一種新體例。它首重政治制度, 次為學術思想, 又次為社會經濟。社會經濟為最下層的基礎, 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的結構, 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的干柱。在具體闡述時, 并不是刻板、機械地, 作教條主義的圖解,而是在客觀中求實證, 抓住各個歷史時期突出的變化, 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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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目錄
: M1 }9 z( C. ^9 p, {( Z* W  u1 K4 ^
; z0 ?$ J) A7 M8 T0 Z第一編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一 近代封上古史之探索
1 R. n. J1 Z: Z% y0 t& `; V- n二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三 夏代帝系及年歷
四虞夏大呈
: e% i6 A* x; B% w$ H第二章黃河下游之新王朝 殷商時代
+ l- Q. i" j) X" r$ }& N5 m7 W一 殷代帝系及年歷
8 O2 R- c( i& G/ ~0 n! J7 s" J二殷人居地之推測
三 殷人文化之推測
四 殷周關系
) W* o# C: E' v- b9 g' l4 Z! K第三章 封建帝國這創興 西周興亡
0 W3 P+ M7 k" A第二編 春秋戰國之部
+ m9 w. D) U+ ~第四章 霸政時期 春秋始末
/ r, u: d4 C- R4 y第五章 軍國戰爭之新局面 戰國始末
7 I7 t0 o8 H8 o7 e3 m# Q* c, O7 A第六章 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先秦諸子
9 f* s3 C- U7 U4 H, l6 j第三編秦漢之部
" {' ?) g3 s+ o; v/ U第七章大一統政府之創建 秦代興亡及漢室初起
第八章 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 由漢武帝到王莽
$ u7 d7 q6 b& S3 ?  k- N, y第九章 統一政府之墮落 東漢興亡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 東漢門第之興起
第十一章 統一政府之對外 秦漢國力興封外形勢
  @6 [# m9 |! g5 L8 t+ X1 }% {; r& E* L第四編魏晉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 長期分*裂之開始 三國時代
- u# I0 Z! y* {9 H第十三章 統一政府之回光返照 西晉興亡
( \4 C4 k6 z! d8 s第十四章長江流域之新園地 東晉南渡
2 E4 P+ a% N* |4 g第十五章 北方之長期紛亂五胡十六國
) y* `- L" W3 i: L% {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 南朝宋齊梁陳
& O! M. E3 S+ P8 i第十七章 北方政權之新生命 北朝
第十八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 魏晉南北朝之門第
" b6 r- D; I4 h7 l) g# n7 D第十九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上） 在西晉及南朝
' o6 @0 ?: Z; R7 E第二十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下） 在五胡及北朝
) q2 ]: p9 s; x4 K" Q, x# |& w第二十一章 宗教思想之彌漫 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第五編 隋唐五代之部
. Q+ v1 }5 _  T' G2 y第二十二章 統一圣運之再臨
第二十三章 新的統一圣運下之政治機構
. G( @5 P% s4 E1 B+ V$ S7 \第二十四章 新的統一圣運下之社會情態
) @4 O# U2 C5 ?第二十五章 圣運中之衰象（上）
$ p/ M& O+ z4 f- Q7 {- r第二十六章 圣運中之衰象（下）
第二十七章 新的統一圣運之下之對外姿態
第二十八章 大時代之沒落
) P5 k: |. E7 n4 I* e3 i. T第二十九章 大時代之沒落（續）
第三十章 黑暗時代之大動搖
3 l; l& _# J7 M$ j9 B第六編 兩宋之部
" a" w: |. w% m" m, Q8 M: }! f第三十一章 貧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一 北宋帝系及年歷
二 宋初中央新政權之再建
三 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
5 Z  u( i* W8 N四 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
五 宋代政制上的另外兩個弱點
9 C8 N+ u! D8 \* e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慶歷熙寧之變法
3 ]9 C- t  \$ g/ S( J5 `# n/ Q7 `一 學術思想之新曙光
! S( \, F! t, }* ?" M/ g二 慶歷變政
8 X( h' u$ t5 j0 y( J9 Q5 j" J三 熙寧新法
# P' O8 b- E  t6 d第三十三章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元佑以下
  L# g" m6 h" ]. ]! m一 熙寧新黨與南人
; c6 c# W) C& I& ^2 [: i  ~二 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見之異同
三 道德觀念與邪正之分
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宋遼金之和戰
! y) U% v# x- k1 C+ C一 金起滅遼
" e5 d/ ~* @( E: m% I6 f( z/ V' l二 遼帝系及年歷
: M0 A  T4 ^9 z+ E% S# f三 金滅北宋
四 南宋與金之和戰
+ G* T4 y7 |- c  V) ^, v" p5 S1 k5 y五 南宋之財政
六 南宋金帝系及年歷
第七編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 暴風雨之來臨蒙古入主
一 蒙古之入主
5 {7 _4 h2 s  w  H* k0 C! C8 g/ o6 B2 L二 元代帝系及年歷
( D  b& b0 I4 H# ]* m7 b. A. O7 f三 元代之政治情態
四 元代之稅收制度與經濟政策
五 元之軍隊與禁令
六 元代之僧侶
七 元代之士人與科舉制度
第三十六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上)明代興亡
一 明代帝系及年歷
二 傳統政治之惡化
! Q5 C. Z7 \. a$ f' y三 廢相后之閣臣與宦官
第三十七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下)
0 l5 O/ R( T- p5 D+ M; _3 P一 明初的幾項好制度
0 c& {1 w4 ^( H二 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第三十八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上)自唐至明之社會
一 經濟方面
二 文化方面
三 南北政治區域之劃分及戶口升降
. H7 [$ l& F8 \$ ]: Y第三十九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中)
1 p' w! g: O9 p9 d一黃河與北方之水患
二 北方社會所受外族及惡政治之摧殘
: a& L; l" e8 c& g1 ]第四十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下)
三 南方江浙一帶之水利興修
第四十一章 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宋元明三代之學術
' D( w" P& a+ k- G* |( C# V. [一 貴族門第漸次消滅后之社會情形
( L: c5 H$ C" C- ~- G二 宋明學術之主要精神
: q( p& B1 [, R7 I9 C' u8 N6 X三 宋明學者之講學事業
四 宋明學者主持之社會事業
第八編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上)清代入主
* ]" P& O+ \9 g9 m一滿洲興起至入關
" P& X% ]5 y) u$ b二 明末流寇
+ a- y4 T) a6 i; V: ~# Y三 南明之抗戰
& L+ ^& ?. ^) V' n# J1 y第四十三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下)
一 清代帝系及年歷
二 清代對待漢人之態度
三 清代政制
. U9 L  a3 Y" n) z四 清代之武功
8 H6 T1 N8 w$ c! _# \, D* y第四十四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下之士氣清代乾嘉以前之學術
一 明末遺民之志節
! {; }0 p. X3 G4 g0 T- J二 乾嘉盛時之學風
& F2 X$ @8 I5 T1 Y1 J: Y三 政治學術脫節后之世變
第四十五章 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之民變清中葉以下之變亂
一 乾嘉之盛極轉衰
  {  R" E- I) m1 g4 R7 m  x% v二 洪楊之亂
+ M, e( P/ g' D. K$ T三 湘淮軍與咸同中興
第四十六章 除舊與開新
一 晚清之政象
7 E3 `# [  V) A' L8 A8 z二 晚清之變法自強
三 晚清之廢科舉興學校
3 X3 ^$ @. |: p! @! r% g3 n. Q8 A四戊戌政*變與辛亥革*命
! j% t3 T: j: J: ~! n, c  ]五 辛亥革*命以后之政局
% C7 e7 Z7 Z( Y  h3 t六 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
" m- g" @3 j: q% G% Q七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
八抗戰勝利建國完成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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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4 ^( i' S' s0 k& ]( p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于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系。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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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m% G/ t" ?6 H) F  引  論

  一
% m4 ]7 i0 f6 Q6 P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
  一者“悠久”。
# o4 |' G' w7 O, Q2 c6 L- o# T  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余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
9 s8 v6 }) S) E4 o! _1 \  二者“無間斷”。
' H8 [" L& ?2 m& ]' q# X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
0 K9 X* z5 o( _" o; A三者“詳密”。
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復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并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何言之？
$ p, _9 h& Y; f  q% `! e  V“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于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
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鑒古而知今。
至于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于“鑒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干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于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于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于歷史知識者，又不僅于鑒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向導之責任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斗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覿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
) R; F! {* G7 O3 W& e人之于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偉大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
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斗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于并世之力量。
8 X5 e0 I* j- o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為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乎愛國。此其為愛，僅當于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于是，彼豈復于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脰決胸而不顧，以效死于前敵者，彼則尚于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其要在此。

, C) }" ]% V: I* U5 ?7 L二
% g' A/ t5 }& ~( g- i* {/ N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
“傳統派”主于記誦，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
. g9 H0 |6 n& m# k' |! v其次曰“革新派”，則起于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
. x, L: f* [3 `0 ~3 w; S2 c5 W$ N% u最后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于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于世，亦將有益于己。
8 Q" z# J: C/ y$ S至“考訂派”則震于“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巖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夸創收，號客觀，既無意于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 N6 E1 ?% s6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
今國人對于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識，而怠于問材料。其甚者，對于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于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于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于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
6 A1 B& s7 {( n% `其綰合歷史與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歷史知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偽造知識者，知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于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于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于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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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
" U- \% O0 @6 w$ C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于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癥，一切歸罪于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
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于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于“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于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于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痗，莫如并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
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后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于‘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
彼輩對于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于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
2 e' T( h. o/ q1 ^雖然，國人之所求于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于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了解，以相應于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于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訚曶而無知，何愿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于是有志于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瓿，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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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 S  \; y  P8 X7 S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于后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
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
4 [4 F: k7 t( G$ X6 @$ s) K0 X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后人譏之為“相斫書”焉。
" O  C2 R- Y8 Y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征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
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后之新需要。
4 D( g9 s  A: F+ }' F+ v* h8 B( o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干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
6 n% [8 V: F# _; J2 D( ^3 _又繼而有通鑒，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鑒紀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鑒，則貌變而實未變也。于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5 _' m# G2 T( I! u$ N3 C: H+ p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愿國人之治史。明廁其間，光輝乍辟，翳霾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于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愿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 R! W- _8 Z  U: D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
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
& P% g. Y/ e' }+ y* N# Q5 h二者應能于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復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
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于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于我先民對于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于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于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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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9 J. E) P2 N. u& a五
5 ~1 T2 w) O. R$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泛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
2 A4 g9 W  k( ^: j  N- c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干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間乎？抑兼羅并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復，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于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于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8 F* W2 g7 t+ s- A8 U/ L8 R2 ~$ h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舍、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于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
6 D  N1 \/ |' J( _  k% \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于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于一家思想之下”矣。
) A! E5 D% D9 I1 \$ ?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鑿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于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
" z% f6 E. v- }# R8 T$ F: N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夸道者，我乃一無有。于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眵神炫于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于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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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v1 H! c9 |2 h1 a- n2 l- a1 j* N六
' n+ M& {( e  G* M# \- V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
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后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閼，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
' T' z& f. F0 j. t" X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于諸異中見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于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
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于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
: D, M  g& j: U# x( q+ m$ _8 ~/ W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于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于其間。
故曰：仍當于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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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8 O* j/ V) x' m今于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于“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蕩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
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余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
( k6 R+ I& [" q8 M* ]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占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藥，耶穌死于十字架，孔子則夢奠于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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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B- H! Y' |) x+ \' Q2 S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辟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于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
秦、漢統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征服。
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于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于千古。
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淡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7 n$ b1 d1 ?, U!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
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制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
; T" l1 Y. Q6 o" C; F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于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干。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
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復于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于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
: L/ [$ g7 O/ B3 B+ Q6 }' Q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覬，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 ^3 _& R* A- e1 J' @.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DF，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
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干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于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復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
2 D9 c3 H2 f) d# o, M* p( D凡于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于建設。所以國史常于和平中得進展，而于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于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復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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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s  o% Y' g+ D1 i8 K* r其次請言學術思想。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后學術，擬之歐洲之“中古時期”。然其間有難相比并者。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以“宗教”為主腦，而中國學術界，則早脫宗教之羈絆。
姑以史學言，古者學術統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史”者，乃宗廟職司之一員，故宗教、貴族、學術三者，常相合而不相離。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皆政治社會實事，不語怪力亂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學乃始與宗教、貴族二者脫離。
然西漢司馬氏尚謂：“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憤辭，乃實語。漢代太史屬于太常，則為宗廟職司之一員。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與太史，同為太常屬下之六令丞。太樂之下，自有倡優。宗廟祭祠，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則史學仍統于皇帝、宗廟、鬼神之下。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發憤為《史記》，自負以續孔子之《春秋》；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態，質實而書，無所掩飾。司馬氏不以得罪。及東漢班氏，以非史官，為史下獄，然尋得釋，所草懸為國史。自此以往，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為民間自由制作之一業焉。
* _0 z5 b" |" K0 Q7 V8 b* e且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復有“博士”。此二官者，同為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
# M7 f7 l" K# \5 p# q% f9 X“史官”為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則為后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于宗廟也。然太史僅與星歷卜祝為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咨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為博士，猶在帝王所好。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于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為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又同時肩負國家教育之責。而博士弟子，遂為入仕惟一正途。
, Q) b3 |' D* a9 K于是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并復于“政治”勢力下獨*立。自此以往，學術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勢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復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而政治亦早與宗教分離，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乃為地上之王國，而非空中之天國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穌降生480年。馬遷為《史記》，亦前耶穌降生100年。其時中國政治社會，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人生之倫理教育，即其“宗教”，無所仰于渺茫之靈界；而羅馬則于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耶教之推行，正因當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歸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說大部分。）政治之任務。
若必以中國史相擬，惟三國魏晉之際，統一政府覆亡，社會紛亂，佛教輸入，差為近之。然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之理論，仍沿兩漢而來。當時帝王卿相，誠心皈依佛教者，非無其人；要之，僧人與佛經，特為人生一旁趨，始終未能篡奪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人生倫理教育而為代興。隋唐統一政府復建，其精神淵源，明為孔子、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則無其指導之地位。
' z7 ]6 @- H% p, v$ W: x西洋所謂“國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觀感，在中國則絕無其事。繼隋唐統一盛運而起者，有禪宗思想之盛行。禪宗教理，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態度路徑，正有相似處。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長期殘酷的普遍相互屠*殺，而中國則無之者，以中國佛教仍保其原來一種超世間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攬政治、經濟種種俗世權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牽連發生世態之擾動也。
中國佛教雖盛極一時，而猶始終保全其原來超世間的本色者，則因中國政治社會一切世事，雖有漢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擾亂，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仍從此源頭上演進，與西洋之自羅馬帝國解體以后，政治社會即陷入黑暗狀態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時期之慘運，而中國漢亡以后幸不然？則以羅馬建國，本與漢代精神不同。羅馬乃以貴族與軍人之向外征服立國，及貴族、軍人腐*敗墮落，則其建國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蠻族，在先既受不到羅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羅馬以后，所得者乃歷史上一個羅馬帝國軀殼之虛影，至于如何創建新國家之新精神，則須在其自身另自產生。要之，北方蠻族之與羅馬帝國，乃屬兩個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長成，故中間有此一段黑暗。
- s+ w- e) t7 s: x- ?$ _( r% k. v至于漢代統一政府之創興，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圍而起，乃由常時全中國之文化演進所醞釀、所締造而成此境界。換言之，秦、漢統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學術思想盛興后，伸展于現實所應有之現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臘文化已衰，羅馬民族崛起，仍是兩個生命，不相銜接也。
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故漢末變亂，特如江上風起，水面波興，而此滔滔江流，不為廢絕。
且當時五胡諸蠻族，中國延之入內地者，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熏陶，故彼輩雖乘機騷動，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以澆溉其生機，而浸潤其生命。彼輩之分起迭興，其事乃僅等于中國社會內部自身之一種波動。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國文化洪流中，究竟澆溉未透、浸潤未深而已。然隋唐統一盛運，仍襲北朝漢化之復興而起。如此言之，則淵源于晚周先秦，遷衍至于秦漢、隋唐，此一脈相沿之學術思想，不能與羅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謂“中古時期”之教會思想相比，斷斷然矣。
  x2 D+ S2 q+ y  Y) J9 }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實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更為不倫。元明以下，雖懸程朱經說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為當時之宗教。明代極多遵陸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并未為政治所嚴格束縛，宗教則更不論矣。
3 n% \1 \# P- l# k/ Y若謂中國學術，尚未演進于西洋現代科學之階段，故以興西洋中古時期相比論；此亦不然。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其政治組織乃受一種相應于中國之天然地理的學術思想之指導，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統之境界。此種和平的大一統，使中國民族得繼續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遞嬗。因此空中天國之宗教思想，在中國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國政制常偏重于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圍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強；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獲；對外則曰“昭文德以來之”，對內則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為學，常重于人事之協調，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學，正如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同樣無在中國自己產生之機緣。
% x' g$ l7 S) \' \7 d, B$ J5 V中國在已往政治失其統一，社會秩序崩潰，人民精神無可寄托之際，既可接受外來之“宗教”，（如魏、晉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國在今日列強紛爭，專仗富強以圖存之時代，何嘗不可接受外來之“科學”？惟科學植根應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即政治稍上軌道，社會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寧是也。（此與宗教輸入之條件恰相反。）而我國自晚清以來，政治驟失常軌，社會秩序，人民心理，長在極度搖兀不安之動蕩中。此時難謀科學之發達，而科學乃無發達余地。論者又倒果為因，謂科學不發達，則政治、社會終無出路。又輕以中國自來之文化演進，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時期，乃謂非連根鏟除中國以往學術之舊傳統，即無以萌現代科學之新芽。彼仍自居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實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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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再言社會組織。近人率好言中國為“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5 b5 {3 Z) T) m" D4 r以學術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學術流于民間，既不為貴族世家所獨擅，又不為宗教寺廟所專有。平民社會傳播學術之機會，既易且廣，而學業即為從政之階梯，白衣卿相，自秦以來即爾。既無特殊之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經濟情況而論，中國雖稱以農立國，然工商業之發展，戰國、秦、漢以來，已有可觀。惟在上者不斷加以節制，不使有甚貧、甚富之判。又政府獎勵學術，重用士人，西漢之季，遂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語。于是前漢“貨殖”“游俠”中人，后漢多走入“儒林”“獨行傳”中去。所以家庭溫飽，即從事學問，而一登仕宦，則束身禮義之中。厚積為富，其勢不長，然亦非有世襲之貴人也。
# D4 L. @' P' d$ o3 X5 l) U井田制既廢，民間田畝得自由買賣，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漢封君，亦僅于衣租食稅而止。其封邑與封戶之統治，仍由國家特派官吏。以國家法律而論，封君之興與封戶，實同為國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戶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辦，則佃戶之賣田納租于田主，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系，不得目田主為貴族、為封君，目佃戶為農奴、為私屬。土地既非采邑，即難“封建”相擬。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
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為“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為中國社會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為“工商資本”之社會，是必“貴族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制者，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已往歷史演變言之。
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制”，僅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已往社會，亦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為一時流行之說而已。國人懶于尋國史之真，勇于據他人之說，別有存心藉為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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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O5 k1 x! k0 D# R1 x然則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其進步何在？曰：亦在于經濟地域之逐漸擴大，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其進程之遲速不論，而其朝此方向演進，則明白無可疑者。若謂其無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謂國史于和平中得進展，實與我先民立國規模相副相稱，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 y. x# I$ e7 H. X& Q* \& w嘗謂世界群族，其文化演進，主要者不越兩型：
一者環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倫、愛琴、波斯、希臘、羅馬以漸次波及于歐羅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
: o7 H$ v9 w. K6 q4 Q, `3 y, s一者沿黃河兩岸，以達于海濱，我華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來，漸次展擴以及于長江、遼河、珠江流域，并及于朝鮮、東瀛、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羅諸境，此東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于地勢，東西各不相聞接。
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為分立，為并存，故當務于“力”的戰爭，而競為四圍之戰。東方之一型，于整塊中為圍聚，為相協，故常務于“情”的融和，而專為中心之翕。一則務于國強為并包，一則務于謀安為系延。
故西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在轉換，而東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則在擴大。轉換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瀾層疊，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歸消失。西洋史之演進，自埃及、巴比倫、波斯以逮希臘、羅馬，翻翻滾滾，其吞咽卷滅于洪濤駭浪、波瀾層疊之下者，已不知其幾國幾族矣。
擴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湊，蜿蜒繚繞，此一帶山脈包裹于又一帶山脈之外，層層圍拱，層層簇聚，而諸峰映帶，共為一體。
故中國史之演進，不僅自兩漢而隋、唐，兩宋、明，一脈相沿，繩繩不絕；即環我族而處者，或與我相融和而同化，如遼、金、蒙古、滿洲、西*藏、新疆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與我終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則朝鮮、東瀛、安南之類是也。（朝鮮、安南久屬中國而猶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國文化之賜。）
0 i3 U3 O) E0 b) r  @# C  J" s將西洋史逐層分析，則見其莫非一種“力”的支撐，亦莫非一種“力”的轉換。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會遂為變形。其文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國并立；東方則每每有即以一國當一世界之感。
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為戰爭；而東方則惟求其力于內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種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與他種力量相沖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見其存在。我所謂國史于和平中見進展者在此。
" R' c$ |8 E6 b故西方史常表見為“力量”，而東方史則常表見為“情感”。西方史之頓挫，在其某種力量之解體；其發皇，則在某一種新力量之產生。中國史之隆污升降，則常在其維系國家社會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此等情感一且陷于麻木，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系，而大混亂隨之。
: a2 |" {. O" }9 F# S中國史上之大混亂，亦與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為一種新力量與舊力量之沖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臺，社會亦隨之入一新階段。中國史上之混亂，則如江河絕堤，洪水泛濫。泛濫愈廣，力量愈薄，有破壞，無長進。必待復歸故槽，然后再有流力。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大體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進。迄于近世，社會各方平流緩進，流量日大，而流速日減。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覺我民族之潺緩無力者在此。
% K$ ?* j& x5 [$ G' X6 `然我民族國家精神命脈所系，固不在一種力之向外沖擊，而在一種情之內在融和也。蓋西方制為列國爭存之局，東方常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隨于彼我角力爭勝之場；此已為東方之不得不見遜于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為國家社會內部一統情感融和者，方其時，又適值麻痹墮退之際，自清中葉后乾、嘉以來，川、楚、兩粵大亂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國社會本苦無力，又繼之以追隨西方角力爭勝之勢，既不足以對外，乃轉鋒而內向。終于“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長成，遙遙無期。不斷絕堤放壩，使水流不斷泛濫，洪水遍于中國，而國人仍復有沉酣于憑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夢者。此又不明國史真*相，應食惡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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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并觀，則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他時彼降而我升。只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真*相。今日治國史者，適見我之驟落，并值彼之突進，意迷神惑，以為我有必落，彼有必進，并以一時之進落為彼、我全部歷史之評價，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盡廢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萬一。不知所變者我，能變者亦我，變而成者依然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為我，耐病者亦我，脫病而復起者仍我也。一切可變，而“我”不可變。若已無我，認為變者？變而非我，亦何希于變？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謂。若醫者謂：“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此為何等醫耶！諱疾拒醫固不當，亦未有因人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為醫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態。生力自古以長存，病態隨時而忽起。今日之中國，顯為有病，病且殆矣，萬不容諱。然猶有所希冀者，其人雖病，尚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為抗。若如今人乃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為“病原”之妄說也。
“生原”者，見于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于一時外感之事變。故求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于近世而審其變。國史綿歷，既四、五千年于茲，其病象之見于各時期者，推原尋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僅起于當前者。
要而言之，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晚近世一大變也。
逆溯中國當前病象，推之最遠，至于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究生力必窮之最先，診病況必詳之最后。西人論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淵源所自，必遠本之于希臘、羅馬。國人捧心效顰，方務于自譴責，而亦一一歸罪于古人，斷獄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學也。
中唐以來之社會，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而其政治，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會”與“政府”之間，堂階益遠，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嬌縱與專擅，一也。
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于平等之境，然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間每苦于不能自振奮，二也。
政府與民間之所以賴以溝通者，曰惟“科舉”，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則從事于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貴與溫飽，三也。此三者，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
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后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
明祖崛起草澤，征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藥療，而轉益其病。清人入關，盜憎主人，鉗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兩宋遺緒，王室專*制于上，而士大夫抗爭彌縫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猶賴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尚足照耀光輝于前古。清人又嚴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熾。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為訓詁、考據，自藏于故紙堆中以避禍，下之為八股、小楷，惟利祿是趨。
于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梁遂腐斷，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中國之幸免于亂者，亦惟滿清諸豪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之力。此稍讀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運益敗壞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時之安寧。此乃斬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而中國政治、社會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拙；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縱使嘉、道以往，長得閉關自守，海道之局不開，滿洲之治權，仍必顛覆，中國仍必大亂。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因使庸醫操峻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