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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尊年代的說明

    發布者: 乾坤客 | 發布時間: 2013-1-28 14:38| 查看數: 14394| 評論數: 45|帖子模式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6-11-6 19:57 編輯

    何尊年代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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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尊銘文為:

    唯王初遷,宅于成周。復稟(逢)王禮福,自(躬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于公氏,有勛于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圉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何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中國”二字的青銅器,價值無可估量。筆者以為“王誥宗小子”于周公攝政六年,即成王五祀。

    筆者之依據說明如下:

    周公東征,始于攝政二年,東征歷三年之久,有詩經《東山》、《尚書大傳序》為證,到了周公攝政四年,戰事基本結束,是年,周公卜洛,確定“土中”,并“建衛”。

    周公始營王城于攝政四年,一年之后建成。唐朝賈公彥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度也。”[1]賈公彥所云“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必有所本,主要材料當是以下兩則:
    1、《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
    2、《康誥》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由此,基本可知,周公攝政四年,封衛康叔。四方民大合會并開始作新大邑。

    周易的益卦,查《周易歷算月份對照表》,恰在周公四年三月。該卦明確提出:“為依遷國”,依即衣,衣為殷,此有文獻為證。因此,何尊之“初遷”,當指“為殷遷國”,即成王和周王遷殷頑民和多士于洛邑,成王曾“宅于成周”。

    據《召誥》和《洛誥》,周公攝政七年,周公營新邑,與四年至五年營王城(也是新邑)是兩碼事。

    《召誥》云: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洛誥》云: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配,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后。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上述記載表明周公攝政七年的二月份,成王尚在豐,欲宅于洛邑,命召公、周公先后赴洛,并進行了卜筮。這一次于洛邑營新邑,主要是為成王親政建造行宮。隨后成王也到了成周,并“在新邑烝,祭歲”。賈公彥不可能沒看過《召誥》和《洛誥》的內容,因此,其所云“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可能另有所本。

    周公卜洛,當有兩次。

    第一次卜洛當在周公攝政四年,此次卜洛乃為“宅茲中國”而求地中而卜,因為周公攝政三年至五年即已撲伐武庚祿父,踐奄,為了遷殷頑民而為殷頑民建宅,“遷殷頑民于衛”、“遷殷頑民于九畢”或“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清華簡系年云: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于洛邑,營建成周規模較大,所用時日較長,《周易》益卦、《多士》和《多方》記載了這件事。

    第二次卜洛當在周公攝政七年,是為成王親政大典相宅、營宅,據《召誥》和《洛誥》,營宅于成周之中,時間不太長。

    周公兩次卜洛并非同年之事。

    《尚書·多方》為成王踐奄后所作。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嗚呼!王若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兇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成王此次已提到了“自時(食)洛邑”,可見東征已經結束,正處于遷殷頑民時,“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這一句意思是“上天用五年的時間等侯(紂)的子孫,不滅其祀,仍有封國”。

    “臣我監五祀”,這個“祀”如果作“年”解,也可能從武王伐紂時就開始起算,也可能從周公攝政年元年開始起算。如果從武王12年起算,到周公攝政四年,適有五個實年,這一年方平定武庚之亂,王師入奄與否,目前無法確定。

    “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這個時間,與何尊之四月丙戌,是絕不能相容的,可見何尊“四月丙戌”“誥宗小子”一事,與“五月丁亥,王來自奄”一事,并非同年之事。查對下附歷譜,可知,五月丁亥應是周公攝政五年事。《逸周書·大匡解第三十七》:“惟十 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逸周書·文政解第三十八》:“惟十有 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因此,設三監是在武王駕崩之年,也是周公攝政元年。如此,武王十三祀,即武王十 一年矣,此合《陶公紀年》:”武王即位十一年。“

    《今本竹書》之記載: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遂伐奄。滅蒲姑(姑與四國作亂,故周文公伐之)。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
    夏四月,初嘗麥。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夏五月,王至自奄。
    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這個初朝于廟,最有意思,這本當是周公攝政四年的事兒,實際是成王三祀,正合三年喪畢之際。為什么成王已即位三年卻初朝于廟,因成王即位前有周公踐祚矣,當時是周公朝廟作主祭人。三年喪畢,成王初朝于廟,表示孝期已足,此后可稱王年矣。

    如果,武王克殷二年崩,則成王初遷(遷者,遷殷民),可能是周公攝政五年成周建成之后,為遷殷民(清華簡系年云: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于洛邑),成王于周公攝政六年來過一次。這一年可能是成王五祀。

    周公攝政于何年呢?應該在武王崩年。因為這一年,武王四月病重,十二月崩。《清華簡》言,武王克殷三年崩,這是目前最早的記錄,當可信從,如此,武王崩于BC1037年。是年初,武王即病,政由公出,武王崩后,逾年成王即位。
    《逸周書·度邑解:》
    王[命旦]傳于后。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食,矧(shěn)其有乃室。今維天使予。惟二神授朕靈期,于未致予休,□[于]近懷予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昔皇祖底于今,勖(xù)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饑以望獲。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虞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不可答,于朕下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chōu)于茲?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

    “惟二神授朕靈期”,武王知道自已病重而壽命不長,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武王有病,周公有兄管叔,但武王親命周公代已行政而非管叔,想來當時史家亦有記錄,故將武王崩年解作“誕保文武受命”之元年,可能性最大。據《今本竹書》,成王元年春即位,那么,周公踐祚,應為上年武王崩時之十二月。踐祚必朝廟,因此,這一次朝廟之祭的主祭人是周公而非成王。但踐祚前,實際上周公已受武王命而代武王攝行政事。

    《尚書·金縢》載武王有疾,周公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這一個“予一人”,是天子或王才習用的詞語,這分明表示周公在武王病重時已承武王命而攝政。

    因為“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世,二叔流言”,三臨作亂,非僅指三臨之疑周公,還指當時商紂之子錄子等,還有亂心或亂行,故周公于武王崩后,當即踐祚,以止叛心,此之謂“一年救亂”。

    攝政二年,成王正式即位,也就是成王元祀可能在周公攝政二年。

    《洛誥》中的“宗以功作元祀”,周公攝政七年,未必一定是成王元祀,”元“也可作大解,由周易中的”元亨“為“大祀”、周公攝政四年《酒誥》中的“唯元祀”,可知。

    武王克殷清華簡作“三年崩”,并非孤證。《淮南子·要略》:“武王立三年而崩。”《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二年崩還是三年崩,尚待再考,但無論這兩種情況如何,何尊歷日均當為周公攝政六年為成王五祀。因為周公攝政五年,沒有四月丙戌日,而且,無論從攝政七年還是下年起算查成王五祀,都沒有四月丙戌日,所以,唯有周公攝政六年方可定為成王五祀。

    《逸周書·武儆解》: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后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

    這說明武王十二祀已病,但由周公《金縢》知,此后,武王病好了一些。

    《尚書·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如以上兩條論,則武王伐紂成功也可能在十一祀,那么,十二祀將是BC1038年,是年適有“四月丙辰”,此正合《陶公紀年》之“武王十一年絕嗣”的說法。“絕嗣”,周公攝政,成王未踐祚也。十一年即十三祀矣,當為武王伐紂三年崩。

    有學者以何尊為康王器,從歷譜來看,也是不可能的,且何之父親輔助的是文王,何以成王世人較合適,甚或疑之為伯邑考之子。“圉”當為謚,威德剛武曰圉,御亂患。謚法解中,唯此字類銘中該字樣。

    [1]唐賈公彥《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79

    附《周易歷算---成王世歷譜》,該譜由古代歷數結合《周易》卦序及卦爻辭的研究而來,譜是獨*立而有據的。在BC1031年前后近80年內,唯此一年三月朏日是“丙午”,是以,該年定為“唯周公……七年”三月丙午朏“,與《南齊書》合。

    最新評論

    乾坤客 發表于 2013-1-28 18:25:41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8-21 05:53 編輯

    轉杜勇:論《召誥》、《洛誥》的制作年代

    作者:杜勇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1998年03月27日

      《召誥》、《洛誥》是《尚書·周書》中兩篇極為重要的歷史文
    獻。文中不僅涉及到周初營建洛邑、措置殷遺、成王即政、周公監洛
    等一系列重大*史事,而且提供了西周開國年代的可靠線索。本文試就
    兩誥制作年代略作考索,以期對周初年代的排定有所助益。

      

    怎樣理解“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洛誥》篇末“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一句的含義是什么?
    馬融說:“‘惟七年’,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鄭玄說:“文王、
    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偽孔傳說:“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孔疏說:“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于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孫星衍說:“經
    言‘在十有二月’,則周公居攝周七年也。此上文言‘祭歲’,則是
    成王歲朝即政而祭也。故此于篇終記周公居攝之年數。”在上述諸說
    中,馬融把“惟七年”與“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割裂開來作解,鄭
    玄把周公與文王、武王三者并列起來作解,都是不正確的,但他們二
    人都認為此年當為周公攝政七年卻與后世大多數經學家的意見相一致。
    在此之前,《史記·周本紀》也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
    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
    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
    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司馬遷所說“周公行政七年”,
    據《魯周公世家》知其包含在成王紀年之內,亦即成王即位七年。劉
    歆則認為此為周公攝政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次年為成王元年。二
    說于成王紀年的安排有所不同,前者注重王位相繼的形式,后者言其
    問題的實質,故有此異。但他們二人都把《洛誥》作為周公攝政七年
    的誥文則無二致。驗之《洛誥》本文,確系周公致政、成王即政之辭。
    故知周公攝政七年說可據,亦知《洛誥》作于周公攝政七年不誣。

      王國維曾提出不同于傳統觀點的新看法。他在《洛誥解》中說: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紀事,下紀年。猶?尊云
    ‘惟王來正人方,惟王廿(按當為十)有五祀’矣。‘誕保文武受命’,
    即上成王所謂‘誕保文武受民’,周公所謂‘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洛,自是年始,故書以結之。書法先日次
    月次年者,乃殷周間記事之體。……自后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
    留洛邑監東土之事,又不知此經紀事紀年各為一句,遂生周公攝政七
    年之說,蓋自先秦以來然矣。”王氏以先日次月次年的行文格式作為
    殷周間文辭之通例,這是對的,不過卜辭彝銘文首若有年月日相次的
    行文格式,也不能算是例外,如周原甲骨文即有“六年史呼宅商西”
    之辭。這里的疑問是,卜辭彝銘的紀年均指某王之年,《洛誥》“惟
    七年”應該是什么樣的紀年呢?王國維在《周開國年表》“文王元祀”
    之下有解釋說:“成王即位,周公攝政之初,亦未嘗改元。《洛誥》
    曰‘惟七年’,是歲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
    嗣位,于茲五歲。”筆者認為這種解釋值得商榷。

      首先,“惟七年”與“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是一密不可分而又
    相互發明的文句,同為紀年之辭,不能將其割裂開來,殘頭去尾,句
    中用兩個“惟”字正表明同為紀年的一致性。如果一定要把此句分別
    斷開,“惟七年”也只能看作“惟周公七年”之省文,因為前已言及
    周公,后句則可略去。

      其次,所謂“文武受命”,應理解為《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
    (包括武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酒誥》言“克受殷
    之命”和《顧命》言“昔君文王武王……用克達(撻)殷集大命”等
    義,而不能解為留洛邑監東土之事,因為這與“文武受命”沒有多大
    關系。

      復次,以某一事件作為紀年的基點,也不完全符合卜辭彝銘的通
    例。卜辭彝銘所謂“惟王某年”應是指某王即位后的某年(如果某一
    事件與某王即位同年,那就另當別論),如《小盂鼎》銘“惟八月既
    望,辰在甲申……惟王廿又五祀”,《兮甲盤》銘“惟五年三月既死
    霸庚寅”即是。前者“惟王廿又五祀”指的康王即位二十五年,后者
    僅稱“惟五年”也是指宣王即位五年,這在學術界已有定論。

      

    《召誥》與《洛誥》制作同年
      《史記·周本紀》和《漢書·律歷志》引劉歆《世經》都說《召
    誥》與《洛誥》同作于周公攝政七年,但鄭玄據《尚書大傳》認為
    《召誥》作于周公居攝五年。我們若將二誥作一番比較研究,即知當
    以周公攝政七年之說為是。

      《召誥》說:“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月出),越三日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
    殷攻位于?。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
    觀于新邑營。”

      《洛誥》記周公說:“予乃胤(繼)保大相東土,……予惟乙卯,
    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氵廛)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氵廛)水東,亦惟洛食。(亻平)(使)來以圖及獻卜。”

      比較這兩段文字可見二誥記事內容的一致性。從時間上來說,召
    公至洛相宅在先,周公繼后朝至于洛。召公至洛在三月三日(戊申),
    周公至洛在三月十日(乙卯)。唐蘭認為二誥所說“乙卯”并不同年,
    “《洛誥》的乙卯是將營成周之前,而《召誥》的乙卯則在新邑建成
    之后”,恐未諦。二誥所記周公至浩相宅在召公之后,何至于《洛誥》
    的“乙卯”偏在《召誥》的“乙卯”之前?果若是,周公先已卜宅定
    位,何由召公再卜?再從周、召二公卜宅的地點來看,亦于同一位置
    得到吉兆,隨即命庶殷攻位于洛?。周公至洛復卜之后,派使臣把圖
    卜送給成王,成王認為“休,恒吉”,準予備案。二誥記事內容如此
    契合無間,怎好說不是作于同年呢?

      更重要的是,二誥記周公致政成王一事相得益彰,是其作于同年
    最有力的證據。《召誥》說:“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兇,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
    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在這段話中,“服”
    字尤其值得注意。《詩·大雅·蕩》云:“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毛傳:“服,服政事也。”說明“在服”與“在位”意義相近。“知
    今我初服,宅新邑”一句,偽孔傳解釋說:“天已知我王初服政,居
    新邑。”把“初服”釋為“初服政”,至為正確。“王乃初服”表明
    成王在是年二月告廟于豐之時,已經開始臨朝視政,周公也就不再稱
    王了。不過周公對政權的移交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成王開始只是
    初步接觸政務處理,還缺乏獨當一面的經驗與能力,待年底新邑告成,
    成王經過一年的視政實踐,基本具備了親政的條件,這時再舉祀天改
    元大典,完成政權的最后移交。正是因為是年成王開始即政,所以才
    有召公對成王的戒勉。希望他“其疾敬德”,“受天永命”。

      《召誥》記成王即政,《洛誥》言周公致政,二者相輔相成。
    《洛誥》記周公說:“朕復子明辟”,就是周公復還成王君位的意思。
    又說:“乃惟孺子頒(分任政事),朕不暇聽(聽政)”,表明周公
    至此完全退居臣列,甚或有致仕之意。而成王“即辟(君位)于周”,
    正式成為周之國君了。由此看來,二誥同記周公致政成王之事,其制
    作不同年是說不過去的。

      

    關于《何尊》銘文年代的糾葛
      由于近年《何尊》銘文的發現,人們對《召誥》、《洛誥》的制
    作年代更是紛紜其說,這里也略作討論。《何尊》銘文已為學者所熟
    習,茲不贅引。關于《何尊》銘文解釋的分歧,過去主要集中在“惟
    王初遷宅于成周”和“惟王五祀”的考釋上。對于“遷宅”的考釋,
    比較有影響的是“遷都”和“營洛”兩說。主張遷都說的人,把“惟
    王五祀”解釋為周公歸政成王后的第五年;主張營洛說的人,則把
    “惟王五祀”說成成王即位的第五年(周公攝政五年),也就是《召
    誥》、《洛誥》所作之年。筆者認為,營洛說還有待斟酌。

      從《何尊》銘文的內容來看,是說成王在天(太)室山舉行福祭
    后,又在成周的京室誥訓宗小子,并賜貝于何等事,通篇全無初始營
    洛的氣象。此外,是年三四月間成王并未至洛,四月丙戌也就不可能
    在成周作誥。這樣看來,“遷”字即使有營造之義,也不能以此求解
    《何尊》之銘。因此,把《何尊》的年月干支與《召誥》、《洛誥》
    的年月干支相整合,進而得出二誥與《何尊》制作同年的結論,在事
    實上是說不通的。

      比較起來,還是遷都說更合理些。《何尊》所謂“遷宅”,無非
    是把洛邑成周作為與宗周鎬京并立的兩個政*治中心,周天子可以根據
    形勢需要選擇居處以備事急,而鎬京仍然保持作為舊都的特殊地位。
    “遷宅”之“遷”也不能完全視為離散之辭,由于多種原因,古代帝
    王可以隨意遷居。湯居亳,祖乙居庇,陽甲居奄,盤庚遷殷,是其常
    事。即以姬周而論,文王時就“自岐下而遷都于豐”,武王時又作宅
    于鎬。及至克商之后,武王更有宅洛之意:“余其(將)宅茲中國,
    自之義民”。成周既建,成王尊武王遺命,遷居于此,以穩定東方局
    勢,自不足怪。從《洛誥》所記內容來看,當新邑落成,成王舉行改
    元大典之后,隨即返回宗周,是年決無遷居之事。因此,把“惟王五
    ?”放在成王親政后的第五年,應該是符合事實的。以《何尊》的紀
    年來考察《召誥》、《洛誥》的制作年代,更說明兩誥作于周公攝政
    七年是無可懷疑的了。

    案:周作宅于商西龜甲刻辭(H11·8) 西周時期卜甲。1977年岐山鳳雛村西周甲組宮室(宗廟)建筑基址西廂2號房11號窖穴出土。長1.61厘米,寬1.97厘米,卜辭1行7字,辭曰:“六年,使乎(呼)宅商西”,記載了周初六年在商朝西邊作宅的事。
    乾坤客 發表于 2013-1-28 18:31:21
    《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

    作者:朱鳳瀚

    【本文摘自】《歷史研究》(京)2006年1期第3~14頁

    【作者簡介】朱鳳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內容提要】西周初期,周公于攝政第五年營建洛邑,至七年初成,亦稱“新邑”。《尚書》之《召誥》、《洛誥》所記即此七年洛邑初成后,召公、周公在邑內“相宅”、“卜宅”,實乃為成王選擇營建王宮之位置。同年,周公致政成王,成王于新邑主持盛大祭典,是為元祀。何尊銘文所記為成王親政第五年,即“唯王五祀”時事,此時洛邑內王宮已建成,成王始遷都于洛邑,洛邑自此亦稱成周。漢以后典籍所記位于漢河南縣城之西周時的“王城”,在西周時并不存在。
    【關 鍵 詞】《召誥》/《洛誥》/何尊/成周


            西周早期文獻中有關營建洛邑的記載,無疑是研究周初歷史極為重要的史料。但是由于自漢以來的學者即對《尚書》中涉及洛邑營建的幾篇文獻之內容及所記史實的年代在理解上有分歧,迄今異說紛紜,影響了對這一重要史事中一些關鍵性問題的正確認識。
            一 《召誥》、《洛誥》及《多士》所言為何年之事?
            周初幾篇誥命中,注明年代的是《洛誥》,其文末注明是“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認為這句話是記周公事績的學者對此有兩種理解。其一,認為《洛誥》全文是講周公在洛邑為成王建宅,并迎成王于洛邑,致政成王,而這與《尚書大傳》所云周公“七年致政成王”之記載相合,所以此七年是指武王卒后周公攝政第七年。其二,認為是指周公自武王克商以來輔佐王室共七年(即武王二年加成王五年)。依此種解釋,此七年即與前一種解釋差了兩年。此第二種說法的目的,是為了將《召誥》、《洛誥》所記內容說成是成王五年營成周,并與何尊相聯系。但這樣理解不能解釋“誕保文武受命”如包括佐佑武王二年,為何不計入輔佐文王之年?較好的理解應該是,周公所保的“文武受命”,是指“文王、武王受天命所開創的王業”。所以言“保”,是文、武王卒后,要維護其事業。偽孔傳云:“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所言與文義是不相悖的。所以這句話還是按前一種理解為妥。誕字,當以偽孔傳訓“大”為宜,這句話寫在文末,是說本篇誥命所記是周公在武王卒后,因成王年少,大保成王承繼文王、武王所受命之王業之第七年,即周公攝政之第七年。這七年應該是從武王卒后次年開始。但王國維認為此句話應斷開讀,“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是記周公受命留洛之事,“惟七年”,乃是記成王即位七年。① 然從文末句式看,王氏之說頗為勉強。此句話前有記月,與本句連讀,即是“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一完整記月記年(大事記年)形式,中間如插入其他與年份不相干的記事,上下文意即不暢。尤其是本句上言周公之事,下面繼言“惟七年”,理解為是記周公攝政之第七年,文通意順。
            《洛誥》與《召誥》及《多士》所記述的是同年的事。這從以下文獻內容可看得很清楚:《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召誥》、《洛誥》皆言及周公是乙卯日至洛邑(即“洛師”、“新邑洛”),《召誥》、《多士》又都言周公初至新邑洛是在三月,則此三篇文章應該是講的同一時間的事,即周公是在三月乙卯日朝時初至新建成之洛邑的。《召誥》孔穎達疏云:“《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言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史記.周本記》雖也是將《召誥》、《洛誥》置于同年,但認為是成王七年。如周公攝政元年是從武王卒后次年算起,而成王在位也自此年計,則此說自然可以。但成王在位年數是否即從武王卒后次年計起,還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尚書》偽孔傳與孔穎達疏均將《召誥》定為周公攝政七年事,與《洛誥》同年,是正確的。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認為《洛誥》前面所記周公乙卯日至洛師,卜宅及獻圖、卜于成王,和成王間的對話,皆是追溯攝政五年始營建洛邑時的事,而將《洛誥》下面的文字與《召誥》定在攝政七年,這樣即將《召誥》及《多士》所記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乙卯日到達洛邑這本是時間相同的同一件事分作時隔兩年的事了。唐說似帶有過多的假設,于《洛誥》本身文字中找不到證據,且視周公至洛“卜宅”、“相宅”為營成周之始,亦實不合“卜宅”、“相宅”之意(詳下文),似難成立。②
            二 《召誥》、《洛誥》所言“相宅”之“宅”當如何理解?
            《召誥》記周公攝政七年“惟太保先周公相宅”,于三月戊申日召公“朝至于洛,卜宅”。《洛誥》也記成王在接到周公所占卜的王在洛邑居所位置之圖及卜兆后,拜手稽首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過去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視此“相宅”、“卜宅”、“定宅”之“宅”為洛邑,故認為《召誥》、《洛誥》是記周公始營建洛邑之事。唐蘭先生則以為《洛誥》開首所記周公卜宅是記始營洛邑,而《召誥》是記洛邑建成后“營建居住區域”。唐說將《召誥》、《洛誥》所記拆成非同時的兩件事之誤,已論及,他雖將《洛誥》開首所記“卜宅”、“相宅”視為卜建洛邑,但將《召誥》所云“宅”理解為“居住區域”應該是對的。實則《召誥》、《洛誥》中所謂“相宅”、“卜宅”、“定宅”之“宅”,都應只是指王之居所,即王居住之宮室、宗廟所在。《爾雅.釋言》:“宅,居也”,《詩經.大雅.文王有聲》:“宅是鎬京”,鄭箋云:“宅,居也。”宅作動詞是居住,作名詞是居處。單從字詞上看“相宅”、“卜宅”自然不能排除是與建城邑有關,但細讀《召誥》、《洛誥》,則可知與建城邑無關。
            從《召誥》、《洛誥》文義可以知道,其所記述之史事與召公、周公、成王之言論,已是在洛邑修建完畢后。因洛邑當時新建成,在文中稱之為“新邑”。如《召誥》中記三月乙卯日“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并在新邑進行郊祭、社祭。《洛誥》則稱此新邑為洛師(按此師即是卜辭與西周金文中習見之),而且還記周公對成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③ 前引《多士》也言同年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凡此皆可證此時洛邑(即新邑洛)已基本建成。從上述文字亦可知,洛是區域名,“新邑”即洛邑,是此區域內新建成之城邑,“新邑營”即新邑所營建之情況。《尚書大傳》言:“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如此,則周公始建成周應該是在其攝政第五年。
            《尚書.康誥》文首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明言周公于此時開始在洛地興建“新大邑”之工程(請注意這里未言營“宅”,是“大邑”,與“宅”有別)。基,或釋“始”,或釋作“謀”,釋“謀”不如釋“始”妥當,因為初謀劃在此建大邑并非周公,而是武王。④ 所以《康誥》即應作于周公攝政之第五年所云“初基作新大邑”之時,亦即《尚書大傳》“五年營成周”也。而至《召誥》、《洛誥》、《多士》所記周公攝政七年時,經過兩年時間,這個新大邑已初步建立。
            過去學界曾爭議過究竟是周公執政七年,還是五年營洛邑,也是因為將《召誥》、《洛誥》所記七年建宅理解為始建洛邑引起的。但據上文七年時洛邑已成,而召公、周公又先后來此“相宅”,即不當再是卜建城邑,而應當是為了蓋宮室以迎成王于洛邑,⑤ 即在此正式建王都以實現武王“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何尊)之遺志。《召誥》記三月召公先卜王宅后于庚戌日“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此“攻位”之“位”應是指所卜王宅之宅位,亦即王宮之地基位置。鄭玄《周禮.天官》“辨方正位”注引《召誥》此文后云“正位,謂定宮廟。”此言“攻位”應即治位,亦即是指規劃宮室建筑之位置,故才能用五日即完成。如是建洛邑工程,而洛邑范圍較遼闊,則“攻位”似不可能只用五天時間即完成。
            關于《召誥》、《洛誥》所言洛邑中之“宅”為王之宮殿區的解釋,《尚書序》已有明確表達。《召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洛誥》。”孔穎達疏曰:“成王于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后而往”,實際上都合乎文義的。今之學者亦有部分或全部認同此點的,但往往又對相關問題做出其他解釋。部分認同者,如上舉唐蘭先生說。全部認同者,如朱淵清《成王始即政考略》(下簡稱《考略》),該文正確指出《召誥》所記“經營”者,“只是建宮廟”,⑥ 但不知為何又提出《召誥》所謂“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邑”,“是在瀍水東之成周區建殷民之祖廟,以留居遷徙之殷民。”從前引《召誥》看,召公以庶殷在洛汭所攻之位,正是召公“先周公相宅”所省視的擬為成王建于洛汭的宮室所在位置。周人作為征服者動用被征服的殷遺民來為自己修建王宮,是很正常的事情。至于言召公、周公要親自領導為殷遺民建祖廟,則既無根據,也不合情理。
            三 洛邑之王“宅”與“王城”
            洛邑內王宮之內容,《逸周書.作洛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曰:“五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明堂,在國南者也。”此中有的宮不像是西周時名稱,未必皆是實錄。但所言王宮之組成有大廟、宗宮、考宮與路寢(明堂在城邑外),應有根據。講洛邑中王宮情況的還有昭王時青銅器作冊令方彝(及同銘的作冊令方尊)。其銘文(《殷周金文集成》9901,下簡稱《集成》)記錄十月癸未周公之子明保(明公)受王令來成周,“尹三事四方”。隨后“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康宮是康王卒后用以祭康王之宗廟,顯然在成王初修王宮時尚未存在。但由此可知,洛邑內之王宮至少包括三部分:有“京宮”,有時王父考宗廟,有“王”。京宮,亦稱“京室”,見于何尊銘文,應該是祭上二代以上先祖之先王宗廟,相當于《作洛解》中的“宗宮”;康宮,是時王父考之廟,相當于《作洛解》中的“考宮”。明公作為周公子,應是王室宗親中小宗宗子,故雖可以祭祖、考輩先王,但未必能祭遠祖、高祖,所以銘文中未見祭《作洛解》中之“大廟”一類宮廟。至于“王”,舊說或認為即王城,如唐蘭先生即云“王是王城,即王都的簡稱”。⑦ 言其為王都,似有些過大,王都即應是整個洛邑,應包括上述幾類宗廟在內。所以“王”可能只大致相當于上引《逸周書.作洛解》與孔晁注中“王所居”之“路寢”之類,即王之寢宮所在。《周禮.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六修”。鄭玄注曰:“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賈公彥疏曰:“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前引《作洛解》舉出洛邑內既有宗廟,亦有寢,很可能即是所謂前廟后寢制。作冊令方彝(尊)中京宮、康宮是廟,“王”即應是路寢之類。“寢”本義是指居所,但從上引《周禮.天官.宮人》看,王寢諸宮可能不單包括王居,還包括治理朝政之所。此外,寢內也可以舉行祭禮,如《禮記.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而宗廟也不單是祭祀場所,常常作為廷禮冊命之處。這些都體現出王之家事與國事之不分。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王朝政*治一大特點。所以西周文字中將王祭祀、居住與行政之宮殿區統稱為“宅”,也未可奇怪。
            綜上述,周公攝政第七年,即周公致政成王之年(亦即成王元祀之年),在洛邑開始修筑的王宮是一規模宏大之建筑群,內含多種宗廟、宮室,也是成王(及后世西周諸王)在洛邑居住之處所。王宅之具體位置,由《召誥》、《洛誥》文義亦可知。從《召誥》記太保召公“先周公相宅”,于三月戊申“朝至于洛”,庚戌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汭”在這里當以偽孔傳與孔疏說為近,是指“水內”,即孔穎達疏所云“蓋從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而周公在乙卯日至于洛,“達觀于新邑營”,應是親自巡視已建成之新邑并勘察了王宅之地點,以確認召公所相宅之位置的可取,都說明這一建筑群應位于洛邑范圍內之洛水北岸,并不是在洛邑外。實則乙卯日周公“達觀于新邑營”包含他在這一天極為謹慎地通過占卜,再次斟酌了由召公初步選定的王宅位置之妥否。而由《洛誥》中記周公向成王稟告其占卜王宅之位置,知是以澗水以東,瀍水東西兩岸近洛水一帶為吉。此位置亦獲成王認可。再綜合上引《召誥》召公令庶殷攻宅位于洛水北,則可以認定這一大規模王宮建筑群位在洛水北岸、瀍水南端——靠近其入洛水處——一段之東西兩岸。該建筑群是否有圍垣,尚未能得知,如有,也可稱為洛邑內之宮城,或稱內城。由于王宮區域在洛邑之內,故洛邑之范圍應即在澗水東、洛水北之瀍水東西兩側,與洛水毗鄰(參見“洛陽西周文化遺存分布示意圖”),故才有“洛邑”之稱。⑧
            
            需要在這里提到的是,有不少學者認為洛邑內王宮區域應稱“王城”。但“王城”之稱,實際上未見于西周典籍與器銘,是西周時并無此名稱。以往學者或認為上引作冊令方彝(方尊)中明公“用牲于王”及“歸自王”之“王”,即王城,但根據并不堅實。實際上此“王”只應是王宮內王之寢宮所在。⑨ 近年來還有學者提出,西周時王城定名于成王時期,乃殷遺“商王士”所居,并由此而得名。⑩ 但其言西周成王時即有“王城”之稱與所云定名時間均無確證,在定名原因方面亦較費解。這與前引《考略》文將《召誥》、《洛誥》之建宅解釋為是為殷遺民建宮室思路相近,似均不甚合情理。
            言西周時即有“王城”始見于東漢典籍,《漢書.地理志》:“洛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居敬王。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鄭玄《詩經.國風.王城譜》云:“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鄭玄此文亦將成王所居洛邑稱王城,以為在漢之河南,與其所認為在漢之洛陽城的成周相區分。按《漢書.地理志》與鄭玄均將成周與洛邑(即文中所云“王城”)分作兩個城邑,與下面要討論的何尊銘文開首所云“惟王初遷宅于成周”不合,此銘文說明成王所居之洛邑即成周,并非另有一專用來安置殷遺民的成周。對這點,還可以再從兩方面作一申述。其一,從文獻與西周金文辭例看,能稱“周”之城邑,應是王所居之都城。正因為洛邑內有王宅,即王之宮室宗廟區,洛邑才能稱“周”,成周既是王所居之都城,不會只居殷遺民。至酈道元作《水經注》,在其《古榖水注》中云:“王城,即成周,故郟鄏地……卜年定鼎,為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為王城。”盡管其所云“王城”未必是西周時名稱,且郟鄏(即漢河南縣)是否為成周所在,亦可討論,但其言王所居新邑即成周,亦即東都,應該比《漢書》與鄭玄所云合理。至于以漢河南縣城為西周時之洛邑王都說,并未能得到迄今所知考古資料證實。其二,成周城內有王宮,為王所居,也應有王朝卿士與其他周人貴族居處,但大部分區域應居有殷遺民。《尚書.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干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這是周公代宣王令,可知此新邑洛也是西周王朝安置殷遺民之處。當然,洛邑成周其范圍應較大,王宮區、周人貴族居住區與殷遺民居住區間應有隔離。在成周內居住的殷遺民雖仍保持著其原有的家族組織機構,但已被周人以行政區劃組織“里”編組,這一情況,在西周文獻與金文中均有例證。(11) 直到春秋時魯都城內既有“國社”(周人之社),也有“亳社”(殷遺之社),也反映了周人與被征服的殷人共都邑之史實。所以,東漢時所流行的西周有王城在漢之河南,又有成周在漢之洛陽的二元說未必是事實。
            四 何尊“遷宅于成周”與“惟王五祀”如何解讀?
            1963年出土于寶雞的西周青銅器何尊,至1977年清銹時方發現其器底內有銘文(《殷周金文集成》6014)。銘文所述是成王“惟王五祀”經營成周之事,此點大家無異議。但對其內容有爭議處,且與上面討論的問題相關的有以下兩點:
            其一,是關于“惟王初遷宅于成周”的理解。對“遷”之字意,過去有多種解釋,其中張政烺先生認為“遷”與“省”音近通假,可讀作“省”,“省宅”即“相宅”,(12) 是一種有影響的說法,但“言王初遷(省)宅于成周”是在成王五祀,與《洛誥》所言成王始親臨洛邑“相宅”是在周公攝政之第七年,無論從何年計算成王元年均難以相合。如從武王去世后次年計算成王五祀,則此年亦應是周公攝政第五年,而此時比《召誥》所記召公“先周公相宅”于洛邑還早兩年,成王不可能早于召公、周公先來洛邑相宅。在讀“遷宅”為“省宅”(即“相宅”)的前提下,即使以五祀為周公致政成王(時在周公攝政七年,時為成王元祀)后成王親政第五年,也是不對的,因為成王親政之元祀即已相宅于洛邑(見《洛誥》),至第五祀,不能再言“初省宅于成周”。張先生解釋“惟王五祀”與《洛誥》“惟七年”不合之由,是因為尊銘“五祀或是攝王五年”。但尊銘既言“王(成王)初遷宅于成周”又稱攝王為“王”,似難講清楚。此外馬承源先生讀“遷”為“堙”,即堆土造城,(13) 是另一種解釋,則初“堙宅”亦即剛開始作邑。但在這里“宅”的意思,似還是應該與《召誥》、《洛誥》中之“相宅”、“卜宅”相近同,是指成王居住之宮室。而且,初修(以及剛修成而成王未遷都于此時)是否可叫“成周”,也是值得斟酌的事情,下文還要論及此。所以即使是讀初“堙宅”也不宜理解為始作洛邑。而即使將“堙宅”理解為修王宮,對銘末署明為成王五祀仍不好解釋,因為周公、召公在洛邑初建王宮之時應是周公攝政七年,同樣不能與成王“五祀”相合。所以,本銘“遷宅”之“遷”亦不宜讀成與建筑有關的“堙”字。實際上,這里仍將本銘“遷”解釋成遷移是完全可以講通的。“宅”的內涵,在上文已經討論過,王之“宅”,不僅包括王居住的宮室,也包括與王朝政*治有關的王室宗廟與王理朝政之殿堂。所以何尊銘文言成王“遷宅”于洛邑,實際上即可以理解為是成王將常住于成周以理朝政,亦即是當時西周王朝政*治中心的遷轉。在本銘成王誥宗小子話語中即特別引用武王廷告于天之語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這里的“宅”是動詞,即居住),所以成王遷宅于成周,是秉承武王遺志,乃成王親政后必須做的事。
            現所見的資料中,最早出現“成周”名稱的即是何尊。所以洛邑大約是成王遷宅于此而成為王都后方才被稱為“成周”的。以洛邑作為西周王朝建立后的政*治中心,即所謂“天下之中”、“中國”之理念,始自武王,見于何尊本銘以及《逸周書.度邑》,此為大家熟知,后世文獻亦多有記載,不必贅言。西周王朝始建后,既要鎮撫東方殷遺民,又要向四方封邦建國以屏藩王室,在很長時段內將經營重點放在東土、北土與南土(長江中下游地區)。在此種歷史背景下,成周在整個西周時期,特別是在西周早、中期,其政*治、軍事作用可以說實際上超過宗周。(14) 因此何尊銘文用“遷宅”一詞講成王都成周,正表現了當時對于成周洛邑地位的高度重視。其實何尊本銘內容重點,也正是成王告誡宗小子此中國之地對于王朝統治的重要。過去學者雖多不懷疑成周確為王都,但懷疑其政*治地位曾比宗周重要,如果從周初文獻與金文中所記載之成周的地位來看,再考慮上舉西周早期政*治與歷史地理態勢,似可釋疑。
            從西周金文可知,成周洛邑建有自成王以后諸王之宗廟,連及上文已述及之宗廟,計有:
            成周大廟(敔簋,《集成》4323)
            京宮(作冊令方尊,《集成》6016)
            京室(何尊,《集成》6014)
            康宮(作冊令方彝,《集成》6016)
            周:康廟(師兌簋,《集成》4874)
            周康邵(昭)宮(頌鼎,《集成》2827—2829)
            周康穆宮(鼎,《集成》2819)
            周康宮:穆大室(伊簋,《集成》4287)
            周康宮(夷)宮(此鼎,《集成》2821—2823)
            周康宮(夷)大室(攸從鼎,《集成》2818)
            周康宮新宮(望簋,《集成》4272)
            以上將昭、穆、夷王之宮均歸在成周,是因其宮前皆冠以“康”或“康宮”。康宮在成周,明見于作冊令方彝(尊)。康宮所在可能自昭王始修后,已逐漸發展為一個極大的宗廟宮殿群區,西周晚期青銅器伊簋記王呼令尹封冊命伊“官司康宮王臣妾、百工”(《集成》4287),康宮內需要眾多的奴仆與工匠為王室服務,亦足見其規模之大。故“康”在成周已近于一個區域名,康以后諸王宗廟因為都建立在此區域內,所以皆在其宮名前加“康”或“康宮”,是標明其所在地,而并不是因為格外尊崇康王。如是,則這種稱呼可作為在成周的王室宗廟之特定名稱。
            西周金文中除上舉諸王廟外,可知是王廟的尚有“成宮”(曶壺,《集成》9228),(15)“周成大室”(吳方彝蓋,《集成》9898),“周邵(昭)宮”(簋蓋,《集成》4296)。成宮、周成大室可能是成王宗廟,是否也在成周,“周昭宮”是否即“周康昭宮”,皆未可確知。“周”在西周金文中,如上文所言是都城之稱,自然未必均是言宗周,且在成周的康宮也可稱“周康宮”。所以,西周都城所在如宗周、成周應均可稱之為“周”。西周金文中確知設在宗周的王室宗廟迄今只見“大廟”(同簋,《集成》4270、4271;簋,《集成》4266)與“穆廟”(大克鼎,《集成》2836),據前引《逸周書.作洛解》孔晁注,大廟是為供奉后稷之類遠祖的宗廟。上舉成周王室宗廟中也有大廟。“穆廟”當是穆王之廟。由此知宗周可能也有一組先王宗廟,只是金文證據尚不足。
            以上論述西周時成周有眾多諸王宗廟的意思,是想說明洛邑成周在西周不僅是王處理多項重要政務、軍務之都城,也是王室祭祀中心,而且更有其特殊神圣之地位。《召誥》記周公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已講到要把洛邑作為王室祭祀先祖及天地諸神的圣地。《史記.魯周公世家》記周公在豐病重,將歿,曾云:“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但成王不敢臣周公,還是將周公葬于宗周附近的畢。畢是戰國以來文獻所記載的文王、武王、周公葬地。武王之后,自成王始直至幽王,此西周諸王的墓地文獻闕載,周公要求死后葬于成周,守護成王于成周,是否也意味著成王以后諸王即葬于成周呢?成周既有西周諸王宗廟,也未嘗不可以有成王之后諸王陵墓。這一問題有待今后西周考古的深入研究。
            其二,關于銘末“惟王五祀”如何計算的問題,何尊銘文披露后,此一成王紀年亦成為爭論之中心。學者多有附會《尚書大傳》所言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之記載,將銘文中“遷宅”理解為“相宅”,認為是始建洛邑,也即是認為本銘中的“惟王五祀”,相當于周公執政之第五年。但上文已論及,言成王在周公始建洛邑時即“初相宅于成周”,與《召誥》、《洛誥》所記周公攝政第七年洛邑建成后才開始于此建王宅,并敦請成王來“相宅”的記載不合。況上文亦已論及,洛邑應是在成王之宅建成后,成王遷至洛邑治朝政、洛邑成為王都始才稱為“成周”的,剛開始修洛邑,未必會有“成周”之稱。
            何尊之“惟王五祀”,最好的解釋應該是將其理解為是成王親政后的第五年,亦即以《洛誥》所記周公攝政第七年致政成王這一年為成王元祀,由此始年計至第五年為尊銘所記成王五祀。
            《洛誥》偽孔傳解題云:“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該傳在解釋文中“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時言“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雖此年成王是否剛年屆二十不可確知,但其對《洛誥》之解釋應該說還是與文義相合的。《召誥》記召公云:“王乃初服”,也點明了二誥確實記的是成王親政元年之事。
            將“惟王五祀”解釋為成王親政第五年,亦與洛邑內王宮修建時間相吻合。《召誥》、《洛誥》所記為成王元祀,周公、召公開始在洛邑中選定、規劃了王宮區域,并請成王親自來“相宅”,即認可他們所定王宅之位置。此一年為洛邑內王宅始建年。至何尊所記“惟王五祀”,即成王親政之五年,過了四年的時間,此王宅當已建成,故王才能在此年四月(或稍早)遷宅于洛邑,洛邑并因成王遷此而始稱“成周”。這種解釋有一個成王在位年數如何計算的問題。一種可能是,武王卒后之次年即為成王元年,成王盡管年少未親政,但視為繼位。(16) 如周公攝政年亦從武王卒年之次年始計,此年也是周公攝政第一年。至周公攝政第七年,即成王繼位第七年,周公致政成王,成王始親政,稱元祀,屬改元。(17) 另一種可能是,成王在位年應從其親政年,即所謂“元祀”開始。(18) 這第二種可能性似也不能排除。厲王在位第三十七年被國人驅趕至彘,而在厲王被流放期間,宣王一直未就位,但亦并未繼續以厲王在位年數紀年,歷史上這一段是以“共和”紀年的,所以如屬第二種可能,如周公攝政元年從武王卒后之次年計起,則自此年至成王親政元年,有六年周公攝政期不當計入成王在位年數中。
            從何尊“惟王五祀”可知,成王親政后在位年稱“祀”。武王在位年稱“祀”否,現在沒有確切資料可證。稱“祀”原因,比較大的可能為承襲商人由周祭而引申的王年稱呼方式。從西周器銘來看,成王以后,西周歷代王紀年除稱“年”外,亦皆有稱“祀”之習慣。當然也可能周人王年也稱“祀”是另賦予新意,或與其每年要以王的身份主持對先王的大祭有關。《洛誥》記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這一段話講了成王在新邑建成后首次舉行有朝廷百官參加的盛大祭禮。此段話中的“元祀”,王國維即理解為是“始祀于新邑,稱秩元祀”。是認為成王紀年所稱“元祀”是緣于親政第一年開始主持大祭典。
            五 周公是否確曾攝政?
            上面幾個問題的論述,都涉及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即周公攝政之說是否可信。特別是倘將何尊銘末所記“惟王五祀”解釋為周公攝政后成王親政之五年,則無法解釋成王為何在武王卒后第七年才稱元祀。
            周公攝政之說見于文獻者,大致可分為三類,已有學者做過分析。(19) 第一類屬于戰國時期成文者,如《韓非子.難二》言周公稱王,“假為天子七年”。第二類大致屬西周時期的文獻,如《逸周書.作洛解》言“周公立,相天子”。孔晁注:“立,謂為宰攝政也”。此外較可靠的東周史料如《左傳》亦言“周公右(佑)王”(襄公二十一年)或“周公相王室以甲天下”(定公四年)。第三類為西漢時文獻,如《史記.周本紀》言周公“攝行政,當國”,《衛康叔世家》言“代成王治,當國”。以上第一種“稱王”說,至今爭議較大,不在此展開討論。但從《洛誥》所記周公對成王之言語,可知周公并無僭越心理,且西周中晚期金文中凡歷數周王世系者,如扶風莊白出土之墻盤與眉縣楊家村新近出土之盤銘文,確實未有將周公計入王系的。(20) 第三種說法言“代成王治”,雖未直言稱王,但也是認為周公已有王位之實。相比較而言,第二說史料年代相對較早,文獻可信程度也較高,言周公相成王即輔佐成王,所云最為貼切。其實漢語中所謂“攝政”除代君主行政外,也有輔佐執政之意思。(21) 不論怎樣解釋,嚴格而言,皆不存在實際上的篡取王位之意,所以《尚書大傳》言“周公攝政”應該是符合實情的。
            不同意周公攝政說的學者,主要是認為武王卒時,成王并非少年,不必非要周公攝政,而西周成王時青銅器銘文中有周初武王卒后成王親自東征之例,也可證明成王并非孩提,且已主政。(22) 成王在武王辭世時的實際年齡迄今雖難確知,但他在西周人觀念中與事實的能力上,似皆未達獨*立主持王朝政*治的水平,履行王權之年歲應是大致不誤的。故直到成王親政元年,在《尚書.召誥》與《洛誥》中所記召公、周公的言語中,都反映出希望年輕的成王盡快擔負起王的職責的迫切心情。如《召誥》中召公言于周公曰:“今沖子嗣”,“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于小民”。這是講王的年齡雖小,但其已能和諧民眾。又《洛誥》記周公言于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巳!汝惟幼子維終”。“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皆是周公在以長輩身份告誡晚輩,亦皆說明成王至此時雖已未必還是幼年,(23) 已有一定治政能力,但在召公、周公這些當權重臣眼中還缺乏相應的政*治成熟程度。由此看來,成王在此之前尚不能完全應對周初復雜形勢是可以理解的。也說明成王在稱“元祀”前的幾年確實是一直得到周公輔佐的。
            西周金文中可確切證明成王曾在伐東方的戰役中親征的,有以下四器:
            小臣單觶:王後克商,在成,周公賜小臣單貝十朋。  (《集成》6512)
            禽簋:王伐侯,周公某禽。  (《集成》4041)
            劫尊:王征,賜劫貝朋。  (《集成》5977)
            (沫)司土簋:王來伐商邑,令康侯啚(鄙)于衛。  (《集成》4059)
            小臣單觶銘文中的“後”是相對武王克商而言,即史載周公二次克商。“”字,過去多隸定為,廠下從丑、土會意,與從又、土會意義近同。亦可寫作。廠,《說文》訓為山石之厓。所以廠下從圣,其字義當與“掘”字義近。“圣”字與“掘”、“屈”聲母相近(分別為見、群、溪母),韻部相同(皆在物部),故字(當從圣聲),與屈字音近同,可通假。《詩經.魯頌.泮水》:“屈此群丑”。鄭玄箋云:“屈,治”。朱熹《詩集傳》:“屈,服”。所以,“王後,克商”可理解為王第二次征服商,戰勝商人。
            禽簋與劫尊中的“”,即“蓋”字,當從諸家說讀為“奄”。(24) 沫司徒簋銘中的“啚(鄙)”,應讀為《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之鄭玄注“都之所居曰鄙”,《廣雅.釋詁四》曰:“鄙,國也”。所以此銘實是令康侯在衛地建國立都。禽簋銘所稱禽是周公長子伯禽,時尚未封為魯侯;沫司徒簋記王伐商邑時令康侯建國都于衛,是康叔初封于衛時事。故這三器確是周初成王親政前事。但成王雖已能隨軍出征,并不等于此時成王已親主朝政。
            《大誥》篇首言“王若曰”,下連續用幾個“王曰”,與大盂鼎銘文格式同,皆是史官或重臣代宣王命時的習慣的句式。成王雖尚年輕,未實際主政,但周公輔政時告令諸侯百官,自然仍要以王的口氣發誥命。正如《書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銅器銘文中皆首言王親征伐,也是出于尊王之觀念。成王實際上并非是戰爭實際指揮者,所以,不宜因成王親征而否定周公是東征這一大規模戰役的實際領導者之事實。
            本文所論涉及今日史家多有異議之周初若干重要史事,現將主要觀點歸納如下以為結語:
            (一)《召誥》、《洛誥》及《多士》所言均為周公攝政第七年事,時在武王卒后第七年。是年周公致政成王。洛邑始建于周公攝政五年,作以上三誥時洛邑已建成,時稱“新邑”。
            (二)《召誥》、《洛誥》所言召公、周公先后在新建的洛邑內“相宅”、“卜宅”之“宅”是成王的王宮。此年始在洛邑內為成王修建王宮,是為了落實武王在洛邑建東都之遺志。
            (三)在洛邑內所建王宅(即王宮)包含有多種王室宗廟與宮寢,是西周王朝為治理四土而在天下之中位置設立的祭祀中心與政*治中心。作冊令方彝所記成周內之名“王”的場所即應是指此王宅內之宮寢,而非“王城”。漢代文獻中所言西周時之“王城”是指作為都城以后的洛邑,但西周時并無“王城”之稱,且漢人將洛邑定在漢河南縣城址也是不對的。
            (四)洛邑之具體位置當在澗水東、洛水北岸之瀍水東西兩岸。洛邑亦即成周,并非如漢以后文獻所言另有一成周,其有“成周”之稱約始于成王以洛邑為東都后。
            (五)何尊所云成王“遷宅”于成周,實際是將王朝政*治統治與軍事指揮中心遷至成周。何尊銘末“惟王五祀”是指周成王親政五年。此年洛邑內王宅(即王宮)已建成,周成王遂能遷宅于此。
            (六)“周公攝政”未必是稱王,而是輔佐成王,實際主持王朝政事。不宜輕易否定眾多史籍所載周公攝政之事與周公在周初歷史的重要作用。周成王在周公攝政時期已親自參與東征,但未主持朝政。至《洛誥》所記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成王初次主持大祭祀于洛邑,是為成王元祀,即親政元年。
            由本文所論亦可知,《尚書》中成文于西周之反映周初史事的《召誥》、《洛誥》及《多士》等典籍有較強的實錄性,典籍與同時代金文資料及田野考古資料的相互印證是客觀認識當時歷史的科學途徑。
            注釋:
            ①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洛誥解》,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1頁。
            ②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卷1下“周公”認為《洛誥》所記周公卜宅“是經營成周的開始,而是在攝政七年作《洛誥》時追溯的”。認為周公卜宅時“成周還根本沒有經營”。但《召誥》所記召公先去相宅,派庶殷攻位,乙卯,周公“達觀于新邑營”,可以看到新邑業已建成了。如此,則《洛誥》所記周公乙卯日到洛師“是在將營成周之前,而《召誥》的乙卯則在新邑建成之后”。(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7頁)細析唐說,有如下四個主要問題:其一,唐說《洛誥》記周公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是追溯攝政五年的事,但這一假設,在《洛誥》本文中顯然看不出來。特別是如果系追溯以往發生的事,不言年月,僅言日,也很難理解;其二,言《洛誥》最前面有關周公獻卜與圖于成王、報告卜宅結果、成王作答對的內容均屬于追溯攝政五年的事,但這幾段話與下文周公與成王繼續對話之間并無間隔,如此將《洛誥》所記強行分為相隔兩年的言行多有不妥;其三,唐先生將《召誥》中召公“相宅”解釋為在新邑內營建居住區域,但將《洛誥》周公卜宅、相宅(《洛誥》周公占卜也是卜宅、相宅,由成王答對周公的話語中可知),成王在接受周公所獻占卜結果及圖后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釋作營建成周,把本是同時的同一件事做了兩種解釋;其四,言周公攝政五年、七年來洛邑,皆在三月乙卯日,為何會這么巧,乙卯日有何特殊意義,也不好解釋。總之,以上四點,是唐說難以成立的因素。
            ③唐蘭先生在《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中認為自此句后的《洛誥》文字記攝政七年時的事,與《召誥》同時,開首所言周公乙卯日至洛師是追溯攝政五年事,其說之不妥,詳見本文前頁注2。
            ④何尊之銘文記武王誥宗小子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
            ⑤筆者在《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述評》一文中已講到,據《召誥》、《洛誥》,周公攝政第七年洛邑已基本建成,“為了給成王營建在洛地新邑內居住的宮室”,召公、周公先后卜宅,而且已說明《召誥》、《洛誥》所記史事不當理解為始營建成周。載朱鳳瀚、張榮明主編:《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8頁。
            ⑥朱淵清:《成王始即政考略》,《文史》2001年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第21頁。
            ⑦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卷4上,昭王“作冊令方尊、方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04頁。
            ⑧長期在洛陽從事考古工作的學者通過梳理文獻,并與考古資料相聯系,已指出西周洛邑的位置,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洛水北、瀍河的兩岸(葉萬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華夏考古》1991年第2期,第70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第7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46頁)。能支持這一看法的考古資料,可以概括如下:自1950年代初以來,洛陽已發現的西周文化遺存,主要集中于洛陽老城區東部,以東、以北地區,洛陽市區西部今澗河附近也有發現,為探索洛邑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線索。這些文化遺存可大致歸納為以下五類:1. 居住遺址與窖穴:在老城區東瀍河之濱發現過有可能屬于宮殿基址之夯土遺存(張劍:《洛陽兩周考古概述》,《洛陽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4頁)。1992年在北窯鑄銅遺址西側發現幾座存有大量魚骨的西周早期窖穴(《中國考古學年鑒.199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78頁)。2. 手工業作坊遺址:在瀍河西岸北窯村發現有西周鑄銅作坊遺址,有房基三座及熔銅爐壁,房基下有埋人與獸的奠基坑。遺址年代約在西周初至中期中葉(洛陽博物館:《洛陽北窯村西周遺址1974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7期,第52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1975—1979年洛陽北窯西周鑄銅遺址的發掘》,《考古》1983年第5期,第430頁;《中國考古學年鑒.199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25頁)。3. 墓葬:屬于周人的較大的墓地有:(1)1964—1966年瀍河以西、邙山南麓發掘的北窯西周貴族墓地,含348座墓、7座馬坑(《洛陽北窯西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2)東北郊馬坡村東、邙山南麓西周晚期墓地(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郊C5M906號西周墓》,《考古》1995年第9期,第788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郊西周墓》,《文物》1999年第9期,第19頁)。屬于殷遺民的墓地,其中較大的有:(1)1952年洛陽東郊擺駕村、下窯村、東大寺等地發掘的殷遺民墓(郭寶鈞等:《一九五二年秋洛陽東郊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5年第9期,第91頁);(2)20世紀60—90年代在老城東關、瀍河以東塔灣附近及東花壇發掘的殷遺民墓群(張劍:《洛陽兩周考古概述》,《洛陽考古四十年》,第14頁);(3)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東郊機車廠發掘的小型西周墓(《中國考古學年鑒.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25頁);(4)20世紀70—80年代在北窯西周鑄銅遺址發掘的小型西周墓(《中國考古學年鑒.199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48頁);(5)20世紀90年代在澗河東岸五女冢發現的含殷遺民墓的西周早期墓地(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五女冢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9期,第23頁;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五女冢西周早期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10期,第4頁)。4. 道路:北窯鑄銅遺址南發現一條屬西周早期的南北向大道(上引張劍文)。5. 青銅器窖藏:1929年在今洛陽東北郊邙山南麓的馬坡發現重要西周青銅器窖藏(作冊令方尊、方彝、令簋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澗水東岸的東周王城遺址(亦為漢河南縣城遺址)迄今罕發現有西周遺存。有關上述洛陽西周考古發現的情況,多承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劉富良先生介紹,謹致謝忱。上舉西周遺存分布于上文所推擬的洛邑分布區域(即今洛陽市區東部,瀍水東西岸、洛水北岸、臨近洛水之區域)的北部、東北部、東部及西部,構成半環繞狀態,是與將這一區域視作洛邑所在而其郊地應有的遺存狀態相符的。洛邑范圍內西周建筑遺存迄今發現較少,可能與此區域也正在隋唐洛陽城范圍內,直至近代仍是洛陽老城區,居民密集,千余年來多遭致人為損壞有關。上舉考古發現的西周文化遺存也表明:西周時洛邑內的殷遺民可能居于洛邑東部,而今洛陽北部、東北部邙山南麓當是西周時周人墓地的主要分布區。除上述考古發現外,1984年在洛陽東郊漢魏洛陽故城內發現有不晚于西周中晚期的城墻夯土,城圈近方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漢魏洛陽故城城垣試掘》,《考古學報》1998年第3期,第361頁),此城垣建成年代可否早到西周初,尚待今后進一步的工作來探討,但其位置距《洛誥》中周公所卜王宅位置以及由此推擬的洛邑位置甚遠,周圍西周遺存分布數量與規模也無法與瀍河東西岸相比,所以未必與洛邑有關。
            ⑨《洛陽北窯西周墓地》在第7章中曾提出:“而個別西周銅器銘文中的王,當是指成周城內周王居住的王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46頁。
            ⑩彭裕商:《新邑考》,《歷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49頁。
            (11)參見拙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第2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4頁。
            (12)張政烺:《何尊銘文解釋補遺》,《文物》1976年第1期,第66頁。
            (13)馬承源:《何尊銘文初釋》,《文物》1976年第1期,第64頁。
            (14)成周駐有“殷八師”,軍事力量強大。關于其軍事地位,白川靜《西周史略》第2章“周初の経営”之4“三都の造営”、第5章“夷王期と淮夷の動向”之4“成周の遹正”多有論述,分別收入其《金文通》46、47,《白鶴美術館志》第46輯,1977年,第50頁;第47輯,1977年,第131頁。又見張永山:《金文所見成周的戰略地位》,《洛陽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13頁。
            (15)曶壺銘文曰:“王各于成宮,井公入右曶,王乎(呼)尹氏冊令曶,曰:‘更乃祖考,乍(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師’”。曶之祖考既在成周御事,曶即居于成周不無可能。本銘所言王在成宮冊令曶,此成宮自有在成周之可能。
            (16)參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別集卷1《周開國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141頁;倪德衛《克商以后西周諸王之年歷》(載朱鳳瀚、張榮明主編:《西周諸王年代研究》,第380頁)亦是以武王崩后次年為成王繼位元年。
            (17)“改元”之說見王國維《周開國年表》。王氏稱此年為“成王元祀”。楊筠如《尚書覈詁》之《洛誥》注,將《洛誥》所記“惟七年”視為成王即位之七年,“以示別于改元后之元年而已”。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10頁。
            (18)《漢書.律歷志》引《世經》以周公攝政七年之次年為成王元年。按:此與《洛誥》文義不合。
            (19)參見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第3章“西周時期重要史跡之整理”,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第24頁。
            (20)參見夏含夷:《周公居東新說——兼論〈召誥〉、〈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溫故知新錄》,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第125頁。
            (21)“攝”在古漢語中的用法,可參見《王力古漢語詞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404頁。是書舉《詩經.大雅.既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說明“攝”也有“輔佑”之義。此詩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朱熹《詩集傳》亦釋此句詩曰:“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見朱熹:《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3頁。
            (22)《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集——西周.方國征伐(一)》,《上海博物館館刊》第1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頁。
            (23)上引文中“孺子”之稱在兩周時期為年少者之稱,并非指稚子,關于這點可參見楊朝明《周公事跡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0、91頁。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僖公十五年注中言:“考諸經傳,天子而卜以嫡長為后者,或非嫡長而擬用之繼位者始得稱孺子。”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49頁。
            (24)“”字與“蓋”字實為一字異體,“林”與“艸”屬義近形旁通用,“去”金文字形所從“”在此象征容器,與“皿”同義。“蓋”、“奄”上古音之韻部分別為葉部與談部,在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中同屬八部。或認為此通韻屬所謂陽入對轉。參見王力:《詩經韻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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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坤客 發表于 2013-1-28 19:14:56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吊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向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在今后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后,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用尚寧干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干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乾坤客 發表于 2013-1-28 19:33:12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后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兇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
    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乾坤客 發表于 2013-1-28 21:06:10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3-1-28 21:12 編輯

    朱鳳翰先生以為何尊五祀當為武王去世后的第11年,周公攝政七年,為成王元祀。四年后,為成王五祀。

    可以說,朱鳳翰先生的結論有問題的。

    原因,是由于《多方》。

    朱鳳翰先生首先以為成周之營建始于周公攝政五年,七年建成,是年,誥《多士》,遷殷頑民。

    由《多方》,我們可以知道,成王歸自奄之年,即有遷殷頑民之事,因為其中提到“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這一年定非成王親政之年。

    再者,何尊“唯王初遷,宅于成周”如果是周公攝政11年后的事兒,難道成王于周公攝政7年時,沒有在成周居住過?如果居住過,尚稱“初遷”,多少有點不合邏輯。

    退一步講,就按朱先生所言,這一個“初遷”指成王首次將行政辦公場所遷來,“實際是將王朝政*治統治與軍事指揮中心遷至成周”,我也認為這是個說得過去的解釋,可這樣一來,由28祀爻公簋知,武王去世至成王去世最少達到了34年。這一點,如何證明?如果這一點得不到證明,一切將都是假設或猜測。

    最可懷疑的是這么一個問題:由朱先生所提供的文物資料可知,周公攝政期間,成王已經稱王,稱王之王,沒有本人的紀*元,試問,以禮著稱的周公,該何以自處?
    zqc4124 發表于 2013-1-28 23:10:00
    乾坤先您好:

             “多方第廿三       周書”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孔傳》:“伐奄歸。誥以禍福。”“多方”,《孔傳》:“眾方天下諸侯。”
       
                “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孔傳》:“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釋文》:“費音秘。”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孔傳》:“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釋文》:“別,彼列反。”《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于“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乾坤客 發表于 2013-1-29 09:55:39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3-1-29 09:59 編輯

    趙兄好:
         “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孔傳》:“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這一個《孔傳》所言,大有問題。如按其言,周公歸政之年,為成王元祀,之明年,為成王二祀,這個《多方》所言“臣我監五祀”,定非成王五祀。既言“五祀”,必行祀禮焉,主祭者何人也?從何年起算為五祀?

           況《多士》已提及“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所云“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當與《多方》明顯有關聯,《多方》之誥為“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顯然早于《多士》。而《多士》尚言“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明顯也不會晚至于周公歸政二年后。
    乾坤客 發表于 2013-1-29 10:53:16
    第四十二卦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兇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ls: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兇。
    乾坤客 發表于 2013-1-29 11:04:41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3-1-29 13:00 編輯

    益卦應該記載了周公用圭事。
       《周禮·大宗伯》云: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鄭玄注云:“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為正。”
        漢代王充《論衡·難歲篇》:“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
       《隋書·天文志》歷來被視為經典之作,該書更是從天文角度追述道:“昔者周公測影于陽城,以參考歷紀。……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于陽城,其影與土圭等。”唐代賈公彥、東漢鄭玄、鄭眾等注疏《周禮》,均以為陽城即為周公所定的地中。陽城為地中的觀念,尤其是在歷代天文、律歷等志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筆者已證過,《周易》之卦序完全合乎歷筮也,考之卦爻辭,若合符契。以年月之卦而論,益卦適當周公四年三月。

    可參閱:吳保春《西周遷洛與《益》卦爻辭解讀》--《周易研究》2008年第一期。http://www.docin.com/p-313383586.html
    乾坤客 發表于 2013-1-29 18:48:36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9-10 05:09 編輯

    再說“為依遷國”,周易中的這句話很難解。

    據個人理解,當為“為殷遷國”,即因為殷頑民而遷國。


    清華簡系年云: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衛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衛人自康丘遷于淇衛。

    《說文》對衣的解釋:“衣,依也。”

    郭沫若考證“衣為殷城”,《卜辭通纂序》有周人稱殷商為衣的情況:
        衣讀如殷,《書·康誥》“殪(統一的意思)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呂覽·慎大》“親如夏”,高誘注:“讀如衣,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正是以衣為殷。看來衣曾經是殷商的一個城市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衣這個名稱既然作為殷商的稱呼,足見衣地對于殷商的重要,應該是盤庚遷殷以后的國都所在,否則沒有哪一個城市有這樣的資格代表殷商。
    自盤庚遷殷以后直至商、周交替時期,無論是殷商還是周都是用衣、商、殷來稱呼商的。其衣和殷是專門用于稱呼盤庚遷殷以后的商。
       《甲骨文編》衣[注]:“象形。卜辭衣、殷通用,合祭稱衣祭即殷祭。”

    例如:“甲辰卜,貞:王賓求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衣,亡尤”(后上20.5)這里既然說到“衣、殷通用”,首先說明這兩個字在殷商時期一定是同時存在著,相關資料也證明了這一點。其次它還說明衣和殷的聲音應該至少相近,上面已經有鄭、高等人的注說明了。第三,“衣、殷通用”還應該兩者本義應該相近才是。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8-24 08:05:00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9-10 05:11 編輯

    一直對筆者的這種”事在四祀,器成于五祀“的解說自感不是十分滿意。
    查歷譜,周公七年于公元前1031年,有依據,不能更動。問題會出在哪兒呢?
    1、武王崩于十二月,明年六月下葬。武王崩在BC1038年。BC1037年周歷六月下葬。那么BC1037年作為周公延保文武受命的第一年,沒什么問題。但也有可能是BC1037周歷十二月武王崩,而崩前周公即已主政,算是攝政第一年。
    2、BC1037年,是武王下葬年,成王雖立,但未必即位。
    3、BC1036年可能才是真正的成王元祀。
    4、周公一年救亂,所謂”亂“,是武王崩后,各諸侯未能確認以何人為”天子“時而”有畔“時的狀況。BC1037年成王可能尚未舉行正式的即位大典。一般情況下,先王葬后,下年新王即位。
    5、如此,則成王五祀,當在周公攝政六年,BC1032年,這是最合適的年份。該年月朔如下:
    辛亥庚辰庚戌已卯已酉已卯戊申戊寅丁未丁丑
    丁未
    丙子

    四月朔日已卯,丙戌為初八。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8-29 08:22:35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8-29 15:08 編輯

    1、《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
    2、賈公彥疏曰:“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度也”。
    3、《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
    4、《春官·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5、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1)。人有小罪,非眚(2),乃惟終自作不典(3),式爾(4),有厥罪小(5),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6),適爾,既道極厥辜(7),時乃不可殺。”
    6、《康誥》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孔疏:“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筑作功”。
    7、《召誥》:王來詔上帝,自服于土中。
    8、《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2)。乃穆考文王(3),肇國在西土(4)。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5):‘祀茲酒(6)。’惟天降命,肇我民(7),惟元祀(8)。天降威(9),我民用大亂喪德(10),亦罔非酒惟行(11);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12)。”
    9、周易益卦:”告公用圭“,適在卦歷周公攝政四年三月。

    由此,基本可知,周公攝政四年,封衛康叔。四方民大合會并開始作新大邑。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9-1 20:17:26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9-1 20:20 編輯

    當然,上述推測,還不足以作為定論:

    因為《康誥》之作或為周公攝政五年,《召誥》、《洛誥》也有可能回述五年之事。“宗以功作元祀”,這個元祀如以周公五年建成成周也未可知,若如此,則周公攝政七年后兩年,也可能是成王五祀。

    從歷譜看,周公攝政七年,作為成王元祀是不可能的。所以,何尊的“四月丙戌”的時代只能在周公攝政四年、六年或從元年數第九年。但這個第九年,也不太可能,因了成王有28祀,且歷譜卡定了康王十二年。因此,只有周公攝政四年或六年才是何尊之“四月丙戌”的年份。比較而言,以周公攝政六年為成王五祀較恰當。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9-1 20:23:36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9-1 20:25 編輯

    如果要否定上述結論,還有一些原因,即尚書*記載的“朏”日是劉歆校書時偽造的?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9-9 18:19:29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10-28 20:25 編輯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逸周書·武儆》)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尚書·洪范》) “(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逸周書·作雒》)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

    今本竹書:(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秋,王加元服。

    《卷五度邑解》:維王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征主、九牧之師見王與殷郊。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永嘆曰:“嗚呼,不淑,兌天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曰:“久憂勞問,害不寢?”曰:“安予告汝。”
      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顧,亦不賓滅。用戾于今。嗚呼于憂,茲難近飽于恤辰,是不室。我未定天保,何寢能欲。”
      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惡,專從殷王紂,日夜勞來,定我于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
         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傳于后王。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食,矧其有乃室。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朕靈期,予未致,予休,予近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昔皇祖厎于今,勖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饑以望獲。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肆環茲于有虞,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

         叔旦恐,泣涕其手。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途,北望過于有岳,鄙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  

    《漢書·藝文志》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是《孔子家語》實為先秦舊書,流傳中散佚篇章,而經后人附益。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整理者定名為《儒家者言》的竹書,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又出土了章題木牘,這些材料均以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為主,與《孔子家語》性質相似。李學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刊《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從年代和內容上分析指出竹簡可能是《漢志》著錄《家語》之一部分,也許是摘抄本。后經胡平生、朱淵清、楊朝明等學者研究,可以確定其書不偽。其中《冠頌篇》與《大戴禮記》所載相同,當為舊有之章。關于其書真偽的論述,參鄧瑞全、王冠英《中國偽書綜考》(黃山書社1998年版,第384-387頁),及張巖《〈孔子家語〉研究綜述》(刊《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9-9 18:28:00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9-9 18:31 編輯

    清華簡-金縢

    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周公乃爲三壇同墠,爲一壇於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植珪。史乃冊祝告先王曰:“爾元孫發也,遘害虐疾,爾毋乃有備子之責在上,惟爾元孫發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命于帝庭,匍有四方,以定爾子孫于下地。爾之許我,我則厭璧與珪。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周公乃納其所為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匱,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就後武王力,成王猶幼在位,管叔及其羣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亡以復見於先王。”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斯得,於後,周公乃遺王詩曰《鴟鴞》,王亦未逆公。是歲也,秋大熟,未獲。天疾風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弁,大夫綴,以啟金縢之匱。王得周公之所自以爲功,以代武王之說。王問執事人,曰:“信。殹公命,我勿敢言。”王捕書以,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余沖人亦弗及知,今皇天動威,以彰公德,惟余沖人其親逆公,我邦家禮亦宜之。”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風,禾斯起,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復築之。歲大有年,則大獲。
    一四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9-9 19:47:16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9-9 19:59 編輯

    周王允許魯國行天子之禮,在春秋時,多數繼位的魯公是在前王崩后的下年春正月繼位的。“逾年正月繼位”可能是天子之禮。如清華簡所言為真,則周公當于武王崩那一年即算作實際攝政年,且可能是武王在位三年。如此,武王崩后,成王也可能即位。

    其間細節還有待于進一步詳考。

    參之以共伯和攝政,也是以厲王出奔年和第二年均已攝政,算在了14年中,但此二年卻沒有他的獨*立紀年。

    清華簡系年:

    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畝,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至于厲王,厲王大虐于周,卿李(士)、諸正、萬民弗刃(忍)于厥心,乃歸厲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厲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歸于宋〈宗〉。宣王是始棄帝籍田,立卅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

    從這個“十四年”來看,這是一筆爛賬。未必是共伯和真正獨*立紀元十四年,但后來史家有可能據此算作獨*立紀元十四年。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9-9 20:01:34
    根據歷法和銅器,事情的細節正漸漸明了。
    紅酒 發表于 2014-9-10 09:13:02
    認同把益卦作為三月卦。雖然我們研究卦歷的路子不同,但多少還是有些相同的結論。
    紅酒 發表于 2014-9-10 09:42:43
    何尊銘文的“唯王五祀”也就是斷代工程的成王12年。
    西周確實有不敢稱王的年份,成王未行冠禮以前不自稱王,武王未克殷以前不自稱王。自己不以王自居,但不代表他不是王,諸侯群臣還是稱他為王的。當時還未有年號出現,解決不了上述問題。
    紅酒 發表于 2014-9-10 09:55:26
    紅酒 發表于 2014-9-10 09:42
    何尊銘文的“唯王五祀”也就是斷代工程的成王12年。
    西周確實有不敢稱王的年份,成王未行冠禮以前不自稱王 ...

    比如同一件事情,青銅器記為“唯王五祀”,而尚書之類的書籍卻記為“維王十有二祀”。

    點評

    你好像搞混了。《尚書》所說十二祀、十三祀是武王。  發表于 2014-9-10 11:29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9-10 10:55:19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10-28 19:40 編輯
    紅酒 發表于 2014-9-10 09:42
    何尊銘文的“唯王五祀”也就是斷代工程的成王12年。
    西周確實有不敢稱王的年份,成王未行冠禮以前不自稱王 ...

    我們的觀點是不一致的。

    成王于武王崩后,是稱王的。周公只是代其行政。成王有其年號,但因周公代其行政,故時人才可能也用周公年號。既用周公年號,說明周公紀元可能與成王未必相同。

    我認為武王最后這一年,因為早有病,大概在二月份病重,周公即代武王處理政務。此年十二月武王崩。這一年基本上是周公管理事務。用的王號肯定是武王的。來年,周公是正式攝位,我搞不清的,是史家把這一年算做周公元年還是把武王去世這一年也用來稱周公攝政。“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誕保”二字,頗值得推考,說不定,武王去世哪一年,武王早病,政由公出,史家即將此年做了“誕保元年”也未可知。兩種情況只能取其一:一是武王崩于十三祀十二月,周公下年算是攝政年(周公?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成王再過一年正式即位;二是武王崩于十四祀(清華簡武王克殷三年),這 一年史家算成周公延保受命元年,成王下年即位。(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似不當在武王崩年。

    1、成王五祀,現學者很愿意把周公行政七年作成王元祀,但歷譜直接表明這是不可能的。

    2、紅酒贊同的似也是這個主張,只要在《古本竹書紀年》的范圍內,從西周全局推導過西周王年的,這是絕不可能產生的。但相當多的學人,僅從部分年段考慮就做出定論,最后為整個西周斷代,會發現自已矛盾重重。

    第一點,學人可能認為我的說法有主觀性。

    第二點,則是客觀的。
    紅酒 發表于 2014-9-10 12:13:50
    公元前1044年丁酉  武王克殷,遷鼎。
    公元前1043年戊戌  武王崩。
    公元前1042年己亥  周公攝政,成王元年。
    公元前1038年癸卯  攝政5年,成王5年。營建洛邑。
    公元前1036年乙巳  攝政7年,成王7年加冕。
    公元前1035年丙午  成王元年。這里又來一個“成王元年” 類似于文王受命后又受命一回,紀元又從頭開始。如果他們能象漢武帝一樣使用不同的年號就不存在元年又元年,受命又受命。 比如第一次受命用“太初”為年號,第二次用“貞觀”什么的為年號。
    公元前1031年庚戌  成王5祀,初遷國都。
    公元前1027年甲寅  成王定鼎。

    以上是我認為正確的年代流程。

    點評

    紅酒好,您沒理解清我的意思。只要是部分年段的王年分析,是可以任意找到適合的年份的,但是從西周整體上把握,則不同。因為有標準歷日卡定,結論就要受到限制。  發表于 2014-9-10 12:59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9-10 13:41:16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9-10 13:43 編輯

    為什么不贊同呢?一是不合古本紀年,二是另一個歷日,康王12年6月庚午朏,按您或斷代工程的找不出來,斷代工程找出來一個朏日在初五,不贊成。

    點評

    明白你的意思。我的研究是很片面的,甚至不能算是研究。成王定鼎以后的是是非非我沒關心過。西周前期的混亂年代主要在定鼎以前,定鼎以后基本是無誤的。  發表于 2014-9-11 10:18
    紅酒 發表于 2014-9-11 10:32:25
    文王,武王,成王這三混蛋,說受命就受命,說改元就改元,弄都后人都不知道怎么去記載歷史。比如武王克商有十一年說,有十二年說,有七年說……這是因為武王即位以后的若干年他又把自己降為太子,這就形成(太子)七年說,(武王)十二年說。武王沒這么混蛋的,他是跟他父親文王學的(文王受命之后又受命),至于成王也是有樣學樣的混蛋。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9-11 15:38:18
    我們研究歷史文化的目的,就是去偽存真。分析工作也少不得邏輯假設,但一定要有理有據,提出優化結果,未能成定論的,說出其可能性,這也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環節。

    能形成證據鏈的最好。
    朱之信 發表于 2014-9-23 18:42:54
    本帖最后由 朱之信 于 2014-9-23 18:45 編輯

    何尊年代應該是斷錯了,應該是成王親政5年(成王11-12年左右)。《尚書·多方》為周公踐奄后所作。周公攝政4-5年,封衛康叔。四方民大合會并開始作新大邑。先相宅卜宅在成王5-6年(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營成周,后成王親政5年初遷宅成周。
    周公東征,始于攝政二年,東征歷三年之久,不對。魯周公世家“二年而畢定。”《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中每一年做了何事,只是大約年數與先后順序,救亂--克殷--踐奄(三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制禮作樂,第七年致政。 建侯衛與營成周相差未必有一年。

    《今本竹書》成王部分是混亂的,但也可看出建侯衛與成周在周公五年。
    所以《尚書大傳》七件事的年份與實際年份可能有一年差距。不是很準確。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10-3 07:15:25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4-10-3 07:20 編輯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

    據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滅殷。



    乾坤客 發表于 2014-10-3 07:25:15
    其后武王既崩(1),成王少,在強葆之中(2)。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3),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4)。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5),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6),我所以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發(7),一飯三吐哺(8),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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