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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七):文論、詩話、詞曲話

    發布者: 國學 | 發布時間: 2011-10-9 21:01| 查看數: 5444| 評論數: 2|帖子模式

    一、文論

    4 J" |) E' G/ L2 l4 a3 t1、《典論·論文》; d- g# d' a* G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文學專論,三國時期文學專論,作者曹丕即魏文帝。曹丕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魏文帝集》《典論》是他在建安后期為魏太子時所撰的一部政治、社會、道德、文化論集。全書由多篇專文組成。《論文》是其中的一篇這二十篇文章到現在大多已經失散,只剩下殘章斷簡。而幸運的是,《論文》由于被南朝的蕭統選入了《昭明文選》而得以完整保留下來。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論著作,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它之前還沒有精心撰寫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專著。它的產生是中國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期的一個標志。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在這種風氣中為生的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典論·論文》從批評“文人相輕”入手,強調“審己度人”,對建安七子的創作個性及其風格給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四科八體”的文體說,“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價值觀及“文以氣為主”的作家論。他的《典論論文》雖短,卻提出了下列有關文學批評的四個主要問題文學作品的功用。! I4 H5 h% N0 l$ H7 y
      這是曹丕關于文章價值的觀點,曹丕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評價。他肯定文章(指詩、賦、散文、應用文)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這種文章價值觀是他對傳統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學自覺的一種表現,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發展有重大意義和影響。但可惜的是,在《典論·論文》里,他并未對這一觀點加以詳細的展開論述。不過,僅僅是提出這一口號,他在文論史上已經是功不可沒了。這就突破了前此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文學的重要地位。  q6 J# E  ~9 I
      作家修養和作品風格
    , f6 f* H  S9 `" Z  他說:“文以氣(指才氣,即個性)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有本質根據),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強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邁的陽剛之氣,濁指凝重沉郁的陰柔之氣,人的氣質個性可大致分成這兩大類。《典論·論文》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這就是文論史上著名的“文氣”說。以“氣”論文和作家,是曹丕《論文》最突出的理論貢獻。曹丕所謂的“文氣”,是指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稟賦個性氣質,屬于生理和心理范疇,沒有倫理色彩。“文以氣為主”尤其強調了作品應當體現作家的特殊個性,這種個性只能為作家個人所獨有,“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顯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異所導致。詩這種觀點也合符于魏晉人崇尚自然的風氣。由于曹丕非常強調創作個性的這種獨特性和不可改變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獨特個性對于作品風格的決定意義,體現了魏晉時期“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否定了現實習染同樣可以改變創作風格的可能性。這是其理論的缺陷。在《典論·論文》中還對文學批評的態度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比如反對“文人相輕”和“貴遠賤近”,主張“君子審己以度人”,這對文學批評也是良好的倡議,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X7 z2 H/ w$ d
      不同文體特點、標準
    , T4 B/ x  R+ p' h+ H" X2 n# X  在《典論·論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體分類及其各自特點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個性各有所偏的同時,曹丕提出了四科八體說的文體論。“本”指文章的本質特征,即用語言文字來表現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體表現形態,即文體特征或文章在內容和形式方面的特點。無論哪一種文體,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體在表現形態、語言形式、體貌風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著曹丕提出文體共有“四科”八種體裁的文章。并且認為文體各有不同,風格也隨之各異。1 B2 n. b1 k; ~3 j( Q+ \
      指出文學批評應有正確態度
    8 e1 l( T: Z( K& ^  他指出有兩種錯誤態度要不得:一是“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這就是尊古卑今的觀點,這在東漢的桓譚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學術而言,曹丕卻專就文學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見,謂己為賢”、“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就指出了“文人相輕”的積習,是他的創見。作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間互相貶損的弊習,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并且為文人之間的相處指明了正確道路。關于典論論文的幾個問題。3 U4 p, {* T) S: N, a2 [
    2、《文賦》
    " g' K: y7 B: _  u8 b4 i  《文賦》,以其優美的詩的語言.巧妙的比喻,豐富的想象,具體描繪了藝術創作過程某些帶有規律性的文藝現象,這種獨特的論述方式及其精辟的美學思想,在許多方面都頗具卓見。《文賦》的中心是論述了以構思為主的創作過程。1、構思前的準備:著重強調了玄覽、虛靜的精神狀態和知識學問的豐富積累兩方面的內容。《文賦》開篇就說:“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玄覽”與虛靜意思相同,即是排除紛擾,全神貫注地進入創作狀態,而“典故”就是指積累豐富的學養,這樣構思活動才能順利展開。2、構思活動的情狀:《文賦》生動地描繪了構思活動的情狀;首先要進行豐富的想象活動,想象活動超越時空,無限豐富和廣闊,所謂“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情與物在想象過程中的結合,是藝術構思的心然結果。當藝術意象在作家的思維過程中形成以后,就要用語言文字作為物質手段,使它具體地呈現出來。為了尋找最精彩的、最能充分表現在構思中形成的藝術意象的語言文字,就要“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上天下地去尋找。并且,這語言文字還要具有獨創性。3、靈感在構思中的作用:陸機認識到靈感的作用,認為靈感不是人力所能左右,而應順乎自然。陸機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陸士衡集》。
    + C: D6 O! K! i/ v  《文賦》把文體分成十類:即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并且認為,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風格。陸機的文體論在曹丕《典論·論文》“四科八體”說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提出了“十體”說。
    ) B1 X4 ^0 S) @  其中特別是“詩緣情而綺靡”說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影響。所謂“詩緣情”就是說詩歌是因情而發的,是為了抒發作者的感情的,這比先秦和漢代的“情志”說又前進了一步,更加強調了情的成分。這是魏晉時代文學自覺的重要表現。陸機講“詩緣情”而不講“言志”,使詩從“止乎禮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又講“賦體物而瀏亮”,“體物”就是要描繪事物的形象。“體物”就是要描繪事物的形象。“緣情”、“體物”就是要詩賦的文學作品注重感情與形象,說明陸機對文學的藝術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礎上大大深入了步。5 m) i' F& e2 Q2 y' N
      《文賦》對創作過程的具體表現技巧有比較細致的分析:(1)結構與布局:強調必須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辭,使之充分發揮作用。結構應根據內容需要,采取不同形式。(2)意對文辭的主導作用:以意(內容)為主干,文辭為枝條,實則即是主張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3)藝術技巧方面的幾個重要原則:這就是“其會意(具體構思)也尚巧,其遣言(置辭)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注意音節、節奏的音韻和諧美),若五色之相宣。”對詩賦等文學作品,就是要構思巧妙,詞藻華美、有抑揚頓挫的音樂節奏美。(4)具體寫作方法:定去留(選材和剪裁)、立警策(立警句以振醒全篇)、戒雷同(立意、造語要新)、濟庸音(對平庸之處要設法挽救)等。* \5 l& _! i7 Z- Q1 S( b
      文學作品藝術美的五個標準:應(指意和辭的互相配合響應)、和(指意和辭配合和諧)、悲(指文章的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雅(指文辭雅正)、艷(指文辭美麗)。其中的“悲”、“艷”就是要文學作品能充分體現鮮明的愛憎感情,文辭美麗,能真正感動人。這就是強調了文學作品應有很高的藝術美。
    3 {7 c0 Q! M1 E3 w9 b" v: q  《文賦》的影響,《文賦》對六朝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影響極大。《文心雕龍》可以說是全面繼承和發展了《文賦》的文學理論;摯虞、李充的文體論繼承發展了《文賦》的文體論思想;《文賦》還影響了沈約等人的聲律論和蕭統《文選》的文學觀念。
    & N% i5 l! Q0 j, }2 u' Q$ j. a$ N  除了以上的積極影響外,也有人認為,《文賦》過分強調了文學作品的藝術美、形式美,影響了六朝文學的現實主義傾向。
    ; v$ b+ z( a" G& U& Y" K) P0 T  文章流別論
    ) o# o  e4 @) ]: n. L, }& z  關于各種文體的性質﹑源流的專論。晉摯虞撰。摯虞(?~311),字仲洽,京兆長安(今陜西西安市)人。晉泰始年間舉賢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亂餓死。《晉書·摯虞傳》載,他“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後人把《流別集》中所作各種體裁文章的評論,集中摘出,成為專論,即《文章流別論》。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斷散見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中。《文章流別論》是,論到的文體有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哀策﹑對問﹑碑銘等十一種,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評價。文中發揮了儒家傳統的文藝思想,強調文章的人倫與王澤的教化作用;主張詩以“四言為正”,“頌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對浮夸侈靡的文風,如指出“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犯了“假象過大”﹑“逸辭過壯”﹑“辯言過理”﹑“麗靡過美”四過,則是可取的。
    - ]9 {4 q1 ~# t- y  摯虞所采用的評論文體的方法,與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所講的“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著述綱領有相類似之處。所以,明代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摯太常集》的《題辭》說:“《流別》曠論,窮神盡理,劉勰《雕龍》,鐘嶸《詩品》,緣此起議,評論日多矣。”說明它對南朝文學理論專著有著重大影響。7 h# Y5 D! p& R! W
      今有:《摯太常集》見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4 a1 ^+ g* A& |  M6 i3、《詩品》, q- z2 Q3 x8 t1 Q* J: D: @
      我國第一部論詩的專著。《詩品》,鐘嶸著。鐘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他在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他的《詩品》是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監十二年)以后于今南京寫成的它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后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斗爭中的產物鐘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借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 y' I/ E$ W8 U' I9 q《詩品》所論的范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里,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里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并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并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 F$ b0 ?8 \. c* B: M
      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鐘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鐘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
      @) q& C8 B7 P- J" y  鐘嶸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于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著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著眼于比興寄托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于潘岳,靡于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并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里他已經說五言詩“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釁釁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于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征,例如評范云、丘遲詩說:“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o: j. X. H. {# n# }/ L1 c
      鐘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為源的原則錯誤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系是比較錯綜復雜的。鐘嶸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于國風,阮籍詩出于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于李陵,嵇康詩出于曹丕,陶潛詩出于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據。至于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于“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 鐘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艷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0 {  v, y% A7 Q# Z6 u- @$ B
      《詩品》對后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影響。. N6 Z1 m4 [8 m9 `# l0 |
      今有:《詩品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詩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詩品譯注》中華書局1998年版;《詩品校釋》呂德申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詩品譯注》周振甫譯注,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詩品人間詞話》哈爾濱出版社2007年版;《詩品、詞品》毛佩琦主編,萬卷出版公司2009;《詩品研究》,曹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 u" a. s0 U: P* k& y4、《文心雕龍》
    : X# I9 c8 ?% A( z, q8 d& o  古代文學理論著作。作者劉勰。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理論家。漢族,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日照市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劉勰早年家境貧寒,篤志好學,終生未娶,曾寄居江蘇鎮江,在鐘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隨僧佑研讀佛書及儒家經典,32歲時開始寫《文心雕龍》,歷時五年,終于書成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巨著,該書共計三萬七千余字,分十卷五十篇,書超前人,體大而慮周,風格迥異,獨樹一幟,對后世影響頗大。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成書于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502)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魏晉時期,中國的文學理論有了很大的發展。到南北朝,逐漸形成繁榮的局面。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在其歷史發展中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既為《文心雕龍》的出現準備了條件,也在《文心雕龍》中得到了反映。《文心雕龍》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書包括四個重要方面,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5篇,是全書的綱領,而其核心則是《原道》《徵圣》《宗經》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諸于圣,宗之于經。從《明詩》到《書記》的20篇,以“論文序筆”為中心,對各種文體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進行研究和評價。以有韻文為對象的“論文”部分中,以《明詩》《樂府》《詮賦》等篇較重要;以無韻文為對象的“序筆”部分中,則以《史傳》《諸子》《論說》等篇意義較大。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20篇(《時序》不計在內),以“剖情析采”為中心,重點研究有關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是創作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則主要是文學史論和批評鑒賞論。下部的這兩個部分,是全書最主要的精華所在。加上最后敘述作者寫作此書的動機﹑態度﹑原則,共50篇。主導思想:《文心雕龍》全書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采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梁時代以前的美學成果,細致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鑒賞的美學規律。它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全是劉勰的獨創。其中“神思”是劉勰繼《文賦》之后,對形象思維的進一步探索。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想象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
    : _; u  }5 [' Y( r, `/ _  文學史觀: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把已往這一方面的理論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劉勰也很重視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在《通變》篇中,他根據揚雄關于“因”“革”的見解所提出的“通變”,即文學創作上繼承和革新的關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膽的創新:“日新其業”,“趨時必果,乘機無怯”。只有不斷的創新,即《文心雕龍》所說的“變”,文學創作才會得到不斷的發展:“變則其(可)久”(《通變》),“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但它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只有將“通”與“變”﹑“因”與“革”很好地結合和統一起來,文學創作才有可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通變》)。. h0 t3 }1 \  k4 K& K2 `& ?( ]9 y
      文學批評:頗多精到的見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探討批評問題的較早的專篇文它提出了批評的態度問題﹑批評家的主觀修養問題﹑批評應該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論述雖然帶有經學家的氣息,但不少論述都是較精辟的。例如關于批評態度問題,劉勰非常強調批評應該有全面的觀點。因為作家的才能稟性不僅“修短殊用”﹑“難以求備”(《程器》);而且,由于文學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是豐富而多樣的,因此批評家就不應“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否則就會出現“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的現象。又如對于批評家,他特別強調廣博識見的重要性:“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并且根據桓譚的“能讀千賦則善賦,……能觀千劍則曉劍”(《全后漢文》卷十五《賦道》),提出了一個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論斷:“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知音》)認為任何批評中的真知灼見,只能是建立在廣博的學識和閱歷基礎之上的。這些意見不僅對當時作家們“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丕《典論·論文》),“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曹植《與楊德祖書》)的不良批評風尚具有積極的針砭意義,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作為一個批評家來說,劉勰有時也是缺乏應有的識力和判斷的,例如他對杰出作家陶淵明,竟一語未及。
    * X- h( f2 [2 O  文學評論:劉勰則對創作中的主客觀的關系等,作了更為明確而全面的論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賁華”等現象之美,是一種客觀存在,所謂“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原道》)。同時,又十分強調創作主體即作家先天的稟性﹑氣質﹑才能(《體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學識修養等對文學創作反映現實美的重要性。》),“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神思》),認為作家觀察外物,只有帶著深摯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強烈的感情色彩,藝術表現上才會有精巧的文采。強調情感在文學創作全過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學創作要“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情采》)。在風格論的基礎上,劉勰特別標舉“風骨”。“風骨”一詞本是南朝品評人物精神面貌的專用術語。文學理論批評中的“風骨”一詞,正是從這里引申出來的。“風”是要求文學作品要有較強的思想藝術感染力,即《詩大序》中的“風以動之”的“風”。“骨”則是要求表現上的剛健清新。“風骨”的理論,既是針對南朝浮靡的文風而發,也是從傳統文學理論中概括出來的。“風骨”之說,對唐代詩歌的發展,曾經發生過重大的影響。《文心雕龍》關于藝術想象的理論,也有精辟的論述。繼承《文賦》關于這一問題的見解,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發揮。《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這一成語,論述藝術想象超越時空限制的特點:“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但他又比陸機的觀點大大前進了一步,認為藝術想象并非凌虛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見為饋貧之糧”的形象化的比喻,說明藝術想象的基礎只能是客觀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這一見解,是符合實際的。同時,它又提出“神與物游”的重要觀點。“神”即“神思”,是六朝時期的常用語匯,意即思維的特點是不疾而速的;語出《易·系辭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觀現實。“神與物游”即指作家在藝術想象的全過程中,始終離不開具體﹑感性的物象,兩者始終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這正是形像思維的特點。《文心雕龍》還強調指出,唯有當作家的精神心理處于“虛靜”狀態,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紛擾時,才能更好地馳騁自己的藝術想象力。“虛靜”之說源于道家,荀子曾有進一步的發展,而劉勰將它創造性地運用于文藝創作理論。
    / [, H0 n/ d5 D8 f! P  《文心雕龍》在論述藝術想象時,還提出了“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等見解,強調藝術想象要有平日廣泛的積累和生活知識,這樣就為他的藝術想象的理論奠定了堅實的樸素唯物主義的基礎。《文心雕龍》繼《文賦》之后,對于藝術想象及形像思維的論述,對后世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王昌齡所說的“神會于物”(《唐音癸簽》卷二),蘇軾所說的“神與萬物交”(《書李伯時山莊圖后》),黃宗羲所說的“古之人情與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黃孚先詩序》)等觀點,都是漤觴于《文心雕龍》“神與物游”的。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還對“辭令”“志氣”和語言的關系作了很好的闡發。
    * T! B! E& Q" {+ Q  1、初步建立了文學史的觀念
    2 D9 h/ ]) @6 k: K  作者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他在《時序》篇中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并在《時序》《通變》《才略》諸篇里,從上古至兩晉結合歷代政治風尚的變化和時代特點來探索文學盛衰的原因,品評作家作品。比如他說建安文學“梗概而多氣”的風貌,是由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而形成;東晉玄言詩泛濫,是由于當時“貴玄”的社會風尚所決定。注意到了社會政治對文學發展的決定影響。不僅如此,他還注意到了文學演變的繼承關系。并由此出發,反對當時“競今疏古”的不良傾向。這些都是十分可貴的。1 ]1 k% F6 S' @5 c9 u  |
      2、論述了文章內容與形式的關系0 Y5 T. D& k/ r( ~7 E
      分析論述了文學創作內容和表現形式的關系,主張文質并重。在《風骨》篇里,他主張“風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強調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間,他更強調“風”、“情”的重要,他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堅決反對片面追求形式的傾向。* C/ O( o5 |* W" w
      3、總結文學創作的經驗教訓/ c) U2 m* L3 }8 D' _
      從創作的各個環節上總結了經驗,提出了應該避免的失敗教訓。他指出,在創作上,作家“神與物游”的重要,強調了情與景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轉化。他還指出,不同風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氣質與后天的學識、習染存在著差異的結果。針對當時“近附而遠疏”、“馳騖新作”的風氣,他提出了繼承文學傳統的必要,論述了文學創作中“新”、“故”的關系。此外,他對創作中諸如韻律、對偶、用典、比興、夸張等手法的運用,也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1 b3 w# }6 N% v6 O  O" l
      4、初步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6 D2 [, x! E7 J" C  z
      在《知音》篇里,他批評了“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各執一隅之解”的不良風尚,要求批評家“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六觀”的批評方法:一觀位體,看其內容與風格是否一致;二觀置辭,看其文辭在表達情理上是否確切;三觀通變,看其有否繼承與變化;四觀奇正,看其布局是否嚴謹妥當;五觀事義,看其用典是否貼切;六觀宮商,看其音韻聲律是否完美。這在當時是最為全面和公允的品評標準。
    : e7 n+ x% }% d. n; X2 a  }4 a  5、歷史局限性
    1 e7 n  \+ r- Q; }& l  《文心雕龍》雖然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特別是“宗經”﹑“徵圣”等儒家思想對于他的文學理論有不少消極影響;但是,這并不妨礙它成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一部名副其實的“體大而慮周”﹑“籠罩群言”﹑富有卓識的專著,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份十分寶貴的遺產,受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理論工作者越來越多的注意和重視。
    # J, d- F; ?' k6 s5 B/ u. h2 i( B  6、版本和注釋
    4 x2 T8 d5 B: _  \! k( U  在中國,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注釋﹑翻譯著述頗多。現存最早寫本為唐寫本殘卷(藏北京圖書館)。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黃叔琳本,今人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等;4 \- _! D6 L6 h; p2 F
    《文心雕龍注釋》劉勰著,周振甫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文心雕龍注》南朝·宋·劉勰,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文心雕龍今譯》周振甫,中華書局1986年版。$ f1 l0 [0 j$ I& `5 ?
    5、《文章緣起》
    7 Z: H$ J5 ^% t" w% \; r: p  古代第一部文體論專著,專門探討各類文體的起始之作,舊本題梁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任昉(460—508)是齊梁間著名文人。任昉(fǎng)(460~508),字彥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今山東壽光,一說山東廣饒)人。南朝梁文學家。自幼“聰明神悟”,四歲能誦詩,八歲能文,“雅善屬文,尤長載筆,聲聞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駒也。”16歲被舉為兗州秀才第一。宋末奉朝請,拜太常博士。齊時被王儉引為主簿,深得賞識。官至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梁時歷任義興(今江蘇宜興縣)、新安(今浙江淳安縣)太守。一生仕宋、齊、梁三代,為官清廉,仁愛恤民,離開義興時,“舟中惟有絹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監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蕭衍“悲不自勝”,“即日舉哀,哭之甚慟”。任昉寫文章時擅長表、奏、書、啟等文體,文格壯麗,“起草即成,不加點竄”,而同期的沈約以詩著稱,時人稱“任筆沈詩”。沈約稱任昉“心為學府,辭同錦肆”。王融“自謂無對當時”,可是一見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儉見其筆札,“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于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又與沈約、王僧儒同為三大藏書家。“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任防、王融、謝朓、沈約、陸倕、范云、蕭琛、蕭衍)。作《奏彈范鎮》文,他反對范縝的“神滅論”。著有《述異記》2卷、《雜傳》247卷、《地理書鈔》9卷,《地記》252卷、《文集》23卷、《文章緣起》1卷等。《地記》、《雜傳》等近500卷,均佚。今傳明人輯《任彥升集。
    # w$ J- W. s' i  k) ]  t  對文章體裁的分類研討,是文學走向獨立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在漢代,它僅限于個別文體,到六朝就出現了一批綜論各體的論著。曹丕的《典論·論文)首肇其端,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和李充的《翰林論》都將它與分體選文相結合,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用全書五分之二強的篇幅詳論各體文章,并確立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周密的文體論體系。任窻的《文章始》之作,順應了六朝時期深入研討文體的潮流,并另辟蹊徑,專門探討各體文章的起始之作,成為古代第一部文體論專著。盡管它的理論價值難與《文心雕龍》、《詩品》等文論巨著相比,而且即使在文體論中,它也只涉及了“原始尋根”一個方面,但是,這部著作涉及的文體面頗廣,也有鮮明的特色和獨到的見解,對后世又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因此,它仍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文體論著,古代文論史上應該給予它恰當的評價和地位。對于文體分類,《文章緣起》共列為84題,而《文選》選文,分為38體;《文心雕龍》論及的文體,總數達120種左右。據對照查核,《文章緣起》列舉的84題中,只有十幾種沒有為《文選》和《文心雕龍》所涉及,而且這十幾種多是較次要的文體或某些文體的細類,如謁文、悲文、祈文、告文、哀頌、讓表、勸進等。可見,在文體分類上。) T% }8 X- j3 C: `7 D; Y0 q
      今有:《文章緣起》商務印書館1918年版;《文章緣起》中華書局1985年版;《文章緣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Q; ?6 G) k" |9 P
    6、《初月樓古文緒論》
    $ a* q6 }# x9 _5 ~# ~6 q  古文理論著作。一名《古文緒論》,1卷,共60則。清代吳德旋著,呂璜記述。吳德旋(1767~1840)字仲倫。宜興(今屬江蘇)人,著有《初月樓文鈔》10卷,《續鈔》8卷,《詩鈔》4卷等。呂璜(1778~1838)字禮北,號月滄。永福(今屬廣西)人,著有《月滄小集》等。吳德旋初與張惠言同學古文,后師事姚鼐,論文亦宗之,頗以柔澹古雅為美,力排惲敬雄奇縱橫之說。此書著重講古文寫作的某些規律,亦評及歷代作家、作品。所論重法度,也談風神、氣、韻,而于古文之體裁、風格辨析甚嚴,以為小說、語錄、詩話、時文、尺牘,“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但書中之論尚非吳氏古文理論全貌,須與文集中論文之作互相參照。
    , @5 s6 k: O- ^  此書有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本,常州盛氏《常州先哲遺書后編》本,二者皆與《初月樓論書隨筆》同刊。& Z- A9 T- Q0 n7 R' U7 d4 z
      今有:《論文偶記、初月樓論書隨筆、春覺齋論文》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1959年版;《初月樓論書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歷代文話,2007年版。5 T4 R5 n3 x$ R& o
    7、《文則》
    % T4 @& N% L/ H  三卷,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專談修辭的著作。宋人陳骙著。 陳骙,字叔進,臺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累官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知秀州、寧國府、太平州等。光宗紹熙元年(1190),召為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1191),詔陳時政得失,陳骙疏陳三十條,上自用人、納言,下至飲宴、頒賞,頗能切中時弊。三年三月(1192)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1193)參知政事。寧宗時,宗室趙汝愚為右丞相,兩人意見不協。韓侂胄以策立功擅大權,也對陳骙不滿。于是骙不久致仕。骙喜獎掖后進,能破格用人,熟悉前代掌故和當時規章法令,文詞古雅辭官后,獨居一室,孜孜不倦地整理舊著。嘉泰三年(1203)卒,年七十六歲。著有:《中興館閣錄》十卷《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古學鉤玄》《政鑒錄》等。
    ' N7 a0 {. _% C. }* m  本書中國最早的一部研究辭章學的專著。齊梁劉勰雖在《文心雕龍》中提出過文法修辭等若干問題,但不是成系統的專著。成書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此書以六經諸子文為范例,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項,計62條,探討了詩文寫作的一般性原則,對修辭和煉句的方法,以及不同文體的風格特征。消極修辭論、積極修辭論、語法、篇章修辭論以及文體風格論。;《文則》“雖以事出創造,不無瑕疵”,但論及了語法、句法、辭格、文章、風格、文體等多方面內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辭學體系,體現了現代修辭學界所倡導的廣義修辭觀;陳骙雖是對《詩》《書》《禮》《易》《春秋》等靜態書面語言的考察,但用動態的辯證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體現了動態的辯證的修辭觀。
    " N7 I; p3 y: i  B8 y2 k9 x  今有:《文則》,《歷代文話》本王水照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中國歷代文章學論著選》陳良運主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 O; N* w( t5 K; q* i" O$ F' H; J8、《書影》
    5 @+ p" h$ R+ }! ~6 T$ l' E  清代詩文筆記,又名《因樹屋書影》,10卷。清初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學者稱其為“櫟園先生”,明末清初文學家、篆刻家、收藏家。該書乃他在獄中無可檢閱,記敘生平所學、所見、所聞的札記。書史取“老人讀書只存影子”之語,以“書影”為名,又因囚于刑部獄因樹屋中,故全稱“因樹屋書影”。集中包羅著很多評詩賦,論文風,談藝壇掌故,述文人軼事的篇什,而所涉及的范圍之廣,又遍及小說、戲曲、繪畫諸多方面。書中內容龐雜,或考釋典籍,或評論詩文,或議論經史,或談藝論技,或記載奇聞異事。特別是《書影》中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小說史料。如關于小說批評家葉晝的生平事跡,《水滸傳》的作者、版本等問題的介紹等,比較珍貴。作者獄中所作,無從檢校,僅憑記憶而能如此博洽周詳,實屬難得。是書于康熙六年(1667)由賴古堂刻。雍正三年(1725)由懷德堂重刊。此書不但可以增長見識開闊眼界,而且對研究文學史和研究文藝的人來說,都是大有裨益的。
    4 Q) J/ {2 j$ G9、《藝概》# _. [+ u2 g7 w& Z$ L- a4 m4 b
      清代文學作品評論筆記,6卷,劉熙載撰。 詩文評論著作。著者清代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晚號寤崖子。江蘇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曾官廣東提學使,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于經學、音韻學、算學有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藝,被稱為“東方黑格爾”。著有《古桐書屋六種》、《古桐書屋續刻三種》。5 l- I! @2 b4 m
      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人,出身于一個比較貧寒的知識分子家庭。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官拜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編修。同治三年(1864年)補國子監司業、廣東提學使,不久請假返回故鄉,從此離開官場。晚年寓居上海,擔任龍門書院主講,長達14年之久。他始終保持著一個學者的本色,閉門讀書、寫作。正像俞樾在《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所說的:“自六經、子、史外,凡天文、算術、字學、韻學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而尤以躬行為重。”
    1 w% n; \6 d6 z3 x- w- u" Z  《藝概》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寫成的,是劉熙載對自己歷年來談文論藝的札記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訂。六卷中,《書概》和《經義概》分別談論了書法藝術同詩與畫的關系以及治經與八股文寫作的關系,其他部分都是專門論述文藝創作的。他的寫作目的也相當明確,就是“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達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目的。% Y2 c# J0 ]% s
      《藝概》是作者平時論文談藝的匯編,成書于晚年。全書共6卷,分為《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分別論述文、詩、賦、詞、書法及八股文等的體制流變、性質特征、表現技巧和評論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謂談藝“好言其概(《自敘》),故以“概”名書。“概”的涵義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簡馭繁,“舉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觸類旁通。這是劉氏談藝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藝概》一書的特色。所以和以往談藝之作比較起來,廣綜約取,不蕪雜、不瑣碎,發微闡妙,不玄虛,不抽象,精簡切實。, D( B) {, `+ W9 o$ q& E, N
      《藝概》的寫作缺乏完整的體系。它采取的是以三言五語論述創作上的一個問題或評論一個作家、一種文學現象。他把自己的這部著作,以“概”名之,是因為“欲其詳盡,詳有極乎”?因此采取“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的辦法,以期起到觸類引申、舉一反三的作用。綜觀《藝概》全書,的確也基本上做到了這點。尤其在論文、詩、詞、賦諸部分中,對作家作品的評定,對文學形式的流變,對藝術特點的闡發等,時有卓見確論。《藝概》的寫法是傳統的詩話的寫法,用短短幾句話,評論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概括其藝術特點。但是比起傳統詩話的多部著作來,《藝概》有兩個特色:一、它評論作家、作品,主要著眼于藝術作為審美創造的特點和規律,理論性比較強,不像傳統詩話、詞話那樣,用大量篇幅記載傳聞逸事或搞史料考證。所以它更帶有美學的性質。二、它不像傳統詩話、詞話那樣,只涉及文學的一個門類,而是涉及詩、文、詞、曲、書法等藝術的各個廣泛門類,這在過去也不多見。: p: }- P4 p( A8 V- l1 X4 ~: A
      《藝概》最突出的特點,是對藝術創作中一系列辯證關系的探討,對于這些關系的探討比起前人來更自覺、深刻和全面。他從解剖各種藝術的具體實踐出發,概括出100多個對立統一的美學范疇,意在運用兩物相對峙的矛盾法則來揭示藝術美的構成和創作規律。可以說,矛盾法是貫穿《藝概》全書的中心思想,也是劉熙載論藝及其審美方法論的核心。他所排列出的一百多個對應范疇,構成了藝術辯證法的一個獨特的審美體系,這既是《藝概》的一大特點,也是劉熙載在總結古代藝術辯證法方面的一大貢獻。這個審美體系的基本內容,可以從七個方面加以概括:主觀與客觀統一的本質論、真實與虛幻統一的真實論、“一”與“不一”統一的意象論、似花還似非花統一的意境論、陽剛與陰柔統一的風格論、用古與變古統一的發展論、人品與詩品統一的鑒賞論。
    ' I  x1 J; x% @4 m- s  劉熙載是一個重視躬行實踐、力求獨善其身的儒者。他論詩話文評曲品詞,十分強調作家思想感情以及為人處世的“人品”在創作實踐中的作用和影響,提出了“詩品出于人品”的著名論斷。這也是他文藝品評的重要原則和文學評論的核心。
    / ^- y: E2 Y' J# g  知人論世,是我國文藝批評和文藝理論的基本觀點,所以就有“讀其文想見其人”的評論。劉熙載的“詩品出于人品”,就是認為詩品是人品的一種反映,是詩中的人品。前者具體指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水平的高低,后者指作家的道德品質。從這個觀點出發,在《藝概》中,對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推崇;對于品格不高者,則常有微詞。他稱屈原的《離騷》,“一往皆特立獨行之意”(《賦概》)。這就是說,屈原的《離騷》正是他高潔人格的表現。他說柳宗元的散文是“民心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郁結處”(《文概》)。柳宗元關心人民疾苦,立志改革,才使他能夠寫出那么好的文章,既直接尖銳地對現實加以揭露,又能抒發他思想上積郁的對現實的不滿。他認為詞也是詞品出于人品,說:“論詞莫先于品”(《詞曲概》)人品體現在作者的文品中,就連書法也不例外。他說:“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書概》)還說:“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書概》)這就強調了人的才學、思想、性情,是書法中最重要的。
    9 ?" Z- u. t* V/ P, Z8 P# Z0 \) U  基于上述思想觀點,劉熙載對一些作家作品的認識,往往相當深刻、明確,進而評點其價值意義。他能夠透過一些作品撲朔迷離的表面現象,發掘出作家作品深層的思想內涵,揭示作品的真實內容和藝術價值。在評論李白、杜甫的異同時,他明確指出:“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有為言之也。屈子《遠游》曰:‘悲時俗之迫厄兮,愿輕舉而遠游。’使疑太白誠欲出世,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耶!”(《詩概》)這就清楚地指出李白的“志在經世”,李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他的一些描寫神仙境界的游仙詩,表面上看來浪漫、超脫,可仍然是一種“有為言之”的創作。為了把問題說得更為確切,劉熙載還以屈原的《遠游》為類比,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論杜詩,認為杜甫“志在經世”,又善于抒發真實情感,這樣的人,如果能夠得到明主的器重,為世所用,一定能夠“濟物”救世。他說:“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可為看詩之法。”(《詩概》)宋代關于蘇軾、辛棄疾的詩詞,他十分推崇,《詞曲概》里面說:“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煢。”又說:“英雄出語多本色,辛棄疾詞,于是可尚。”他對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質,又有偉大的抱負和愛國心的作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相反,對那些在創作上雖然也有很高造詣,但是人品上欠缺,或內容空泛的作家作品,卻表示出明顯不滿,甚至加以否定。他尖銳地指出那些描寫歌姬、舞女的詞作,“類不出綺怨”。(《詞曲概》)說北宋大家周邦彥與妓女談情說愛的詞,不過是其淫情蕩旨的宣泄,“當不得一個‘貞’字”。這在晚清浙江詞派與常州詞派大都推崇溫庭筠、馮延巳、柳永和周邦彥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副清涼劑。
    4 m1 S3 d1 v  h" O5 |  劉熙載對于藝術創造中“天”、“人”的關系,即自然和人工的關系,有很好的論述。他提出了一個“天”、一個“人”。“天”即自然—人工—自然的三段式,這是一個藝術創造的三段式。他說:“書當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謂書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復天也。”(《書概》)所謂“肇于自然”,就是說,藝術家創造的審美意象,應該回到自然,不露人工的痕跡。所以叫“由人復天”。他還說:“《左氏》森嚴,文瞻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概》)“古樂府中至語,本只是常語。一經道出,便成獨得。詞得此意,則極煉如不煉,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天籟矣。”(《詞曲概》)《檀弓》的渾化、古樂府的“極煉如不煉,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于天籟”,就是“造乎自然”,也就是“由人復天”。
    - F4 W: b  J' _2 u  《藝概》論文既注重文學本身的特點、藝術規律,同時又強調作品與人品、文學與現實的聯系。劉熙載認為文學是“心學”,是作家情志即“我”與“物”相摩相蕩的產物。所以論文藝貴真斥偽,肯定有個性、有獨創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對因襲模擬、夸世媚俗的作風。他注意到文學創作存在兩種不同的方法:或“按實肖象”、或“憑虛構象”。并重視藝術形象和虛構,認為“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所以對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較深刻的認識。如說莊子的文章“意出塵外,怪生筆端”,乃是“寓真于誕,寓實于玄”;李白的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其實與杜甫“同一志在經世”。他運用辯證方法總結藝術規律,指出:“文之為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經義概》)。又說“物一無文”,但“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藝概》對物我、情景、義法種種關系的論述,就著重揭示了它們是如何辯證統一的,突出了我、情、義的主導作用。
    # P8 n" W) i1 _  由于把握藝術辯證法,劉氏考察創作問題、評價作家作品,往往深入一層,高出一頭,有精辟獨到的見解。他強調作品是一個有機整體,論所謂“詞眼”、“詩眼”,提出“通體之眼”,“全篇之眼”。他談批判與繼承的關系,指出“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他對不同旨趣、不同風格的作家作品,不“著于一偏”,強分軒輊,其長處與不足都如實指出,如說:“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云氣少’也。”他論表現手法與技巧,指明“語語微妙,便不微妙”,“竟體求奇,轉至不奇”,強調“交相為用”、“相濟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藝術范疇,如深淺、重輕、勁婉、直曲、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諧拗、淡麗等等。, k7 l4 K; K( Z' e& |
      劉熙載認為文學“與時為消息”,重視反映現實、作用于現實的所謂“有關系”的作品。他還把作品的價值同作家的品格聯系起來,強調“詩品出于人品”。所以他論詞不囿于傳統見解,推崇蘇軾、辛棄疾,批評溫庭筠、周邦彥詞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約派詞為“變調”,而以蘇軾開創的豪放派詞為“正調”。他的詞論,在清亡前后有一定影響。沈曾植稱許他“涉覽既多,會心特遠”(《菌閣瑣談》);馮煦謂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論詞》);王國維《人間詞話》則對《藝概》拈出作品中詞句來概括作家風格特點的評論方式以及個別論點,都有所吸取。
    / Y. n3 j0 s' j7 T8 e% p" \  《藝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的《古桐書屋六種》本,今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藝概注稿》袁津琥著,中華書局2009年版。
    * P. q! {; K/ p2 h+ i  N6 q10、《國故論衡》! E3 n( Z. y# m0 J# o
      近代學術論著,3卷,章炳麟撰。章太炎(1868-1935),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學乘,后改名絳,號太炎。漢族,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國近代著名樸學大師。著名學者,研究范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魯迅,周作人,黃侃,錢玄同等近代著名文人皆出其門下。
    3 ~, n: m! ~* o; ?, X- F# v《國故論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論小學,共十一篇。討論語言、音韻問題,大抵根據聲韻轉變的規律,上探語源,下明流變,考證詳核。中卷論文學,共七篇。首論文學界說,以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屬于“文”的范圍:亦述歷代散文、詩賦的優劣,大抵于論辯之文尊晚周、魏、晉,于詩賦薄中唐以降。下卷論諸子學,共九篇,通論諸子哲學的流變,于道家推崇特至,謂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經國莫如《齊物論》”。《齊物論》為《莊子》的一篇。該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論小學,共十一篇。討論語言、音韻問題,大抵根據聲韻轉變的規律,上探語源,下明流變,考證詳核。中卷論文學,共七篇。首論文學界說,以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屬于“文”的范圍:亦述歷代散文、詩賦的優劣,大抵于論辯之文尊晚周、魏、晉,于詩賦薄中唐以降。下卷論諸子學,共九篇,通論諸子哲學的流變,于道家推崇特至,謂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經國莫如《齊物論》”。
    # U; d4 D1 F) d0 D1 A( M2 d. B" J  本書為章太炎重要的國學著作,分小學、文學、諸子學三卷,系統論述文字音韻學、文學、文獻學、周秦諸子學、經學及佛道之學等,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前人於后兩卷著力較多,而往往視小學為畏途。然章太炎有云“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故不可不察。上卷小學十一篇:小學略說,成均圖,音理論,二十三部音準,一字重音說,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古雙聲說,語言緣起說,轉注假借說,理惑論,正言論。特色所在。中卷文學七篇:文學總略,原經,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論式,辨詩,正裔送。
    ) C6 _: [* e3 c  w- b4 \5 ]9 {/ f! n  《國故論衡》于1910年初在日本刊行。今有《國故論衡疏證》龐俊、郭誠永疏證,中華書局2008年版;《國故論衡》陳平原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萊閣叢書本,2003年版;《國故論衡》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最新評論

    國學 發表于 2011-10-9 21:03:23
    31、《詩人玉屑》
    ' {7 Z7 C: ?* Z4 J  宋代詩話詩話集,20卷。南宋魏慶之著。魏慶之,字醇甫,號菊莊,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有才名而無意仕進,種菊千叢,常與詩人逸士在菊園中吟誦。有人曾賦詩贊譽他說:“種菊幽探計何早,想應苦吟被花惱。”可知他過著以種菊、賦詩為樂的隱逸生活。慶之與當時詩人有廣泛的交往,這給他輯錄南宋詩話帶來了不少方便。" n$ w! @# w; ~
      《詩人玉屑》據《四庫提要》說,約成于南宋度宗趙禥(1265~1274)時,但本書卷前卻有黃升作于淳佑甲辰(1244)的序,按理,沒有先于成書二十年之久的序,因而詩人玉屑》當成于理宗淳佑年間。它評論的對象,上自《詩經》、《楚辭》,下迄南宋諸家。一至十一卷論詩藝、體裁、格律及表現方法,十二卷以后,評論兩漢以下的具體作家和作品。它博采兩宋諸家論詩的短札和談片,在現在不少書已難以尋覓的情況下,《詩人玉屑》為我們保留了許多的重要資料。魏慶之的輯錄,并非大段大段地抄錄和摘取,而是將其“有補于詩道者”,根據他自己對詩歌理論的見解,以詩格和作法分類,排比成卷,滲透了他對詩的形成、體裁、韻律及歷史詩作的看法。
    0 l% J  ]/ S) b, J/ l# l  《詩人玉屑》集諸家論詩之成,其排比大致有敘,可以當作宋以前的中國詩歌史資料來看,從中可獲得關于我國詩歌發展的輪廓和許多關于詩歌體裁的知識。如:卷一《詩辨》引《滄浪詩話》的說法,指出“詩之法有五”卷二《詩法》引用晦庵(朱熹)關于詩歌分段的說、關于詩的作法、禁忌卷二《詩體》談各種詩體的起源和沿變。卷十二《品藻古今人物》,對歷史上著名的詩人都作了評論。9 [2 P4 V3 T; z3 `3 W
      關于《詩人玉屑》的版本:傳本《詩人玉屑》俱為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的《詩人玉屑》,是由王國維先生之子王仲聞先生整理的。它以古松堂本為底本,校以日本寬永十六年刻本,參酌明嘉靖本,并全部迻錄王國維據宋本校寬永本的校語。使讀者既可窺見宋本之面目,又可獲見王國維在校勘上的成就,是目前較全較精的本子5 [+ w0 f& G6 `$ C* o
    今有:《詩人玉屑》古典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詩人玉屑》王仲聞點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982年版,以古松堂本為底本,校以日本寬永十六年刻本,參酌明嘉靖本而成。《詩人玉屑》中華書局2007年版。
    : b; F$ H6 M6 X  r32、《后村詩話》& T5 m4 X( o) D1 M0 k
      《后村詩話》,有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四庫全書》鈔本。
    1 P: H" k% a# V: W$ X8 M  據學者考證:后村寫的前、后集各二卷《詩話》,始于他六十歲后,即淳佑至寶佑(1247~1257)之間。《續集》四卷,成于他八十歲時的咸淳二年(1266)。《新集》六卷,成于咸淳四年(1268),時年八十二歲。這時,劉克莊因年老目疾,或口授家人記錄,其為記憶口述之差;或由轉寫時的筆誤,時有枘鑿。
    8 X' P$ t, I% N  《四庫總目提要》云:“宋代諸詩人,其集不傳于世者十之五六,亦皆賴是書以存。”這當是《后村詩話》的文學價值所在。$ x$ O' W, ~; G0 l: J6 x
      劉克莊的《后村詩話》分前集、后集、續集及新集四部分。前集和后集是他六十歲到七十歲時所作,續集和新集則是他在八十歲左右時所作,前后相差十余年,其中所提出來的觀點以及所建構的體系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新集部分,只是專錄唐詩警句,和理論基本無涉。因此,筆者在通讀劉克莊詩歌理論著作的基礎上,以《后村詩話》的前后兩集作為研究對象,對當時劉克莊的詩歌理論觀點做兩個方面的探討。' d+ S" e) j9 l) J4 l( g3 J: i7 \
      第一,劉克莊的詩歌理論是初具體系的,這種體系的構建是以他的文學史觀為基礎的。關于劉克莊的文學觀,研究者做得并不多,我在此以《后村詩話》的摘要為基礎,為劉克莊的文學史觀勾勒一個簡單的輪廓,并找出其中特點。) M. Q) t6 ^3 o* P* T, U; I
      首先,在每個文學史的時代,劉克莊能找出其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作品,來作為當時文學史的優秀代表,以此來建構一個基本的文學史觀。首先是唐以前:“自《國風》、《楚辭》而后,故當繼以《選》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織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其次是唐代:“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沖淡之音,一掃六朝之纖弱,趨于黃初、建安矣”;“杜詩為詩家祖宗”;“舉世為元和體,韓(愈)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為一家之言”;“長慶體太易”;“當舉世競趨浮艷之時,雖豪杰不能自拔,孟生(東野)獨為一種苦淡不經人道之語”;“韋蘇州為詩家最高手”;“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最后是宋朝:“(西昆體)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本朝…宛陵為開山祖師”;“元祐后,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性情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陸游)南渡而后,故當為一大宗”;“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廢搜索,縛律者少變化”。這樣一來,僅從《后村詩話》前后兩集中所找出的觀點,就能基本建構起一個簡單的文學史輪廓。這充分反映了劉克莊作為一個詩歌理論家所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見解。雖然這里只是一些斷句的拼合,但是卻基本能連貫始終。劉克莊在《序林子顯》這篇文章中曾談到:“五言詩,三百五篇中間有之,逮漢魏蘇李曹劉之作,號為《選》體;及沈休文出,以浮聲切響作古,自謂靈均以來未睹斯閟,一唱百和,漸有唐風。…五言如孟浩然、劉長卿、韋蘇州、柳子厚,皆高簡要妙,雖郊、島才思拘狹…未可以唐風少之”這里他就把散見于其詩話的見解貫穿了起來,表達了他的文學史觀。劉克莊之所以能夠如此抽象的把握漫長文學史的脈絡,和他的學力是有關的。他的《后村詩話》“網羅眾作,見取材之博;評選愜當,見學力之精”,正是如此精博的學識,才足以支撐他做出精當的概括。! h$ |0 m$ y6 a& r9 p7 l
      其次,劉克莊在文學史觀上獨持見解,他在每一段以及每一段的代表作家那里,不僅看到其作為代表流派的優秀之處,更能不時指出自己的看法。宋代詩論家往往是薄今厚古,時代越古的詩便越有古風。劉克莊雖有時也不免此病,然而他還是能夠從詩歌藝術的角度做出比較客觀的判斷。像他指出的“張籍《還珠吟》為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后漢辛延年所作,…籍詩本此,然青勝于藍”。唐人詩作勝于東漢詩人辛延年的著名詩作,雖然劉克莊在詩話中并沒有給出具體的理由,但是能夠做出這樣的判斷,已經相當了不起了。他在論及唐詩的時候,雖然極力學習模仿,提出“杜詩為詩家祖宗”,在《后村詩話》新集中更是一味摘抄唐詩警句,然而他對唐詩所做的批評也不少,最為典型的就是他在詩話提出的“唐詩雖雕琢對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聯,惜不多見”。在說到宋詩時,劉克莊持了很大的批評態度:“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廢搜索,縛律者少變化”。但是在有的地方還是找出其值得發揚的優點。在論及《西昆酬唱集》時,他提及歐陽修非常討厭“西昆體”,接著有把西昆體表揚了一番:“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6 ]) ]0 y6 n& o# K
      第二,劉克莊在《后村詩話》前后集中,一方面抑卻輕浮恬淡的詩風,說“(杜甫)篇篇都做‘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道了,則似近人詩矣”。另一方面卻有極力贊揚這種詩風。比方說,他評論梅堯臣“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殊不草草”;贊揚蘇舜欽的詩句“樹陰滿地日午早,夢覺流鶯時一聲”“極似韋蘇州”而韋蘇州在劉克莊的詩歌理論中是第一流詩人;評論“青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句“有元和意度”;論滕田的田園閑適詩“可入圖畫”。劉克莊不僅贊揚這種詩風,并且在詩話錄入詩歌佳句時,這種句子也遠遠多于豪放雄健的詩歌。例如他錄入的“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柳色知春淺,鐘聲覺寺深”等等。劉克莊在《后村詩話》中如此著重這種風格的詩歌,并且和他提倡的雄放如此矛盾,是有幾方面原因的。; Z6 Z( p6 H7 d' i- |
      首先,參見《劉克莊年譜》,可知劉克莊一生數起數落,在京任職時勇于言事,以國事為己任,所寫詩歌大部分是政治現實詩,曾寫名句”詩人安得有青衫,今年和戎百萬縑”。然而在寫作《后村詩話》前后集期間,他三年知漳州,三年丁母憂,三年主明道宮。如果說以前的劉克莊積極出仕,敢于任事的話,那么六十歲后的劉克莊在這“江湖”的十年里,寫作詩話時,心境歸于平淡了。在官場風波如此,“后村希望找到一個安適的小巢窠,讓青山環抱碧溪繚繞,讓這些自然之美來填補他心靈的虛幻”。于是,他寫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園之作,大部分是清新活潑細膩柔和之作。像“小憩城西賣酒家,綠蔭深處有啼鴉。主人嘆息客來晚,謝卻酴醾一架花”(《出城》)、“榕聲竹影一溪風,遷客曾束系短蓬。我與竹君俱晚出,兩榕猶及識涪翁”(《榕溪閣》)等等。這自然影響到了他的詩論。
    . l- R# J! D1 c6 O  其次,劉克莊對“自然”美學境界有所追求。他大力提倡“性情說”,指出“詩之體制,歷千年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正是在性情的引導之下,劉克莊才會如此的對自然恬淡的詩風有了轉變性的熱愛。他對江西詩派的那些束縛非常看不慣,認為那些詩歌不和性情,且不自然。他追求的是像陶淵明那樣的風格。這種追求對他詩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 m9 J: ]$ L' U; Z7 R7 C* Q0 l8 m  今有:《后村詩話》中華書局1983年版;《后村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后村詩話》《宋詩話全編》本,1998年版;《后村詩話》,中國詩學叢書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 R. t4 Z. a, ^: l4 n1 p0 r, O2 H. E& [33、《對床夜語》
    . ?, F' t3 ~0 S  I( ^2 ^  宋代詩話,五卷,南宋范晞文撰。范晞文,字景文,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理宗景定中太學生,與葉李上書劾賈似道,竄瓊州。元至元間以薦授江浙儒學提舉,未赴,后流寓無錫以終。事見清嘉慶《無錫金匱縣志》卷三○。著有《對床夜話》。
    , U* g1 K2 q3 \/ S5 A/ z0 @9 P& B" f  兩人夜間對床共語。典出宋蘇轍《逍遙堂會宿》詩序:“轍幼從子瞻(轍兄蘇軾)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游宦四方,讀韋蘇州(韋應物)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馮去非序:“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書一編,語甚綺而文甚高。時夜將半,翦燭疾讀,不能去手,大類葛常之《韻語陽秋》。”- f, @$ q/ o9 D9 @3 w5 v
      卷二嚴滄浪又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影,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是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 T4 _' q7 g% {+ a; ^  卷一:霍去病志得意歡,作歌曰:“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漢時言語,自非後世可企。  O8 J5 j( {" e( ^' D  F; G
      蔡琰雖失身,然詞甚古,如“不謂殘生兮卻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為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
    6 T6 b* W& j$ s6 v8 K- R8 Z  卷四: 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王昌齡《長信宮》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孟遲《長信宮》亦云:“自恨輕身不如燕,春來還繞御簾飛。”王建《綺岫宮》云:“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鮑溶《隋宮》云:“煬帝春游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張喬《寄維揚友》云:“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懷吳中友》云:“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韋應物《訪人》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王涯《宮詞》云:“共怪滿衣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賢》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環?月如襟。”白樂天《暮江吟》云:“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劉長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云中。”韓?《即目》云:“須信閑中有忙事,曉來沖雨覓漁師。”此皆意相襲者。又杜牧《送隱者》云:“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高蟾《春》詩云:“人生莫遺頭如雪,縱得春風亦不消。”賀知章《還家》云:“兒童相見不相識,卻問客從何處來。”雍陶《過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誰知曾是客移來。”賈島《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李商隱《夜雨寄人》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此皆襲其句而意別者。若定優劣,品高下,則亦昭然矣。; U  A. T" Y- Z/ b. ]
      今有:《對床夜話滹南詩話》,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兩初編本,1937年版;《對床夜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對床夜話》臺灣·木鐸出版社1981年版。
    ) w. }. T' U& X0 K7 Q% s6 x5 u4 F34、《貴耳集》
    ' t0 X5 x" [3 _% o  南宋詩人軼事及作品的筆記集,三卷。張端義撰。宋代張端義(1179~1248后)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原籍鄭州,居蘇州。端平元年至三年間(1234~1236)應詔上三書,得罪,被謫韶州(今屬廣東)。工于詩,近于江湖詩派。此書作于淳祐年間被謫時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韶州安置。此書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馀,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為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為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為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揚雄《太玄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圣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即侯也,非獸也,案《桯史》載金海陵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雞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思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諧謔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5 l! B+ z1 k6 Z) b5 s/ X
      《貴耳集》入《四庫全書》子部雜家的雜說類,分上、中、下3卷。有關詩人、文人的評述約100則,占全書的十分之四。包括唐代的李頎,唐末的黃巢,北宋的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南宋的李清照、朱敦儒、陸游、范成大、楊萬里、蕭德藻、辛棄疾、項安世、趙蕃、周文璞、戴復古、劉過、趙師秀、翁卷等。金朝狀元汪世顯、作家吳激,西夏作家張元的詩詞及軼事,亦有所記載。采錄范圍較廣作者論詞,往往超出時流,卓有見地。如評李清照的《聲聲慢》開端十四疊字,以為“乃公孫大娘舞劍手”,超出本朝能詞之士。其論詩著眼于時代,如評論從金統治區回來的作者所作的“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認為雖未為絕唱,然而讀之“使人增感”。作者錄此,即“寓感慨之意”。但書中考經論史部分,往往有疏漏明清以來,諸多叢書對《貴耳集》多有輯錄。《說郛》收錄若干篇章,《歷代小史》收錄一卷,《寶顏堂秘笈》收錄二卷,均有刪節,直至毛晉輯的《津逮秘書》才將三卷收全。此后清代的《四庫全書》、《學津討原》和民國初年編的《叢書集成初編》均收錄為三卷。《叢書集成初編》本編者按語說“《學津》從《津逮》出,故據《津逮》本影印,并附《學津》本提要于后”。實際《叢書集成初編》本在集中同時還選用了《四庫全書》本提要。《四庫全書》本未注明版本來源,但與《叢書集成初編》本相比較,差別不大。因此可以推斷,其選用的也是《津逮》本,但又根據某種版本作了校勘,所以又稍稍有別于《津逮》本。尤其是集中涉及到當時對北方少數民族的蔑稱,《四庫全書》本編者站在滿清統治者的立場,均妄自作了改動,已有悖于張端義的原意。校點者此次選用了《叢書集成初編》所影印的《津逮秘書》本作為底本,同時又以《四庫全書》本作互校。根據《古都鄭州文化叢書》編委會的統一體例,僅對書中明顯的錯訛字進行更正,其馀概從原貌,不作增刪。凡兩版本不同之處,均以校記以示說明。
    # L% s0 X: P7 J2 o  有《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四庫全書》本、《武英殿聚珍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b. \6 H6 @! B3 q" p
      今有:《貴耳集》中華書局1958年版,1985年版;《西臺集貴耳集》陳斌梁玉瑋校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貴耳集》,見《全宋筆記》第二輯,大象出版社2006年;《貴耳集》,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v4 ]0 a  t2 R3 D3 A# s/ I
    35、《青箱雜記》' ~' b6 l1 E- Z) o
      吳處厚撰吳處厚,字伯固,邵武(今屬福建)人。仁宗皇佑五年(1053)進士,授汀州司理參軍。神宗熙寧中,為定武軍管勾機宜文字(《青箱雜記》卷二)。元豐四年(1081),為將作監丞(《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一),遷大理寺丞。出知通利軍,改漢陽。哲宗元祐四年(1089)知衛州(同上書卷四二四),未幾卒。有《青箱雜記》十卷。《宋史》卷四七一有傳。《青箱雜記》成書于北宋元佑二年,作者吳處厚因歪曲詩詞陷害宰相蔡確而為時人所不齒,但作者喜好讀書,能詩善賦,又長期處于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謂見多識廣,博聞強記。此書多是記載宋代及五代朝野雜事、詩話掌故等。處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進士,初為將作丞,以王圭薦,授館職,出知漢陽軍,后擢知衛州,卒.其書皆記當代雜事,亦多詩話.晁公武讀書志謂所記多失實,又譏其記成都置交子務,誤以寇瑊為張詠,案處厚以干進不遂,挾怨羅織蔡確車蓋亭詩,驟得遷擢,為論者所薄,故公武惡其人,并惡其書.今觀所記,如以馮道為大人之類,頗乖風教,不但記錄之訛,然處厚本工吟詠,宣和畫譜載其題王正升濦景亭詩一首,剡史載其自諸暨抵剡詩二首,皆綽有唐人格意,故其論詩往往可取,亦不必盡以人廢也。) L7 D& _* @6 I% S  R
      由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撰,共十卷,多記宋及五代朝野雜事、詩話及掌故,書中引到的魏野、李淑、王禹偁、王安國